二十世纪新史 第五章 大展宏图 第六十六节 关税

秦时竹 收藏 1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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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最近一直忙于毕业论文写作和定稿,耽误了更新,请各位读者谅解!自即日起,如无特殊情况,恢复正常更新。

政治似乎永远和争吵联系在一起,中国如此,日本如此,英国同样也是如此。

在考虑大英帝国远东利益的问题上有两派分歧,朱尔典代表了其中一派,即认为中国新政府的崛起和日渐强势虽然对英国的在华利益不利,但还是处于可以控制的局势当中。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不仅在国力上远远大于中国,而且其野心和贪婪程度也不是中国可以望其项背的。中国的着眼点,在于收复一些象征意味更浓的权利,以昭示新政权和前代政权之间的不同性,老练的朱尔典将其概括为中国人一贯的“追求面子”的举动,抛开各自的立场不论,朱尔典有时也认为中国政府的某些举动是可以让人理解的。但是日本不一样,日本是为了攫取更大的权益,甚至是希望独占在华利益。如果将这头饿狼释放出来,虽然从短期上看强化了英国在华的发言权,但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英国在华权益的逐步丧失,说不定日本什么时候还会反噬。这倒是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在真实历史上,日本的的确确是按照这个思路做的。

另一派则以在伦敦的官僚老爷为代表,他们对于远东的情形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只知道整天念叨英德矛盾,大英帝国利益受损,他们压根不知道每个殖民地的具体情形,更何况中国还不是殖民地呢?他们的目光只是牢牢地被吸引在欧洲上面,认为牺牲一些远东的利益来换取日本对于英国在欧洲问题上的支持是完全值得的,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玩火自焚的后果。不幸的是,这种人物无论在声音还是力量上都不是朱尔典这种负责具体事务的外交官员可以相提并论的,8月8日,在这批人物的推动下,英国政府向日本递交照会,援引英日同盟盟约,要求日本派出海军清除中国沿海的德国伪装巡洋舰。

在接到有关内部通报的电报后,朱尔典哭笑不得,这完全是主观臆想再加妄自推断的产物结合。德国在远东确实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但这种军事力量相比整个德意志帝国的战争机器是微不足道的,根本不足以构成对英国利益的损害。况且,中国政府已经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各国利用在华基地从事敌对行动。外交部的大人物似乎把中国方面的有关声明看作是中国一贯以来软弱形象的延续,压根就不明白中国新政府的意义何在。朱尔典认为,中国海军的实力虽然不到日本的一个零头,但就是这一点兵力就已经足以对付所谓的德国伪装巡洋舰了。更要命的是,照会中居然还点出了“中国沿海”这么大一块地方,他心里在暗暗咒骂,这些昏庸的家伙到底明不明白所谓“中国沿海”到底意味着什么?从理论上说,这一带可以北起朝鲜附近海域,南到安南附近海域,相当于在欧洲北起波罗的海海域,南到地中海海域这么一块辽阔的地方。如果在英国国内有人建议将这么大一块地方让俄国或者法国负责缉捕德国的伪装巡洋舰,一定会被人斥责为疯子,可就是这么大一块地方,却交给了野心勃勃的日本,让他简直无言以对。

在与唐绍仪的会谈中,朱尔典心情很恶劣,他甚至不顾外交礼仪,在会谈中直言不讳地抨击外交部的官僚作风,那种深恶痛绝的态度让人觉得他朱尔典简直是最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当然,唐绍仪是不可能被这些表象所迷惑的,哪怕是另一方当事人的真实态度,他也绝对不会为之动摇,因为有关的立场和要采取的策略在会谈之前已经基本定局了,他不会忘记秦时竹和他之间的那一番谈话:

“在中德、中日、中英三组外交关系中,少川兄以为何者最重要,又以何者最为危险?”

“以中德关系最重要,以中英关系最为危险。”

“不然,我倒认为中日关系最为危险。”

“何故?”唐绍仪虽然在政治取向上偏重于英美,但并不表示他就是亲英美派,乍一听到秦时竹的言论感觉非常惊讶。

“不必讳言,三者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程度、手段和目的都有所区别;这种区别不仅取决于他们的实力,更取决于他们内部的体制和政治传统,少川兄应该不会忘记,在当年那场力量对比悬殊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议会仅仅是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对华动武的议案,你能想象这种可能性出现在日本这种国家么?”

“恐怕不能。20年前,日本为了占领朝鲜、侵略辽东,都敢对北洋舰队下手,像那般稳操胜券的事情,他早就不知道干了多少次。”

“所以,英国基于全球力量的平衡和内部各个派别的平衡,不太可能直接动用军事手段来对付我们,而日本近在咫尺,黩武气氛最为严重,动不动国运相赌,20年前赌赢了一次,10年前又赌赢了一次,难保今天还会再试图下重注。”秦时竹继续说,“我打个比方,现在欧战爆发,我国所产的钨矿作为战争机器不可缺少的东西,你认为英、德、日三国会以何种手段加以筹划所需?”

“这个……”唐绍仪没有想明白秦时竹到底想说什么。

“英国会以现款购买,但多半会在关税、银行金融、矿物品位上做文章,这符合他们的特色;德国多半会以机器设备、军火装备和我们做交换,甚至还有可能派出工程师来协助我们采矿;你猜日本会怎样?”

“估计多半要求租借矿区,独占开发。”唐绍仪苦笑着摇头,“日本不是一直在要求采矿权么?铁矿、煤矿、金矿、钨矿、铜矿,凡是矿他们都想要。”

“所以,一旦把日本逼急了,他们更容易采取军事行动这种极端手段。”秦时竹笑笑,“这里我们就很容易看出区别,英国作为最大的殖民国家,其广袤的殖民地决定了他们拥有丰富的资源来源,其发达的金融体制保证了他们最大程度的贸易能力;德国作为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其制造业水平决定了他们的交换能力,手中有货,不怕换不到资源。而日本,要技术没技术,要金融没金融,偏偏野心还大……”

“那青岛方面怎么办?据说日本也准备对青岛下手。”唐绍仪忧心忡忡。

“我们和德国人达成一致是解决青岛问题必不可少的一环,和英国人的沟通和妥协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程序。但是,光靠这些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青岛是日本人力图染指的,它们总有借口和托辞……不要以为日本口口声声英日同盟,维护远东秩序,它只不过是为了借这个幌子攫取自己的利益而已。”

当然,在和朱尔典谈论青岛问题时还要优先考虑中英关系正常化之间的几个障碍:第一,西藏问题。随着朱德率军入驻西藏,藏区的局势就一天一天稳定起来。虽然外交部的几个谈判代表还在印度和英国人磨洋工,但谁都清楚这无非是嘴皮子上的较量罢了。中国政府毕竟是对西藏拥有合法主权的政府,任何分裂西藏的企图都会遭到反对。朱尔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况且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试图分裂西藏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一个英国士兵都要用于对德作战,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哪怕有一丝一毫用在别的战场都是让人难以容忍的。在保证了主权,挫败了麦克马洪线的企图后,唐绍仪适时地做出让步,承认英国方面对于“西藏事务传统的影响力”,保证尊重“印度方面和西藏地区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将努力维护“大英帝国在西藏的一些特殊利益和文化交流渠道,前提是不干涉中国内政,不侵犯中国权益……”,朱尔典代表英国方面承认“中国政府有在西藏驻军的权力和维护和平的权力”,承诺不支持任何“西藏独立或自治的行为,但前提是中国政府保证不侵害西藏所拥有的传统权利和行政体制,不将西藏地区改制为行省……”这个持续了一年多的梁子算是在双方各退一步中了解了。英国获得了实惠,中国赢得了“面子”,这也是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影响力恢复的一个新起点。

第二,存款问题。关于奕劻在汇丰银行的存款,中英双方扯皮了许久,一直没有动静。英方以全部没收为要挟,中方以停止支付各项借款和《辛丑条约》等各项条约的赔款为抗辩。此时同样各退一步,朱尔典保证,英国政府愿意“督促银行有关方面对中国人士的存款进行调查,要求他们接受并予以配合中国政府对于犯罪行为的合理审查”,保证“英国政府及其在华机构绝不会成为犯罪分子的包庇者”,强调“任何非法所得都不能逃脱正义的制裁。”唐绍仪则代表中方在确认款项数额后将迅速采取行动,“凡是已经到期的英国借款,一律从该项存款名下拨付,超过还款期的借款予以按照合同利息计算,但不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对外赔款中的各项数字,经双方共同确认后同样按照借款方式操作。”经过七零八落的一顿计算,中方实际可得赃款数字超过730万英镑。至于这730万英镑的款项同样经过了绕弯处理,在欧战已经爆发的前提下,英国金融链条吃紧,一下子要拿出730万英镑的转移支付非常吃力,中国方面承诺将此项金额完全用于购买英国的战争债券,再以此债券为抵押,由英国政府斡旋向美国方面申请贷款

第三,关税问题。关税问题是中英之间最敏感,最难解决也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自1840以来,列强为了保障不平等条约关于关税特权方面的规定,为了发展洋商在华的进口贸易,垄断中国市场,曾经千方百计地夺取中国海关的行政权和关税征收权;但是不论在条约的规定或在实际工作中,在清代外籍税务司制度建立后的许多年间,都没有取得过海关税款的保管权;就征收权来说,也只限于估税的权力,收效则归海关监督管理下的海关银号。如在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清政府虽然承诺“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也只限于“通商各口收税如何严防偷漏”以及一些港务设施管理问题。1860年的《北京条约》,特别是l895年的《马关条约》和1901年的《辛丑和约》签订之后,中国海关虽然一步步地沦为债权国家的代理机关,但也只是极力扩大关税征收权力,罗掘关税税源,以备如期偿偿以关税为抵押的债、赔款项而已,而对税款保管权则从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即便在文本中,不论是条约、札谕或其他文件中,税务司在关税方面的权力,都只局限于关税征收权,从未涉及税款的保管权。他们征收的税款,一律由清政府指定的银号收纳;税款的保管和支出,完全由清政府指派的海关道或海关监督负责,税务司或其他外国势力都无权干预。所以,终清一代从理论上说中国虽然丧失了部分海关关税征收权,但仍保留着税款保管权。

但是,这一脆弱的平衡被辛亥革命所打断。随着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刚刚被正式委派为总税务司的英国人安格联(赫德此时已经病死)以确保如期偿付到期外债、赔款为理由剥夺海关税款保管权,当时以总税务司名义出头,强令将各处海关的关税收入存入汇丰银行,并强调没有总税务司的指令任何人不得动用。由于清政府当时处于革命风暴的风雨飘摇中,为了换取虚无缥缈的“国际干涉”不但同意将南方各处已经落入革命党人之控制的海关关税保管权移交给税务司,就连在北方、仍处于清政府掌握中的其余海关关税保管权(比如天津)也移交给税务司,而支持安格联此项行动的则是以朱尔典为首的公使团。

凡事总有例外,当时处于东北军政府控制之下的东三省海关关税在秦时竹和日、俄两国的交易中被保留了下来,当时约定除了日、俄两国的赔款和借款外,秦时竹领导的军政府有权提用关余(指关税余额)。安格联曾经在这件事上和秦时竹等人扳过手腕,但没有成功。第一,东北是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任何大的举动没有他们配合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日、俄两国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很难再为英国人火中取栗;第二,安格联曾经指使当时在海关中工作的关员辞职,但英法籍关员辞职后,总有中国、日、俄乃至德国籍关员补上,强行辞职只能导致英国势力被逐出上述海关;第三,军政府当时已经控制了秦皇岛,这是中国的自开商埠,不但有关税征收权而且业务人员基本都为华人,革命军可以强令进出口交易通过秦皇岛办理(只是登记而已,并不一定要从秦皇岛出入)那样一来,东北海关的税收必然急剧下跌并随之带来其余借款抵押风险的增加,由于日、俄的借款利益已经得到军政府保证,德国和军政府之间有其余利益交易,受损失最大的只能是英法,这是总税务司不愿意看见的。后来,在朱尔典为承德形势斡旋后,总税务司和东北方面也实现了谅解,东北方面承认总税务司对于东北境内的海关拥有统一领导权,而总税务司则承认东北方面对于关余有自由支配权,可不必存入汇丰银行。由于东北是货物进出口要地,再加上秦时竹很早就废除了很多苛税和厘金,东北的进出口贸易额不但没有因战争而受到影响,反而加速上涨(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成本较低,分流了天津等地的关税而导致)。北疆政府之所以日子比较好过,不仅因为有北方实业这个造血机器,几处海关的控制权也是裨益甚多。

但是,自秦时竹当选总统入主中央政权后,关于海关控制权又成为中英交恶的关键点。以安格联为代表的总税务司和以朱尔典为代表的公使团不肯放弃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特权,借口清政府既然已经允诺而且中国新政府业已表明“维持和遵守一切国际义务和条约”的态度,袁世凯政府在和各国接洽“善后大借款”的草案中也有类似提议,那么中国新政府应该正式承认总税务司拥有前述权力。而中国方面则认为,这种要求无论从法理还是道义上说都是说不通的,中国和各国之间并没有任何有关这一事项的文本依据,而且清廷当时做出的决定是风雨飘摇中的紧急行为,根本不足以代表中国的正式态度。现在大局稳定,自然应该恢复到以前正常时期的局面。唐绍仪在和朱尔典接洽的过程中强硬地表示:“海关征税权利为我国既有之主权,绝不会拱手让与他国,安格联虽系外员,却是为中国政府服务之官员,若其固执己见,则中国政府必欲去其而快,中国人、美国人乃至德国人都可以担任这一职务……”

朱尔典当然明白这句话后面的意思,唐绍仪明着是指责安格联的不是,但没有一句话不是在指责他朱尔典的。若是搁在以往,不要说商谈,就是中国政府敢于说出这种话语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时代不同了,朱尔典无法再继续对抗。秦时竹在东北已经有关这样的“先例”,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比如,可以在崇明岛上设立一个海关,让流经上海、江浙海关的货物从那里登记出入口,成为事实上的主要海关。虽然洋员控制了海关的大权,但大部分在海关工作的基层人员都是中国人充当的,难保他们不在爱国情绪的激励下为中国政府效劳。更何况,这是个“无法无天”的总统,如果他派兵接收海关关权英国又能怎么样?派遣军队来进攻么?可大英帝国现在分身乏术啊!

当然,唐绍仪选择在此时发难,也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的。一方面固然是时机问题,吃准了英国人焦头烂额,非逼迫对方让步不可;另一方面也是着眼于增加中央控制权的大局。清代中央政府逐渐对地方失去控制,主要原因在于在财政上失去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不但中央财政要仰仗地方解款输送,而且各项赔款、借款都要由地方分担,在这个前提下,地方当然也理直气壮地要求分润本地的海关收入。几乎每个海关关余的六成到七成都是被地方截流的,南方各省尤其严重。总税务司将海关关税全部纳入汇丰后,固然是掌握了中国的关税大权,但在另一方面也为中央政府收归税收统一大权创造了机会。秦时竹在私下里和唐绍仪说道:“虽然英国人把我们的关税全收了去,但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还不得不感谢英国人,正是他们把钱收走后防止了地方滥用关税。你想想,倘若冯国璋、朱瑞有动用本省关余的权利,他们的军队该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起来?中央解决他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哪怕不用军事手段,单纯和地方扯皮就够中央忙乎几年的……总税务司把各地的钱全收上来了,很好!免得中央一家家去收嘛……所以说安格联在这件事上是‘有功的’,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工具嘛!虽然不是他自愿的!”

因此,中英关于海关关税的控制权问题还是可以找到利益共同点的,在双方各退一步后,有关协议又达成了。中国做出的退让是:“中国政府废除已设海关方圆50里地内的常关(即内陆征税机构),将其征税权力一体纳入于当地海关;中国政府承认,今后倘若自行开放商埠、设立海关,则一体纳入总税务司监管范围……”,而总税务司则发表声明:“鉴于中国政局趋于稳定,中国政府做出了履行一切国际条约和义务的庄重承诺,本总税务司即日起即将海关关税剩余部分存入中国中央银行,由中国政府财政部支配;总税务司同时承认自1911年以来各地海关人员的变更。”次日,安格联发表声明:“……为充实海关力量,总税务司决定举行海关特别文官考试。”双方同时一致声明:“双方承认,中国政府及其相应机构对海关缉私负有义务,总税务司对于缉私工作负有领导和监察之责。”

当然,海关关税控制权只是中英在关税问题上对立的冰山一角,更为要害和致命的则是关税税率制定问题。自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求和并签订《江宁条约》后,中国关税主权开始遭受侵夺:其一,从订约的内容来看,自通商五口税则订定之后,中国不得自定征税则例,实际上海关进口税由洋人说了算,一直保持逢百抽五之境地;其二,进口货之内地通过税,受“不得过某分”的限制,只准值百抽2.5,而国货所需要缴纳的厘金大大高过此数,实际上是对国货予以歧视性待遇;其三,由于银价跌落,而关税税则多年不得更改,真实关税连5%都不到,只有2%-3%左右,在大量廉价国外工业品的倾销下,国货奄奄一息。

就这样,从1858年订定的旧税则一直施行到1901年缔结《辛丑条约》为止,前后44年未曾修改一次,中国关税权力丧失殆尽。在此44年间,清政府也曾经两次要求修改,都因国力孱弱而无结果,中国日益成为列强倾销商品的市场。直到《辛丑条约》签定时,为筹议赔款,洋大人们方“恩准”清政府要求加税的要求,但即便这样,也不容许对税率加以变更,只说将值百抽五的税则增加“切实”二字,自民国政府成立以来,虽然一直也有更改税则的建议,但列强根本没有放在眼里,阻力最多的就是英国。

秦时竹当选总统以后,一直重视财政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厘金废除、税收调整、保护工商、扩展实业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在关税问题上一直进展不大,中外商品还是面临不平等竞争。唐绍仪和朱尔典的会谈也自然很难迅速取得谅解。

好在清政府虽然软弱无能,但多多少少还保留一些权力,在出口关税方面中国拥有较大的自主权。7月份以来,中国政府陆陆续续调高一系列产业的出口关税,比如钨、钢铁、煤、纺织品、粮食等出口税率由5%上调至12.5%,并拟进一步上调。当时这在列强看来简直是中国政府的自杀之举,这等于是要断绝各出口商人的财路,有些报纸甚至还不怀好意地认为“中国政府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江浙财团参与三次革命,和这一政策有莫大的关系。

但是,自三次革命被平定和欧战爆发后,轮到各国观察家大跌眼镜了,中国的这一政策虽然造成了7月份出口的大幅度下滑和大量货物积压,但同时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利益——欧战一爆发,上述货物的价格猛涨,那些商人原本因为税率调高卖不出去而迁怒于政府,到这时反而感谢起政府来。财政部的一纸命令,让他们推迟了销售,但也等来了好时机,钢铁、纺织品、粮食等大宗物资涨幅在30%左右,着实发了一笔横财,而冤大头无一例外都是洋鬼子。至于战争需要的特殊物资,如钨、铜、锑、铅等金属,涨幅超过50%,而且还有加速上涨的趋势。在德军攻破列日要塞,并向法比边境推进的时候,财政部再次下发通知,将各种战略物资出口关税提至25%。当时的国际市场上,中国是钨和锑的第一大出口国,铅的第三大出口国,美国是钨的第二大出口国,镍的第一大出口国,而智利则是硝石和铜的第一大出口国,在和他们协商后,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提高了战略资源出口的关税,坐享“战争红利”,一时间,国际金属市场价格暴涨。

英法两国一直以来认为自己殖民地甚多,贸易和商业发达,对于战略物资的获取相当容易,并不屑于囤积和储存,在战争爆发的头半个月就吃足了苦头——英镑和法郎轻微贬值,各种资源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各资源输出国的提价政策对德国影响很小,德国一直以来在囤积战争物资,而中国方面为了帮助德国渡过难关,故意用大量战略物资抵偿德国贷款,让他们非自愿地加速囤积,德国也因此拥有了将近1年半的战争储备(石油除外)。更由于德国海军不如英国强大,一旦开战必然面临被封锁的局面,根本也不指望继续从国外进口。因此,各大资源输出国的提价行动让德国人叫好不已——这意味着该死的英国佬和法国佬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应付战争,这对于德国是有利的。俄国就更惨了,虽然本身资源丰富,但限于工业和采矿实力的孱弱,短时间内无法生产,甚至于因为适龄人口大量动员后参军,连粮食和军火都开始出现短缺。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绍仪抛出了提高进口关税的建议,只要英国答应将进口关税提升至12.5%,中国方面可以考虑降低一些出口关税。但骄傲的英国人并不肯轻易服输,他们只同意将关税提升至7.5%,并且出口关税不得高于10%,双方的立场和要价相去甚远,自然是谈不拢。

在进行几轮会谈都没能取得显著进步后,唐绍仪只能向秦时竹做汇报。秦时竹微微一笑后说道:“既如此,那让秉三试试看吧,我们还有一张好牌没有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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