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上海的万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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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金一笑


文/潘莹斌 本文仅发表在我自己的百度贴吧内


相比上海的其他老宅来说,为了博得少妻一笑而花费万金的王伯群住宅多了些许浪漫的成分在内,两人的故事在当时的上海也曾风传一时,薛理勇为我们讲述了这段趣事。

位于长宁区愚园路1136弄31号的长宁区少年宫内,有一幢精致漂亮的建筑。解放前,先后有国民党要员王伯群、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居住在这里,所以这幢住宅的称谓颇多,有称“王伯群住宅”,有称“汪公馆”,也有称“周佛海住宅”的。实际上这幢住宅是由王伯群出资建造的,一直是他的私产。他也在这里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该宅还是称“王伯群住宅”为确。

王伯群(1885-1944),原名文选,字荫泰。贵州兴义人。他的大弟王文华(字电轮,又字果严)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任黔军总司令、贵州省省长。在讨袁战争期间任广州军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1921年他奉孙中山之命赴上海,试图劝说浙江都督卢永祥协力讨伐徐世昌、段祺瑞,3月16日下午5时,他被北洋直系收买的自己的部下袁祖铭杀害于上海一品香旅社。

王伯群的小弟王文彦(字人俊),在王文华遇害时仅18岁,他即被孙中山召去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三期学生。1931年后任何应钦(其姐夫)军政部警卫团团长,1944年时任国民党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王伯群早年赴日本留学,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他从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回国,1912年与章太炎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组为统一党),并在上海担任《大共和报》的经理。护国运动期间,王伯群返回贵州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幕,后历任贵州约法会议议员、贵州黔中道道尹、贵州省省长之职。1924年王伯群回到上海。这一年有三百余名厦门大学的师生因闹学潮而集体来上海,并计划在上海另创“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学生中有何应钦的三弟何纵炎,而王伯群则是何应钦的大舅子(王伯群胞妹王文湘是何应钦夫人),于是王伯群当即捐资两千远支持大夏大学,他也被公举为大夏大学的董事长,其他董事还有吴稚晖、汪精卫、邵力子、马君武等人。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他出任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大夏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美航空公司董事长等职。王伯群的弟弟王文华、王文彦均为武官,而王伯群则是地道的文职。

王伯群生活十分检点,没有不良嗜好,只是长期沉浸于中年丧妻的苦闷之中。他任交为了对得起花容月貌的娇妻,王伯群花费30万元之巨在上海造一豪宅给保志宁一个惊喜,其每平方米的造价高于同类住宅一倍以上通部长期间,大部分工作在南京部里,但是因为在上海兼任着交通大学,大夏大学校长,以及一些其他的社会职务,所以他又必须定期和不定期地来上海,在上海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确实有诸多不便。他的胞妹王文湘十分景仰和尊敬大哥,总想着暗中牵线,为大哥寻觅一位合适的妻子。由于王伯群是大夏大学的校长,何应钦的三弟又是该校的毕业生,所以王文湘经常出席大夏大学的活动。她发现大夏大学有一位叫保志宁的女学生长得十分漂亮,性情文雅而不失大家风范,社会活动能力又很强。经打听得知,这位有大夏大学“校花”之称的美女还是政绩颇佳的上海教育局局长保君健的侄女,门当户对,正是当大哥妻子的最佳人选。而这一年王伯群已46岁,而保志宁仅20出头,相差足足“两匝”(一匝为12年)。于是她一方面做保志宁与她叔叔保君健的工作,另一方面去做大哥的工作。

王伯群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又是国民党政府的要员,还身兼几所大学的校长,他在生活和行为上相当自律,一听说妹妹介绍的对象是一位比他小两匝的女子,而且还是自己当校长的大学里的学生时便一口回绝,王文湘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将此事暂搁一边,但是她还是千方百计将保志宁带到王伯群出席的各位社交场合。王伯群最终未能抵挡住天生丽质的保志宁的“诱惑”,最终同意了这门亲事。


王伯群在上海没有固定的住所,这对一个家庭来讲总有诸多不便,也为了对得起愿意下嫁给自己的花容月貌的娇妻,他决定在上海造一豪宅给保志宁一个惊喜。

经过几次挑选,王伯群将新宅选址在闹中取静的愚园路上。住宅占地10亩,南面临愚园路,从安全上考虑,大门不开在愚园路上,而是用很传统的篱笆相围,另筑一条小路,即今1136弄,汽车可以通过这条路直接驶入宅邸。

这幢住宅的南面是大块的草坪,还建了一个私用的网球场,可以供主人和客人散步或运动之用。主建筑由美商协隆洋行(Fearon,Daniel&Co.)的中国建筑师柳士英设计,辛丰营造厂营造,为一幢以英国哥特式复兴风格为主的“折衷主义”建筑。住宅为四层砖木石混合结构,建筑的背面(北面)及东、西两侧仿欧洲中世纪城堡式样,以深褐色的面砖作外墙贴面,显示出古城堡的苍劲,古朴,窗户多用斩毛假石镶边,窗顶设计为四心尖券,确实有欧洲中世纪城堡的印痕,于是不少人将该建筑定性为“中世纪欧洲城堡建筑。”

实际上判断建筑的样式或风格一般以主立面为主,而该建筑的主立面较多体现出英国哥特式复兴艺术的特征:正主面以中间为纵轴线,两侧形成对称;底层不作为住宅的主要用房,而是储藏室和工作人员用房;纵轴线两侧设计对称的石扶梯,步上扶梯可进入二楼的正客厅。客厅的面积相当大,除了会客外,还可充当宴会厅、舞厅、酒吧等。三楼以上则是主人用房,设计有主、次卧室,书房,会客厅等。据说,这幢豪宅仅营造费用就高达30万元之巨,每平方米的造价高于同类住宅一倍以上。

王伯群与保志宁的婚礼就是在新落成的豪宅里举行的。为了给新娘一个惊喜,王伯群派专人赴意大利定塑了一尊大理石天使像,这一举动确实令新娘受宠右惊(据说,这座天使像后来在少年宫分割房间时藏进了夹层里)。众多社会名流和政府官员出席了王伯群的婚礼,社会名士、耆宿,原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许世英为王伯群和保志宁证婚。这位老先生倒也不失风趣和幽默,他套用交通业的行话,把年逾不惑的王伯群娶尚未达“花信”的保志宁比作是“巨轮下水”、“邮件启包”。这“巨轮”当然是指王伯群被年轻美貌的保志宁“拖下水”,而“启包”既指王伯群得到了“包(保志宁),”又暗喻王伯群得到了保志宁的“初夜权”(包音谐“苞”,旧时以“花苞”喻处女。开苞喻初次性交)。许世英为王伯群、保志宁证婚趣事成为了上海佳话。

王伯群是校长、保志宁是学生,这段师生婚姻更吸引了平时对校长敬畏有加的学生来闹新房。他们知道难以应付这尴尬的场面,所以当婚礼刚开始后就双双“潜逃”,到外地去度蜜月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结束后,王伯群和保志宁随政府内迁重庆,其房产被日伪恒产株式会社接管,不久即成为投敌的汪精卫的府邸。1940年8月,汪精卫在这里主持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正式与重庆政府分离,即正式宣布投敌;他还在这里召开了“和运遇难烈士追悼会”,追悼在越南河内代其受过而遇刺身亡的曾仲鸣。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和周佛海都曾用过这幢住宅。实际上在汪精卫入住后,重庆政府派遣的地下组织对投敌分子的暗杀行动就从抗战胜利后,保志宁回到上海要收回自己的房产,但军统以王伯群利用公职收受贿赂为由拒绝归还未间断过。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汪精卫下令将临愚园路的竹篱笆拆除,沿街改建为房子,派驻进他的警卫人员,所以“王伯群住宅”的竹篱笆早就拆除了。

1944年,王伯群在重庆逝世。由于他在任交通部长时得罪了一批人,更重要性是其妹夫是何应钦,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斗争激烈,保应钦同样受到“中伤”和排挤,于是当王伯群死后,军统中有人对他执掌交通部时的“政绩”进行了清算。在王伯群兴建住宅时,南京的交通部新大楼也在建设中,而承建的单位正好就是建造王伯群住宅的辛丰营造厂。王伯群住宅的造价是30万元,而根据评估,这幢豪宅当时的造价不止这个数,于是报端上就此事作这样评述:“承建此房的某大营造厂因承接南京之交通部办公大楼,为酬谢王部长玉成其事,故取价特廉。”其实当时抗战尚未胜利,谈论远在沦陷区上海的房地产,只是措借口攻击王伯群和何应钦而已。

当1945年抗战胜利后,保志宁回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收回自己的房产,但军统以王伯群利用公职收受贿赂为由拒绝归还。虽然保志宁动用了她及先夫王伯群的社会关系,但一直没能收回产权,后来依然是何应钦出面,军统有所收敛,此事才作一了结。

不过经过了八年抗战,王伯群的开支已是入不敷出,没能给妻子留下什么遗产。保志宁娘家的收入也不富裕,凭她“养”这幢房子是太艰难了。更何况,为了这幢房子,她已与势力正盛的军统结下了太多的怨仇,她更怕军统会随时制造麻烦,于是她又通过何应钦的关系,在1947年9月将住宅出租给英国驻华大使馆,合同期2年,租金以港币结算,在香港支付。随即,保志宁便离开上海定居到香港,其下落未见报道。以后该住宅就成了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两年后即1949年9月,上海已经解放,英国驻华大使馆按期结束了合同。根据新中国房产处理条例,王伯群是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其在大陆的产业被视为敌产而予以没收。后来该宅曾作为部队机关和长宁区政府机关所在地。1960年,长宁区区政府迁新址,该宅改建为长宁区少年宫,成为一所由政府全额投资的校外教育机构。目前,它是长宁区少年儿童艺术教育的活动中心、培训中心和指导中心。每年有数万名学生参加各种知识性、趣味性和娱乐性的活动,有3000多名学生参加各项课余兴趣小组培训,每年还有1万多名海外来宾前去参观访问,其中不乏一些部长级贵宾和外国元首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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