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欲煎熬的托尔斯泰:出入妓院勾引村妇

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有着更加强烈的负罪感。然而在这方面,他的自我谴责也是奇怪地有所选择的,甚至是在纵容自己。托尔斯泰认为自已有很强的性欲,他在日记中写道:


“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1853年5月14日)


“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1856年6月6日)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告诉自己的传记作者阿尔默·莫德,自己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不能没有性生活,直到81岁为止。青年时期,与女性交往总让他感到非常羞涩,因此,他常去妓院,但那地方令他厌恶,并给他带来了通常的结果。他写于1847年3月的一则日记记录着他因“从通常的渠道染上了淋病”正被迫接受治疗。1852年,他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情况:


“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银的副作用让我遭受了说不出的痛苦。”


可是他仍然继续光顾妓院,除了妓女,还有吉普赛女郎、高加索姑娘、当地的少女,以及可以得到的俄罗斯乡村姑娘。日记的基调是不变的自我谴责,并掺杂着对引诱他的女性的憎恶:


“好像是玫瑰色的什么东西……我打开后门,她进来了。现在看到她我就无法忍受,如此淫荡,可耻,可恨,(她)使我违背了我的准则。”(1851年4月18日)


“女人把我引入歧途。”(1853年6月25日)


接下来的一天,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女佣们妨碍了我”(1853年6月26日)。1856年4月中的某一天,从妓院间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太可怕了,但这绝对是最后一次。”


1856年另一篇日记里写道:


“令人作呕。女人。愚蠢的音乐,女人,冲动,雪茄烟雾,女人,女人,女人。”


1856年,屠格涅夫的一段记录让我们从另—个侧面了解托尔斯泰,当时,他正把屠格涅夫的住所当旅馆一样住着。“整个晚上都在喝酒比赛,与吉普赛人打牌,然后像死人一般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两点。”


当托尔斯泰住在农村、尤其是住在自己的庄园里时,他开始物色漂亮的农奴姑娘。就他而言,这也会激起比单纯的情欲更多的东西。若干年后,他写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时说:“我记得在那儿度过的许多个夜晚和年轻美丽的杜尼亚莎……她那强健的、充满女性魅力的身体。”


1856年托尔斯泰到欧洲去旅行的动机之一是逃避来自一位漂亮的女奴的诱惑。他知道,他的父亲也曾有过类似的事情,那个女人后来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只是被当做庄园里的一名管理马厩的男奴(他后来成下—个马夫)。


托尔斯泰从欧洲回来后,仍然不能控制住自己不把手伸向女人,尤其是—个名叫阿克西尼娅的已婚妇女。1858年5月,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在古老的大树林里,我是—个傻瓜,一头野兽。她那古铜色的皮肤和她的眼睛。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事、头脑中再没有别的东西。那个姑娘“很整洁,而且相貌不难看,有着黑亮的眼睛和低沉的嗓音、充溢着新鲜而健康的气息,丰满的胸部在围裙之上高高耸起”。


可能在1859年7月份,阿克西尼娅生了—个儿子,名叫季莫费·巴济金。托尔斯泰把她带回家中做仆人,而且曾有一段时期,允许那个小男孩待在母亲的身边。然而,像易卜生,还有他自己的父亲一样,他从没有承认过那个男孩是他的,也从没有给过他丝毫关心。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曾一度公开鼓吹教育农民是完全必要的,并亲自在他的庄园里为农民的孩子办学校,但他并未做任何事情让他的私生子学会如何读书和写字。也许,他是担心日后的继承权要求。他似乎并无怜悯之心,从不考虑非婚生子女的各种权利,而屠格涅夫不仅承认自己的私生女,而且想方设法地以恰当的方式把她教养成人。托尔斯泰对此心怀怨恨,也许是因为居格涅夫的做法反衬出他自己的行为。


有一次,托尔斯泰含沙射影地提到她的身世,言辞间侮辱了那个可怜的姑娘,从而引起一场他与屠格涅夫的激烈争吵,而且差一点以决斗的方式了结。因此,托尔斯泰的儿子季莫费被指派管理马厩;后来由于行为不端,被降级为守林人。1900年以后,季莫费的资料就没有了,那时他已经43岁,但是我们知道,他一直受到托尔斯泰的儿子阿列克赛的帮助,阿列克赛让他做了自己的马车夫。


托尔斯泰知道,引诱村妇、经常出入妓院都是有罪的行为,并为这些罪过而自责。然而他往往更多地责怪妇女,她们都是夏娃,都是诱人的妖妇。实际上,毋庸讳言,尽管他一生生理上需要女人并且利用了她们——或许正因为如此——但他不信任她们,讨厌甚至憎恨她们。从某些方面看,他认为女性性征是令人憎恶的。晚年时,他这样说道:


“看到一个裸露着胸脯的女人总是让我恶心,甚至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从天性来说,托尔斯泰是挑剔的,甚至是清教徒式的。如果说他自己的性欲让他烦躁不安,那么这发生在别人身上就会激起他最强烈的反感。1857年在巴黎时,有一段时间,他对女性的追逐达到了高峰,他写道:


“我所下榻的带家具的公寓里居住着36户家庭,其中19户是非法的。这真让人作呕。”


耽于色欲就是堕落,而女人则是堕落的根源。1847年6月16日,当时托尔斯泰才19岁,他写道:


现在,我要给自己制定以下的规则,把女人的陪伴看做是无法避免的社会的罪恶,要尽可能地避开她们:谁是我们身上淫荡、放纵、轻他以及其他一切恶刁的根源,难道不是女人?谁应当为我们所丧失的勇敢、坚定、理智、公正等天性中的美德承担责任,难道不是女人?


关于托尔斯泰,真正令人沮丧的是他至死都保持着这些幼稚的、某些方面具有东方色彩的妇女观。与他描述安娜·卡列宁娜时所下的功夫相比,在现实生活中,他似乎从来不曾打算认真深入地考察和理解女性的心灵。实际上,他不会承认妇女能够成为严肃、成熟和有道德的人。1898年,70岁的托尔斯泰写道:


“一般说来,(女性)都是愚笨的,但是当她为魔鬼服务时,魔鬼会借给她头脑。然后,为了干出什么肮脏的事情来,她能奇迹般地思考,而且眼光长远,意志坚定。”


他还写道:


“不可能要求一个女人在道德感的基础上估价她那排它性的爱情,她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她不具备真正的道德感,即一种高于—切的情感。”


他强烈反对J.S.穆勒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中的妇女解放观,他认为甚至应该禁止未婚妇女从事某种职业。实际上,在他看来,妓女是对妇女的极少的“体面称呼”之一。他在一篇文章中证明妓女现象是合理的:


我们能够像许多“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允许乱交现象存在吗?不能!这将毁灭家庭生活。为了解决难题,进化法则演变出一座“金桥”,那就是娼妓制度约形式。想一想,如果伦敦没有它的7万个妓女会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她们,体面和德行将遭何命运,家庭生活又如何保存下去?还会有多少妇女和年轻姑娘能够保持贞洁?没有了,我认为为了维护家庭,娼妓是必不可少的

托尔斯泰的难题在于,虽然他信赖家庭,但实际上并不相信婚姻;至少,他不相信赋予夫妻双方平等权利与义务的***婚姻。也许,还从未有比他更不适应这种制度的人了。乡衬中有—位名叫瓦列里雅·阿尔塞涅那娃的姑娘,一个21岁的孤儿,她幸运地逃脱了他的追逐。当时托尔斯泰已经快30岁了,他爱上了这姑娘,而且曾有一段时期他把自己看做她的未婚夫。然而,他只是喜爱她孩子气的—面,而她所表现出的更加成熟和女性化的特征却使他反感。他的日记相信件讲述了这个故事:


“真遗憾,她既没有骨头,也没有火气——像块布丁。”


但是“她的微笑是痛苦的服从”,“她被教育坏了,无知,甚至愚蠢……我开始残酷地刺激她,她的笑变得极不自在,眼里滚动着泪水。”犹豫了8个月并且毫不留情地训斥她之后,他激怒了这位姑娘,他收到了她的一封措辞激愤的来信,于是以此为借口断绝了他们的关系。“我们相距甚远。爱情和婚姻除了不幸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东西。”他写信给他的姑母说:“我的行为极端恶劣。我请求上帝饶恕我……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托尔斯泰34岁时、他的选择最终落到一位医生18岁的女儿索尼娅·贝尔斯身上。作为婚配对象,当时的他并没有多少资本;没有多少钱,是个出名的赌徒,还因为侮辱地方长官与当局惹上麻烦。几年前,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具有“最平庸的丑陋而粗俗的相貌……灰色的小眼睛,蠢笨而谈不上聪明……,一张农民的面孔,农民一样的大手和大脚”。不仅如此,他厌恶牙医,从不去找他们,以至到1862年,他的牙齿几乎全掉了。然而,她当时却是一个相貌平常,还未完全成熟的少女,只有五英尺高,她正在与两个姐妹竞争;她很高兴得到了托尔斯泰。他先正式地写信向她求婚,尔后似乎又犹豫不决起来,直到最后一分钟。


那场婚礼实际上预示着灾难。那天上午,他突然冲进她的房间,坚决地说:“我来是想说明还有时小—所有这一切还可以停止。“她听罢突然大哭起来。举行婚礼时,托尔斯泰迟到了一个小时,整理好了行装,她又哭了。婚礼之后,他们—起晚餐,接着索尼娅换了衣服。然后他们坐上一辆有六匹马的被称为“睡鼠”的马车。索尼娅再次哭了起来。托尔斯泰是个孤儿他不能理解她的行为,于是大声喊道:“如果离开你的家让你这么伤心的话,你就不可能非常爱我。”在马车里,他开始粗鲁地抚摸她,她把他推开了。他们在一个名叫比鲁勒伏的旅馆定了一个套房。她从茶具里为他倒茶时双手直发抖。他再次想抚摸她,但又一次被拒绝了。托尔斯泰在日记中无情地写道:“她一直泪汪汪的。在马车里,她明白了一切,这很简单。但是她害伯。”他认为她是“病态的”。不过他最终还是得到了她,而且她(他自认为)也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他接着写道:“难以置信的幸福。我无法相信它可以像生命一般长久。”


当然不可能那样长久,既使是最顺服的妻子也会发现难以忍受这样一个罕见的利己主义者。索尼娅有充分的智慧和勇气来抵制他压倒一切的意志,至少有时能做到。因此,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最糟糕的(也是记录最完备的)婚姻之一。


托尔斯泰以一种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将这场婚姻公布于众。这位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是认为保守秘密,尤其是那些有关性生活的秘密是有害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公开”,每一个潘多拉盒子的盖子都必须揭开,丈夫与妻子应该相互告诉对方“所有的一切”。于是,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由此产生。托尔斯泰开始履行他的“公开性”准则,他坚决要求妻子阅读他已经写了15年的日记。她吃惊地发现——那些日记都是以一种毫无保留的方式记录下来的——里面记载着他所有性生活的细节,包括光顾妓院,以及他与妓女、吉普赛女郎、乡村妇女、他自己的女农奴,特别是还有他母亲的女友等的性关系。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些可怕的日记拿走——为什么你要把它们拿给我看?”后来她对他说:“是的,我已经原谅你了。但这太可怕了。”这些话都出自她自己的日记,她ll岁就开始记日记了。托尔斯泰的“公开性”原则之一就是夫妻双方都应该坚持记日记,而且可以互看对方的日记——这是消除相互猜疑和痛苦的有效方法。


自从索尼娅得知她的丈夫是个(正如她所看到的)性怪物,并受到了最初的惊吓后,托尔斯泰婚姻中的性生活很可能再也没有恢复。不仅如此,托尔斯泰未曾预料到的是她还从日记中读出了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的(他自以为做到了这点)他思想上的毛病。比如,她发现他没有偿还赌债;她还看出,他没有告诉那些与他发生性关系的女人他曾得过性病,而且可能还未治好。


对于一个感觉灵敏的读者来说——有谁能比一位妻子更加敏感呢——从日记清楚地传达出来的自私自利在她的眼里要比作者自己看到的更加明显。此外,托尔斯泰日记中生动的性生活描写如今在她的脑海中同恐惧纠缠在一起——她惧伯屈从于丈夫的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的、没完没了的怀孕。22年中,她忍受了12次怀孕的痛苦;而且接连失去了几个孩子,先是彼佳死了,当时她正怀着尼古拉,而他在出生的那年也死了;早产的万涅奇卡很快也离开了人世。托尔斯泰自己并没有帮助妻子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事,只是对其中所有的细节怀有一种密切但又迟钝的兴趣。长子谢尔盖出生时,他坚决要求待在产房里(后来他把这段经历用作《安娜·卡列宁娜》中的一个场景)。索尼娅不能自己为孩子哺乳,他因此而大发雷霆。由于不断怀孕和流产,妻子对他的性要求的反感越发显现出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道:“对一个身体强健的男人而言,再没有比有一个多病的妻子更糟的事了。”


早在刚结婚不久,他就不再爱她了;她的悲剧在于她的心中始终保留着对丈夫的爱。这时期,她在日记中这样倾诉道:


除了这蒙辱的爱情和坏脾气外,我一无所有,而这两样正是我所有不幸的根源,因为我的坏脾气总是影响我的爱清。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的爱和同情,但他不愿给我。我所有的自尊都被践踏在泥淖里了。我只是一只被压扁了的可冷虫,没有人需要,也没有人爱护,一个挺着大肚子、不断因怀孕而呕吐的无用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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