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新史 第四章 际会风云 第十四节 巡阅

秦时竹 收藏 5 4
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9761/][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9761/[/size][/URL] 秦时竹也在和葛洪义讨论山西的有关问题,为了准备这次山西之行,他们两人已经连续熬了好几个夜了,躲在密室里看电脑资料,对山西的情况可谓掌握得了如指掌。 两人一致的看法是,山西的教育虽比不上沿海,但绝对不落后,起码比吉林强。庚子年后,岑春煊主政时期就因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议,以山西庚子赔款50万两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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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竹也在和葛洪义讨论山西的有关问题,为了准备这次山西之行,他们两人已经连续熬了好几个夜了,躲在密室里看电脑资料,对山西的情况可谓掌握得了如指掌。

两人一致的看法是,山西的教育虽比不上沿海,但绝对不落后,起码比吉林强。庚子年后,岑春煊主政时期就因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议,以山西庚子赔款50万两兴建一所中西大学堂,分为中西两斋,西斋由英国人敦崇礼任总教习,聘请外籍教师授予新学,实行新式教育。后来还陆陆续续地开办了不少专门学堂,如1902年恢复的山西武备学堂,次年增设的陆军小学堂,1908开设的陆军测绘学堂,同年开办的高等巡警学堂。1905设立的山西师范学堂(后改名山西两级师范学堂),1907设立的山西高等农林学堂和中等实业学堂;1906年的法政学堂、医学学堂。

山西的中等学堂也颇发达,主要是由书院改造而来,有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种,以官立最为发达。1902有3所,次年增加到9所,废除科举后,增加到了16所,当然,各地差别很大,以太原公中学堂最优。

令秦、葛两人吃惊的是:山西去国外留学也为数不少,临汾人乔义生留学于伦敦医学院,是最早的留学生,庚子年山西***公理会保送孔祥熙去美国留学,是留美的第一人。山西大学堂成立后,得益于李提摩太的帮助,前后一共选送50名官费留学生。山西居然还办了8所女子学堂,榆次由常赞春设立,潞安、祁县由渠本翘创办,后来又有太原的女子速成师范学堂,对于女子教育问题的重视,山西其实走在辽宁前面。

葛洪义问道:“你的六个一工程是不是要重新检讨一下?”

秦时竹摇摇头,“这是我的规划,具体还要看蓝天蔚的点头,我估计不会差很多。只是这人口,实在差距太大了,今年人口,根本不是我们原先认为的1600万,而是不到1000万。”

“怎么会差这么多?”葛洪义吓了一跳,“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也不能差这么多啊!”

“没错,山西人口在光绪三年(1877年)达到了顶峰,是1600余万,但从这年开始,山西发生了两百多年从未发生的自然灾害,特别是“丁戊大荒”使得人口锐减,粮食的价格上涨为原先的五到六倍,在最极端的年份,甚至达到了15倍至多,人民纷纷饿死。可怕的旱灾一直持续了三年,造成人口损失不下300万,这中间更有大量的妇女因为饥饿而被拐卖走。更可怕的是,旱灾之后是大瘟疫,本来民众已经奄奄一息了,那么差的抵抗力怎么能经得起瘟疫的袭击,后面三年的瘟疫又造成了200万多的人口锐减。”

“那也不对啊,这10年过去后,山西总没有大的灾害了吧?”葛洪义不解地问到,“怎么还会有如此之大的人口损失?照理说人口应缓慢增长才对啊!”

“问题出在鸦片上。灾后山西吸食鸦片成风,然后又因为灾荒年妇女的大量被拐卖,使得人口一直在下降,直到今年的最低点,990万!”秦时竹沉痛地说,“从这个数据出发,山西绝对不是人多地少,而是人少地多(可以参照暨南大学历史系李淑蘋副教授的文章),光是计算现有荒地,不包括荒坡、荒岭的话,仅仅熟荒地就达46000顷,占全省耕地的11%。而根据英国人的统计,现在要靠农业养活一个人,大概需要4亩以上的农田,全国平均自然是不到的,但山西的平均耕地占有量却在4亩以上,说实在的,除了东北三省,就属山西空旷了。”

“那山西为什么还这么穷?民不聊生,比辽宁农民的生活差远了。”

“还是出在鸦片上,由于人口锐减,清政府又不肯减免税收,就只好增加每人的税收负担,因此,种农田成了不合算的事业,一般老百姓纷纷改种罂粟,山西是中国目前最发达的鸦片产地。鸦片种多了,种粮食的人就少了,吸鸦片的人多了,能种地的人自然也少了,而且仅有的一点点家产也耗在这个鸦片上。自然就民众穷困潦倒啦!”

“看来,鸦片一日不除,山西一日不宁,但究竟从哪里下手呢?”

从绥远到太原,秦时竹没有再选择坐飞艇,而是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开始了他的巡阅……

正月还刚刚过去,田里的农业生产还没有开始,乡间各处都在演戏,稍微大点的镇上还有随处可见的鸦片馆,秦时竹等人不由皱起了眉头,虽然有了心理准备,但是看到现实,还是很担忧,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只能是最终灭亡。

葛洪义动用腾龙社力量打听到的消息也不乐观,去年山西的鸦片产量居然达到三万余担,清廷为了赋税,饮鸩止渴,下令凡是栽种罂粟之地一律按照正常田赋的20倍收取,更有不良官员为了中饱私囊,硬把老百姓本来种植粮食的地方说成是种植罂粟的地方,逼得老百姓就范。

与罂粟大量出产相对应的是,山西境内形成了产销一条龙,太原俨然成了鸦片的集散地,甚至几大豪强形成了武装贩运的局面,官府、劣绅、土匪、毒贩形成了一张死亡的大网,压迫山西人民喘不过气来,革命是胜利了,但在胜利局面涌动下的暗流并没有完全消失。

“和蓝天蔚先谈了再说吧……”

蓝天蔚安排了盛大的仪式欢迎秦时竹的到来,“欢迎北疆巡阅使莅临山西”的标语到处可见,也许一路上被萧瑟的景象所震撼,秦时竹并没有心思去参加欢迎仪式,只是草草地说了两句就算了。这倒让底下的官员大惑不解,若是前清官员来视察,排场自然是越大越好,怎么巡阅使一点都没有兴致呢?是不是嫌我们干的不好?准备的不充分?

秦时竹以拜年为开场白,言简意赅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兄弟此次来晋,一是考察民风,这十多天里,我一路巡视,觉得晋省大有可为(掌声);二来是希冀改良民俗、树立新风,现在是民主共和时代,应该有新气象;三来,是看望众多革命的功臣,山西地近京畿,成功光复,对清廷震慑极大,可谓对革命有大意义,我衷心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四来,和山西各界人士一起,共同为营造一个新山西而努力,我们要着力把山西建成中国的模范省。(全场热烈的掌声)”

在个别会谈中,蓝天蔚果然在教育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教育为百年之本,要振兴教育,我们准备集中力量办学,计划将全省官立学堂合并为9所省立中学,分别设于太原、河东、大同、潞安、宁武、平阳、右玉、榆社等地,无论初级、高级兼备;以中西大学堂改建山西大学,另设山西高等师范学校,大同高等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堂……”

教育的问题很好解决,双方一协商,立马就达成了一致:山西中西学堂和高等师范学校合并,通称山西师范大学;设立山西女子师范学校和另外在大同设立高等师专,按照秦时竹的计划,也在太原设立北方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为了这事,秦时竹等特意恭维了渠本翘等本地富商,说什么晋商甲于天下,领袖商界、中外闻名,商科学校办在山西,一定受益匪浅,把他们捧得是不亦乐乎,当下决定赞助5万银元。

“杜议长,怎么我这一路来,看见山西民众都在演剧,过得很热闹嘛!”

“唉,主席,您有所不知。”梁善济因为是人民党山西分部书记,按照党内称呼,管秦时竹叫主席,“热闹是热闹了,可是这里面花费了大量的银子啊!”

“过年嘛,应该热热闹闹的,也不能太节俭了。”蓝天蔚来山西的日子也不长,也觉得好奇。

“前清谘议局期间,各位议员就提议改良社会风俗了。”梁善济告诉大家,“演剧之风,晋省为最,一村一镇每年演剧多至数次或十数次,所费之数不菲。然田家辛苦终年,若无一次团聚,破颜微笑,又减少了太多的趣味。因此,暂且规定各村每年演剧不得超过两次,所节省之费用兴办自治事务。可惜的是,收效甚微!”

听到一年多到十数次,蓝、秦等人面面相觑,这不等于说每个月都要大张旗鼓的搞一番嘛!演剧费用是民众公摊的,次数一多,自然负担深重。可是这又是百姓的风俗问题,在没有文明开化前,强行禁止,恐怕适得其反。

秦时竹一时也没有好办法,蓝天蔚道:“我看议会的方案不错,每年演剧不得超过两次,若是超过两次,则依律予以训诫。说真的,这是乡风民俗,硬来是不行的,只能暂且规诫。等教育推广,民智渐开,自然会慢慢好转。”

话题不知不觉扯到了鸦片身上,在座诸人对鸦片都是深恶痛绝,却没有什么好办法。鸦片在山西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官府税赋越来越高,小农为了生存,便开始转行种植鸦片,吸食鸦片的人既多,则安心务工、务农之人更少,税赋就更沉重,于是又开始对鸦片田征收高额税收,这反过来又刺激鸦片种植面积的扩大。

“现在第一要做的就是减轻百姓税赋,引导他们重新务农;第二要严厉禁止种植鸦片,一经发现,予以严惩。”蓝天蔚说,“为此,我们商议了一下,决定从今年起一律停止征收鸦片税,要求农民改种庄稼,暂且豁免1年田赋;市镇各处鸦片馆,要予以关门整顿,不允许再度开业;禁止运输鸦片到山西,若经发现,不仅予以没收,还要处于刑罚,必要时,可以杀几个。”蓝天蔚神情严峻地说,“无论如何,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财政再也不能依靠鸦片税收来饮鸩止渴。”

“我这有个‘六政三事’计划,所谓六政指号召民众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栽桑养蚕、剪发(男人的辫子)放足、禁烟(吸鸦片)种棉、饲养家畜等;三事是指还订立村规民约、移风易俗、教育感化坏人。”秦时竹对大家介绍说,“为了保证山西改革的顺利进行,光有好的计划和建议是不够的,还得有扎扎实实的措施。比如以禁烟为例,以议会和都督府名义下令,六个月内,凡是吸食鸦片的,必须自动戒除,凡不能做到的,官员开除公职,学生、教师开除出校,军人、警察吸食鸦片的,一律遣散等,由于禁烟涉及到财政问题,除了竭力清除欠缴外,还要在刷新吏治上下功夫,首先可以仿效辽宁进行政府改革,撤销州、府等两级,为省下直辖县,各厅分管;要切实考核,将人浮于事的冗员、反对革命的顽固分子清除出去,凡是反对剪辫的一律不得为官员。空余出来的衙门可以办学……”

秦时竹接着说:“空余的田地,可以让百姓种植棉花、甜菜等作物,一来有利于经济,二来有利于民生,晋南不是适宜于种棉花嘛,可以大规模推广,有了原料,到时候就可以办纺织厂……另外,辽宁等地种田已经用拖拉机等机械,山西虽然丘壑较多,大规模运用目前还不现实,但至少在晋北可以试验。”

听得秦时竹介绍了一堆辽宁的经验,大家都十分赞同,当即表示可以实施,所有人都被“模范省”这个称号所吸引……


晚上的秘密会议,主要是有关军政方面的,参加者都是核心层的领导人。

“部队的改编命令已经下达下来了。”秦时竹告诉蓝天蔚,“你们师被改编为陆军第17师,守备旅被改编为陆军第29混成旅,各部队主官职务都不动,军衔也在这个上面,现在你就是蓝中将啦!”

“大帅在绥远授旗的消息我听说了,咱们是不是也要搞一个这么隆重的仪式?”蓝天蔚面露兴奋。

“嗯,授旗是要搞的,这是我来的一个主要目的。不过,眼下服装、军衔标志只能发到校一级,这个以下,不到秋季恐怕是生产不出来的。”

“这没问题,等些日子就等些日子。”蓝天蔚丝毫不介意,“对于今后的计划,大帅可有什么方案?”

“目前一是抓紧换装,你们更新下来的汉阳造要尽快更新成新毛瑟,或称元年式步枪,你们不用的,可以让混成旅用,我听说他们有不少杂色枪支,可以趁机更换。秀峰,你也知道,沈阳厂生产能力有限,一时间这么多部队要更新,只能每家都陆陆续续地换,从下个月开始,每月拨给你们500杆。”

“大帅的困难我理解,只是能不能让何主任在我们山西也设一个厂,可以就地取材,方便生产?”

“山西本来有机器局不假,但兵工厂这个东西,不是说上马就能上马的,牵涉面广,我看是不是这样。”何峰建议道,“先把机器局完善成你们的军械修理厂,然后设立弹药厂,以后等条件成熟再设立枪械厂。”

“那感情好。这就全权拜托何主任了。”蓝天蔚转过去对秦时竹说,“可是我看了大帅的军饷标准,似乎有些偏高,这对于安定军心自然是有利的,但恐怕财政要吃紧。”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财政吃紧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管怎样,一定要维持标准。”秦时竹叹了口气,“值此多事之秋,没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做依托,办不了大事。因此,哪怕借钱、负债也要咬牙顶住。好在山西马上就要开始大规模建设,工商一旦繁荣,税收就会逐步上升,到那时,日子就好过多了。另外,为了统筹北疆事务,军队无论是军饷发放还是军械发放,都要通过国防委员会统一调度,营以上军官任免也要大本营同意,这个你有意见吗?”

“没有,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既然是北疆国防军的一部分,自然要服从号令,听从指挥。从大方面来说,也是防止各地割据的好主意。”蓝天蔚对这个丝毫不介意,却说,“只是我有一事不明,您真的这么相信袁世凯?”

“你觉得我像吗?”秦时竹哈哈大笑着反问道。

“从我的理解来说,自然是否定的。但大帅有些举动我很难理解。”蓝天蔚说出了心中的疑惑,“比如兵变,好端端地闹什么兵变?曹锟原先是袁世凯的心腹,从来不曾受到亏待,袁世凯一直依为长城,让其拱卫京师,若是没有他人指使,肯定不可能。而袁世凯的种种行为又欲盖弥彰,我想大帅不会不认识到这一点,不然您也不会派陆师长前去弹压了。”

“不错,我是不相信真的闹兵变,所以让你们准备出兵,协助弹压。”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明知是假的,为什么不戳穿袁世凯的面目?”蓝天蔚愤愤不平地说,“袁世凯此人,最是两面三刀,戊戌那年就能出卖光绪帝,后来又翻云覆雨,大帅何不抓住这个机会来个假戏真唱呢?为何草草收场?”

“秀豪,你要明白,眼下民国初定,百姓渴望安生,不可轻举妄动。袁世凯闹诡计,咱们是看出来了,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不好说。另外,我们的部队也刚刚经历战争,粮饷两缺,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再者,各大列强虎视眈眈,如果再打,又来一次八国联军我们怎么向民众交待?”

“那您为什么后来又赞同定都北京了呢?这不是便宜他袁世凯?”

“定都南方只能更糟,别的不说,袁世凯首先不愿意;其次,各大列强也不会愿意;再次,黎元洪这老滑头也不情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觉得孙中山这个人靠得住吗?你觉得同盟会靠得住吗?”

“唉,别提了,提起这个我就来气。”蓝天蔚气鼓鼓地说,“我好歹也是老同盟会了,对同盟会诸君也有感情,我在山西主政,立足为稳,他们倒好,不来帮我排忧解难,反而索要这个官职,那个议员名额,宋教仁更有甚者让我把出席临时参议院的议员都换成同盟会的人,您想想看,这些代表都是议会选举出来的,宋教仁等人口口声声说要民主、共和,尊重民意,自己却在干这些勾当,我算是失望透顶。更不要说像陈其美这一类人,刚刚掌权就开始腐化堕落,每天声色犬马,哪还有一点革命者的理想?所以后来我看到复生兄拟定的人民党党纲,我深深地被震撼了,‘四个现代化’、‘人民主义’,多好,咱们中国只有这么搞才有希望。”

“所以你就参加了人民党?”

“是的,宋教仁来了好几封电报,劝我继续参加同盟会。我只是婉转地说,我已经加入了人民党,不宜再入别的党。你猜他怎么说的?”

“呵呵,怎么说的?”何峰来了兴趣。

“他居然说,参加了一个,还可以再参加一个嘛。反正就先挂名任个理事,不用具体工作。”蓝天蔚说,“可把我给气坏了,参加政党,投身政治,是很严肃的事情,怎么能随随便便参加一个政见不合的政党呢?更不要说什么事也不干,只做个招牌,他们把我蓝天蔚看成是什么了?我参加政党,为的是救国救民,不是为了个人沽名钓誉!”

“说得好!说得好!”

“经过这一系列事情,我现在总算想通了,同盟会为了所谓的议会、民主,已经走火入魔,忘记了自己的本份和职责,我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了,我要有新的方向。”蓝天蔚激动地说,“从人民党的党纲里看,我找到了这个希望,只是我希望复生兄不要让我失望。”

“这个党,是人民的,不是谁的或几个人的,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为中华崛起而奋斗!”

“好,为中华崛起而奋斗!”

……

秦、蓝、何、葛一夜密谋,商议了有关军事细节。夜深时分,葛洪义还毫无睡意,似乎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

“先生,事情办成了。”不知何时,屋外飘来一个身着黑衣的女子,她就是号称“腾龙社”东龙的“黑蜘蛛”刘玉。

“怎么样?顺利吗?那家伙是什么答复?”葛洪义永远是那副胸有成竹的表情。

“不顺利,这家伙起初抵死也不肯承认,后来我让他看了他们组织的标志和誓词,他才信服了。”刘玉不好意思地说,“所以我这么晚来,请先生恕罪。”

“嗯,阮尚贤不是省油的灯,要不是咱们捏住了他的确切证据,他估计说什么也不会承认的。”葛洪义口中的阮尚贤表面上是《并州日报》主笔,实际上却是越南革命志士。

“先生,我始终没有想明白,您为什么要和这个安南人合作?”刘玉不解地问,“用咱们自己人,不是更好?”

“自己人自然要是用的,但阮尚贤在山西经营多年,形成了自己的门派,我们如果不和他有效合作,怕是立足未稳不好办事。”葛洪义轻微一笑,“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复国会(阮尚贤的组织)人和以前咱们也有点像,没有什么劣迹,这是我敢放手和他们合作的一个主要原因。”

“既然我们自己也要搞组织,先生和他合作的目的何在呢?”

“自古都言强龙不压地头蛇,他已经有了气候,不能为我所用,简直太可惜了,很多事情,通过他们去做比我们做更方便。比如,现在山西怎么几个大毒贩,你知道吗?就算是知道了,你掌握了他们确切的运货手法和途径吗?你能保证一网打尽吗?就算是你行,这中间又要多少时间?”葛洪义意味深长地说,“我现在把家弘派到这里,就是希望他能迅速地打开局面。”为了山西的工作,葛洪义派出了号称西龙的吴家弘。

“我明白先生的意思,那我还是负责京畿吧。”

“记住,一般的动向,你通过白毓崑汇报过来就可以了,绝密的情报才派遣专人投递。”

“是!”

随着秦时竹等人的革命的成功,葛洪义将腾龙社的手脚越升越长,除了东北依然由自己和北龙姜哲玮管理外,中龙林宇翔已经被他派遣到了湖北包括华中一带,南龙周毓正则在江浙一带潜伏了下来。这些都是他多年的心腹和腾龙社的佼佼者,他寄予了很多的希望。


沈麒昌和熊希龄为了筹建各处分行,匆匆忙忙地赶到了上海。江南一带,尤其是上海,票号众多,钱庄尤其兴盛。

至于钱庄和票号间究竟有什么区别,熊希龄好好地给沈麒昌上了一课:“钱庄和票号一样,都是独资或合伙经营,而以合伙制居多。出资人对企业负无限责任,通常以一笔钱存入钱庄,在上海称附本,又称护本,不过钱庄资本大都小于票号,因为钱庄多以经营商业信用为主,只要周转灵活,并不需要很大的资本。在上海,因为吸收了大量存款,又有外商银行给予拆借,平均资本就更加低了,每家不过4-5万两。

上海钱庄的另一大特色是钱庄家族,如著名买办徐润投资2家,敦信洋行买办严兰卿投资7家,住友银行买办席聚星投资5家,一般来说各大买办或多或少都有投资。钱庄也分帮派,在上海有12帮:绍兴帮、宁波帮、苏州帮、镇扬帮、广东帮、本帮、松江帮、南浔帮、安徽帮,还有颜料帮、潮州土行帮、洋布帮,视出资人的籍贯和主要服务行业而定。”

“等等,这么多帮里的伙计是不是也是同一个地方来的?”

“钱庄的人事制度和票号也大体相仿,经理和高级职员大都与出资人非亲即故。不过也不全和山西票号一样,中间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易子而教’,即甲庄经理的儿子到乙庄学徒,乙庄的则送甲庄。也因此,钱庄很多都是父子相承。

年终分配,钱庄也有独特性,在里面工作之人,除学徒以外,都有工资,但工资甚微,高级职员就要通过人力股分红了,这个一般占30%左右。以上海协源钱庄为例,规定三年一结(票号为四年一结),纯利润按照17股分配,出资人得到12股,督理、经理各1股,协理得0.8股,其余2.2股分配给清帐(会计)、跑街、汇划(票据交换)、钱行、银行、洋房(负责与其它钱庄、票号和洋行的往来),信房(文书)、客堂等八处负责职员,即上海钱庄所谓的‘八把头’。”

“嗯,这个倒和票号大异其趣,特别是这个‘易子而教’挺好,比晋商那些老死不相往来强多了。”

“是啊,正因为有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钱庄还有正式的同业组织,这也是与票号的一个很显著的区别。这种同业公会,不仅是联络感情、谋求共同利益的团体,而且有实际的业务,主要就是票据交换、钱庄间的款子汇划、议定拆息和商定银洋价格等,这些是每天都必须进行的。对官府或外商的交涉,也常常通过同业公会进行。

钱庄的利润有一个很大的来源――庄票,分为即期和远期两种,便利于收付、活跃交易,促进商品流通。实际上,庄票给钱庄带来存款,扩大了业务,并提高其信用力,出票越多,信誉越好,但钱庄对于流通的庄票数目总是竭力保密,以防谣言挤兑。同业公会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合力破除谣言,防止挤兑。”

“这么说钱庄要稳固的多喽?”

“也不是,因为有这层关系,钱庄经营一般要比票号大胆,往往也造出更多的事端,比如前年发生的橡皮股票风波,钱庄周转不灵,大量倒闭,去年革命的爆发,外资银行陆续收回对钱庄的拆借,钱庄又因此而倒闭58家,几乎奄奄一息。你看看上海的报纸,几乎每隔几天都有报道的。”熊希龄继续介绍说,“银行和钱庄的关系既有共生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银行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比较大,不象钱庄或票号那样依靠财东个人的财产和信誉;银行以法人资格经营,钱庄依靠个人关系,银行主要做抵押贷款,钱庄通常为信用贷款;银行办理票据贴现,钱庄的庄票一般不贴现。双方最根本的矛盾就是钱庄由于既得利益,死守银两记账不放,不仅垄断洋厘行市,还表现为在同业往来上,银行间收解是现银授受,钱庄就只能划拨,即以公单过帐,于是如果银行收进钱庄票据,需迟日取现,无形中造成了损失。因此,遇见有风吹草动,银行,尤其是洋人的银行,常常对钱庄落井下石。”

“所以你一反常态,不和钱庄谈,就和那些银行谈了?”沈麒昌恍然大悟。

“正是,上海金融业发达,各大列强的银行云集,人民银行若是要开设分行,没有熟悉当地业务的合作伙伴是不行的。”熊希龄得意地说,“我已经事先和三家商量好了,等碰头了估计再谈一谈就没有问题了。”

这其中一家是1906开业年的信成银行,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私营银行,由周廷弼创办,资本110万,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无锡设有4个分行。革命爆发后,由于金融市场紧迫,该行就宣告歇业。熊希龄要开设分行的消息一传到,两人立马一拍即合。

另一家是1908年由浙江人李云书创办的四明银行,资本150万,并于汉口、宁波设立分行。虞洽卿是创办人之一,与钱庄关系密切,尤其与宁波帮的商业和钱庄关系十分亲近。主要就是投放商业和航运业,后来逐渐由虞洽卿主持。

最后一家是1907设立的浙江兴业银行,由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创办,初期目的是为了解决铁路股款的包管和利用。资本100万,分1万股,浙省铁路公司占四成半,在铁路公司和银行都有投资。辛亥革命爆发,在杭州谣传汉口浙兴倒闭,发生挤兑风潮,曾任大清银行首届监督的叶揆初是当时的总负责。

通过谈判,和三家银行达成了协议:信成和四明两行在上海的股份,吸收并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总股本350万元,其中人民银行总行200万,信成持有50万,四明持有100万;北京和天津分行中,信成各持有10万(周学熙持有15万,其余都由人民银行总行掌握),在南京分行持有30万(相应的,人民银行为70万);汉口分行中,四明占有20万,浙江兴业为30万,人民银行为50万;宁波分行中,四明占有30万,浙兴20万,人民银行50万;杭州分行中,四明20万,浙兴50万,人民银行30万。以上诸行,除北京和天津分行行长由人民银行委派外,南京、上海、杭州、汉口、宁波五处分行都由原有三行的负责人出任行长。之所以这么让渡,一方面是因为这三家银行之所以心甘情愿的接受合并,能担任行长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另外也是因为人民银行实在派遣不出那么多的人才,尤其是熟悉当地业务的人才来管理各地分行业务,也乐得顺水推舟。

沈麒昌南下的主要目的却是组织“北疆建设考察团”,这是秦时竹托付给他的关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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