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新史 第四章 际会风云 第十二节 视察

秦时竹 收藏 7 10
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9761/][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9761/[/size][/URL] 秦时竹要来山西,蓝天蔚也很兴奋,上次京城兵变,秦时竹及时向他通报,并授意他虚张声势。蓝是何等精明之人,一眼就看出老袁的做派,对于秦时竹的应变之道,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沈麒昌、熊希龄的先期到达,更是平添几分亲切。 沈、熊两人此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兴办实业、开采煤铁和筹建分行,两人一到太原就陆续拜见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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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竹要来山西,蓝天蔚也很兴奋,上次京城兵变,秦时竹及时向他通报,并授意他虚张声势。蓝是何等精明之人,一眼就看出老袁的做派,对于秦时竹的应变之道,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沈麒昌、熊希龄的先期到达,更是平添几分亲切。

沈、熊两人此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兴办实业、开采煤铁和筹建分行,两人一到太原就陆续拜见了山西绅商和各界名流。

他们走之前,秦时竹和沈麒昌有段对话:“山西煤铁矿富集,列强垂涎已久。岳父可知其详?”

“听说一点,光绪二十三年,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弃官从商,唆使山西巡抚胡聘之以晋丰公司名义向外国银行借款1000万两,与意大利商人共同开发孟县、平定、潞安、泽州等地矿产,双方签订了合同,将山西矿权全部卖给了外国,各列强纷纷插手,要求利益共享。山西人士拍案而起,要求收回,清廷见众怒难犯,将山西矿权收归总理衙门所有,从那以后,我深知矿权的重要,就开始开采了自家的煤矿。”沈麒昌对于往事还是记忆犹新。

“可是,迫于列强的压力,清廷次年又授意山西代表曹中裕与福公司罗沙第订立章程19条,远比刘鹗、胡聘之卖国更为彻底。七年后,清政府又派遣盛宣怀订立四条铁路的修筑合同,激起山西民众的抗议。”秦时竹知道后来山西矿权最后还是不保。

“这个我知道,但由于当地绅商和官府一直明里暗里阻挠,洋鬼子虽然得到了矿权,但这矿却一直没能开成。后来,山西富商刘茂赏、冯济川发起开办保晋矿务公司,与官府要员商定,由各县钱粮亩捐作为股金,另由票号和各界绅商认购,推举祁县人渠本翘为总经理。官司和交涉一直陆陆续续地在进行,但晋人为了矿权始终不屈不挠,直到光绪33年,保晋矿务公司才以275万两银子的代价收回了山西的矿权。”沈麒昌告诉秦时竹,“就是因为这事,我认识了渠本翘和一大帮山西朋友。”

“我记起来了,当时是不是有人找您来借钱?而且开口就是数目很大。”经过沈麒昌的提醒,秦时竹问:“是否此人就是渠本翘?”

“正是,当时渠本翘自己资金不够,但为了赎回矿权,他亲自出面向各票号借款150余万两,从我这里也借了5万两应急。从那以后,我就和渠本翘不断有来往了。”沈麒昌愤愤地说,“前后十年,福公司凭着一份空头合同,什么本钱都没有下,就白白赚取了这么大数额的银子。我回想起来,至今还十分痛恨,所以上回开滦的事情,你们要收回矿权,我是全力支持。”

“这么说起来,渠本翘还真是个人物!”

“呵呵,”沈麒昌乐了,“不仅如此,其人又好办学,人称‘渠学士’,在山西声名远播。咱们这回去山西,无论是开银行,修铁路也好,开矿山、办教育也罢,若是得到了他的协助,肯定能顺利的多。”

“都说晋商甲于天下,想来这渠本翘精明异常,可是要小心。”

“这个我明白,不过渠本翘经商多年,口碑甚佳,如果戒心太重,反显得吾辈气量不够。”沈麒昌问秦时竹,“复生啊,你有什么打算?我知道你打算都是好的,计划也有章法,就是需要别人帮你干事对不对?”

“是啊,我只会纸上谈兵,身体力行不行。”秦时竹叹了口气。

“若是换成了别人,我也许会说他眼高手低。但你不同,你现在已经是北疆巡阅使了,自然要筹划全局,高瞻远瞩,若是事事亲为,还不上下乱套?诸葛武候为什么阳寿不长,就是因为太操心了的缘故,你放心吧,有什么打算一并说给我听。”

“现在我想到的主要是三条。

第一:要发动那些绅商集资修铁路,一条是同蒲路,一条张绥路。咱们也可以搭上股份,但最好能以铁轨、机车等物资折价,一方面不用占据大量流动资金,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北方公司的产品找到销路;

第二:要在山西开人民银行的分行,要求能统一货币,也发行人民币,当然,我知道这个有难度,山西的票号本来就很发达。为了减轻阻力,咱们是不是可以和他们合作?

第三:我听说保晋公司一年产煤数量其实很少,我想咱们把矿权拿下来,然后推广机器采煤,至于设备什么的,可以从德国进口,若是有绅商想搭股,也可一律放行;

第四:近30年来,山西陆陆续续地创办了20个新式工矿企业,但因经营不善、贪污腐败,大都倒闭,只有一个山西机器局还在勉强维持。民办、商办比较出名的有山西平陆矿务公司、山西晋益煤矿公司、太原电灯公司、玉成永铁工厂、浚源纺织公司等,但总投资却少得可怜,一共只有区区290万元。岳父能不能说服他们都归入北方公司,咱们可以按照他们的价钱或是给予现金,或是给予股票……”

“你的胃口现在是越来越大啦。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路上,沈麒昌问熊希龄:“秉三啊,这票号虽然我也打过交道,但具体怎样,我也心里没底,复生又提出了这么高的要求,你先跟我说说,免得到时候我出洋相。”

“票号的资本是由财东独资,或由二三人合伙。这些财产对企业负无限责任,即除所投资本外,还以本人的家庭财产作保证。因而票号的信誉不在资本的大小,而在于东家的财富和身份地位。但票号的财东一般都不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全权委托给经理,即俗称的‘大掌柜’。他们多半与东家有亲缘关系或师徒关系,有的类似主仆,以忠义作为两者间维系的纽带。他们与东家之间,以行业相高,不肯背生忘死,也绝少坑蒙欺骗之事。票号的管理实行总号集权制,分号虽多,无独立资本,所有资金都由总号大掌柜一手调度。分行的经理俗称“老帮”、“二帮”,是大掌柜的助手,忠实执行大掌柜的命令。他们的任命也由大掌柜遴选,与其有个人间的信任关系。票号实行学徒制,总分号的职员以至经理都由本号学徒递升,习称伙友。学徒自然多数是本地人,有一定家底,而且与掌柜的往往沾亲带故,很重视人脉。”

“那就是乡土气息很重啦?”沈麒昌想了半天,“这样到底好不好呢?”

“怎么说呢,这种习惯与洋人那种‘认钱不认人’的脾气完全不同,有利于保持彼此的人际关系和人员稳定性。”熊希龄说,“比如我打个比方,当时渠本翘向各票号借款,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可以抵押的东西,但因为经商日久,票号们不是因为关系好面子抹不下,或是因为他信誉好而愿意借给他。但若是换成了洋人的银行,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借的。”

“嗯,我当时也是因为面子抹不开而借给他钱的。”沈麒昌自我解嘲般的说,“看来我还没有完全‘认钱不认人’。”

“哈哈,沈老真会说笑。其实,洋人的想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你想,若是这渠本翘没有能力归还,你的银子没了就没了,影响还不是很大。那些票号可就惨了,说不定会集体倒闭!”

“有这么严重?不就150万两嘛!我听说那些票号多的时候能达到一万万两。”

“唉,沈老,看来你是没有吃过没钱的苦头。这150万两要是没了,众多储户一得知,肯定担心自己的资金安全而纷纷前来挤兑,一万万虽然多,但都不是票号东家的,他们各自的资本,不过也就在四五百万两间,一下子少了150万,能不周转失灵嘛。”熊希龄用活生生的例子解释,“咱别的不说,就说复生,去年因为军饷的事情,和锡良总督闹红了脸,一气之下,让您给开了一张100万银元的官贴到官银号兑换,差点没把我气死。”

“啊?复生和你还有这个过节?”沈麒昌奇怪了,“这开官贴的事情,我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啊?他怎么弄的?这不是存心让官银号倒闭嘛,最后事情怎么解决的?”

“这就要问你的好女婿了!”熊希龄一脸尴尬,“算了,现在都民国了,就不要老是纠缠这些前清的事情,免得复生又说我心里小气。”

“好啦,好啦!秉三,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小婿年轻气盛,干事情不计后果,老夫给你陪个不是吧!”

“那倒不用!”熊希龄口头上出气后又顺着刚才的思路讲了下去,“分配制度是与人事制度相一致的,一般职员与东家关系疏远,实行年薪制。有些职员职位比较重要,及个别受重用的,包括总分号的经理则实行另外一种分配制度――顶股制,即和东家一起参与分红。东家自然是按照出资多少分红,称银股,职员按其职务的不同,称身股。大掌柜一般吃一股或以上,分号经理吃七厘、八厘或一股。银股和身股虽然没有统一标准,但总体来说,总是身股多于银股。比如,百川通票号利润是按照30股分配,其中银股占10股,人力股(身股的总和)占其余20股。这当然不是说利润大部分归职员,因为人力股所得包括了薪水。一般而言,分红在年终进行,职员平时由号供应伙食和一定的零花费用。

山西票号发达,几百年来逐渐形成了帮派,主要由祁帮、平遥帮和太谷帮三大帮,区分的标准,不是根据东家是哪一县人而是根据总号的所在地,由此可见,祁县、平遥县和太谷县是山西票号的三个活动中心。不过,这种分帮,只有在营业互济中才明显地区别出来。例如承汇一笔大款,一家吃不下来或风险太大,需要几家联合,就必然找同帮的票号帮忙,同享利润,有点类似于洋人的银行团。当时,和银行不一样的是,这种同业往来,往往是少之又少。一般票号间不太涉及经济交往,这和银行间经常进行的同业拆借大异其趣。”

“这样老死不相往来总不是办法,依我看,在这点上票号是落后啦!”沈麒昌踌躇满志地说,“咱们要是办起了银行,一定能比他们弄得更好。”

“不仅如此,票号与银行还有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收存官款没有利息,私人存款的利息也很低,储户主要是为了资金安全而非奔着利息去。而银行就不同啦,总是有利息的。”

“这么说来,如果我们办银行给利息的话,存户都会被吸引过来?”沈麒昌立马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是的,不仅如此,那样一来,等于我们把他们整个经营方针都打破了。原本票号经营,因为由于存款相对来的容易,票号在放款的时候,一般只发放信用贷款,不收抵押,但商场风云变幻,一旦贷款人生意失败,这笔款子可能就收不回来,再加没有抵押,票号损失会很大。因此,放款时的客户信用很重要,没有良好的关系,休想从票号得到贷款。那些自身实力不够的人,往往借不到,票号主要放款给大商号和钱庄,商号中又以晋商为主。”

“哈哈,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沈麒昌乐了。

“由于存款利息低或基本没有利息,票号的利润很客观,放款的利息成了最大收益。7、8厘算是正常的利息,1分也不奇怪。事情紧急,甚至能多达2分。如果票号不放款,那多半是自己经营贸易,利润只会更高。”

“照你这么说,票号应该很发财啦,我怎么听说最近已经有不少倒闭了呢?”沈麒昌提出了心中的疑惑。

“问题主要出在官款上。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票号因官款而盛,也因官款而衰弱。光绪末年,朝廷先后成立了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大宗官款存到了更加保险的地方;随即,凡是省际间以上的大宗汇兑也脱离了票号的圈子。革命时期,各家准备不足,在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存款者大都前来挤兑,造成票号周转失灵,更有经理或携款逃跑或伪造账目,更加造成了混乱,一家倒闭,其余纷纷受到影响。山西一地,倒闭者17家,现在还有5家在挣扎中,如果没有大的改观,他们距离倒闭的日子也不远了。”熊希龄认真地说,“你想想看就明白了,革命风潮起,咱们奉天的银号也不是倒闭了很多嘛!”

“这么说咱们要是筹备分行对他们而言是雪中送炭喽?”

“非也,晋商票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虽然依赖官款,但不和官府同流,不愿合作。袁世凯曾经想利用晋商开办直隶银行,没有一家从命,鹿傅霖筹备户部银行时,也邀请晋商入股,也没有人响应。即便票号已经面临银行的巨大威胁下,宣统元年蔚丰厚的北京经理李宏龄牵头,试图联合山西各大总号,改设银行,还是因为各家各持己见,大都反对,此案因而最终胎死腹中。”熊希龄看到沈麒昌有些灰心,又宽慰他,“沈老,不碍事,那帮冥顽不化的家伙已经吃到了苦头,如果不想举家破产,那这次会乖乖和我们合作。要是不然,咱们有复生的尚方宝剑在手,他们也没有办法,只不过给咱们自己增添了一点麻烦而已。”

果然不出所料,在山西沈、熊二人受到了良好的接待,蓝天蔚对于山西,怀有满腔热情,很希望把这片土地搞活。无论是对于统一货币、开设现代银行,还是发展实业、兴修铁路,他都是非常支持的,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北方公司的实力和沈麒昌等人的能量,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和秦时竹是站在同一线的。在他眼里,同盟会日益堕落的种种行径,尤其是那些争权夺利、小肚鸡肠的事情让他颇为恼怒,他是同盟会的老会员,对于同盟会有深厚的感情,但他清楚的知道,革命成功后的同盟会,已经蜕化变质了,早已不是那个众志成城的革命团体了。宋教仁、汪精卫等人或醉心民主政体或和袁世凯等人眉来眼去,一点都没有忧患意识。他对此深深地失望了。

对比看来,秦时竹就能耐多了,该打的时候不含糊,该罢手的地方也不拖拖拉拉。更为重要的是,秦知人善任,任用的手下无一不是响当当的人物,对于自己,也是百般信任,不仅派军队将深陷绝境的本部人马救了出来,还让自己担任了这个山西都督。秦时竹的大气,不仅反映在他客客气气、以诚相待的态度上,反映在他礼贤下士、谦虚谨慎的作风上,更反映在他行为果断、一心为国为民的能干上。自吴禄贞被暗杀后,蓝天蔚深知政治的险恶,对中国的局势又分外看清了。纵观大局、宽厚仁慈的意识或许孙中山也有,但孙太理想化了,太天真了,这样的人,做个革命鼓动家还行,但万万不能或不适宜担任中国的领导;袁世凯嘛,能力也许是有的,但他的封建意思、独裁作风让蓝天蔚很不放心。

在具体的事务处理上,秦时竹都能尊重自己的意见,虽然要拍电报请示,但这种往往是象征性的,秦时竹对他的方针从来就没有蛮横地表示反对过,每次都是以商量的口吻对待,这种虚怀若谷的表现让他看到了民主的作风。更让他感激的是,在秦时竹的具体筹划下,河东军政府顺利解散,军政领导顺利得到安排,甚至于守备旅的顺利成立,都是在秦时竹首肯和大力支持下实现的。稳定了内部关系,等于为山西的长治久安增添了保证,此外秦时竹还答应在适当的时机为七师和守备旅更新装备,这点也让他喜上眉梢。

因此,在人民党党义一出来后,他就如获至宝,仔细阅读,他尤其赞同“人民主义”和“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在辽宁休整期间,他目睹了那里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他触动尤大。中国太落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就在于象东北这么搞。在政治上,他也很赞同秦时竹的“民主集中制”,他坚持认为,一个国家总是需要一个明智的领导者的,跟随秦时竹是最好的选择。蓝天蔚受过外国教育,对于传统的忠孝思想已经淡薄了很多,这种跟随,绝对不是愚忠或盲从,而是高度的志同道合。

人民党山西分部成立后,蓝天蔚不仅加入了人民党,也担任了重要职务。本来,秦时竹是属意由蓝天蔚担任分部书记的,但蓝天蔚考虑再三,极力推举原谘议局议长,现山西议会的议长梁善济担任,由议会搞政党工作在他看来也许更为合适。山西议会,杜上化为副议长,王用宾为秘书长,议员多新派人物,除了少部分保持独立省份外,其余都加入了人民党……

在政府中,除了温寿泉、张士秀担任民政长、次长职务外,赵戴文担任了秘书长,崔廷献、李庆芳、南桂馨、徐一清、陈受中等都担任了政府职务,山西局势一天天安定下来。至于银行、财政的事情,蓝天蔚早就很盼望能有一个总的整顿,在渠本翘和绅士谷如镛等人的协助下,和沈、熊二人一拍即合,达成了筹办中国人民银行太原分行的协定:

1、太原分行为山西金融和现代银行之最高机构,经营省库,筹划全省财政;

2、分行接受人民银行总行的具体领导,但分行长需用山西本地人,副行长可由总行派遣任用;

3、分行总资本100万元,人民银行总行占其中一半,其余一半,部分由原山西官银号出资,部分由山西各绅商认股,额满为止;

4、太原分行成立后,各级政府公款一律存入该行,但需支付利息;

5、山西官银号原有官贴,按照现有比价,由太原分行统一收兑,一律兑换成人民币;

6、人民币可随意流通,无论经济往来、完粮纳税均可使用,但太原分行应提供随时可以兑换成银元之保证,在外地,凡是有人民银行分行的区域,均应保证实现人民币与银元的相互自由兑换;

7、纸币发行一律由总行负责,太原分行本身无纸币发行权,但总行不能插手具体存贷款业务,且发行纸币需有十足之担保;

8、各类拟在山西境内发行的债券,需经过山西政府书面批准,太原分行方可予以承销;

……

接着,沈麒昌代表北方公司,渠本翘代表保晋公司签订了开发山西境内煤铁各矿的协定。……由于拟投资资本在600万元左右,北方公司占了8成的股份,渠本翘占了两成,约定用机器新法采煤。由于目前到大同铁路不通,机器运转不便,拟先聘请技师做一整体规划,招募工人开始基础建设……

最后,北方公司、保晋公司、太原分行、山西政府四方组成了山西铁路公司,签订了同蒲路、张绥路建设议定书,各方约定:

1、同蒲路、张绥路为山西命脉,务必加紧建设,可以利用外资以弥补本国资本之不足,可让渡部分利权,但主权必须操之在我;

2、修铁路耗时甚久,耗资甚多,应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修成一段,通车一段;

3、两路无论轨距也罢,车辆行驶规则也罢,均要与京张铁路保持一致;

4、各方同意,北方公司除现金外,还可以钢轨、设备等物资折算成股份,勘察、建设各方面工程师能聘请中国人完成的,尽量聘用中国工程师,所需人工、材料,能从山西境内取得的,应优先从山西获取;

5、为保证铁路顺利动工,山西铁路公司首先必须积聚资本1000万元,除上述四方认购外,可发行债券予以支持,由人民银行总承销,各地分行分承销,债券利率暂定为七厘,不计复利;

6、铁路公司委任山西富商刘笃敬为总经理,具体督办两路建设事宜。


北方公司还和山西政府签订了协定,原先山西的官办企业,由北方公司负责改组为商办公司,一律折价变卖,由山西各界自愿认股。其实由于这些都是亏损累累,资不抵债,根本就没有人愿意购买,北方公司象征性地支付一点股金后,全部收购门下,按照行业的不同,组成了分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容家二子的提醒,禹子谟、秦时竹等得知“中华”等商标,由于内含国家、民族名称,用来作注册商标不是很妥当。中国虽然还没有商标法出台约束这种行为,但大势如此,不得不提前予以准备。秦时竹思量再三,提出两个新的名字:“团结”和“自强”,寓以“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自强不息”、“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之意。


去山西的时候,秦时竹等人首先到了绥远。一方面是要看看绥远的情况,另一方面,陪同前来的禹子谟要去看望女儿,禹敏前年嫁给了李春福,由于骑一师驻守绥远、大同,李春福就把家也搬到了那里。禹子谟过年后一直没有见到禹敏,自然怪想念的。

看到秦时竹和丈人来给自己拜年,李春福有点窘迫,按公,他是下级,论私,他是晚辈,虽然过年时候已经以电报形式拜过年了,但毕竟没有亲自前往,心里总是搁着。

秦时竹见状笑了:“现在是民国了,新年要有新气象,谁说上级不能给下级拜年,丈人不能给女婿拜年的?你镇守此地,责任重大,我们前来看看、慰问,也是理所应当。”

“是,是!大帅所言极是,我到绥远,一日不敢懈怠,生怕出什么漏子!”自从当时夺取锦州城不力被秦时竹批评后,李春福一直希望能奋发有为。

“我看得出来,当地治安良好,商业繁荣,想来你的功劳也很大。”禹子谟好好表扬了自己的女婿。

“只是绥远民族情况复杂,汉、蒙古、回等各族杂居而住,关系复杂,我怕力不从心,还请大帅多派得力人手襄助。”

“哈哈,这个我心里有数,你要把绥远看好,千万别出乱子,有什么事,和当地那些有名望的绅商多商量。至于人手嘛,到时候我会派的,眼下还是你当家。”秦时竹勉励了李春福一番,又问:“宋世杰是不是驻守在大同?”

这个宋世杰是大同起义的英雄,由于李春福的兄弟李春锦被抽调上去协助宁武负责西路后勤,骑一旅后来就没有了副旅长,升格为师的时候也没有了副师长,李春福征得秦时竹同意后,便任命宋世杰担任了为副师长。再加上新近被任命为参谋长的周维藩、副参谋长的傅政霖,构成了骑一师的主要领导层。

“是,他和维藩都在那里。”

“你们几个要齐心协力,精诚团结。不但要把兵练好,也要把当地秩序稳固住。”秦时竹语重心长地交待李春福。

“对了,春福,刚才我看大街小巷不时有人在走亲戚,而且女眷居多,更奇特的是,男家似乎都是本地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绥远盛行这种走亲戚的方法吗?”禹子谟感觉奇怪。

“不是的,自前清以来,官府一直禁止汉族外出人口携带家眷,直到前两年才废除。因此绥远一直存在这种被当地人称为‘雁行’或‘跑青牛犋’的风俗,我初来时也觉得奇怪,现在正是春节,故而络绎不绝。”李春福接着说,“因此,绥远一直存在着男多女少的问题,常常一女事数男,苟且者多,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父母贪图微利,也不闻不问,风俗恶劣,我是深感棘手。”

“嗯,这是个问题。”何峰的眉头拧了起来,“看来,要加快绥远地区的开发力度,尽量让这些人把家眷搬迁过来。只是目前铁路不通,大规模开发目前时机不成熟,还要再缓两年。又涉及蒙古族、回族等复杂关系,不得不慎重行事!”在何峰的规划里,绥远是一颗重要的棋子,包头等地将来要建成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尤其是地处内陆,不会像东北那样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施展不开。

“既是当地风俗,你也不要过多干涉,有事一定要多找当地民众了解情况。”

“是,我一定小心谨慎!”

众人相聚一堂,自然多逗留了几天,等秦时竹来到太原的时候,沈麒昌和熊希龄已经启程去北京和周学熙会面了……


秦时竹忙着视察,老袁也没有闲着,秘密召开了会议:

首先是段祺瑞汇报:“昨日陆尚荣部已经全部撤出京城,回原防地驻扎!”

老袁面带怒色,对手下大将咆哮道:“此番事故,你们怎么弄的?唐山防线我驻扎了重兵,就是为的防止东北军南下,你们倒好,让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来了,把京城搅得是天翻地覆,幸亏陆尚荣是来镇压兵变的,他要是搞政变,冲击总统府,这会儿我还不知道怎么呢?”

手下人听了,全部耷拉着脑袋,闷声不响。

老袁越说越气:“养着你们这帮饭桶干什么吃的?”眼睛盯着曹锟:“说,你的部队给陆尚荣搞掉了多少?”

“1000多吧?”曹锟哭丧着脸说,“还陪进去一个标统,一个帮统。”

“哼,这才是烧香引出鬼来!好好的你闹腾什么兵变啊!这下你满意了吧?”段祺瑞讥讽道,“我听说还有不少人被关押在军法处,这个脸可丢大了!怎么着,这些人你一个个弄出来?还有,死去的那些弟兄你怎么安排抚恤金?当他们为国捐躯啊!?”

“你!”曹锟气得话也说不出来。

和段祺瑞一样,冯国璋对于兵变是不赞同的,但既然是老袁的意思,也就不得不出来打圆场,“芝泉,算了,人都有糊涂的时候,弟兄们也是听说大总统要走才闹腾起来的,要怪,就怪南方的孙中山他们吧!”

“我就觉得纳闷了,曹统制这边刚刚有点动静,陆尚荣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李纯大惑不解,“居然知道的比我还要早!”

“说,调查清楚了没有,陆尚荣究竟怎么混进来的?”袁世凯冷冷地瞪着驻扎在唐山的潘榘楹和卢永祥,那种眼神让人看了浑身就发毛。

“报……报告大总统,我们调查过了,那天夜里十点左右的时候陆尚荣做火车混过唐山的,我……”

“不是让你们严密监视嘛,怎么还让他给混进来了?”曹锟也是一肚子气。

“铁路是英国人管的,我们没敢多插手,据说英国人也在纳闷,陆尚荣从哪里搞来的车皮?”

“莫非是英国人和秦时竹穿一条裤子?”袁世凯犯起了嘀咕,“不对啊,朱尔典前两天见到我还……”

“大总统,我看这里面有蹊跷,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让陆尚荣提前准备了。”赵秉钧把握十足地分析道,“您想,北京到唐山要7个小时的火车,兵变是晚上搞起来的,怎么一下子就到了北京,要不是预先备好的,能这么快反应?别的不说,就那几辆铁甲车弄到车上就要费老大的功夫……”

“确实可疑,这事你去查查,得弄个水落石出,谁要是吃里扒外,我对他不客气。”袁世凯一脸怒容,“现在让陆处长宣布此次事件的处理结果。”

陆建章掏出一张纸念了起来:“……曹锟身为统制,不能约束部属,酿成此祸,虽情有可原,但与法不容,予以撤职,暂且代理统制一职,以观后效;参与兵变官兵,已经亡故的,不再追究责任……;尚被羁押的,予以个别甄别,倘若有杀人、强奸等严重罪行的,予以严惩,若只有掠取财物情节,且已经退还的,予以警告,仍留之部队……”

曹锟一听委屈极了,刚想开口分辨,就被旁边的冯国璋拉住,再看袁世凯的眼神也瞪着他,吓得他也不敢多说。

老袁慢慢地说:“这是为你们好,现在外国舆论很关注这个,表面文章要做好。曹锟,你服气不服气?”

“他娘的,”曹锟在心里暗暗咒骂,“陆尚荣、秦时竹,你们两个混蛋,咱们走着瞧!”嘴里却不得不连声应承:“是,是!卑职知罪了,谢大总统不杀之恩!”

“芝泉啊,就辛苦你到保定、天津走一圈,把这层意思都跟各镇兄弟打声招呼,让他们收敛一点,别再给我添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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