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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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西方学者习惯认为“阶级、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城市、文字、金属器及复杂礼仪中心等的出现,则是文明起源在物质文化方面的表现”。按此观点,西方人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就已经进入了铜器时代,而中国,只出土了6000多年前的铜器,而且数量很少。直到距今4000多年,中国才出现了国产的铜器。这种情况似乎表明:文明起源于距今七、八千年的西方,而不是距今4000多年的中国。这与林河先生所说“中华文明早于西方文明”的观点有所不同。为此,我带着这个疑问,再次访问了林河先生。      记者:金属器是衡

西方学者习惯认为“阶级、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城市、文字、金属器及复杂礼仪中心等的出现,则是文明起源在物质文化方面的表现”。按此观点,西方人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就已经进入了铜器时代,而中国,只出土了6000多年前的铜器,而且数量很少。直到距今4000多年,中国才出现了国产的铜器。这种情况似乎表明:文明起源于距今七、八千年的西方,而不是距今4000多年的中国。这与林河先生所说“中华文明早于西方文明”的观点有所不同。为此,我带着这个疑问,再次访问了林河先生。


记者:金属器是衡量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考古发现:西方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历史有七、八千年,进入“青铜时代”的历史有6000多年。而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历史是6000多年,进入“青铜时代”的历史是4000多年。按照有些西方学者的逻辑,这就意味着中华文明应该晚于西方,这对您的“中华文明早于西方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


林河:我认为:“发现”与“理解”是不能划等号的,“发源”与“文明”也是不能划等号的。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勘探队员在某地找矿,看见几个小孩在玩“斗石头”的游戏,他问:怎么个斗法?小孩答道:谁的石头能将对方的石头划破了,谁就是胜方。勘探队员看了看胜方小孩的石头,不禁大吃一惊,它是价值连城的特大型钻石啊!忙问小孩:这样的石头你这里多不多?小孩说:多呢!便回到家中取出好几颗“石头”送给了勘探队员,而勘探队员则因此为国家找到了一处重要的矿藏。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小孩是发现家?还是勘探队员是发现家呢?假若国家要对他二人进行奖励的话,把桂冠戴在第一发现人(小孩)的头上,这钻石将永远是一块供小孩作游戏的顽石,把桂冠戴在第二发现人(勘探队员)的头上,这钻石就马上会为国家创造出许多财富。你说,他们谁应该是冠军,谁应该是亚军呢?

西方盛产铜矿,许多地方含铜矿物就裸露在地表,原始人只要在地面上燃起篝火,便会还原出铜来。好奇的原始人,只要用石头敲打这种从火中烧出来的怪东西,便会打造出各种形状的“工艺品”来,因此,他们的金属时代当然会出现得早一些。中国的铜矿资源大都深埋在地下,极少裸露在地表,只有等生产力进步到了能够凿井开矿的时代,才有可能利用铜矿石铸造出铜器来。只有在发明了合金技术后,才能制造出青铜器来。这就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为什么会晚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但历史证明:西方并非因盛产铜矿而创造了青铜艺术的辉煌,倒是铜矿资源贫乏的中国创造了青铜艺术的辉煌。


记者:盛产铜矿石的西方,为什么不能够创造出辉煌的青铜艺术呢?


林河:大家还记得《西游记》中孙悟空被太上老君放进“炼丹炉”里去炼,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的故事吧!《西游记》是一部中国式的科幻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把人想像成了金属,幻想通过炼丹炉将普通的顽猴冶炼成火眼金睛的齐天大圣。但他为什么会有此奇思妙想呢?就是因为他想到了金属只有在封闭性能与通风性能都很良好、能够大大提高炉温度的炼丹炉内,才能够熔化的办法。中国在1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已发明了烧制陶器,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文化和安乡县汤家岗遗址就出土了距今六、七千年精美的白陶。据陶瓷专家告诉我:没有摄氏1000度的高温,是烧不出白陶的,而铜的熔点才1083度,因此,六、七千年前的中国人,是完全可以冶炼出铜器的。但由于中国缺铜,中华民族虽然已经掌握了高温炼铜技术,也只好自叹“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到目前为止,中国至少在商王朝的中、晚期,就已在长江流域的江西瑞昌、湖北大冶、湖南麻阳等地出土了颇有水平的铜矿矿井。据此推断:中国夏王朝时期肯定已出现了开矿采铜技术。有了矿石,中国人就可以在窑温1000度的这个高起点上,制造出艺术精湛的青铜器了,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在夏王朝时就已铸造出了中国特色的青铜爵,在商、周王朝就已达到了全世界的最高水平。

反观西方,由于烧窑技术的落后,虽然在发明铜器上比中国早了几千年,但在提高炉温、铸造精美的青铜器方面,却进展缓慢。他们连烧造原始白陶的水平都达不到,又怎么能够创造出青铜时代的辉煌呢。

因此,前人单纯地把某某事物出现的早晚,而不是把它的科技含金量计算进去的文明起源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记者:西方出现铜器早于中国,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最早的金属冶炼技术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呢?


林河:由于考古资料不足,目前还很难做出判断。从现在的资料来看,中国最早的铜器多出土于西北地区,如陕西姜寨遗址出土过距今6000年的黄铜片,甘肃马家窑文化出土了距今5000年的铜刀,而甘肃的地理位置正处于中国与西亚之间,素有“河西走廊”之称的“走廊地带”,游牧民族在中国与西亚之间“逐水草而居”,自古不断地来往迁徙,所以,目前并不能排除中国人使用的铜器是从西亚引进来的可能性。但是,纵观中国夏、商、周的青铜器技术高超、艺术风格与器物造型自成体系、纹饰与中国的史前陶器纹饰一脉相承等这些特色,都是西方的青铜器所没有的。因此,也不能排除中国独立生产青铜器的可能性。

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开放型的民族,从不拒绝优秀的外来文化,并经常能将其发扬光大,使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一直流传至今,而印度的佛教反而因不能适应环境、与时俱进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唐朝曾大量引进了西域文化,奏胡乐、跳胡舞、耍狮子、喝西域酒、看胡姬舞、欣赏西域的杂技魔术成风,成为“盛唐气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反而使西方羡慕不已,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景象,也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即使中国人是受到西方制造青铜器的影响而开始冶炼青铜器的,也不会影响到中国在青铜文化上的先进地位。因为,西方的青铜文化虽然历史悠久,却因生产力落后于中国,而未能创造出辉煌的青铜文化;而铜矿资源贫乏的中国,却因生产力的先进而在青铜文化上创造了举世公认的辉煌。这与在2000年前就发明了乘风筝上天的中国,却不能成为首先发明航天利器的国家;石油资源丰富的西亚不能产生超级大国,而石油资源贫乏的美国却成了超级大国,是一样的道理。


记者:您能不能将中、西方的青铜文化作个对比,以加深读者的直观印象呢?


林河:在我读过的书中,往往是谈西方时不及中国,谈中国时不及西方,“学贯古今”的书读了不少,“学贯中西”的书却读到的不多,因此在这里只能“抛砖引玉”。

根据西方学者的划分,金属器时代大约可分为“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3个阶段。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已进入了铜器时代,埃及人用含铜的孔雀石制造陶釉时,发现了炼铜法;还发明了用鼓风炉炼铜、银、金的方法。在美索不达米亚,人们已在用铜、银和麦子来当作货币使用。中国才出土了少量距今6000年的铜刀,因为数量很少,来历不明,目前还不能排除是游牧民族从西亚带到中国来的可能性。

青铜时代的历史则以伊朗南部、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最早,约在距今6000年的初叶就已经开始了。欧洲青铜器的历史开始于距今6000年的中叶,印度青铜器的历史开始于距今5000年的中叶,埃及青铜器的历史开始于距今4000年的中叶。

中国的青铜时代开始于4000年前,甘肃的齐家文化出土了铜刀、铜凿、铜椎、铜斧、铜镜、铜指环、铜匕、铜饰、铜渣等铜器产品。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年年过着“处处无家处处家”的生活,是不可能随身携带这么多的笨重物品的,更不可能万里迢迢地把毫无用途的铜渣也带过来。如果没有新的考古发现,我认为甘肃齐家文化出现的铜器,就应该是中国最早生产的铜器,是中国铜器时代的开始。在齐家文化的铜器中,有一面镜子是青铜器,似说明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记者:将中国和西方铜器时代相比较,二者之间有些什么不同呢?

林河:原始艺术基本上是“有神论”的产物,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同样都是“有神论”的天下,但有个“神权”与“王权”谁轻谁重的问题。在“神权”重于“王权”的地方,艺术家的“神权”思想和“出世”的色彩就会强一些,在“王权”重于“神权”的地方,艺术家的“王权”思想和“入世”的色彩就会强一些。

西方是以“游牧文化”为主的社会,人民苦于天灾人祸,不得安宁,以武力得天下的帝王们一般都有严重的“王权”思想。在“王权”思想的影响下,艺术家主要是表现“王权”而不是表现“神权”。因此,西方的青铜艺术表现的往往是“王权主义”的“入世”思想和“世俗”观念。如叙利亚出土的“半裸人物”铜像、埃及第六王朝“佩比一世父子”铜像、苏美尔第一王朝用碎铜精心制作的“糜鹿浮雕”、埃及中王国时代的“武士椎俘”铜项圈、苏美尔文化的“力士摔跤”铜像、“骡马拉车”铜像等等,都是“世俗”味很浓的艺术品。

中国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社会,人民需要安居乐业、劳动生产,原始农耕社会的领袖们往往具有民主自由、平等互助等原始共产主义的思想,一般都没有将“神权”置于“王权”之下的心理,艺术家可以自由自在地表现“神权”。因此,青铜艺术往往充满了“神权”思想的“出世”色彩。如距今4000多年,夏代的青铜器就已出现了铸有“圆饼纹”和“鼓钉纹”的“青铜爵”。“爵"就是“雀”,是一种模仿“南方朱雀”形状制作的祭祀酒器,“爵"(雀)身上的所谓“圆饼纹”,其实是太阳的象征,“鼓钉纹”是星辰的象征,将太阳和星辰铸造在“朱雀”身上,应该是对7000年前中国南方“神农文化”的继承。根据《白虎通》的解释:“炎帝者,太阳也……祝融者,其精为鸟,离(太阳)为鸾”,所谓的“青铜爵(雀)”,实际上就是象征神农炎帝氏族的“太阳鸟图腾”,而“朱雀负日”、“双鸟朝阳图”等就是神农炎帝氏族的“族徽”。

到了距今3000年的商周时代,中国青铜器的民族特色还是非常突出。我在上期《上下七千年,古今两神农》访谈中所说的“神农氏神像”(嘴上长象牙的“人身鸟手像”、“双鸟朝神像” 或戴“三尖冠的人面像”)和“神农氏族徽”(“朱雀负日图”、“双鸟朝阳图”或“双鸟朝农作物图”),几乎成了商周青铜纹饰中至高无上的主要纹饰(只可惜由于个别学者的解释,把中华民族的始祖神“神农氏”错定为了邪神“饕餮氏”,因而就把我们的商周青铜艺术,解释得面目全非,毫无文化传统可言了)。这一民族特色不仅表现在中国神农氏的故土——长江流域的商周青铜器上,也表现在许多中原的青铜器上。如长江流域的商周青铜器,它的造型不管有多少变化,但总以鸟为主题,要么把青铜器做成鸟形,要么把器身布满了鸟纹,要么在青铜器上立鸟,要么把人、兽的眼睛做成鸟形。总之,一定要把“神农氏的神像”和代表神农氏族的“太阳鸟族徽”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规律在中原也不例外,如商代著名的“司母戊鼎”,只要你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它上面的纹饰同样是以鸟纹为主题的。这种现象,直到中国的“王权”思想逐步取代了“神权”思想的商周时代,代表“王权”的“龙纹”才逐渐上升为青铜艺术的主题。

基于以上情况,我认为:中国青铜文化的辉煌,并不是对西方青铜文化“王权”思想的继承和弘扬,而是对中华 “神农文化”的“神权”思想的继承和弘扬。这就是中国的青铜文化与西方的青铜文化在本质上的区别。


记者:既然中国的青铜艺术是世界上最辉煌的青铜艺术,那么,最能代表中国青铜文化辉煌的典型青铜器又是什么呢?


林河:有人把中国的青铜器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我认为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在我的考古生涯中,曾了解到许多中国创造青铜奇迹的故事。

世界上最早、最大、最精美的青铜尊: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的商代“四羊尊”。它通高58.3cm,腹部由4只站立着的“卷角羊”组成,整个器身布满了蕉叶纹、夔龙纹、云雷纹、神农氏神像等精美绝伦的纹饰,有些“细如发丝”的花纹,很可能是由非常先进的“熔模铸造法”(失腊法)浇铸而成的,这件青铜器堪称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绝品。

改变了古今文明进程的“中国青铜绝技”:在湖北随县曾出土了一座战国时代的“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许多用“熔模铸造法”(失腊法)浇铸而成的青铜器,完全可以用“鬼斧神工”、“精美绝伦”、“空前绝后”等词来形容它。我要说的是它对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的影响。中国商周时期发明的这种先进的“熔模铸造法”,可以制造极其精密的铸件,还可以铸造极其复杂的器型,如代表了世界古代工艺最高水平的汉代错金工艺、明代宣德炉、北京故宫、颐和园、圆明园中的龙、虎、狮、象、十二生肖、铜像、铜亭等。在西方,直到20世纪初,德国才用这项中国绝技铸造精密齿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飞虎队的机械师在云南保山见到了中国用“失腊法”铸造的传统文物后,深受启发,便依此法用到了铸造要求极高、非常不易加工的喷气发动机的叶片和涡轮盘的制造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二战以后,这一中国绝技迅速被推广到了全世界,终于形成了近代工业文明必不可少的精密机械制造工业。由此可见,中国的青铜文明对人类文明贡献之大。




世界上最锋利的青铜剑:1965年,湖南江陵出土了一把越王勾践用的青铜剑,虽然在地下埋了2300多年,但出土时还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有人作过试验,该剑一次就能将20多层纸斩成两半。由此可证:《战国策》上说的“吴越之剑,用肉作试验,可以断牛马,用金属作试验,可以断盘( 匚也)”,的确是没有丝毫夸张的。还有人用楚国的青铜剑斩两枚叠在一起的清代铜元毫不费力。由此可证:秦国形容楚国的青铜剑“毒得比马蜂扎人还要厉害”,也是毫不夸张的。

世界上最早的青铜硫化处理技术:锋利无比的越王青铜剑,不仅显示了它在军事科学上举世无双的成就,它在物理化学上的成就,也是令人惊叹的。它那精美绝伦、永不生锈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而在西方,直到近代才发明了硫化处理技术。西方古代制作青铜剑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比。

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铬化技术:在金属表面镀铬防锈,是近代科技史上的重大成就。但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有一种叫“黑漆古”的青铜器,虽在地下埋藏了好几千年却光泽如新,没有丝毫锈蚀。通过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它的表层含有铬元素,原来,这青铜器数千年不朽的秘密,就因为它经过了“铬化技术”的处理。

世界上最早的光学聚焦镜:据周代《礼记·内则》记载:做儿媳的每天凌晨都要将“金燧”等日用工具佩戴在身上,到父母那里去问候安宁。这“金燧”就是用青铜制作的光学聚焦镜,古代又名“阳燧”,今日则叫“聚光镜”或“凹镜”。它的用途是向阳取火,让太阳光点燃艾条之类的“火媒”,用以烧火煮饭。由此可知,中国在商周时期,就已懂得了用凹镜取火的科学原理了。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也经常出土“金燧”的实物。因此,中国人不但是最早发现光学聚焦原理的人,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光学原理制造聚焦镜(凹镜)的民族。

能够看透背面的青铜“魔镜”:假若你在照镜子时,突然看见了镜子背面的花纹,你一定会感到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在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镜中,有一种被称为“透光镜”的青铜镜,却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方法是将“透光镜”对着阳光,把阳光反射到墙壁上,你就可以从墙壁上的镜影中,清楚地看到青铜镜背面的花纹或文字,就好像是魔术师在玩魔术一样。1832年,中国的“透光镜”首次传到了西方,立刻引起了西方人的极大震惊,被西方人称之为来自东方的“魔镜”。许多西方科学家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无法破解其中奥秘。中国宋朝的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一书中说道:“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约有迹,所以于光中现”,科学地解答了这个问题。而在西方,这个问题直到1932年,才被一个英国的科学家威廉·布拉格爵士找到答案。20世纪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最大的英国专家李约瑟博士曾评价道:这是中国科学家“在通向掌握金属表面微细结构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让水花自动飞舞的青铜“魔盆”: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一种能令水花自动飞舞的青铜盆,只要在盆中放满了水,用双手在盆边轻轻磨擦,铜盆便会发出“嗡嗡”的声波,盆中的水则会随着声波产生涟漪,涟漪生出水花,水花又会随着声波起伏跳动,好像在跳舞一样,而且能跳到一尺多高,见者莫不称奇。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喷泉,是中国科学家研究声学原理的奇迹。

世界上最早、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中国商代的“司母戊鼎”是全世界最早、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通高1.33米,重875公斤,需要用铜料1000多公斤才能铸成。“司母戊鼎”的出现,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青铜文化”实力最雄厚的国家。它身上的“神农氏族徽”证明了它完全是中国“神农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而不是对西方“王权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震惊世界的三星堆神秘青铜像:四川三星堆遗址是一个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遗址,它以出土了大量造型怪异、工艺超群的神话人物青铜造像而闻名于世。据介绍,我国青铜器一般分为七个大类,而三星堆出土的绝大部分青铜器却不能划入其中任何一类,

除了一少部分铜(垒 田田田土)、铜牌、铜樽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相似外,大量造型怪异、充满神秘色彩的铜人、铜面具、铜动物等在我国各地出土的青铜器中都前所未见。这里出土了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它通高2.62米,重逾180公斤,被称为铜像之王;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高0.645米,两耳间相距1.385米;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高3.84米,3簇树枝,每簇3枝、共9枝,上有27枚果实与9只鸟,树侧有一龙缘树逶迤而下。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充满了“神农文化”的色彩,那青铜大立人(神巫)像,头上戴着铸有神农氏头像的三尖神冠,上穿绣有神农氏“朱雀”族徽的丝绸左(衽 衤任)上衣,下系绣有类似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的神农氏“神徽”的(帘 竹广兼)裙,神巫的衣着华丽无比,但却打着一双赤脚。这种种怪异现象,不了解南方“神农文化”的学者是无法知道它的奥秘的。其实,那三尖太阳神冠和神农氏肖像,早已出现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高庙文化之中。那衣上的“朱雀”图案也源于高庙文化,那不同于中原形制的左(衽 衤任)衣冠,古书上早有“华夏右(衽 衤任)、“西南夷左(衽壬 衤任)的记载。那“(帘 竹广兼)裙”即对朱雀尾羽的模仿。他为什么打着一双赤脚呢?穿着华丽的他绝不是穷得没有鞋穿,而是南方巫师认为请神的时候,只有接触了“地气”,法术才有灵验的缘故。到今日为止,南方的巫师哪怕是大雪天,请神时还是要打赤脚的。人死之后,棺材必须贴地以“接地气”,也是其遗俗。有关三星堆神秘文化的解释,是要写一篇大文章才解释得清楚的,这里只点到为止。总之,三星堆的神秘文化,并不是什么外来文化的附庸,而是中国“神农文化”的辉煌。

世界上最早最大的青铜编钟: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套精美华丽、场面壮观、独步古今的编钟。最大的编钟通高153.4厘米,最小的编钟通高24.4厘米,总共有65枚。经过测试,音域跨越了5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都很齐全。在2400多年前,中国就有了如此水平高超的青铜编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两千年前的青铜“发电机”:在湖北随县战国时代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几乎件件都是国宝,而有一些形状古怪、不知用途也叫不出名字的青铜器,在报道中被忽略了。其中有一件青铜器布满了与今日发电机非常相似的“线圈”,现在还没人能准确知道它的用途。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利于考古研究。在埃及的古墓中曾发现过古代的“电池”,西方的有些学者就敢于肯定它是“电池”的雏形。这不知用途的战国青铜器,既然浑身都是“线圈”,除了做发电机的“线圈”以外,很难找到还有其它的用途,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暂时肯定它是“发电机”的雏形呢?等到将来找到了结论,再实事求是地更正也不为晚。我研究出来的“神农氏”的神像和“族徽”,在过去就是一直把他做为好吃懒做的“邪神”饕餮氏研究的。再如,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经常会出土“石祖”或“陶祖”(男性生殖器的模型),但有些考古学家往往就因为它违背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而被拒之于发掘报告之外,如果出土了 “生殖器崇拜”的具体形象,就更不敢公之于世了。这种情况曾经误导过日本的有些考古学家,他们单纯地以考古发掘报告为依据,误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经过“生殖崇拜阶段”的特殊民族。这种不把全部资料公之于世的研究方法是有失考古研究的科学性与公正性的。当然,有关中国青铜文化的世界之最,还可以举出很多。只要我们能够站在世界的高度,站在民族大家庭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就能够弥补我们过去的不足,把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一、中国古代的农学思想


1、农业中的所谓“三才”理论


“三才”一词最早见于《易经·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可见“三才”理论是讲天、地、人的变化与关系的。它是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哲学观点之一,被人们运用于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军事作战等各个方面。《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段话阐明了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是天、地、人,而且把人的因素列为首要地位。到汉代,天、地、人演变为“力”、“地”、“时”。晁错说:“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这里的“力”,即人力,具有重视人工劳动的含义,改造自然的意味更浓厚些。中国历代农学家都继承了在农业生产中强调人力作用这一思想。农业生产中的“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是“三才”理论的另一衍化。其主要内涵就是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天时、地利的变化和农业生物生长发育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三宜”原则也开始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明代农学家马一龙对之作了较为全面、科学的说明:“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三才”理论运用在中国农业生产中,为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2、具有浓厚特色的经营思想


与中国古代国情相适应的农业经营思想,有的直到今天还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战国初,李悝在魏国为相时,作“尽地力”之教,是最早的集约耕作思想的表现;“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就是加强劳动强度,实行精耕细作,挖掘土地潜力,提高产量之意。汉代,通过推广“代田法”和“区田法”等方式,把精耕细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代田法“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汜胜之书》第一次记述了区田,以后历代都有试种者,尤其到明、清盛极一时,先后有二十处以上。区田的技术要点是集中施用水、肥,保证作物能够生长良好,获得丰产。


“量力而行”的思想提出也较早。晋代傅玄(217—278年)提出:“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即主张提高农业产量,不要靠扩大耕地面积,而应重视在一定单位面积上多投入劳动。后魏农学家贾思勰进一步提出“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意思说,经营农业的规模,需要度量自己的力量,与物力、劳力等相称,既不要超过自己的力量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也不要缩小经营规模,使自己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也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传统思想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就是汉代人们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各项农业生产,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的生动写照。清代唐甄在《潜书·富民》中又根据他所处时代的情况,作了“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的真实描述。说明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观点一经形成后就世代相传沿袭下来而成为农业经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趋利避害”是中国古代农业经营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淮南子·缪称训》:“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趋利避害思想应用到农业生产上就是“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经验总结。明代的马一龙不仅明确总结出农业生产的趋利避害原则就是“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而且把它提到“力足以胜天”的高度。


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成就


1、灌溉渠系工程


开渠道满足作物的水分需要,开水沟排除农田多余的水,是农田水利的主要任务。所以沟渠工程是最普遍的一种型式。商、周时期农田中的沟洫分别起着向农田引水、输水、配水、灌水以及排水的作用。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为达到富国强兵目的,水利事业倍受重视,大型渠系建设迅速兴起。魏国西门豹在今河北临漳一带主持兴建漳水十二渠,为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自西汉以下数百年间,本地区一直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区域。公元前三世纪,蜀守李冰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工程,至今历时二千多年而不废,效益有增无减。都江堰建于岷江冲积扇地形上,为无坝引水渠系。渠道工程主要由鱼咀、宝瓶口和飞沙堰三部分组成。整个工程规划布局合理,设计构思巧妙,管理运用科学,施工维修经济,为中国古代灌溉渠系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工程。建成后,四川平原遂“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关中平原上的郑国渠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渠系工程,由水工郑国主持修建。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干渠全长三百余里,计划灌溉面积达四万顷。司马迁评价郑国渠在秦统一事业中所起的作用说:“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西汉时,灌溉渠系工程继续有发展,关中地区建成了白渠、六辅渠、成国渠、蒙茏渠、灵轵渠等;在今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皆引河及川谷(水)以溉田”;新疆古轮台(今轮台县)、渠犁(今库勒尔县)、伊循(今若羌县一带)、车师、楼兰(今罗布泊北岸一带)和伊吾(今哈密附近)等地也多有灌溉工程。西汉以后,灌溉渠系工程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只是在少数地方略有兴建而已。


2、陂塘工程


陂塘系利用自然地势,经过人工整理的贮水工程,其功能是蓄水溉田。二千多年前的文献中已有利用陂池灌溉农田的记载:“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芍陂兴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早的一座大型筑堤蓄水灌溉工程,“陂有五门,吐纳川流”。直径大约百里,周围约三百多里,灌注今安徽寿县以南淠水和肥水之间四万顷田地。今天的安丰塘就是其残存部分。汉代,陂塘兴筑已很普遍,东汉以后,陂塘水利加速发展。陂塘水利适建于丘陵地区,起始于淮河流域,汝南、汉中地区也颇发达。从云南、四川出土的东汉陶陂池模型,可看出当时已在陂池中养鱼,进行综合利用。《淮南子·说林训》中有关于陂塘灌溉面积数量的计算:“十顷之陂可以灌四十顷。”中小型陂塘适于小农经济的农户修筑,南方地区雨季蓄水以备干旱时用,修筑尤多。元代王桢《农书·农器图谱·灌溉门》说:“惟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堨、水荡,难以数计”。明代仅江西一地就有陂塘数万个。总之,古代遍布各地的陂塘,对农业生产的作用不可低估。


3、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系统


隋、唐、宋时期,水利建设遍及大江南北,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大规模兴修尤为突出。古代太湖地区劳动人民在浅水沼泽,或河湖滩地取土筑堤围垦辟田,筑堤取土之处,必然出现沟洫。为了解决积水问题,又把这类堤岸、沟洫加以扩展,于是逐渐变成了塘浦。当发展到横塘纵浦紧密相接,设置闸门控制排灌时,就演变成为棋盘式的塘浦圩田系统。宋代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1043年)中描述道:“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闸门,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形成于唐代中叶以后。五代时吴越国利用军队和强征役夫修浚河堤,加强管理护养制度,设立“都水营田使”官职,把治水与治田结合起来。这些措施对塘浦圩田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良好作用。北宋初,太湖流域塘浦圩田废而不治,中期又着手修治。南宋时大盛,作了不少疏浚港浦和围田置闸之类的工程。


4、海塘工程


自汉、唐起,江、浙、福建沿海人民为防御潮水灾害而开始修建江海堤防。海塘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发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海塘从局部到连成一线,从土塘演变为石塘,建筑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五代吴越国钱镠在位时,曾在杭州候潮门和通江门外筑塘防潮,所用“石囤木桩法”以木栅为格,格内填进砖石,经涨沙充淤后,就成为远比土塘坚固的土石塘。可以说这是从土塘到石塘的过渡。北宋时,石塘技术上的一次改革就是采用了“坡坨法”,即海塘为斜坡石级式,塘身稳定性优于壁立式海塘,坡阶又起消力作用。明、清时,海塘工程更受重视,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以及技术上的进步都超过其他历史时期。


5、井灌


这是利用地下水的一种工程型式。中国井的起源很早。据考古资料,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发掘出了井。北方许多地方地表水不足,故重视发展井灌。战国以来,北方井灌相当流行,历代政府也提倡凿井。明、清时,在今陕西关中,山西汾水下游,河北、河南平原地区形成了井灌区。方承观《棉花图》中说:“植棉必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坎儿井,是新疆地区利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上积雪融化的雪水经过山麓渗漏入砾石层的伏流或潜水而灌溉的一种独特形式。坎儿井在西汉时就有了。人们根据当地雨量稀少,气候炎热,风沙大的特点,在地下水流相通的地带开凿成列的竖井,其下有横渠(暗渠),然后通过明渠(灌溉渠道)把水送到农田里。这样水行地下,可减少蒸发。清代,林则徐曾在吐鲁番一带大力推广,对炎热干旱的吐鲁番农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三、农业生产工具


农业生产工具自春秋战国以来称之为“田器”、“农器”和“农具”。制造农具的原料,最早是石、骨、蚌、角等。商、周时代出现了青铜农具,种类有锛、臿、斧、斨、镈、铲、耨、镰、犁形器等。这是中国农具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中国铁的冶铸技术发明至迟始于春秋。春秋战国之际,冶铁技术先后出现了生铁冶铸、炼钢和生铁柔化三项技术,使铁器成为更富有广阔前途的锐利工具,加快了铁农具代替木、石、青铜制农具的历史进程。铁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转折点,它能清除大片森林,使之变为耕地、牧场,也使大面积的田野耕作成为可能;甚至使农业生产关系、土地耕作制度和作物栽培技术等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中国古代的农具按功用可分为下列几类:


1、高效的取水设备和机具


引水灌溉,最重要的是设法把低处的水引向高处。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有过不少灵巧的发明。人们熟悉的水车,也叫“翻车”、“龙骨车”、“水蜈蚣”。它出现于东汉、三国之际,最初只用来浇灌园地,后来被水田区的农民广泛采用,将近二千年来,在生产上一直起着较大的作用。筒车,今天在许多地方还可见到,大约有千年以上历史。这是把一个大的转轮,周围系上许多竹筒或木筒,安置在水边,转轮一部分没在水中,水流激动转轮,轮上的筒就川流不息地依次汲水注到岸上的田地里。元代王桢《农书》里记载的水转翻车、牛转翻车、驴转翻车、高转筒车,构造比较复杂,效率比较高,都是从翻车和筒车变化出来的。高转筒车可以把水引到十丈以上高的地方。为了把水引向远处,则有连筒和架槽的发明。连筒是把粗大的竹竿去掉里面的节,一根根连接起来,下面随地势高下,用木石架起,可以跨越涧谷,把水引到很远的地方。架槽的设计基本上同连筒一样,只是用以引水的是木槽而已。这类器具,正如王桢所说:“大可下润于千顷,高可飞流于百尺,架之则远达,穴之则潜通,世间无不救之四,地上有可兴之雨。”反映出中国古代这方面的创造发明之巧妙,高效而又实用。


2、耕翻平整土地的农具


耒耜是犁普遍使用前的主要耕具。它类似现代还使用的铁铲、铁锹,也有叫臿的。使用耕畜牵引的耕犁,中国从春秋战国才开始逐渐在一些地区普及使用。甘肃磨咀子出土的西汉末年的木牛犁模型说明汉代耕犁已基本定型。汉武帝时赵过推广“二牛三人耕”的耦犁,有犁辕、犁梢(犁柄)、犁底(犁床)、犁衡、犁箭等部件。犁壁(又叫犁镜或犁碗)在汉代已广泛使用。汉代的犁是直辕长辕犁,耕地时回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不很高。经过不断改进,到唐代创制了新的曲辕犁,又叫作“江东犁”。当时陆龟蒙《耒耜经》中详细记述了它的部件、尺寸和作用。这种犁由铁制的犁镵、犁壁和木制的犁底、压镵、策、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


犁盘等十一个部件组成。整个耕犁相当完备、先进,是中国耕犁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典型。中国犁又被称作框形犁,是因为犁体由床、柱、柄、辕等部分构成,呈框形的原故。比起地中海勾辕犁、日耳曼方形犁、俄罗斯对犁、印度犁、马来犁等,它的优点是操作时犁身可以摆动,富有机动性,便于调整耕深、耕幅,且轻巧柔便,利于回转周旋,适于在小面积地块上耕作。另外,使用曲面犁壁,不仅可以更好地碎土,还可起垡作垄,进行条播,利于田间操作和管理。宋代发明了踏犁和犁刀,明代又发明了几种人力犁,但都应用范围不广。除犁以外的翻土工具还有钁和铁搭等。农田耕翻后,须经过碎土和平整。平整的农具最早有耰(椎),以后有挞、劳(耱)、耙、碌碡等。甘肃嘉峪关市发现的魏晋墓室壁画中有耙和耱的形象。广东连县西晋墓中出土的陶水田犁耙模型,犁和耙都用牛牵引。水田操作使用的耖,魏晋时南方也已较普遍地使用了。


3、播种农具


最重要的创造发明是耧车,为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大力推广的新农具之一。据东汉崔寔《政论》说:“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三犁”即三个耧脚。山西平陆枣园西汉晚期墓室壁画上有一人在挽耧下种,其耧车正是三脚耧。用耧车播种,一牛牵引耧,一人扶耧,种子盛在耧斗中,耧斗与空心的耧脚相通,且行且摇,种乃自下。它能同时完成开沟、下种、复土三道工序。一次播种三行,行距一致,下种均匀,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


4、中耕除草农具


一类是钱、铲和铫,构造大同小异,实质是同一种农具。古代文献往往用来相互注释,《说文解字》十四:“钱,铫也,古农器。”这类农具需运用手腕力量贴地平铲以除草松土,也可用来翻土。另一类是耨、镈和锄,就构造说也大同小异,都是向后用力以间苗、除草和松土的农具,比钱、铲、铫要进步些,至今仍被大量使用着。春秋战国时已有了铁锄;汉代以后的铁锄和近代使用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耘是水田用的除草、松土农具。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钱镈门》中有耘图。宋、元之际的《种莳直说》中第一次记载了耧锄。这是一种用畜力牵引的中耕除草和培土农具。


5、收获农具


新石器时代已有石制或蚌壳制的割取谷物穗子及藁秆的铚与镰。金属出现后,则有青铜和铁制的铚和镰。几千年来,铚和镰的形制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宋以前,还出现了拨镰、艾、翳镰、推镰、钩镰等收获农具。王桢《农书·农器图谱》中记载的由麦钐、麦绰等组成的芟麦器,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收获小麦的农具。谷物收割脱粒后,利用比重和风力把秕壳与籽粒分开的办法很早就使用了。从《诗经》中可以找到证明:“维南有箕(箕斗,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不可以簸扬。”1973年河南济源县泗涧沟汉墓出土的陶风车模型,说明至迟西汉晚期已经发明了清理籽粒,分出糠秕的有效工具。风车把叶片转动生风和籽粒重则沉、糠秕轻则飏的经验巧妙地结合在同一机械中,确是一种新颖的创造。


四、选种育种成就


1、农作物的育种成就


中国为世界栽培植物重要起源地之一。起源于中国的农作物有粟、稷(黍子)、水稻、荞麦;豆类有大豆、毛黄豆;蔬菜有白菜、萝卜;果树有桃、杏、李、梨、柑桔、荔枝等。


当远古人们把野生植物加以驯化栽培时,需有所选择,这就是农作物出现的开始。所以选种的历史和农业发生的历史同样悠久。中国的农作物种类很多,品种更多,现今水稻品种有四万多个,粟有一万五千多个。这都是经过无数世代的农民广泛采用存优汰劣的留种和选种技术创造出来的。


2、家畜家禽的育种成就


中国各地的优良家畜家禽种类之多,品种资源之丰富,过去以及今天都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视。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中国在五千多年前就已全部饲养了。中国是最早饲养猪、鸡、鸭、马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用杂交方法培育骡的国家。


3、蚕桑方面的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养蚕、种桑、缫丝最早的国家。当二千多年前中国丝绸传入欧洲时,欧洲人对那美丽、轻盈的丝绸是如何织造的,竟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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