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业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

《老子》第二十七章说:“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此处的“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表示的意思应当与之相同,都是指“道”。按照常理来说,任何事物都要经历产生、发展和消亡这几个不同的阶段,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只生不灭的东西,所谓“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似乎不可能做到。房子建成后住上若干年,在变成破旧的危房的时候,人们会拆除它并建造新房,这里面既有建也有拔。把一件东西揽在怀中,不可能总是抱着不放,一旦力气用完了,抱不住了,便会自动脱落下来。看起来的确如此,不过这样的“建”和“抱”只是寻常意义上的,不是“善建”和“善抱”。那么怎样的“建”和“抱”才能称得上“善建”和“善抱”呢?


盖房子的时候,首先要挑块好地方,不要建在沙滩上。动工的时候,地基要打牢。房子的结构设计要科学合理,并选用合格的建筑材料。房子建好以后,还要在使用的过程中及时修缮损坏的地方,这才叫“善建”。建立一个国家也应当遵循同样的原则。首先,立国之本要牢固。这个“本”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和兵马,而是取决于民生的情况如何,比如老百姓是不是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等等。其次,国家机器的构成是否合理、运转是否正常,比如能否抵御外敌,能否做到赋均讼平等,能否有效防止腐化堕落等。再次,政策上出现偏差,能否及时予以纠正;能否根据环境和时代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等。最后,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统治者能否做到不挖自己的墙角。


人们常说管理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样的话既对又不对,国家是个复杂事物,不具备非凡的品德和才能自然难当大任,从这个角度来说治国不易;然而一旦将几项大的原则把握好,却也不必事必躬亲,亲历亲为,所以治国说难也不难。其实这段话不仅是对“善建”的小结,也是对“善抱者不脱”的解说。一个沉重的东西抱在怀里,时间长了难免力竭物脱,但如果抱的是一件非常轻的事物呢?结果或许大大地不同。譬如管理一个国家或者治理一个地方,如果统治者经常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号施令,亲自处理治下的大小事务,那么他就相当于把重物抱在怀中,必然相当劳形,不能持久。反之,如果他能够做到无为而治,让治下的百姓各安其所、各行各业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那么统治和管理对他而言就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史记 汲郑列传》中记载了一段有趣的故事,说的是西汉名臣汲黯,由于他为人憨直,经常顶撞刘彻,所以总是不能在皇帝身边待多久。有一天皇帝再次听烦了汲黯的直言,便打发他离开京城出任东海太守。由于汲黯平时便信奉黄老无为之学,再加上身体不好,所以来到任上,他挑了几个能干的下属以后便高卧养病去了。平常大事听听汇报,小事全由属下处理。这样不到一年,东海竟然得到大治。消息传到京城,皇帝十分高兴,一纸诏命把汲黯调了回去。汲黯之所以举重若轻地将东海治理得井井有条,道理其实很简单,试想,小小的一郡之地能有多少大事啊?能够不断扰民的不就是官府么!太守深居简出,不胡乱发号施令,下面的爪牙就没了盘剥和勒索百姓的机会,人人各兴其业各居其位,怎能不秩序井然?当然,除了无为而治以外,不放纵自己的欲望,不毫无节制地搜刮,以至于激起民变陷入反抗、镇压、再反抗的恶性循环,也是“轻”也是“善抱”的重要表现。你想,如果统治一个国家,而下面的臣民却三天两头的造反,要消耗多少人力武力才能镇压下去啊!果真如此,又焉能不重?


“子孙祭祀不辍”讲的是“道”的延续性,只有实现“有无”平衡,才能得到有效延续。三代以下,那些亡国君主的后人,哪里还能象以前那样在宗庙中祭祀祖先呢?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大家都清楚,上面的“善建”和“善抱”本质上指的都是“道”,所以此处的“修之于身”其实就是呼吁人们按照自然规律为人处世。比如自身与名利哪个更加重要,生与死、得与失的相互关系,行事不但要知进而且要懂退等等。当然,这些对于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具体要求亦不尽相同,各有侧重。归根结底,就是希望人们根据“无”和“有”的交替变化,追求自身的发展与平衡、自己与外物之间的发展与平衡、以及整个外部环境的发展与平衡。换句话说,就是用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来认识世界,指导实践。能够把自然规律琢磨透、落实好,就等于和真理站在了一起,立于不败之地。


修,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德,直道而行,表里如一。真,表示人与“道”的一致性,没有间隙没有例外。


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这四个“修”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家、乡、国、天下则表明人们认识和遵循“道”的范围在逐渐扩大。这同时也反映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治学理念,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致的。其中,修身是第一步,是基础,即“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足下”,而“天下”则是千里之行的另外一个端点。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

这句话中前面的一个“身”、“家”、“乡”、“国”、“天下”就是上面说的符合道的“身”、“家”、“乡”、“国”、“天下”,是一种标准或者说理想状态。后面的“身”、“家”、“乡”、“国”、“天下”则是指现实中的“身”、“家”、“乡”、“国”、“天下”,后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点和不足。只要用现实和理想加以对照,这些缺点和不足便立刻显露出来,所以老子才说“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每回读本章文字都能引起联翩浮想。俗话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人和其他群居动物一样,推选首领对整个群体而言相当重要。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首领的,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比方说得才兼备的圣贤。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种管理模式走的显然是精英路线,只是此处的精英标准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学历、名望、海龟背景等,而是对“道”的理解和把握。若要确保这种精英管理模式的成功,首先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稳定可靠的教育机制,即能够保证在一定范围内授“道”。如果没有人认识和掌握“道”,自然就没有办法确定按照它的要求治理天下的人选了。二是继任者由公议推选,首领的位置不得亲亲相受,这是为了防止出现圣人蒙尘、大道不兴的局面。古人推崇尧舜禹三代,以为至德之世,并非毫无道理。夏代开始,天下为家,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继任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符合老子所说的首领标准,没有“道”的修养,所以历代统治总是每况愈下,短则数十年,长者二三百年,就要发生革命。


上述两个条件的意义在于发现、培养和推选符合要求的首领,其实也就是“道”从个人修身逐步被扩大到“修之于国”和“修之于天下”的过程。如果这种理想模式能够实现,则可称之为圣人之业,必能“子孙祭祀不辍”,而天下百姓或许也可免受人祸之苦了。但是由于“道”对人的要求相当严格,所以能够真正效法它的人少之又少,连老子本人也非常明白这一点。他在第七十章中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这句话就是有力的证明。所以圣贤政治或者说精英政治也有缺陷,它的缺陷就在于圣贤(精英)的缺位。而补救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建立一个最广泛的监督机制,换句话说,当天下所托非人时,老百姓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地把那个混蛋首领拉下马。在这方面,台湾的陈水扁是个典型的反面教员,呵呵。由此可见,政治体制的良性循环需要内外双修,里子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面子是对上层的有效监督机制,两者缺一不可。

本文内容于 2007-4-28 1:21:31 被huazhiqiao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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