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的争议揭示国共两军抗战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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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撰稿者:叶晖南

1937年9月25日,林彪、聂荣臻指挥八路军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轰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一幅照片,记录了林彪、聂荣臻在指挥所观察敌情、部署战斗的情景。这幅照片广为流传,

致为经典。《党史博览》2003年第1期在刊用舒云之作《细说平型关战役》时,也用了这张照片。多少年来,似乎从没有人对这张照片的真实性提出过疑义。然而,笔者在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发现了对这一照片的另一种说法。

缘起

去年,《百年潮》编辑部交给笔者一篇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仁安羌大捷的稿子。笔者因对中国远征军的战史略有涉猎,因此编辑部让我看看这篇稿子。文章作者王楚英原是国民党的起义将领。稿子编好后定标题为《我所亲历的仁安羌大捷》。《百年潮》准备刊用,向王楚英索要一些当年的照片。结果在挑选寄来的照片时,赫然发现一张如此熟悉的照片,但凡稍有党史常识的人都可以一眼认出,这是平型关大战时八路军一一五师指挥所的那张经典之照。而眼前这张照片的背后却注明:左一为国民党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左三手持望远镜者为新编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左四披风衣、穿皮鞋者是英军的联络官韦尔斯上校。

笔者吃惊之余,立即同远在南京的王楚英通了电话,查实照片的来源。王老说,照片一部分来自南京第二档案馆,而那张仁安羌战斗指挥所的照片则是托当年一起从军的好友在澳大利亚大学的图书馆里翻拍出来的。

为了尽可能弄清楚照片的真相,这里不妨先把可能产生这张照片的历史背景交代一下。

关于平型关战斗

对于平型关战斗,人所共知,《党史博览》亦在今年第1期上有过详细的描述,在此毋须多言。下面仅就有关照片的情节交待一二,其目的是让读者对于照片产生的背景有所了解。

根据史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挺进平型关伏击点时,在9月24日夜遭遇了一场大雨。暴雨引起山洪爆发,给部队的行军造成很大的困难。但到了天亮的时候,风停雨住,战士们趴在潮湿的地上,冻得瑟瑟发抖,但杀敌抗战的热情却空前高涨。天刚蒙蒙亮,林彪、聂荣臻等指挥员就来到伏击地点东南方的一个小山岗上,在这里建立了师指挥所。主战场就在他们的左侧,是一条南北走向、向东西稍偏20度左右的山沟。伏击部队等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敌人才出现。因为雨后道路泥泞湿滑,日军后勤部队的车辆行进速度较慢。有关战斗打响的时间,据大多数人回忆和史书的记载,是早晨6点半左右出现敌情,7点钟左右林彪发出攻击命令。只有时任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长的杨得志曾回忆说:“那时候我们没有手表,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大约8点钟吧。先是听见远处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接着隐隐约约出现了汽车的影子……”

至于那张照片,国防大学教授蔡仁照在他那本《中国元帅聂荣臻》一书中这样记载:“师指挥所设在东南的一个小山头上,这里举起望远镜就可以纵观全沟。当聂荣臻接到部队部署完毕的报告之后,兴奋地举起望远镜,向师指挥所前侧的山头望去。将军的第一印象是:部队隐蔽得真好。将军脸上露出了一丝甜甜的笑。正当这时,一位有远见的同志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拍下了聂荣臻和林彪在平型关战役指挥所的照片。”

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传》记载得更具体:“林彪单腿跪在聂荣臻身旁的草地上,也用望远镜观察伏击阵地和沟道通路。他俩看到部队隐蔽得不露一丝破绽,完全与山峦草木融合在一起,不由得相视一笑。站在一旁的苏静不失时机地举起照相机,拍摄了这两位平型关战斗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在前沿阵地指挥的照片。”这里指出了拍摄者的姓名——苏静。

苏静,福建省海澄(今龙海)县人,1932年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侦察科长。打平型关的时候他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二科科长。以后,担任过一一五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情报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喜爱摄影,留下了许多军旅生涯中极其珍贵的历史照片。

战斗胜利后,杨得志和副团长陈正湘写过一份《平型关战斗详报》,其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在毫无遮挡的指挥所里,穿着蓝衣没有扎绑腿的林彪站起来……”这是当时的记载,如果没有错,对考察照片的真实情况很有帮助。

关于仁安羌战斗

发生在1942年4月中旬的缅甸仁安羌之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亚洲战场上的一次有重大影响的战斗。这里根据王楚英本人的回忆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王楚英,湖北黄梅人,1923年出生。七七事变爆发那年,刚刚14岁的他便投笔从戎,考上了陈诚的十八军干训班,接受译电训练。经过短期培训,被编入十一师三十三旅,任准尉译电员,随队出征松沪会战,在战斗中又担任了旅部特务排长。他们部队在上海外围的罗店、洛阳桥、江桥一带同日军血战83天。嗣后调任十一师骑兵排长。在皖南游击战、围彭泽、攻湖口、援瑞昌等大小战斗中,率部先后击毙日军片野中佐、横田大尉以下官兵185人。1942年3月11日奉调来到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身边,当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由于这一特殊的职务,他亲身经历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许多事件。仁安羌大捷就是最令他难忘的战斗之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便于1941年底发动了马来西亚战役,仅以阵亡27名士兵的微小代价一举歼灭了兵力大于自己3倍、装备也占优势的英军主力。紧接着,日本军队的矛头便指向了缅甸。

缅甸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英国除了印度之外在亚洲最大的殖民地,又是通往印度的门户。对中国来说,这是当时民国政府依赖外援的最后海陆通道,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危急关头,英国自知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挡凶猛的日军,便向蒋介石政府发出了支援的请求。经中、美、英三方协商,中国方面决定派出自己最精锐的部队组成远征军入缅甸布防。然而,大战前夕,英国殖民主义者又犹豫起来,他们担心“请神容易送神难”,怕中国军队日后会赖在缅甸不走,于是拒绝了中国军队先敌进入缅甸布防的要求。

1942年初,日军开始向缅甸进军,一路势如破竹。3月8日,在没有遇到激烈抵抗的情况下攻占了缅甸首都仰光。英国军队一触即溃,狼狈向缅甸的中部、北部撤退。吃了败仗的英国人这才紧急向中国求援。于是,中国10万远征军在准备不足、兵力分散、指挥系统混乱的情况下,陆续开进了缅甸。

在仰光陷落的当天,戴安澜将军率领二○○师进占缅甸中部要冲东瓜(又称同古)。史迪威将军原计划以二○○师为先导,待大军集结完毕后由东瓜发动反击,挥师向南进攻,一举收复仰光。但控制着铁路和公路运输的英方却把运力集中到安排英军撤退上。中国远征军集结严重受阻,竟使二○○师成了孤军。他们在东瓜顽强抵抗日军两个师团的进攻达12天,在给予日军重创之后,突围后撤。东瓜会战的计划夭折后,史迪威和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共同策划了平满纳会战计划,要旨是在西线英军的配合下,将中国远征军主力集中于缅甸中部的平满纳一带中央战线,以顽强的阻击大量杀伤敌军,将日军一至两个师团诱至我军预设阵地后,围而歼之。

然而,英国人不仅无意参与平满纳会战,而且“不愿意看到中国军队在缅甸打胜仗,制造出使中国人赖在缅甸不走的理由”。在中国远征军于平满纳一线展开时,英军却在4月4日开始全线北撤。4月6日,中国远征军平满纳战线的右侧背完全暴露在日军的威胁之下。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英军一退再退,很快一发而不可收拾,在短短的10天内便把自己最重要的战略能源基地暴露在日军的刀锋之下。仁安羌是缅甸最大的油田,年产石油100余万吨,侵缅日军早就对其垂涎三尺,力图尽早夺取这个极端重要的战略目标,掠夺其丰富的石油,以供侵略战争的急需。

14日,英军炸毁仁安羌油田,开始大撤退。15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长樱井省三中将得知仁安羌油田已被英军炸了,即令第二一四联队第三大队及轻装甲车队、山炮、速射炮各1队,乘汽车向宾河北岸急驰。不久,这支日军控制了大桥,一举截断英军退路,并俘获英后勤部队和十三旅官兵280人。日军二一四联队主力及山炮三大队则追踪英十三旅占领了油田区内的道路交叉点附近地区,派兵四处扑灭大火,抢救油田设施。黄昏前,英缅第一师师长斯考特少将率所部第一、第二两个旅和战车营共7683人,在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的荒木支队的逼迫下,由英军的空军基地马圭向仁安羌油田退来。他们以坦克分队为前卫和后卫,一路仓皇后退。刚进到油田区内道路交叉地区,即遭到日军的堵击。跟踪追来的荒木部队从英军背后攻击,该师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他们向日军发起了几次冲击,均未奏效。与此同时,斯利姆亲率英十三旅在坦克、装甲车和炮兵支援下,也对宾河北岸的日军发起攻击,但遭到了日军强有力的反击,不但未能驱逐日军,反而损失了数十名官兵和几辆坦克、装甲车,无功而返。这时,斯利姆命令英十七师和装甲七旅全力进攻仁安羌,解救被围的英缅一师,结果同样是在被日军迎头痛击后,负创而归。

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和在新德里的韦维尔以及远在伦敦的丘吉尔闻讯大惊,心急如焚,纷纷向中国求援。亚历山大则带着马丁少将于16日黄昏前赶到中国远征军长官部求救。因杜聿明在叶新第五军军部,史迪威、罗卓英均在东线视察战况未归,他们在长官部坐等史、罗二人归来,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王楚英正开着史迪威的座车,沿着崎岖漫长的山路疾驶。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及随行人员的座车则紧跟其后,直到深夜才赶回长官部。史迪威一见亚历山大便满脸的不高兴,但当他了解到事态的严重性后,便马上找来罗卓英一道商议。罗卓英说:“蒋委员长早就明确指示我们,对于英军要适时适地给予援助,以免唇亡齿寒之痛。现在英缅一师在仁安羌陷入重围,危在旦夕,本军义不容辞应立即派孙立人师长率部兼程赴援。但是,平满纳会战也必须立即转入攻势,先破敌一路。”

作战命令由长官部参谋用电话先向孙立人传达了要旨,同时史迪威又派王楚英和美军少校梅里尔连夜向孙立人送交书面命令,并监督其实施。这样,王楚英便有幸目睹了这场大战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

4月17日拂晓,王楚英等赶到预定集结地。这时,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刘放吾团长已率全团先期到达该地,正在埋锅烧饭。不一会儿,斯利姆带着他的助手也驱车来到这里。他找到刘放吾后便说,英缅一师在仁安羌被围,情况危急。他要刘团长立即率领所部,乘英军汽车继续向宾河前进,英军第十三旅旅长柯第斯准将将同刘团长会合,并以坦克、炮兵支援刘团长作战。

刘放吾则对斯利姆说,没有孙立人师长的命令,本团不能擅自行动。

17日上午,孙立人随一一二团团长陈鸣人上校、师参谋长何钧衡及师直属部队赶到集结地。王楚英向孙立人呈交了罗卓英的命令,梅里尔则递上史迪威写给孙立人的信。孙仔细阅读了罗的命令和史的信后,问斯利姆有何指示。斯利姆迫不及待地提出要求:请孙师长立即率全师驰赴宾河北岸,对日军展开进攻,他将令十三旅及坦克、炮兵支援孙师作战。孙立人见斯利姆很急,便冷静地对斯利姆说:“据将军所告,包围英缅一师的不过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的两个联队,而英缅一师却有两个旅7000多人、100多门大炮、58辆坦克,敌我力量相当;而且敌人正忙于扑灭油田大火和抢救油田设施,眼下是不会全力猛攻英缅一师的。请转告斯考特将军,务必坚守,切勿投降。本师集结完毕后,一定火速前去救援他们。”斯利姆也是英军中著名的战将,素以镇定、勇敢、善战著称,曾在东非指挥过打垮意大利奥斯塔公爵兵团的战斗。在俘虏意军23万的“东非大捷”中,由于他战功卓绝,由印度第十旅旅长擢升为印度第五师师长。他对孙立人的分析甚为信服,便留下韦尔斯上校和罗伯逊上尉作联络参谋,跟随在孙立人左右,自己则返回军部候讯。

孙立人等部队到齐后,便召集干部通报所受命令和仁安羌方面的情况以及斯利姆的请求。会上,刘放吾建议,以一一二团奇袭仁安羌敌之侧背;由一一三团从宾河大桥正面进攻,先肃清宾河北岸之敌,再趁势攻入仁安羌,夺取501和510两制高点,则日军不攻自破,英军之困即可迎刃而解。

孙立人决定采纳刘放吾的意见,命副师长齐学启率一一二团乘英军汽车赶赴坎纳特,对仁安羌之敌进行侧击。令刘放吾派副团长率第三营以及师工兵、战炮、搜索3个连和便衣队乘汽车先行出发,占领阵地,侦察敌情地形,相机夺取宾河大桥。孙立人则带着中、美、英三方联络参谋及其师部直属部队,随刘放吾指挥的一一三团主力向宾河北岸前进,于17日午后2时行抵前沿。





正在这时,忽闻前方枪炮声大作,孙立人即令随行的部队在道路两侧小山上占领阵地,准备应战。同时命令通信连向前方追架电话,并架设电台。

不一会儿,前面的部队就传来了报告:“占据大桥至老渡口约3000米正面的日军,至少有四五个步兵连,另有山炮、速射炮、步兵炮约12门、装甲车10辆以上。我蒋元连和搜索连已在大桥和老渡口与敌接触;现敌用炮火掩护,出动了两个步兵连伴随10辆装甲车,向蒋元连猛扑;我已将工兵、战炮两个连和第三营主力在公路东侧展开设伏,令蒋连沿公路西侧后撤,诱敌来追,用火力急袭将敌消灭。”

刘放吾得报后便想以团主力由公路东侧抄袭敌后,乘势夺取大桥,肃清宾河北岸之敌,然后渡河进攻仁安羌。此时适逢斯利姆也爬上山来,听了刘放吾的作战方案后,当即向孙立人建议予以采纳。他还诉说,英缅一师被围数日,伤亡骤增,兼因缺水缺粮,官兵均极疲惫,难以久撑,请孙师长立即采取行动,去拯救7000多名英军的生命。

孙立人则希望斯利姆力促英军坚守待援,切勿投降。斯利姆见孙立人、刘放吾斗志昂扬,胸有成竹,而且战术巧妙,计划周全,便很放心地说:“我已对贵军能战胜当前的日军并救出英军充满信心,我等待你们的捷报。”说罢就叫第十三旅长柯第斯准将向孙立人报到,接受孙立人的指示。

斯利姆一走,孙立人便告诉刘放吾不要向前线增兵,由前面的部队去对付来犯之敌,要他计划并组织好夜战和18日拂晓的进攻事宜,并问柯第斯能出动多少兵力参战。柯第斯答:可派步兵一营,炮兵、坦克各一个连参加战斗。孙立人随即嘱其同刘放吾直接商议具体的作战行动与联络方法。交代妥当后,他即带着指挥所人员和包括王楚英在内的4个联络参谋,来到设立在公路东侧一座森林茂密的小山头上的指挥所。

当时王楚英看见部队都隐蔽在伏击阵地上,并在公路上埋了地雷。向右前方望去,清晰地看见几百名日军跟在装甲车后面,借着炮火的掩护,向边打边退的蒋元连跟踪追来。时针指向15∶56时,攻击命令下达。远征军阵地上枪炮齐鸣,日军非死即伤,狼奔豕突。日军在宾河南岸的炮兵反应很快,这边刚刚打响,那边炮就打过来了,而且火力很猛。一时间,伏击阵地上弹如雨下,残敌乘机脱逃。16∶40战斗结束,清扫战场发现敌尸112具,内有二一四联队八中队队长吉柳仲次大尉的尸体,还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日军遭此重创后,除留一部在宾河北岸守护大桥和老渡口外,主力连夜缩回仁安羌油田。孙立人和刘放吾便组织部队于18日拂晓开始进攻。同时,令搜索连、工兵排、谍报队(便衣)从老渡口东侧在缅甸向导引导下偷渡宾河,潜入501高地白塔山隐蔽,侦察敌情;英军坦克队归中国的攻击部队指挥,支援作战,其炮兵在公路交叉口北侧占领阵地归刘放吾直接指挥。

18日晨5时,刘放吾一声令下,各营同时出动,迫击炮、英军坦克炮、山炮、轻重机枪同时向敌阵地猛射,步兵乘势冲入敌阵地。日军仓皇应战,伤亡累累,大多泅水南逃。至10时许,已完全肃清宾河北岸之敌,控制了大桥和老渡口。日军多次反扑均被击退。但日军炮火和机枪火力异常猛烈,使前线部队伤亡大增,因此数次渡河进攻,均无功而返。

孙立人见状,立即下令暂停进攻,准备夜袭,要求前线部队严密侦察敌情和地形,组织好夜间袭击。

这时,斯利姆乘装甲车来到前线,听说孙立人、刘放吾都在前沿,便也壮着胆子,跟着向导潜行向前,终于在桥头堡东侧小高地上的一个连指挥所内找到了师、团、营长。一见面,斯利姆便十分惊讶地说:“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会跑到最前沿的连指挥所来指挥作战!我非常敬佩你们的英勇。”他接着又说:“今晨你们大举进攻时,我也令英缅一师发动反攻,希望能对日军造成内外夹击之势,撕开一个缺口,让他们在你们的支援下冲出重围,结果却又失败了。该师已缺粮断水两日,实难再撑,务请孙将军立即挥师渡河,解救英缅一师于倒悬。”

正在说着,无线步话机里传来了焦急的声音,英缅一师师长斯考特竟不顾保密规定,直接用无线电话向斯利姆呼救,其声已嘶,其情凄切。孙立人见状,当即接过斯利姆手中的话筒,用英语对斯考特说:“中国军队包括我本人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人,也要使你们在明天脱险归来。务请你们继续坚守下去。”话筒里传来了斯考特声嘶力竭的问话:“有把握吗?”孙立人斩钉截铁地答道:“请你等着吧,明天此刻我们一定可以见面的。”斯利姆在一旁听见孙立人如此信心百倍的回答,焦急的心情顿然冰释,在告别时说:“我静候佳音。”他走时刚好路过中国军队打伏击的地方,看见被一一三团击毁的日军4辆装甲车中,竟有两辆是英军的,连车上的标志和车号都原样未动,甚感尴尬。

经过仔细侦察,中国军队得知:日军二一四联队控制着501高地和仁安羌以北地区,成为一一三团进攻时最初的拦路虎。日军炮兵群都放列在501高地西麓,是主攻方向上的一大障碍;二一五联队控制着沿江和仁安羌西南地区,是解救英缅一师的第二道障碍;还有荒木部队(二一三联队)正在仁安羌东南地区,防堵英缅一师向东突围。这股敌军在一一三团开始进攻后也会机动使用,成为对一一三团新的反击力量。孙立人和刘放吾对上述敌情、地形研究后部署如下:由刘放吾团长亲自率第一营、第二营、师工兵连及英军坦克队为右翼,由大桥两侧偷渡至南岸,秘密逼近敌炮阵地,以一部袭占白塔山,待机进攻;第三营并指挥已潜入501高地的搜索连、工兵排、谍报队为左翼,由老渡口偷渡至南岸,在501高地待命进攻;坦克队隐藏于大桥附近,待命过桥进攻;全线进攻以第一次炮击为号。

19日凌晨4时半,孙立人在指挥所接到各部队“准备完毕、敌未察觉”的报告后,立即下令进攻。霎时间炮声隆隆,枪声骤起,寂静漆黑的夜幕一下子被撕得粉碎。

战至中午11时,围攻仁安羌英缅一师的日军二一四、二一五两个步兵联队和炮、工两个联队,被一一三团完全打垮,分别从水、陆路退走,只留荒木部队在河南岸继续监视和警戒。清扫战场时发现,日军不但抛弃了大批军火和被其俘去的英美军文职人员572人,而且丢弃了1200多具日军尸体。同日军交过手的人都知道,日军中有个死规矩,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允许在战场上遗弃一具尸体的。一一三团也伤亡522人。正当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忽然传来第一营营长张崎阵亡的消息。孙立人和刘放吾立即爬上501高地,向阵亡将士致哀,并在阵前观察敌情。这时一名英军随军记者拍下了一张照片。

当笔者问询那个记者的姓名时,因为年代已久,王楚英回答说已经记不清了,好像姓名中有“莫尔”两个字。英军记者拍摄照片的时间应当在上午10至11时。王楚英当时没有跟去,他在仁安羌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濒临绝境的英缅一师终于绝处逢生。当送水、食物、医疗和接运他们撤退的汽车开到面前时,这些人中竟没有一个人去取饮水和食物。他们泪流满面,拖着十分疲惫的身躯纷纷涌上来,热烈地拥抱给他们解了围、救了他们性命的中国兵。许多人竟像孩子一样高兴得乱喊乱跳,把衣帽抛向天空;有些人还抱起中国兵向天上抛;也有人抱着汗流浃背的中国兵狂吻。英军的狂热程度几乎达到了沸点,连内向的中国官兵也为之动容。

这时,英缅一师师长斯考特少将和旅长法威尔准将及波凯准将在人群中找到了王楚英等人,和他们紧紧握手,热烈拥抱,要求一定要带他们去见孙师长和刘团长。王楚英劝他们从速整理部队,抓紧时间休整。英军将领竟毫不理会,仍然坚持要见孙、刘二人,并叫前来接他们的第十三旅旅长柯第斯准将去集合部队,分发饮水、食物,医治伤患,安排乘车。他们3人则硬是逼着王楚英非带他们去见孙立人不可。王楚英无奈,只得领他们爬上501高地。王楚英回忆,英国将军们见到孙、刘二人后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地拥抱他俩,一个劲儿地道谢。孙、刘二人的上衣都被他们的泪水打湿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应湖南有关单位之约,王楚英着手写一篇纪念当年新编三十八师一一四团团长李鸿的文章,写成之后,托在台湾的朋友向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原一一三团三营副营长胡德华搞些当年的资料。胡德华就在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找出了这幅照片。为什么会到澳大利亚找资料?王楚英告诉笔者,当年在缅甸指挥英军的斯利姆将军战后就任过澳大利亚总督,把不少当年的资料留在了那里。

这就是同一张照片的第二种说法。

只是疑惑,不是考证

一张照片,两样说法,孰是孰非,目前还难以论断。因条件所限,无法到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查证那里保存照片的详细情况,且王楚英所托的朋友也都故去了。苏静将军也已过世,他生前所拍摄的照片全部上交,追查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如果从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地理环境、气候、植被、光线、着装等因素去考究,还是能发现一些问题的。

首先,来看时间与光线。平型关之说,拍摄的时间应该是1937年9月25日清晨6点半到7点之间。因再早,天还没有亮透,拍照容易感光不足;再晚,战斗打响,作为司令部的参谋人员,苏静恐怕再无暇顾及照相了。仁安羌之说,据王楚英回忆,是1942年4月19日中午10点到11点左右。从作战地图上看指挥所所处的方向,两种说法都是要由南向北拍摄。于是问题就出来了:9月底处于高纬度的山西高原,早晨7点之前,太阳的方位在东方,并刚刚升起,光线应从被拍摄人的右边照过来,并且呈较低的状态。仁安羌之说的拍摄时间临近中午,低纬度的缅甸,太阳的位置较高,光线从南稍偏东面的角度射来。因此,仁安羌之说在光线上似乎更合理一些。因为照片从光线上看比较强烈,而且是从较高的地方照射下来的,角度也恰好是从南偏东的位置。

其次,从地理环境和植被上看。我国北方气候寒冷,生长的草多呈针叶状,中秋时节的山西高原地带,茅草枯黄。这在关于平型关战斗的许多回忆录上都提到过。枯草颜色变浅,在黑白照片上的颜色就成了接近白色。而缅甸地处热带,地面植被茂密,多有阔叶状的草。指挥所这张照片的草皮呈深颜色,也就是绿色,茂密且有许多阔叶状植物,这与聂荣臻察看地形之照的植被差别较大。

最后,着装和人员位置问题。平型关之说对于照片上的人物位置说法混乱。目前至少有4种排列。长城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元帅》画册上说,照片的左二是聂荣臻,左一为林彪。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传》,则说左一为林彪,左三为聂荣臻。张宏志所著《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则认为“拿望远镜者是师长林彪(左三)”。而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编撰的《聂荣臻文物》一书则说:“林彪单腿跪在聂荣臻身旁的草地上,全神贯注地观察伏击的阵地。”也就是说,林彪的位置在左五。归结起来,林彪的位置有三种说法:左一、左三、左五。聂荣臻的位置有两种说法:左二、左三。

根据杨得志的“战斗详报”,左一为林彪说应当排除,因为照片上的人物穿军装,扎绑腿。从照片上看,找不出穿蓝衣服的人。5人中有4人着军装,1人着带头套的外衣,登与众不同的鞋,鞋底有浅跟,这与当时八路军穿的布鞋、草鞋迥然不同。仁安羌之说指明这个人是英军上校韦尔斯,穿的是英军的风衣。

就目前笔者看到的资料来说,仁安羌之说似乎更合理一些,但不能肯定。因为有时候反映我党我军的历史照片或影片是事后补拍的。所以要搞清问题,还需要找到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的有关资料和我国有关档案材料进行比对后才有可能作结论。笔者在这里仅仅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知情者或有关方面专家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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