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索赔)王选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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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对日索赔)王选日记

3月13日 抵达日本。


3月14日


上午参加由留日中国学者和学生的一个研究组织中国社科会的十周年纪念会,王毅大使要来做基调演讲。从中国内带来一整包(十本)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者管建强副教授的新著《公平正义尊严》,有关中国战争受害者个人对日赔偿请求权的问题;李晓方的细菌战调查摄影报告《泣血控诉》两册,这书好沉。曾经为背它去复旦大学国际学术会议推销,失脚从地铁楼梯上摔下去,把脚歪了;还有《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的《王选的八年抗战》3册。书名上写的是我,其中讲的是大家的事情。委托会议的组织者们务必把这3部书各一册转交给王毅大使,说是一定办到。其余的都留给社科会年轻的留学生了。


下午去听新泻劳工案的东京高等法院判决,结果是原新泻地方法院的判决被推翻,中国原告败诉。法院外有很多媒体等候,日本媒体的记者表情很沉。见到了中央电视台做《细菌战调查》和《感动中国》的老朋友白岩松摄制组。他们在做一个向国内观众介绍日本的节目。有风,冷飕飕的。日本律师和支援团体人士和由康健律师陪同的中国原告从法庭出来后,拉起横幅抗议,行列中还有加拿大史维会的列国远女士。拍了不少他们的照片。同时,也接受了凤凰电视台在法院门口的采访。之后,赶回去参加中国社科会的PARTY,席间,有2个非常年轻的中国女留学生表示愿意帮忙在日本做些事情。其中一个说在人大读书时,听过我的演讲。长得好可爱,广东人。两只发亮的眼睛一直在我记忆里,大大的,闪着只有年轻纯洁的生命才有的无所畏惧。


PARTY是另一个东京的空间,学者们快乐的谈笑声中,我心里冷冷地想着刚才在法院门口遇见的新泻诉讼案的一名原告,他就是当时的劳工。这么大岁数了,奔波到日本,为当年的受难兄弟们申诉,站在法院门口抗议。败诉对他来说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自己能够为他们做一点,也是为了良心的平静。


菜肴挺讲究,我谗得猛吃,觉乎比边上的人都吃得多许多。一个日本媒体的人问,这顿饭要花去多少钱。


新泻劳工案的原告、康健律师、加拿大的列国远、白岩松摄制组都住同一家旅馆。晚上回旅馆,都在一楼大厅碰到、大家一起评论了13日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时表明的对历史问题的立场。


在旅馆大厅上网查看此信息,每十分钟一百日圆。前台给了我一个日本东京的电话号码,打进去再接着打国际电话,只收日本国内的通话费。和荷兰电视台的导演电话联系上了,把他们采访的日程确定下来。然后通知义乌那边作准备。


15日


起来后,去虎之门细菌战诉讼日本律师团一濑敬一郎事务所。放下行李,先去日本铁道的环城线新桥车站附近的电器店去办了一个手机,为了明天《扬子晚报》、江苏电视台等媒体的采访。用了Softbank 的一种,一个月980日圆基本使用费的。随后又去虎之门地铁站旁的书店,买到了岩波书店出的4月号的《世界》月刊,给南京师范大学大屠杀研究中心也买了一本。这期有一篇神户大学国际法学者五十岚正博写的,关于中国战争受害者个人对日索赔请求权的文章,还有一篇是四位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日本律师关于这个问题的座谈纪要。文章和座谈纪要对中国国民请求权的存在的阐述伦理严谨,简明扼要。读后,让人头脑一清,没有比之对我们更为有力的支持了。文中表明的这些日本法律人的理性和力量,实在令人尊敬和感动。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他们表示了鲜明的对中国受害者的支持的立场。


回到一濑律师事务所后,发电子邮件,把新的手机号码告诉国内,以及其他一些有关事务。一濑的妻子帮我把《世界》杂志的文章用传真发到南京的刘惠明律师那里,请他准备日后的原告团三审会议上给大家讲解。下午一濑回来,和他一起商量了一下诉讼的工作。


第二天西松建设诉讼最高法院的开庭非常重要,和康健律师又在一起聊了一会,她把外交部发言人今天的发言内容告诉我了。


柏书房已经把四册殷燕军(关东学院大学教授、国际政治学者、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学术顾问、证人)的《中日讲和的研究:战后中日关系的原点》送来了。前台代我先付的款。让殷燕军联系出版社买的,作者价,打8折。已经说好,让他写一个中文的内容介绍,发过来。我群发一下,让国内及时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


可喜,有关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国已经开始有系统的学术性的研究发表。包括管建强教授的著作。学术的积累是与日本精英交流、交涉的平台。(刘惠明一册、管建强一册)


16日


今天参加西松建设强制劳工案在日本最高法院的开庭。康健律师带着新泻的受害者先走了,说是一定要让老人先吃了午饭再去。


昨天说好了,住在隔壁后乐寮的访问学者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也去。他又叫上3个国内的访问学者,我和他们一起走。到了那里,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因为人多,能进去旁听的人选要抽签决定。类似国内银行的做法,先拿号。其间,其他中国劳工诉讼案的日本律师也到了,见到他们很高兴。康健律师他们也和我排在一起,他们一行一会儿要去东京外国人特别员俱乐部参加记者会见。如果抽到,就给别的要进去的。说是先给我,因为我能听懂,等会可以告诉他们当时讲了些什么。法警先数了排队人数111人,然后发号,我是第53号。中国人基本上都排在后面。广岛来的日本的支援团体排在前面。公布号码的时候,大多是后面的号中了,包括闻黎明,中国人几乎都中了。也许是法院故意安排的。进去后,在院子里,还要领一张指定座位的票,日本的下级法院没有这个程序。我的座位是第一排7座,正对着法官。开庭后,听了整个过程。没有辩论,只是听证,上告方西松建设没有发表意见,被上告方的两位当年中国劳工陈述意见,他们的两位日本律师陈辞,为中国国民的请求权辩护,提到昨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明的立场。


结束后,大家一起到附近的日本社民党总部社会文化会馆集会。到会的各个有关团体代表也一一发言。一濑律师和我一起代表细菌战诉讼团体发言。我说我一点也不担心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不论成败,这个判决都将把对日索赔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推动这些的,正是众多的草根,这些甚至没有名字,没有面孔的一个一个的小人物的合力!众多小小的力量加起来做了这么大的事。细菌战诉讼180名原告中55人已经去世,律师们不管怎么样还活着,这里让人想起这个诉讼已经逝去的日本律师新美隆先生,活着的也老了,你们是用生命在支持这个诉讼!


17日


凌晨爬起来,坐5点最早的一班电车去机场。那么早,电车里就已经坐着很多人了。有些感慨,日本这个国家已如此富裕,但它的百姓们还是这样勤劳、辛苦。


飞机到上海之后,直接拖着行李就到四行仓库开会。苏智良、管建强、918网站的吴祖康等都在。我们希望能把这个仓库作为一个历史文物保存下来。纽约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会的几位华侨朋友也在,他们想先办一个艺术沙龙,挣些钱来管房租。我不太热心这个做法,应该推动地方政府做。


开完会之后,管建强教授和另一位赞助宁波大学细菌战会的朋友一起开车子到我家附近,一边吃饭一边谈事情。我坐管建强的车先走,行李在他的车上,可是他从人行道下到车道上时,不慎把车沿搁住。我一个人拖着行李回家,他在马路上等修理车来。殷的书和《世界》文章的复印件都在四行的时候给他了。


18日


在家做家务。天气蛮好,我把早就想洗的被褥、地上铺的垫子、换洗衣服什么的全洗了。洗衣机开了5次,趁洗衣机开的当口,坐地铁到上海南站把后天去南京的火车票买好。接着顺路到妈妈家吃晚饭,叫了一个热心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原中国军队的后人。晚饭后,一起去季风书店,买了一本衡阳会战中国军队将领葛先才的回忆录。回家后,继续洗,全洗干净了,感到很痛快!


和刘惠明律师联系,确定他到义乌参加原告团三审第三次工作会议的时间和可能性。他明天让他律师事务所的秘书查汽车班次。


19日


处理电子邮件,作一些工作阅读,和媒体联络,准备23日的原告团三审第三次工作会议内容和会议用资料,等等。


和刘惠明律师事务所联系结果,南京到义乌的汽车最早一班8点以后,6个小时到。他即使23日当天赶到,会议也已经快结束。没有意义,只好下次。联系杭州的原告团法律顾问楼献律师,他说来参加。


20日


一早火车到南京,马上被接到南京民间抗日史料陈列馆,南京东升工作室摄制组已经在那里等。真是无喘息之隙,一杯绿茶还没有喝太平。他们就16日庭审做了采访。东升以前采访过我,知道我的急燥和“言出不逊”,还算凑合。下午2点参加南京民间抗日史料陈列馆吴先斌组织的民间就慰安妇问题的研讨会。请来南京汤山一位原日军驻军地的中国妇女作证,她本人是“慰安妇”受害者。养子陪来的,她和许多“慰安妇”受害者一样,失去了生育能力。她是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沦为孤儿,从她讲的那些经历中可以看出来,“慰安妇”是一个制度。


晚上7点和张连红教授、吴总一起参加了文心组织的网易论坛访谈。在这个访谈里,我们把16日这个庭审的意义、对日索赔的种种相关问题说了个清楚。


联络在金华家里的原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第一任会长(小姑娘),交代以下事务:


1。明天去义乌协助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准备三审第三次诉讼工作会议;


2。联络金华细菌战调查人员,准备22日接受荷兰电视台的采访;


3。为荷兰电视台租借一辆面包车


21日


早上坐最早的7点多一班的火车回上海,但不是最快的。最快的班次都在下午。不太合理,让赶早的人都坐慢车。


赶到家里,已经中午,吃完饭,我打点行装,马上坐火车去义乌了。先到的杭州,坐的是子弹头,发现有50元的特等车厢。坐上到义乌的汽车后,电话联系小姑娘,还有义乌各位。到义乌后,在我旅馆房间里,和细菌战诉讼原告团主要成员一起,把前几日电话中商量好的明天会议的安排再落实了一下。悼念逝世原告的两个花圈已经准备好,明天一早,花圈店的人,就会送到林山寺的受害者纪念碑前,落款是原告团三审第三次诉讼工作会议代表全体。其他安排均妥,常德派3位原告代表来参加。浙江各地也联络妥当。


王培根做了一份55名去世原告的名单,有几个打印的错误。我把带来的几份资料给义乌原告代表张曙,他负责复印会议资料。其他的待我从网上下载,他明天一早来我这里取U盘。交代他U盘中还有其他文件,这次会议用的文件在名称上注明,另外,不要忘了让打字店的人把修改后的55个逝世原告的名单存入我的U盘。这次没有费什么口舌,就大家决定所有资料打印80份,保证参会者人手一份。义乌老头们也开始“大气”起来。


荷兰电视台晚上11点飞机到义乌机场,住义乌大酒店,电话商量好明天一早8点半在大厅等我,然后出发去金华采访拍摄。


之后,把电邮里和《南方周末》网上3月15日南香红等关于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3篇文章打了出来,作成WORD文档。其间突然死机,存在桌面上的文章全部被清除。又从头弄,下载一篇往U盘里存一篇,一直弄到1点多。


22日


早上一起来,赶紧让小姑娘电话通知张曙8点15分到大厅,拿U盘,通知小面包8点15分到。她雇的是她村子里的亲戚的车。好小一个硬“面包”,坐着屁股疼。说是义乌的司机不认金华乡下的路,而且贵。有她的道理。


完了就去荷兰电视台摄制组住的旅馆,大家一起挤入“面包”,到金华的一个古镇上采访细菌战烂脚病受害者。一路上大家都睡着了。摄制组的摄影师是菲律宾人,他的作品得过艾美奖。看得出来他对穷人、普通人有感情,拍得很近,很细腻。那几个老人一起在太阳底下吃午饭,是金华调查会的人给他们准备的,人老了,吃得很少。因为我们来了,他们也聚了一聚,还听开心的。一位烂脚的老人是儿子踩着自行货车送来的,一直坐在车斗里,下不了地。那位导演兼记者也是一个善良随和的人,通达人意,对中国人没有偏见。那么无风无浪的随意的摄制,外国媒体里很少见。街上的居民告诉我们,以前那里很多烂脚的老人。


中午当地人介绍我们去那家就在边上的兰州拉面馆,说是不错,果然正宗清真牛肉面,好香。古街热闹得像一口开了的火锅,古今中外全到一起了,腾腾地冒气,建房子的,卖杂货的,卖各种小吃的,美容、网巴,修车的,一个小饭店里的人在蒸清明果,送了我们两个,好吃,还想要,但是人家是做了自家吃的,不卖。拍完了这一段,又碰上老人大学的在一起练唱女驸马的唱段,又神新鲜地拍了好一阵,难得的“观众”,老太太们唱得得意极了。拍完之后就赶回程的路。


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来报到。除了衢州以外,又是明天一早头班车赶来。老杨就是要省这一夜的旅馆费。晚上我们一起在何必会开的新疆大盘鸡清真饭店里吃饭。


这次开会,金华来2位,常德3位,宁波2位,江山的原告代表把儿子也带来了。东阳来了一位,是原告的亲戚。丽水来了两拨(分裂),一共6位。云河来了3位。大家见了面好亲,虽然我脾气不好,大家都很容得,看在我义务劳动的分上。


原来打算晚上在旅馆房间里的电脑上把明天的议程和内容打出来,太累了,作罢。


楼献律师来电话,到了,住在我们楼下。给我送上来两大纸袋的绿茶。


23日


原告团细菌战诉讼三审第三次会议在义乌细菌战史实陈列馆召开,在江湾老镇上,是王姓祠堂改建的。上午大约9点不到一点开始,衢州的3位刚好赶到。


我先给大家讲了一下会议的议程和安排,然后就让大家看着发的资料,一份一份地解释内容,主要围绕3月16日西松建设诉讼最高法院的开庭审理,为什么这个开庭很重要,为什么劳工案跟我们有关。现在信息很多,到会的各位代表消息也很灵通,一说马上就领会。我还是尽量慢慢说,大家都老了。会场里只有至多一半座位是带靠背的椅子,还有一半是板凳。上年纪的人,坐长了坐不住。


接下来,安排的是悼念仪式,让大家站起来走走,悼念已经逝去的55个成员。我们一个接一个排成单列,走到一里地外林山寺的义乌细菌战鼠疫受害者纪念碑去。义乌的一些去世原告的家属和后代捧着照片走在前列。照片里的熟悉的面容,直往心里去。荷兰电视台的摄影师前前后后、来来回回地奔跑,一会儿趴到地里,一会儿爬到坡上,为了抓队列的镜头。刚才还不紧不慢的义乌电视台的年轻记者也开始跑了。竞争出火力。


纪念碑前,两个大花圈放得整整奇奇,手捧逝者遗像的站在第一排,其他人自动、安静地站到他们身后,没有人呼令。荷兰电视台的导演好象很激动。站在镜头前,叽里咕噜地直讲。


悼念仪式由我们村的原告、村民细菌战调查会主任王锦弟主持,默哀后,各地代表都站到前列,对着大家讲话。这次他们讲得那么好,各有角度风格,内容也不重复。楼献也讲了几句,不过这次他没有出抖搂出气势,嗓门变小了。最后,我带大家呼了口号,“团结一致、战斗到底”、“我们要去联合国”。这两句口号,是我们今后一阶段的工作方针。


22日上海一个艺术公司的两位设计师从上海开车来看我们的纪念馆,想请他们搞得专业一些。纪念馆已经被定为金华的12个红色旅游点之一,要提高展览质量。我让他们留了一夜,参加今天上午的议程。小伙子们说,民间的能有这么个水平,很不错。我听了很宽慰。


回到纪念馆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开始用午餐,村里的妇女做的。我随荷兰电视台在林山寺拍摄,回来后,没有几份饭了。顾不上管荷兰电视台,不知他们有没有吃午饭。午饭后,当地的参会者就回家了。各地来的代表和当地的骨干留下来开第三个议程,商量下一阶段的工作。会议决定1。4月27日派代表去日本东京参加最高法院西松建设案的判决,声援劳工受害者,这也是一个向日本社会传达我们的态度的机会,告诉他们我们所期待的是怎样的一个结果。2。五一假期之后,开一个核心人员会议,充足时间,好好总结一下十多年以来的历程。3。争取成立民间组织,这是走国际程序,去联合国的条件。


不过,国内除了某个部门外,基本没有人“关注”我们,当然义乌当地政府还是比较好的,现在社会没有这样的机制。可是我们这些人就是一人一把火,也总要烧尽的。


会议中,2005年世界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记录片摄制组赶到了,还有这个活动的中国组织者,香港岭南大学的文学教授刘健芝。荷兰电视台的不久就走了。


会议后,又和世界和平妇女摄制组去了林山寺和纪念碑亭,细雨已经把花圈上的落款条湿透了。采访的时候,我觉得心思不在,没讲好


24日


上午去健芝住的旅馆,把我行李存在那里,然后带她和还有一位拍世界和平妇女国内版记录片的独立制片人,在去纪念馆。先去的林山寺和纪念碑亭。在林山寺后面,当地的商人新修了一栋佛殿,召集了一屋子的善男信女在开会,商量修建其他建筑的事。王培根因为在地方上有威信,被抓去讲话,他利用机会宣讲细菌战的事。他一讲起来就没完了,一个面目清秀的老太太趴到他耳边悄语,“鼠疫的事情别说了。”全给边上的我听见了。中午我们也跟着大家一起吃素餐,奇怪,我在外吃什么都那么香,胃口吓人。完后,健芝她们和我跟王培根去纪念馆仔细观看、采访他和我,还从纪念馆买了3百多块钱的各种细菌战的书。老头也算把书卖出一点钱来。到我的手里,就尽是白送。


健芝她们和我三人走到路口,坐公共汽车回到城里。我取了行李,坐上5点半的汽车回上海。


25日


洗衣服,做家务,去洗衣店,到附近花市里买了一些鲜花。


26日


上午,妈妈来我家玩,妈妈还在上班呢。中午一家在一起,我做的青菜年糕,年糕是小姑娘家里做的,比去年的味道好。妈妈也说好吃。


吃完饭,在小区里散散步,妈妈就要回去。我也要开始工作。处理电子邮件,和山东大、宁波大学调查会联络,等等相关事宜。日本方面一濑律师也来电询问会议情况,传达了会议的决定。


27日


和一个历史研究方面的朋友见面,一起吃饭,谈了研究项目的事宜。然后去书店。随后,顺路去季风书店买了一些关于史学等的书,鲁迅的书出了新的版本,封面上有鲁迅自己的字迹。看到鲁迅的笔迹,腿就不挪了。我自小就是喜欢鲁迅的字,内敛无造作,端正亦洒脱,全无张扬之处,大小均一,省下了纸,还让读的人毫不费力。人民出版社之前出的那套我已经有了,还是又买了3本新版本的,实在看着封面喜欢。


28日


今天上午把和细菌战有关的人的电话都打了一遍,之后去北京洽谈一些事情。晚上回到旅馆脑袋一落枕就睡着。


29日


在北京。去郭小川女儿郭岭梅(导演)家,跟梅梅商量拍摄关于细菌战纪录片的事情,希望这部片子能拿给其他国家的人看。梅梅说我应该给《南方周末》的南香红打个电话,她刚写过一组关于16日西松劳工案开庭和对日民间索赔的稿子。她说有紧急采访来不了,我就在电话里跟她简单说了一下原告团会议的情况。


下午去全国政协文史委,又和他们商谈了一下修订细菌战资料集的事情。他们送了我很多书,我说,到时候一定参加修订,不要报酬,以回报。


接着赶到机场,飞机起飞误点两个小时,半夜才到家。


30日


又洗衣服。中间一直在打电话,联系南京的张连红教授、刘律师、北京的孙律师等,一个有关历史研究项目的事,今天定了下来。


山东大学调查会的事,今天也确定了调查地点。下午2点给北京寄书,整理了这次去日本的发票。


花店师傅把三棵爬藤的月季送来了,三种颜色,一株是玫瑰红的,他建议我种在屋后,还有一株是淡肉米色的香槟,另一株是淡淡的粉色,纯白的没有,他说这两棵种在屋前。


正好文心来电话,口述日记,请她代为整理,电话完了,花也种好了。之后,跑步。


4.2日


金华地方调查者把请他们发给细菌战受害者的捐款经办证明寄来了。和上周五整理出来的去日本的发票一并用EMS给北京的历史和平人权基金寄了过去。


和刘惠明律师、张连红教授联系商量那个有关历史研究项目的具体问题。


河北某县的细菌战调查计划开始在修改。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五一调查策划书也发到我邮箱了,实际上,地方的调查活动都已经是刻不容缓。


3日


早上起来,发现屋里到处是一层灰。不知是从哪里进来的。看了《东方早报》,才知道是沙尘暴。怪不得我昨天感觉很不舒服。


今天,27日去日本的原告团代表名单基本定下来:义乌陈知法、张曙(负责财务和护照、签证办理)、崇山王锦弟,加上我、江山薛培泽,义乌还有一位受害家家属、一名原告家属、何必会(负责文书和后勤),丽水一名受害者家属兼调查志愿者。王培根把名单传真发过来,我再转发给日本的一濑律师事务所。


大家的护照都过期了,要抓紧办。


《环球时报》今天来电话,告知我年初写的文章《“崛起”和“世界第一”》登出来了。


新浪的工作人员来电话说,给我开一个博客。


处理一些工作邮件,山东大学调查会调查事宜。湖南经济台《常德细菌战》的制片看到文章来电话,也谈了拍摄国际版细菌战记录片的事。


另:有网友问能否提供诉讼团原告名单,我一时手头没有电子版的,要找出来。但我记得原先731cn的网站上登过我们的诉状,诉状里有180名原告名单。


4.4周三


上午就一个抗战历史研究项目的合同和北京的律师共同研究、商议了一下,拟定了协议书。


今天接到河北省一个县里的细菌战调查计划,帮他们改了出来。此外,山东大学五一期间的调查团活动等都开始组织。


4月27日去日本的人员和行程跟日本方面的律师联系之后,初步定下来,首先,我们细菌战原告诉讼代表团一行将在开庭当日声援劳工受害者。另外,我们要向法庭递交细菌战受害者的申诉。要求法院开庭审理。并拟28日集会,共商细菌战受害诉讼战略大计。确定今年的工作方针,着手准备上联合国事宜。


今晚,我把凤凰卫视的中日大辩论用文字整理下来,给我们原告团成员发了下去。这个辩论中,有人提出,在日本,有70%或至少50%的人并不认为这是一场侵略战争。另外,我前段时间翻日本一些书报资料时,发现这个国家右的东西还是很多。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觉的从今后,我们要做的事就更多。


反观我们自己,我们在历史整理、保存上做的够么?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了,世界才会知道!


4.5 周四


上午,义乌《浙中新报》那位粉面如桃的小姑娘记者龚,来电话,说看到我的博客了,有好多支持者的留言,让我看看。真如一阵春风扑面来。这个女孩子文章写得有条有理,言辞简练,虽然一脸白净,所谓人不可貌相。


宁波大学、山东大学细菌战调查会已在组织人员负责管理博客上的专栏。要求他们先作出一个design发过来,再一起讨论一下,定下来以后,再往里填。填的内容也让他们事先发过来看一下。


听了龚这么一说,开始看我的博客,然后就开始改我的“诉讼日记”,这是文心按我电话中说的记下来的。能记到这一步,算是聪明伶俐了。我说话那么快,一下子讲那么多人和事。改开了,就收不住了,一直改到凌晨3、4点。


其间,处理了一些公司的业务,北京、南京那个历史研究项目的协议书,和北京上海两位律师打电话,和王培根打电话商量原告团工作。给管建强打电话,让他把文章发过来,上我的博客。他已经答应和我们一起去日本,参加27日最高法院的判决。


这些事情,想一想,是做了,但又象是梦游中,包括吃饭,吃的什么,特别是跑步,真跑了吗,感觉就象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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