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史 第三章 神州风云 第五十六节 廉政风暴

梦游者 收藏 8 21
导读:中华新史 第三章 神州风云 第五十六节 廉政风暴

本文全文阅读地址:http://book.tiexue.net/Book/9907/


普通百姓们渴望着和平、渴望着能够过上太平日子。而临时内阁内务部在成立伊始就重拳出击、彻查曹氏家族腐败案,这一举动无疑是顺应民意之举,不仅提高了临时内阁在民众中的声望,也让普通百姓看到了新政府带来的新气象、增强了民众对这届新政府的信心。全国舆论都在拼命地吹捧着、夸耀着新政府,给他们唱着赞歌,大家的目的无非就是盼望着这届新政府的大动作不是不是做秀、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昙花一现,而是真正为百姓谋和平、谋福祉!


“宁当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善良懦弱的中国普通百姓的要求其实很低很低,只要上位者能给他们一碗饭吃、能给他们留条活路,他们就很容易地满足于当顺民了。但是自满清末期一直到民国成立而至今,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太平天国、捻军起义、辛亥革命直到军阀混战,大大小小的战争在中国的大地上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打仗是要花钱的、战争是要死人的!战争伴随着苛捐重税、伴随着草菅人命和青壮年劳动力的迅速减少、伴随着因生活所迫被逼上梁山的多如牛毛的土匪!自古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些拿枪的人,吃的、喝的、花的、用的,最后还不是都要落到善良的百姓和商人们的头上!既然全国上下都盼着和平和安定的生活,在这样的大趋势之下,由新政府发起的这个革除积弊的大动作获得一片叫好之声也就顺理成章了。


什么是政客?政客就是善于利用各种形势为自己谋取到最大利益的聪明人。在全国舆论完全一边倒的大势之下,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首先看准时机先后表态:坚决支持、严厉查处、依法严办!政府各部门和各省督军等“领导们”也不是吃素的,大家都看出了这不仅是个“立场问题”,更是表现自己和捞取政治资本的绝好机会。于是大家纷纷声明、通电,写文章、发评论、表决心,有些人甚至赌咒发誓“坚决与腐败分子曹锟划清界线”、“坚决同腐败分子曹锟势不两立”!一时间,似乎大家都成了“反腐先锋”、似乎腐败一事也只有老曹家才有、似乎他们都是不沾人间烟火的“十世修行的好人”。


更好笑的是:有一落魄文人在一小报上刊载一文,引经据典,把曹家腐败一事一直追溯到了三国时期的曹氏先祖——京戏里的“白脸奸臣”曹操,连曾任外交总长的曹汝霖也被牵连进来。按照他的逻辑,老曹家从古到今就没出过几个好人!但是不管大家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反正最后的结果绝对大出段雨生这个始作俑者的意料之外:还没等他下手呢,曹锟就已经被“全国人民”给彻底抛弃了!


若论涉案人的官爵,曹锟是当时能够左右全国局势的几个巨头之一;若论涉案财产的数量,曹氏五兄弟的涉案金额总共高达6000多万大洋;若论此案牵连之广,几乎整个直系高层人员都遭到了内务部的传讯或者调查,最后因此案而丧命、丢官、进班房者就达数百人之多!不论从哪个角度衡量,说曹氏一案是民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反腐败行动,它当之无愧。


尤其是孙洪伊总长遵照段雨生的指示邀请新闻界对整个案件进行全程跟踪报道,在无意中开了社会舆论监督腐败案件调查的先河。自此案始,“但凡涉及到高级官员的腐败大案,新闻界必全面介入”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凡是被内务部立案调查的涉案官员,他们最后的下场都很悲惨:新闻界既然让他们“名扬了全国”,他们自然就成了百姓眼里的“过街老鼠”!


这本就是段雨生无意之中获得的意外收获,没想到这个意外后来竟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官员腐败这一中国官场痼疾的蔓延!人毕竟都有羞耻之心,既然老老实实干好本职工作就能让自家的生活水平进“小康”,当然也就没人愿意把自己放在大庭广众之下“亮相”、更没人想当那只人人喊打的“老鼠”了。


而段雨生等人显然更是会抓时机、会利用形势的高手:自此案开始,大大小小的腐败案接连不断地见诸报端长达一年之久,方才告一段落。据后来统计,仅仅因为腐败、渎职、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罪名而先后落马的原民国政府的各级官吏,就高达近半数之多!在后人撰写的历史当中,由段雨生等人发起的这次大范围的“清扫行动”被称为“民国廉政风暴”。这次波及了全国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高层的风暴,不仅让腐朽霉烂的旧官场涣然一新,也给那些“后来者们”敲响了长鸣的警钟:渎职、贪污是要丢官的、是要坐牢的、是要杀头的!


而曹锟也因此而成为史书上必须要写上一笔的关键性人物,原因有二:第一,“民国廉政风暴”自他而始、曹氏腐败案是中国政坛“辞旧迎新”的分水岭;第二,他还是这场“廉政风暴”过后,有幸享受到“民国硕鼠级”待遇的“第一个幸运儿”!



这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虽说有察哈尔都统王廷桢有意封锁消息,但是这个轰动全国的大案还是很快传到了塞外边城张家口。随着报纸上披露的具体内容越来越多,躲在张家口避风头的曹锟已经有了大难临头的感觉。不知道是谁把“大贪官曹锟就住在都统府”的消息传了出去,于是每天都有学生们聚集到王廷桢的都统府门前示威一番,要求王廷桢逮捕曹锟的大字报更是贴满了都统府的墙壁!从此,曹锟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用“度日如年”来形容也一点儿都不算过。


这可是表现自己的关键时候,各省督军和省长们敦促王廷桢羁押曹锟的电报几乎一个人都没落下。那些社会名流们也不甘人后,纷纷通电、写信给王廷桢,记载着同样内容的电报纸和信函堆满了王都统的办公桌,社会各界给王廷桢的压力与日俱增。如果您要问王廷桢为什么不抓曹锟,其实王廷桢并不是考虑他与曹锟之间的感情因素。他们之间的私交是不错,但是在自己的政治前途面前,私交显然不是王廷桢重点考虑的内容。


其实曹锟这个人并不是一无是处,他的待人仁厚在北洋一系中是有名的。他亲善士兵,常穿便装外出与士卒聊天。久而久之,士卒都知道他就是曹锟,但见多不怪,也就佯作不知,跟他胡吹乱侃。在保定时,有一次曹锟检阅军队,见一士兵在啜泣,一问才知到是他父亲死了,他却无法奔丧。曹锟轻言安慰,特准其奔丧,还赠送他路费。所以老曹在普通士兵中的口碑还是相当不错的,从高碑店来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就是证明——这才是王廷桢迟迟下不了决心扣押曹锟的真正原因:他是怕自己把老曹抓了之后,老曹的部队会拼死保护他!


一旦老曹带来的部队跟他自己守卫察哈尔的16师发生火并,察哈尔的局面可就无法收拾了!至于社会的舆论和老百姓的吐沫星子,王廷桢也只能顽强地强挺着了。直到报纸上披露出曹锐与曹锟兄弟俩竟然连购买军需物资都伸手牟取巨额暴利的消息之后,事情才有了转机:官兵们对曹锟的不满情绪也被挑动起来了,尤以曹锟带来的部队闹得最凶!


克扣军饷一直是北洋军队里的老传统,也是最遭下层官兵们痛恨的事情。那些有机会贪墨的军官们一向把事情做得很隐蔽,从来没象现在这样在报纸上公开介绍“克扣的内幕和细节”!既然有国家的“高层领导”为他们主持公道,那些基层官兵们的“胆子大了一点儿、方式激烈了一点儿”,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曹锟所部的军心这一动摇,恰好遂了王廷桢的愿:只要军队不拼命保着曹锟,那就什么事都好办了!但是一向小心谨慎的王廷桢仍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再三派人去察探曹锟所部的消息,他还同时故意散播消息推波助澜,为把老曹部下本已经很激动的情绪再次推向新的高潮着实出了把力气!


实话实说,是形势的变化逼着王廷桢这么做的。他原本打算跟曹锟一起割据热河和察哈尔,当个土皇上来着。可是越来越严峻的形势和巨大的舆论压力,却逼着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打算,转而走向了“大义灭亲”的道路。他要是继续跟曹锟混在一起,那他自己必定会成为全国讨伐的对象!思前想后、权衡再三,王廷桢最后只想保住自己在察哈尔的“小皇帝”位置就知足了,不敢再去奢望其它了!在得到确切的情报之后,王廷桢终于开始了行动!


1920年7月12日,察哈尔都统王廷桢将中央之通缉要犯曹锟扣押于张家口。他随即通电全国,表明了自己“坚决与曹逆划清界线、绝不同流合污”的坚定决心,并再三陈述自己为保护察哈尔的和平与稳定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希望得到全国人民的谅解。随后,王廷桢电请中央派人前来察哈尔,将曹犯押解回京。


可是中央的命令却让王廷桢十分失望:临时内阁连保住察哈尔这个要求都没有满足他,反而又把他往对抗中央的绝路上逼了一步!根据段雨生的指示,临时内阁内务部总长孙洪伊和陆军部总长张树元联名下令:陆军部次长吴佩孚将亲自前往察哈尔稳定局势,命王廷桢将(驻守察哈尔的)16师军务移交吴次长;自移交完毕之日起,命王廷桢“亲自押送曹犯进京”!王廷桢还是头一次见到中央政府发出这样强硬的命令,他开始犹豫起来了:是叫自己“亲自”去啊,这不是羊入虎口、自投罗网吗?这下麻烦大了!此去京城,前途未卜啊!


接着,王廷桢获得了如下情报:驻扎在通县的菲军四个主力团向张家口方向迅速进发!这是中央给察哈尔制造“大兵压境”的紧张气氛、逼迫自己就范啊!以贫瘠的察哈尔一隅对抗中央甚至全国,聪明如王廷桢者当然知道后果:他连一丝得胜的机会都不会有!尤其是兵败之后,恐怕全中国的督军们都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收留他这个“祸根”!这就是舆论的巨大威力:在全国一致要求惩治曹锟的大势之下,王廷桢最终失去了违抗上命、挑起内战的勇气——他无奈地选择了服从,将16师的指挥权乖乖移交给了吴佩孚!


在曹锟一案轰轰烈烈展开调查并吸引了全国人民眼球儿的“大好形势”下,1920年7月6日,北京政府内务部颁布了新的《国家机构设定暂行条例》和《招收国家公务人员暂行条例》,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招收政府公务人员的工作。因惩治曹家腐败一案而声誉正隆的临时内阁的这个新举措,获得了全国知识界空前的支持:各大高校的教职员工纷纷踊跃报名,加入了应聘国家公务人员的浩荡大军。


段雨生一直为如何让北洋政府的那些旧官吏们“和平下岗”发愁呢,这下子他可算找到了解决难题的好办法:那就是从调查他们的经济问题上开刀!老百姓都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千里为官只为财”,尤其是在这个军阀混战、看不到任何前途的特殊年代,各级官员们的来路本就大多不正,又能有几个不贪的呢?于是,段雨生指示孙洪伊好整以暇、一路慢慢查将下去,一面查、一面撤、一面将从菲律宾抽调来的骨干按部就班地任命和安排完毕,再用新招收的人员充实到政府公务人员队伍里面。在李清、段雨生等人的周密安排和部署之下,往往是某部门的各级官员接受调查、普通职员接受培训和考核完毕之后,这个部门的人员就已经更换完毕了!


等他们把中央内阁各部门全部调查完毕的时候,临时内阁各部门的人员就已经悄无声息地更换完了。取得了经验之后,他们开始把这项工作向省、市、县级政府延伸。至于那些确实没什么问题、也通过了考核的原北洋政府职员,由政府发给基本工资、被送到新成立的各个业务培训班里面学习去了。等他们在一年之后学习完毕,各级机构都进入了正轨,他们也就掀不起什么大风浪来了。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通过这次调查,段雨生他们还真找出来一批“廉政干部”:其中原皖系官员之中以段祺瑞为榜样,直系则以吴佩孚为楷模。他们也确实是两袖清风、分文不取、甘守清贫,当得起“廉政楷模”之称谓。


坏人要坚决打击,好人当然也要坚决表扬。否则,政府在老百姓眼里的形象岂不是一团黑?这对未来树立政府的光辉形象当然是不利的!于是,段雨生又开始操纵报纸大力宣传起“廉政典型”来,如何加强监督、树立正气,又成为百姓们议论的新话题。


段祺瑞后来还因此而获得特赦,并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内务部反贪污贿赂局”局长。以他的资历和声望,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军队将领,哪个敢不给老段几分面子?死里逃生的段祺瑞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位置,把这项工作干得风声水起、有声有色。


后来,段祺瑞和吴佩孚两人光荣地成为第一届“华夏廉政奖”获得者,各得奖金10万大洋!再算上比以往丰厚了太多的薪俸,生活一向清贫的段祺瑞和吴佩孚两人的生活水平轻松达到了中等人家的水平。随着这个奖项获得者人数的不断增加,那些一心为民、把持操守的好官再也不用为自己的生活发愁了。身有体会的段祺瑞后来感慨道:“予清廉者以重奖,实乃抑制官员腐败之良策也!”


经过这番实践,段雨生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操纵舆论工具的“高手”。只是后来竟有人把他跟德国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先生在宣传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提并论,还有人竟然把戈培尔说成是他的“学生”、是跟他学的技巧,这是唯一的一点让段雨生同志感到不爽的地方......


当然,段雨生的办法并不是万能的:这个办法对付政府部门还可以,但是对军队系统这么干就行不通了。军队是暴力机构,握着枪杆子呢,虽说他们也可以鼓动士兵反抗腐败的长官,但是如果因此把“造反有理”的观念深入到军队里面,那他们可就是自己挖坑自己跳了:军队要是也可以造反有理,以后的整个国家非乱套不可,这个“后遗症”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承受不起的!为了军队的“平稳过渡”,他们只能用其它的办法和手段来完成军队领导权的顺利交接:就在政府完善“基础工作”的同时,他们也对那些在各地拥兵自重的将军们下手了!


1920年7月19日,将军府、参谋本部和陆军部联合以中央名义向全军和全国各界发出了两份通电:


第一份通电:饬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将所属关内军队在半月之内全部撤出山海关。过时不遵令退回防区者,中央将视为“不遵军令”,予以谴散;反抗者将以叛军论处、格杀勿论!


一生信奉“实力决定一切”原则的张作霖本就对中央政府怀有强烈的野心,只是突发的“菲、日辽东战争”让他失去了这个机会,但是这并不表示张作霖从此放弃了把持中央的念头。临时内阁已经组建完成,而在新内阁整个的筹备过程中,竟然没人搭理他这个实力第二的“东三省巡阅使”,这是让张作霖最近一段时间感到最气愤和难堪的事情了:这不仅是个面子问题,而是中央政府明显不把他张作霖放在眼里!


羽翼丰满之后的张作霖并不甘心盘踞在东北一隅,“走出东北、逐鹿中原,进而统一全国”就是张作霖从来没有放弃的梦想。他原本就计划派大军入关、协助直军把皖系驱逐出中央,以达到他把持和胁迫中央政府的目的。临时内阁成立的消息在北京一公布,恼羞成怒的张作霖就下达了“增兵滦州”的命令:“既然你中央政府不理会我这个“地方实力派”的宝贵意见,那就别怪我老张不客气了!”孙烈臣受命带领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师从锦州开拔,赶赴山海关。


可是张作霖说什么也没料到:他增援滦州的部队到了山海关,竟然遭到了菲军的阻拦!当然了,老张的部队也不是吃素的:领兵大将孙烈臣随即下令“强攻山海关”!可是双方的实力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在菲军恐怖的炮火覆盖之下损失了足足两个营的兵力之后,菲军阵地仍然岿然不动,孙烈臣这才无奈下令“停止进攻”。直到军事进攻失败之后,孙烈臣这才想到了“谈判”二字,准备派人跟菲军协商“借道”。


可是既然大家已经开打了,停不停战就由不得他们了!菲海军在两军冲突开始之后,立刻派陆战队在葫芦岛强行登陆。奉军根本没有任何抗登陆作战的经验,陆战队很轻松地就在那里建立了稳固的滩头阵地。随着后续部队乘坐登陆艇迅速登岸,孙烈臣的后路被菲军截断了!


张作霖虽然是胡子出身,大字也不认识几个,但是他可不是个糊涂蛋,否则他也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他最擅长的就是“审时度势”这门功夫了:一接到孙烈臣从前线给他发来的战报,老张立刻就想清楚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冷汗同时顺着他的脑门子流了下来!


他连忙一面命令孙烈臣“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原地待命”,一面派张作相赶赴大连与菲方取得联系,要求谈判解决此次军事冲突。段雨生本就没打算此时跟奉军发生大规模战争,于是在“双方均有极大和平诚意”这个大前提下,他们在大连签署了“和平协定”:一、菲方允许张作霖将关内军队和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师撤回锦州,同时将兴城、葫芦岛地区做为缓冲地区,双方均不在这一地区驻军;二、在张作霖通电全国“拥护中央政府”的前提下,中央保留他“东三省巡阅使”的职务;三、东三省每年需向中央政府缴纳赋税2500万大洋,中央政府从此不再担负奉军的军费开支。


这个协定不仅保住了张作霖最关心的军队,还等于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东三省相对独立的地位。虽然失去了一些地盘和钱财,但是张作霖的实力却没有受到大的损失,这也是让张作霖感到最万幸的地方。而菲方为了给自己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更是为了利用张作霖做为他们与朝鲜日军之间的缓冲力量,这才放了老张一马。双方终于各得其所,尽欢而散。


连“东北王”张作霖都对中央政府俯首称臣了,这个消息对于那些心怀抗拒中央之心的各省督军们造成的震撼和精神打击无疑是相当巨大的!


而中央政府在解决张作霖之后,又适时发出了第二份通电,把“强势政府”的表演推向了下一个高潮:虢夺建威上将军段祺瑞、辅威上将军段芝贵和曹锟三人的所有功勋和爵位,命令浙江及凇沪督军卢永祥、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襄武上将军王占元和江西督军陈光远等四人回京述职!


民国时期的将军府成立于1914年7月18日,直属大总统管辖,是最高军事顾问机关。将军府设上将军和将军若干人,由大总统在陆、海军的上将或中将中选任。上将军和将军承大总统之命会办军务,校阅陆、海军,或派驻各省,组织将军行署,督理军务。


“民元三年,削藩议起,撤各省都督,于京建将军府,并设诸将名号,或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内外相重,呼吸一气,永废割裂之端。”为了防止军阀割据——这就是成立将军府的唯一理由。可惜的是:作用不大。


在整个民国时期,北洋军中一共封了二十四位上将军,他们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建威上将军段祺瑞,镇安上将军张锡銮,定武上将军张勋,宣武上将军冯国璋,彰武、镇武上将军段芝贵,振武、隆武上将军龙济光,昭武上将军姜桂题,德威上将军王士珍,耀威上将军陆荣廷,熙威上将军刘冠雄,虎威上将军曹锟,英威上将军李纯,孚威上将军吴佩孚,壮威、襄武上将军王占元,益威上将军田中玉,靖武上将军王怀庆,匡武上将军王承斌,宁武上将军齐燮元,炳武上将军萧耀南,恪威上将军孙传芳,义威上将军张宗昌,曜威上将军李鼎新,同武上将军阎锡山,扬武上将军冯玉祥。


而在1920年,民国的“上将军”还没有这么多,只有前面的十一位。其中冯国璋已死,活着的只有十位。在这十位当中,他们的境遇也是各不相同。张勋复辟兵败后下野,蛰伏于天津德租界6号路的张勋公馆;张锡銮也于1917年退出政界,赋闲天津;龙济光的结局则更富戏剧性:1918年,段祺瑞派龙济光到小站接替徐树铮,设立“振武新军办事处”,招募天津、直隶、山东一带的散兵游勇和土匪,训练振武军,自称“龙军”。然而该军却在小站、天津一带掠扰抢劫、无恶不做,当时国内舆论纷纷谴责段祺瑞内阁竟然依靠土匪来实行武力统一南北的政策。法国公使也提出抗议,要求将振武军调离小站,以免危害天津治安。于是,段祺瑞调振武军到福建镇压南方的革命势力,以期取得福建地盘。“振武军”本就是乌合之众,在开进途中一部哗变、一部溃散为匪。龙济光只好收集残部回小站重振旗鼓,继续训练。前几日,“振武军”被菲军第3师孙富元部全部缴械遣散,龙济光被软禁于天津。曹锟、张作霖、李纯三人都是因直皖战争之功才封的“上将军”,此时的他们还不是“上将军”。


都说“军令如山”,但是这句话却不适合1920年的中华民国:在这个时期,各地的督军和巡阅使不听中央命令可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所凭恃的不过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军队,令弱势的中央政府拿他们没有办法而已。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命令一下,四省督军表现各异。此时的各省督军虽然在实际上各自为政,但是毕竟他们的官职是中央任命的,中央的命令他们仍然不敢忽视。如果他们不听从中央命令就是违抗上命、是分裂国家的行为,就在道义上处在了劣势——这就是主动与被动的区别所在,也正是段雨生他们为什么处心积虑地要控制中央政府的原因。再加上孙嘉诚对他们公然以武力相威胁,如此双管齐下,他们就是真想抗命估计也要斟酌再三、要先仔细掂量一下:自己够不够抗命的分量!


卢永祥就是个活的例子:他原属于皖系,现在老段这个后台已倒,他本就打算将富庶的凇沪和浙江地区变成他自己的独立王国,没想到中央却给他来了这样一记“闷棍”!卢永祥判断自己如奉命回京,后果实在堪忧,甚至有可能性命不保:他在浙江的这几年也没闲着,仅贩卖鸦片一项获得的收益就足以跟老曹同志相媲美了!可公然抗命他又不敢,深怕给菲军讨伐他找到借口。于是卢永祥就耍了个手段,把军务交给了他的心腹、第四师师长陈乐山和第八旅旅长何丰林两人共同署理,他自己则通电一番,声明“引退”,躲进了上海法租界避难。而实际上,卢永祥仍然在遥控指挥他的第十师和第四师,试图继续把富庶的凇沪和浙江地区掌控在他的手里。


然而,卢永祥的阳奉阴违并没有象他预想的那样逃过此劫。相反,他耍的这个“小聪明”不仅把他自己变成了曹锟之后的“民国第二大硕鼠”,而且还给上海的各国租界和各国领事们带来了“天大的麻烦”!


王占元和陈光远则是犹疑不定,最后只好联系小吴,请教对策。后来二人在小吴再三表示“中央会另有任用,绝对无碍尔等之官职性命”之后,两人才最后决定“奉命进京”。其实,他们也是担心抗命之后会招致菲军的报复:出头的椽子先烂,谁都怕自己“有幸”跟曹瑛做伴、做了下一只吓唬猴子的被宰的小鸡!


一直以“和平督军”自命的李纯本应是四人之中最坦然的一个,但他此时却因为一件“私事”而身受重伤,性命堪忧,无法听命进京述职了......


0
回复主贴

相关推荐

更多 >>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8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 我们足球都赢啦,这里岂能服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