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组部前部长张全景批判谢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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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转贴]中组部前部长张全景批判谢韬文

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吗?

——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相关论述摘录


张全景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文章对恩格斯晚年所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这一光辉著作肆无忌惮地进行歪曲、篡改,妄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改变了早期的革命观点,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鼓吹“只有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谢韬诽谤列宁、斯大林、***是修正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和***同志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诬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是“开左灯、向右拐”,***、胡耀邦奠定了基础,***迈出了关键一步,***执政伊始,将“****”重要思想和私有制写入宪法,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谢韬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影响很坏,应予批驳。

经验告诉我们,戳穿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谎言,最简单、最有力的方法就是认真学习马恩原著。在原著面前,形形色色的画皮就会被剥得精光,各种谬论就会不攻自破。这里,我们把《导言》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在《导言》及有关书信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些论述整理如下,以揭露谢文的欺骗性。


一、《导言》的主要内容


《卡尔·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至1895年3月6日之间为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单行本出版而写的。全文共有40个自然段,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在《导言》第一部分(1-7段),恩格斯评述了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恩格斯指出,《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从一定的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马克思把政治事件的终极原因归结为经济,深刻指出经济状况是研究一切过程的基础。然而,由于人们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事件时,总是不能追述到最终的经济原因,对经济状况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难免会忽略,从而对眼前事件的论述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产生错误的根源,但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实际的历史。马克思正是运用这个唯物主义观点,准确地分析了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政治事件,因而他对1848-1850年法国革命叙述及其内在联系的揭示超出了所有人的认识程度,并且两度经受住了检验。在这一部分结尾,恩格斯还特别强调,《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观点时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

在《导言》第二部分(8-18段),恩格斯反思了马克思和他在1848年革命期间关于革命期间关于革命运动条件和进程的看法。在1848年革命期间,由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丝毫不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历史的发展不仅改变了马克思和他关于革命运动形势的看法,而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和方法。恩格斯明确告诉人们,在当时欧洲大陆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下并不存在由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少数人的革命的前景。他深切地反思:“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同时还指出,1848年革命后的法国历史发展表明,无产阶级革命以外的任何革命都不能解决无产阶级的统治权,而在当时条件下无产阶级自身又不可能实现这种统治权。

在《导言》第三部分(19-40段),恩格斯阐明了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与策略,指出在当时欧洲革命形势已经发展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要学会利用普选权这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不应贸然走到枪鸣剑啸的街头去作无谓的牺牲,要利用合法手段保存和壮大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突击队”,并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因此,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认为普选权对于工人只是“陷阱”和政府的“欺骗工具”的看法,而应当把它看作是工人“解放的手段”之一。在肯定利用普选权这一斗争方式的同时,恩格斯明确指出,利用普选权是设法把一种合法斗争、日常工作同实现目标、夺取政权的革命决战相结合的策略,这决不意味着把普选权和参加议会斗争视为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采取的主要斗争形式和唯一手段,决不意味着要放弃工人阶级的革命权。必须懂得,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的历史权利。工人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和手段,应根据当时的各种具体来决定,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去崇尚暴力革命是愚蠢的,但是放弃暴力革命的权利,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则是自己欺骗自己。


二、《导言》中关于工人阶级不能放弃革命权的论述摘录


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 业无产阶级,并把他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而外只在巴黎以及某些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1848年还难以想象的猛烈程度……既然它没有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没有能够以一次决定性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8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一版,1965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了胜利(摘者注:指巷战),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间和19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给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行动受到了各种命令的束缚。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开枪,由于指挥官丧失了果断精神,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同上书,第604页)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使“巷战”这种斗争方式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越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已变得越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同上书,第606页)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同上书,第608页)


但是,不管别国发生什么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经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长着……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百万计的党派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做不到。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使得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没有了突击队,决定性的博战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同上书,第608页-609页)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们跟奥迪隆·巴罗(摘者注: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的首领;1848年12月至1849年10月领导为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一起绝望地高叫: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脸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们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变革。又是一切都颠倒过来了。难道今天的变革的疯狂敌人不正是昨天的颠覆者吗?

……

可是让他们去通过他们的反对变革的法案吧,让他们把这些法案弄得更残忍些吧……要给社会民主党以沉重打击,他们就还得采取完全另外一个样子的办法。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为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方面的变革,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变革。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摘者注:德国政论家和官员;他以柏林半官方的书籍出版局领导人(1877-1892)的身份替卑斯麦政策作辩护)和普鲁士的将军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先生(摘者注:德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镇压波兰起义(1863-1964);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积极为德国民族主义报刊撰稿),已经给他们指明了也许能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骗入巷战的工人们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同上书,第610-611页)


三、恩格斯围绕《导言》是否要捍卫工人阶级的革命权问题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斗争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曾坚决要求恩格斯把《导言》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理查·费舍(摘者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职业是排字工人;1890-1893年担任党的执行委员会书记,1893-1926年任国会议员)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是政府在1894年12月间向帝国国会提出的,1895年1月至4月间进行了讨论;同年5月该法案被否决)。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不坚定立场和它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作了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766-767页“注释”第508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虽然我十分愿意理解但还是不能理解——起码在议论的中途——你们的担忧是由何而起。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不错,《前进报》上有时人们以过去宣传革命的那种劲头否定革命,而且他们可能以后又来宣传。但我认为此事不可效法。

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我还必须考虑到,阅读我的著作的还有外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瑞士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等,我绝不能在他们面前这样糟蹋自己的名誉。

因此,我接受你们提出的修改意见,但以下几点除外:1.长条校样第9页,关于群众现在是这样写的:“他们应该明白,他们采取行动是为了什么” (原文注:在恩格斯的手稿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2.下一段:关于进攻的话全部删掉(原文注:指的是手稿下面这句话:“……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你们的建议(原文注:执行委员会建议将这句话改成这样:“……号召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有事实上的错误。法国人、意大利人等每天都在运用进攻的号召,只是不认真罢了。3.长条校样第10页:“社会民主党的变革,其命运现在取决于……”,你们想去掉“现在”一词,也就是把暂时的变成永久的,把相对的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因此我拒绝写什么相反的东西,我说:“正是现在遵守法律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十分有利”。 (1895年3月8日致理查·费舍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1-402页“注释”第508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柏林人正在重新发表《新莱茵报评论》上摩尔关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国的文章,我写了导言,它很可能先在《新时代》上登出。由于我们的柏林朋友们在我看来是过分的要求,这篇导言受到了一些损害,他们希望凡是会被帝国国会作为通过防止政变法草案的借口的话都不要讲。在目前条件下我只好让步。(1895年3 月28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书信,同上书,第430页。摘者著:劳拉·拉法格,法国工人活动家;卡尔·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1868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


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一版,1974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摘者注:卡尔·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新时代》杂志编辑(1883-1917),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写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著作,虽然著作中有错误,但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后来完全转到机会主义立场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派的思想家;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 )

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1895年4月3日致保尔·拉法格的书信,同上书,第436页。摘者注:保尔·拉法格,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论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社会主义者报》的编辑;1889和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被选入众议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

恩格斯以上几封信,都是围绕《导言》而且是在《导言》发表之后写的,其观点是多么鲜明啊!谢韬的歪曲、篡改,不是不驳自倒吗!


四、关于几个问题的辨析

1、旧社会能够和平长入新社会吗?谢文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其主要“论据”是,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这一著作中曾经说过,“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利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谢文引用这段话来为自己的错误观点立论,是完全没有用的。实际上,恩格斯在说明“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利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的同时,用了大量笔墨告诫人们,在像当时的德国那样“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的国家里,是不能指望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恩格斯说:“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利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和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

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大的幻想。”(《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27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一版,1965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谢文在引用这段话时,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对恩格斯的思想故意进行歪曲,把恩格斯针对特殊国家、特殊条件说的话,当作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借以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这种手法是拙劣的。

2、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了吗?谢文说:“……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其“根据”是,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时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谢文在这里引用“没有最终目标”这句话否定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而奋斗,是徒劳的。恩格斯在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共产主义”四个字,但是他在说完上面这句话后马上就说:“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一版,1965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这句话说的不正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吗?还需指出,恩格斯上文说的“没有最终目标”,是指“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是不断发展的,没有止境的,不可能设想出未来发展的若干详细情况,正像一百多年前难以估计今天我们使用电脑一样。

3、武装斗争过时了吗?谢文说,恩格斯在《导言》中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进行了反思和纠正,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言下之义是说,无产阶级不应该再用武装革命这种“旧策略”来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他这样说的前提是恩格斯《导言》中“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这段话。其实,恩格斯这段话告诉我们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取决于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在1848年,“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当时,“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一个幻想”。这里只是说当时的估计错了,并没有否定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可以通过革命手段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在上述《导言》摘录中,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是非常明确的。

4、列宁、斯大林、***是布朗基主义者吗?谢文称列宁、斯大林、***是布朗基主义者,纯系诬蔑。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布朗基其人。布朗基(1805-1881),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参加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组织“四季社”等秘密团体,领导过多次秘密起义;1870年创办《祖国在危机中》报,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在狱中缺席被选为公社委员;1879年出狱后创办《不要上帝,不要老爷》报,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在他从事革命活动的50年中,有30余年在狱中度过,曾两次被判死刑;反对私有制度,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认为通过少数革命家的起义和专政,即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著有《祖国在危机中》、《社会批判》等。布朗基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但其基本策略是少数人的起义或阴谋手段,这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夺取政权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布朗基的英勇精神给以高度评价,但对其策略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第一国际成立于1864年9月,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及策略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实际创始人,也是第一国际的真正领导者。第一国际与每一个国家的工人组织建立联系,“至于布朗基主义者,则一开始就被拒绝加入国际组织,因为他们坚持阴谋策略”(《世界通史》近代卷,下册,第664页)。但由于第一国际并不十分严密,确有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混入,从一开始他们就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后来又受到列宁、***的批判,怎么能把列宁、斯大林、***同布朗基主义者混为一谈呢?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吗?谢文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这从根本上混淆了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与民主社会主义有质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在经济上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在政治上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些是两者的“试金石”和“分水岭”。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宗旨、路线与西方标榜社会主义的工党、民主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等,是根本不同的。***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对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和“****”重要思想,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同志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功绩,有非常深刻的论述,这在实际上也是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有力批驳。有的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纯粹是别有用心的。


谢韬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不过是老牌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斯坦的旧调重谈。谢文中的错误很多,需要深入批判,分清是非。谢韬是一个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公开发表与宪法、党章相违背的文章,既有政治上的错误,又有组织上的错误,中央有关方面和其所在党组织应引起重视。《炎黄春秋》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而且经常发表错误倾向严重的文章,也是完全错误的,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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