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和日本人的“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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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真”上能与德国人“比拼”的只能是日本人,日本人做事会认真到“愚蠢”的地步,他们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


《书屋》最近刊载一篇题为《认真极处是执着》的文章(作者:林子明),谈说的话题是德国人和日本人的“认真”。此文所论并不周全,也不无可商榷之处。但这话题本身,确有一种考量和省思的价值。记得胡适曾写过一篇《差不多先生》,所谓“差不多”,恰与“认真”形成鲜明的反差。本版这里摘录那篇文章所述的故事,俾读者读读、想想。

1944年冬季,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合围,法西斯德国败亡在即。德国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食物短缺,燃料匮乏。由于德国地处中欧,冬季非常寒冷,缺燃料可能导致许多居民冻死,不得已,各地市政府只得让市民上山砍树。

德国人是这样砍树的,据战前留学德国(被困)的季羡林回忆:林业人员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寻,寻找老弱树或劣质树,找到,则在上面画一个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问题是,谁来执行处罚?当时德国行政管理名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近乎处于政权的真空。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德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乱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执行了规定。事隔五十多年,季羡林老人提起这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

1984年,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德国退休老人格里希任厂长。

在这以前,“中国制造的柴油机噪声远播几公里,油迹溅洒数米外。而德国人生产的柴油机可以放在办公室红地毯上工作,不影响隔壁房间人们办公”。

武汉柴油机厂聘请格里希时,气缸杂质长期徘徊在五千毫克。格里希上任后的第一个会议,只讲了两句话。一是:“清洁度是产品寿命的关键!”二是当着市机械局长的面,把几个气缸放在会议桌上,然后从气缸中一抓一大把铁砂,脸色铁青地说:“这绝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责任心问题!”格里希治厂两年,将武汉柴油机厂的气缸杂质由五千毫克降到了一百毫克左右。即使卸职(因种种原因)后,每次去武汉柴油机厂探望,他还念念不忘质量问题。当他拿出磁头检查棒伸进缸体孔道探测,发现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当他拿出放大镜检查齿轮上的光洁度,发现有些波纹时,竟忘记了自己已不是厂长,火气又上来了……

在“认真”上能与德国人“比拼”的该是日本人了。日本人做事会认真到“愚蠢”的地步,餐馆洗盘子一定要洗七遍,一个中国留学生取巧只洗三遍,结果这个留学生再也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离开日本。还有更厉害的:日本宾馆领班培训中国员工时做保洁示范,他把抽水马桶洗干净后,从里面舀了一杯水自己喝掉,说:“就按这个标准清洗!”。

说日本人观看体育比赛,几万人离场,地上不留一根烟蒂、一片纸屑、一丝痰迹,这已不算什么了。首都师大政法教授房宁在日本曾亲历一次堵车,那情景足以使全世界震撼:从伊豆半岛到东京的公路上,几万辆车一辆挨一辆排了一百多公里。那个时间段几乎所有的车都是回东京的,道路右侧堵成一条长龙。左侧空出一条无人道,谁要是开到左侧,可以一溜烟直奔东京。可就是没有一辆车插到空荡荡的下行道超行,一百多公里的塞车路上,不见一名交通警察维持秩序。在近十个小时的时间里,车流一尺一尺地挪,静悄悄,不闻一声鸣笛。房宁教授感叹说:“他们自己竟把这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车龙化解了!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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