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化的精神庄园

石 泉


是与非、治与乱、兴与亡、功与罪,都在这里收藏;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这里展示;尊与卑、贵与贱、富与贫,强与弱都能在这里找到精神寄托;更有山的雄奇、水的灵秀、花的凄美、月的迷幻,以及四时交替、风云流转,都是那么发人精思与玄想,那么令人慨叹给人感悟。如果没有这方圣洁的精神庄园,人世将是何等苍白!

一个民族的土壤里,生长不出诗歌,那是多么可悲!人,是恐惧心的空乏和荒凉的物种,精神饥饿是多么可怕!

作为诗国的子孙,我们不愿意看到诗歌的沉沦,我们拒绝心灵的荒漠,可是,我们无奈地看到,我们的精神庄园,已是赤地千里,荒漠化的惨象,竟然比困扰地球的荒漠化还要叫人恐慌!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中,世世代代奔流不息的诗性精神呢?我们不能不在内心深处,发出千古浩叹!

当然,我们很乐意作这样的自我安慰:在我们这个伟大的诗国里,源远流长的诗性精神,不可能因为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干涸和断裂,秦王朝发生四十年断裂的历史不会重演,我们的时代不会留下空白。我们还可以心存侥幸:优秀甚至伟大的作品或许已经客观存在着,只是我们还无缘读到。然而,画饼毕竟不能安抚我们饥饿的心。一年又一年,我们望穿秋水!

年年有“年度最佳诗歌”问世,当我们用虔诚的心捧读这些“最高的星宸”,我们绝望得几乎要掩卷而泣!诗神真的遗弃了我们这块人杰地灵的东方土地么?

诗坛沉沦,诗人落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诗歌,成了戏谑、恶搞、作践的玩物。

于是,诗坛游戏着:一班“自恋诗人”,声称“诗是贵族文学”,用变态心理来摹状“高贵的内心感受”,凡人无法理解;一班“自慰诗人,用谁也弄不明白的迷语、隐语、呓语、诳语和病语来自慰;一班“自大诗人”, 还没弄清“后现代”的实质,就急于标榜,“破权威”,破出狂妄心态,“去中心”丢掉文人风骨,“拆结构”拆得大卸八块;一班“自残诗人”, “乱把白云揉碎”,母语被剁成残片,“诗”弄得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一班“自虐诗人”,效法“网上成名”,把丑陋的裸体与丑陋的意象“虐”给众人看,以“拯救诗歌”。 更有“软件诗人”,提供诗歌快餐,这难道不是对诗界莫大的嘲弄吗?诗被弄成这样了,都成了笑柄了,居然还有人出来吓唬“不懂诗的人不要妄谈诗”!

诗歌的远离群众、回避现实、漠视民间痛痒,是现代的“古老”话题了。体察国运民情、感怀时事的诗,当然不是诗的全部,但素来都是黄钟大吕。当代诗人,难道都“吸毒”去了?全都麻木不仁了?可是有谁知道,在这浮躁的时代,内心最痛苦的,莫过于诗人!诗人最大的痛苦,是内心无法渲泄、睿智无法传播。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表明的,现代社会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调集各方力量,令人“无所察觉地控制人们的行为”的结果。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适宜于优秀而伟大诗歌的生长与传播吗?

真正的诗人,只能望洋兴叹!

一叹文字狱。一首还谈不上是诗的打油体,讽刺了“父母官”都会招来祸端,这种气候,真正有力度的作品怎么可能问世?说是文化环境宽松了,你可以写神写鬼写精写仙,可以写暴力、魔幻、恐怖和隐私,还可以大写特写“下半身”,大量生产文字垃圾,但要切中时弊,你就得讳“光”讳“亮”。“文字狱”事件尽管只发生在一地一县,却有着“典型”意义,也是对当今文化环境的“概括和提炼”。“个人崇拜”时期只崇拜一个人,当下可是层层搞“崇拜”,对台上的“官” (“公仆”早已回归或者蜕变为“官”了)只能唱颂歌,吹政绩,讽刺、挖苦和披露“官衙”的失误或者恶行,是件了得的事,往轻里说是“诽谤”,往重里说是破坏当地的“政治稳定”,这种人不抓还有什么人可以抓?。要写,你只能写已经倒台的官,杨子荣说:那是一只死虎!所以,任你多踹几脚也无妨,象余秋雨对待陈良宇那样(余先生哪怕是公布一篇当时无法发表的旧作,我们也佩服他的文人风骨)。

二叹话语权。诗的话语权早已收归“国有”了,诗人的翅膀再硬,也飞不过“雁门关”。象水、电、气、油等垄断部门一样,文化系统也是圈地为王,拒绝界外人“问鼎”的。君不见,刘心武评红楼,就惹得“红学”圈大光其火,就象是遇到口中夺食、身上夺衣、床上夺妻一样。平心说,各类官办文学刊物,生存也不容易,为了不折断生存的“翅膀”,就得仰人鼻息,岂敢僭越?在对待具体作品上,就得如履薄冰,使出“看家本领”坚守阵地,特别在“敏感问题”上,就得拒绝深刻,宁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宁可杂草丛生,也不栽篱外之苗。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话语权被把死了,哪里还听得到不同的声音?就算是产生了《离骚》一样伟大的作品,镇关大守岂能“走私”放行?

三叹世不容。包容诗歌的雅量,早成昔时的韵事了。没娘的孩子是棵草,世事不洞明,诗人就是没娘的孩子,连哭的地方也找不到啊。本来,诗人天生就是完美主义者,总是竭力追求生存状态的理想化,企求现实的尽善尽美,并非刻意要与谁作对。这种追求,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精神动力,没有这种动力,连希望的翅膀都折断了,这个民族还有什么活力?由于追求完美的天性使然,真正的诗人总是不屑于为官方歌功颂德。事实上,历史上的“御用诗人”、“歌德派”,都形成不了大的气候,也产生不了多大的后世影响,难道不是吗?与政治家更关注乱与治、理论家更关注是与非、道德家更关注善与恶、史学家更关注兴与衰,法学家更关注罪与罚、美学家更关注美与丑一样,诗人更关注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总要求哪怕一首小诗也要对社会做“全面”、“历史”的分析,很不现实。同理,任何人也不可能每一句话都说得“全面、历史”、每一件事都做得没有异议。为什么要独对诗人那么苛求呢?谈诗的兴衰,必及唐时。女皇则天,读到诗人骆宾王《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俗称《讨武曌檄》),大加赞赏,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唐宪宗看了白居易百多首讽谏诗后,觉得很好,不仅不怪罪,而且召其为学士。唐代帝王多善诗,极少不善诗的也爱诗和理解诗人,当权者如此善待诗歌,唐代诗文无不盛之理。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上上下下的理政者都能吟诗作赋或者加冕诗人,但要求理政者要有雅量、给诗歌更多的理解却不为过。事实上,一首小诗,螺丝壳里做道场,也作不起多大风雨。叛逆诗人黄巢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可谓牛气冲天,如果他不是大动干戈把皇帝逼出京都,只凭几首菊花诗也并不能把李唐王朝怎么样。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诗人的性格,本来就是悲剧性的,但也是坚韧的。他们身处逆境不合时宜,他们颠沛流离风雨剥蚀,但他们却一定是初衷不改矢志不移。鉴如此,我们还是坚信,诗性精神还在,诗人风骨没垮,真正的中国诗人,一定会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民族。当后人读到他们的杰作时,也许会惊奇得拍案称绝,感动得掩面而泣,崇敬得恨不逢时。但是,那究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呢,还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莫大讽刺?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