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史上最真实的魏延:遭孔明陷害的军事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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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还原史上最真实的魏延:遭孔明陷害的军事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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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魏延是一个脑后长有反骨的人物,因其谋反而被诸葛亮所杀,似乎是罪有应得。虽然曾有人替魏延写翻案文章,但《三国演义》塑造的反贼魏延形象实在是深入人心,很难在世人的心目中抹杀。

笔者最近去成都开会,顺便去武侯祠瞻仰,见两廊的蜀汉文臣武将众多,而唯独没有魏文长之像。问其缘故,讲解员云:因魏延是叛臣,故无其像。我正欲找武侯祠的有关领导,对其言明历史的真相,然有人告诉我,***同志于1963年亦曾来到武侯祠,面对文臣武将廊,他发表这样的见解:“这些塑像,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又有了,比如魏延就该有,但没有塑像。”参阅《小平同志,武侯祠职工想念您》,载《四川日报》,19970227。余听闻此言,不由喟然长叹,打消了找武侯祠领导的念头。返沪后,心犹不甘,决计撰此文替魏延辩冤。

1.军事奇才

魏延出身和履历不详。《三国志·魏延传》说他是“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义阳县(今河南信阳市西北)属东汉荆州之南阳郡。所谓“部曲”,据《后汉书·百官一》云:“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可见,部曲本是汉代军队中三级编制的名称。东汉末年,以世家和豪族地主为社会基础的军阀割据形成,军阀采取“部曲”这种军事建制来组织自己的军队,于是部曲便成了豪强地主割据势力的私人武装。魏延以部曲身份随刘备入川,其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是刘备军中的嫡系,而绝非降将(按:《三国演义》云魏延本是刘表部将,后杀韩玄,献长沙于刘备,完全是杜撰)。因其“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

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刘备用法正之谋,举倾国之师,历时岁余从曹操手中夺得军事重镇汉中郡。至此,三国鼎立正式形成。刘备自称汉中王,表示与曹操分庭抗礼。不久,刘备返回成都,临行前“当得重将以镇汉川”同上。。为何刘备如此重视镇守汉中的大将人选呢?因为蜀汉的基本统治区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汉中郡坐落在关中和巴蜀之间,属于两大区域交界的地带。蜀国为了保障自己根据地的安全,有必要将重兵部署在敌我接壤之处。

关于汉中的重要性,时人及后人多有论述。杨洪曾对诸葛亮云:“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三国志》卷四十一《杨洪传》。黄权亦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清人顾祖禹曰:“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曹魏若是占领汉中,将严重威胁巴蜀。如建安二十年,曹操平张鲁,“破汉中,蜀人震恐”,“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得安也”。《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注引《傅子》。蜀国如果据有此地,则不仅能够保障剑阁、成都之安全,更能使其作为北伐之基地。对蜀汉而言,汉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荆州。基于此,刘备怎么能不作慎重考虑呢?刘备手下大将著名者有关羽、张飞、马超、赵云、黄忠。刘备对关羽最为倚重,但其镇守荆州,不可能调离原来的防区。赵云其时的主要职责为“掌内事”,即刘备以其“严重”而主管刘备的宫中之事。《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黄忠虽然勇猛,但毕竟年事已高。马超威名显赫,但因其是“羁旅归国”的降将,《三国志》卷四十《彭羕传》。刘备对其不甚信任。在此情况下,似乎镇守汉中的最佳人选非张飞莫属了。而且“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刘备置张飞情绪和全军议论于不顾,而破格任用魏延,这不仅反映了魏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刘备的信任。如果魏延“脑后有反骨”,焉能受此重任?

效仿刘邦当年登坛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刘备在封魏延为汉中督时大会群臣,并且故意在宴会上当面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威壮其言。”《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当然豪言壮语谁都会讲,那么魏延镇守汉中的实际功绩究竟如何呢?《三国志·姜维传》说:“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其制。”到了姜维守汉中,他认为魏延的军事部署,“虽合《周易》‘重门’之义”,但只能保证不丢土地,却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他改变魏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放弃汉中外围据点,将驻军撤守汉、乐二城,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到盆地内部的做法,并认为此乃“殄敌之术也”。

对于姜维的此次调整军事部署,历代史家多认为是重大失误,为后来汉中失守、蜀国灭亡种下了祸根。郭允蹈的《蜀鉴》论及此十分深刻。他说:“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由此可见,诸葛亮选拔的接班人——姜维的才能远不如魏延,因为魏延守汉中凡十五年,汉中固若金汤,没有放一个敌兵进入自己的防区。接任的王平完全按照魏延的既定方针办,也以少胜多,在兴势打败曹爽率领的十余万魏军。而姜维轻易改变魏延的战略部署,却直接导致蜀汉的灭亡。魏、姜二人军事才能之高低岂非一目了然!所以刘备在用人和识人上,确实要比诸葛亮高明得多。

魏延勇略过人,他驰骋沙场,所向披靡,可以称之为善战无敌。曹魏方面,除司马懿以外,能与魏延匹敌者几无其人。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此次战役,并无诸葛亮指挥,而是魏延单独领军作战。对手郭淮乃曹魏关西首屈一指的重将,号称“方策精详,垂问秦雍”。郭淮曾败马谡,“摧破廖化,擒虏句安”《三国志》卷二十六《郭淮传》。,即使诸葛亮亦畏惧他三分,但魏延却能“大破淮等”。另外,在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中,魏延也立下赫赫战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宣王(指司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史称司马懿“畏蜀如虎”,这个“蜀”不单指诸葛亮,恐怕也应包括魏延在内吧。

以治军而论,魏延“善养士卒”,与张翼德“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不可同日而语,而与关羽“善待卒伍”相似。《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以此观之,魏延统大军能独当一面,克敌斩将,治军有方而勇猛过人,绝不逊于关羽、张飞等蜀汉一流大将也。

诸葛亮首次北伐,魏延提出出子午谷、奇袭长安的战略:“闻夏侯楙(时镇长安)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诸葛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因此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而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献策由他率精兵五千,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诸葛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认为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可行性极小。其反对理由主要有四条:一、子午谷道路险狭,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二、夏侯楙未必会弃城而逃;三、就算攻下长安,也未必守得住;四、万一失败,兵力本来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

那么这四点质疑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无论从蜀魏战争长久的战略角度,还是从这次战役本身来看,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子午道虽然奇险难行,但很少有人去作过实地调查,而就算真的去实地勘察过,也不敢保证其路况和三国时代是一样的。魏延终究是当时的名将,他久镇汉中,对汉中一带的地理状况必然十分熟悉,所以他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至于魏军是否会在子午谷埋下伏兵,我们不妨查阅《三国志》中的有关史料。《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始,国家(指曹魏)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首次北伐带有极大的隐蔽性和突然性,魏国无论在军事上、物资上,甚至在精神上连一点准备都没有,怎么可能在人烟荒芜、崇山峻岭的狭长山谷中留下一支伏兵呢?

对于第二点理由,“夏侯楙未必会弃城逃走”。这又是不合情理的推论。夏侯楙何许人也,《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记载得很清楚,此人为曹魏名将夏侯惇之子,曹操以女清河公主嫁之。“文帝少与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在西时,多蓄伎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可见,夏侯楙只知蓄伎纳妾,聚敛钱财,凭借“主婿”的裙带关系而都督关中,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膏粱子弟,衙内式的人物。魏延深知其人,故判断“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是完全有道理的。

第三点反对意见是蜀军“即使攻下了长安,也未必守得住”,这是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夏侯楙贪生怕死,素不知兵,以魏延老于兵革,料敌审己,可谓是胜算尽握。况且,诸葛亮首次北伐,有十万大军,兵力“多于贼(指魏军)”《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此时赵云、吴壹、马岱等宿将尚在,关西胡羌诱而招抚之以为臂助。诸葛亮、魏延分别率领的主力与偏师会师于潼关,然后魏延配合诸葛亮夺取陇右,这样八百里秦川,“咸阳以西”确实可以“一举而定”。其实,魏延之谋可行是有先例的。楚汉战争时,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然后主力东出潼关,分支军越陇山与从汉中向祁山的支军配合成钳形攻势取陇右。高祖还定三秦,一举而攻克关中。韩信用兵,看似弄险,实则妙奇无穷。魏延所出之谋,化自韩信出汉中之策,而其勇猛又过于淮阴侯,有如此良将善谋而诸葛亮不能用,违先主遗命而用庸才马谡,实在是令人叹息不已。

至于第四点,“万一失败,本来实力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我认为,这实在是一个荒谬至极的理由。试问古今中外,哪儿有用兵打仗不带有一点儿冒险性呢?袁、曹官渡决战时,曹操置自己的大营于不顾,率轻骑火烧袁绍重兵驻守的乌巢粮仓,完全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以来邓艾偷渡阴平,比魏延的计划还要冒险百倍,结果不但胜利了,并且一仗就灭亡了蜀汉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蜀汉国小力薄,无论军力、财力、人力均远不如曹魏,以弱蜀同强魏打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阵地战绝非上策。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应该攻敌不备,出奇制胜,一举攻克长安,予敌以重创。以弱抗强,不出奇兵,靠稳扎稳打而取胜,古今中外无有一例。

其实,军事谋略讲究的是奇正相合,诸葛亮用兵只见其正而不见其奇。诸葛亮自认为“安从坦道”,即可“平取陇右”,所谓“平取”,其实乃“稳取”之意。但恰恰是这“稳取”使诸葛亮丧失了用奇取胜的战机,形成了弱蜀与强魏在陇右对峙打阵地战,中了曹魏的“致人”之术。实际上“平取陇右”乃舍敌咽喉而取其无关痛痒之处,且一击不胜反而打草惊蛇。等到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曹魏在陈仓、关中等地已有重兵据守,关中遂不可再图,魏延之谋再不可行。这就无怪乎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笔者每阅三国史至此,不免掩卷而感慨。我以为所谓“魏延之策乃冒险,一旦失利,蜀军损失太大,恐十万蜀军弃之死地,只轮不返”云云,参阅陈玉屏:《论诸葛亮的将略》,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3)。完全是违反基本军事常识的奇谈怪论。因为即便魏延在子午谷中了埋伏,也不过损失数千人而已,而孔明攻祁山,失街亭,大败于张郃,所丧之师又何止万人!

第三,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似乎已经内定魏延日后将抗命为“叛逆”。诸葛亮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无明文记载。以余度之,其因有三。其一,诸葛亮一生用兵过于谨慎,其原因是实战经验不足,故陈寿评价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魏延用兵一向主张出奇制胜,诸葛亮最大的顾虑,在于如果将军事指挥权交给魏延,魏延就会违背他既定的军事路线,而按自己的作战方略行事,这是诸葛亮不能容忍的。其二,诸葛亮在选择官员、使用人才上,以“奉职循理”作为标准,请看那篇著名的《前出师表》,再分析他所称颂、推荐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费祎、董允、蒋琬、姜维、向宠等人,无一不是循规蹈矩,符合“循吏”标准的人物。而魏延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见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将,他以韩信自诩,认为诸葛亮胆怯,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揽朝中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同上。,连后主刘禅都声称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而魏延却时常不买诸葛亮的账,这当然招致诸葛亮的嫉恨。其三,诸葛亮排斥魏延是为他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扫除障碍。《三国志·蒋琬传》载:“亮每言,‘公琰(蒋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临终之时,后主派遣尚书仆射李福询问诸葛亮:“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答曰:“蒋琬之后,文伟(费祎字)可以继之。”《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州耆旧杂记》。姜维是公元228年归附蜀汉的,诸葛亮对姜维一见如故,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并很快就提拔他为中监军征西将军。

诸葛亮深知若要蒋琬、费祎、姜维顺利地执掌朝政、军政,魏延是一大障碍,因为魏延在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为了排斥异己,诸葛亮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虽然同诸葛亮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是杨仪,当然费祎、蒋琬、董允等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骄狂,杨仪自负,两人关系势同水火。“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已闹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对魏、杨冲突,诸葛亮是如何表态的呢?史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从表象上看,诸葛亮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不忍有所偏废”,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时,却已经将权力和情感的天平倾斜到杨仪一边。魏延未能参与诸葛亮的临终决策,又被安排为断后将军,这就等于授予杨仪以全军的最高指挥权。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又命费祎试探魏延的意图和打算。魏延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同②。魏延此话,若以官阶而论则不为乱,若以公私而论则不为不当。对于蜀国而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岂不是以私废公。再则,诸葛亮死后,姜维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军事才干远远超过姜维,为何不能继武侯之志,担当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根本没有必要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才“与费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也就是说他与费祎重新商量了治丧的步骤:谁护送诸葛亮灵柩回蜀,谁带兵继续北伐,两人共同签名,准备向部队传达。可费祎却口是心非,寻求脱身之策,他骗魏延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以此为借口,“费祎出门驰马而去”,并随即背信弃义,助杨仪整军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觇仪等”,才发觉上当,大军已经“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当然大怒,趁着杨仪行军迟缓,抢先一步,“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因杨仪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故无法与之较量,所以只能赶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杨仪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刘禅上表,皆称对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无主见的刘禅判断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是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与同僚关系一向不好,“平时诸将素不同”,“当时皆避下之”,故而蒋琬、董允“咸保仪疑延”。于是刘禅遂命“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准备讨伐魏延。但不等蒋琬兵至,魏延已被杨仪所杀,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

魏延为何不赶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揣测原因,大概是刘禅派蒋琬讨伐魏延的消息其已经获悉,他已没有机会进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实真相了。在此情况下,形势对魏延当然极为不利,被王平临阵一叫骂:“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所部立刻军心动摇,“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其实,所谓的“曲在延”也是表象,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知服从刘禅和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杨仪这一边,认为魏延反叛,不愿追随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说,魏延部下这样做和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无关的。

在“军皆散”的情况下,魏延无奈,只得“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于是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复能作恶不?”之后杨仪又“夷延三族”。《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一代名将魏延就这样身死族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魏、杨内讧以魏延彻底失败而告终。魏延的失败有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魏延遭到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加上杨仪、费祎等人的嫉恨,处境艰难,势单力薄。从主观上分析,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头脑发昏,处置失宜,他不该轻信费祎,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授人以“谋反”之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所部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我认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韩信确实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兵,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缺智少谋。魏延死后七年,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杨戏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息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魏延“谋反”说,那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陈寿对此已经下了结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倒似乎是“脑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费祎密报后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杨仪被废为庶民,仪“复上书诽谤”,遂下狱治罪,“仪自杀”。

杨仪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北伐时,“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蜀汉国小,人才较之魏、吴要少得多,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对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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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那么多人反对楼主,并且还带有讽刺意味,才知道世界上无耻兼无知的人实在太多.

为什么无耻?

因为他们头脑里面只知道一个成王败寇,以为魏延被一个杨仪所杀.觉得此人真是无用.要知道一个道理,人不可能做全才,样样都能做得完善,那么多人攻讦魏延,只能说明魏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不能说明此人不行,楼主说的是军事天才.没有说他是政治家.还要记住,很多英雄人物都是死于小人之手.小人天天只想着如何去害人.他们害人的水平当然高得多.如果按你们道理,那岳飞,韩信,袁崇焕这些人在你们的眼里且不是都是庸才.

为什么无知?

一,很多人认为诸葛亮对魏延非常不错.为什么魏延一亮相就要杀,原因是魏延叛主,按这样的推理:那蜀汉那来这么多人才,那且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杀,他还每天想办法去招降人才.连后来他托付之人姜维也是投降的.为什么魏延职位这么高,说是什么诸葛亮提拔.要知道刘备才做汉中王时候他已经汉中太守,再经过十几年的南征北伐,立了那么多的战功,你说可以不给他这个职位嘛?

二,很多人认为诸葛亮对魏延是重用的,没有嫉妒之心,那为什么每次魏一提建议,诸葛亮都要否决.每次打败仗(诈败)的事情都让魏去干,而抢功劳的事情都让别人干.

三,不用魏之计非常让人搞笑,如果说每次战斗都要稳稳当当地去做.那他还去征伐,因为魏当时比蜀汉强这是事实.如果你们去看看地图就应该知道个事实:直接掐入长安是绝对必需的,除非诸葛亮只想的是找那些落后的少数民族耀武扬威一下,并不想克定中原.先打天水这些地方的结果就是让魏有很大的空间和时间聚集兵力到关中长安附近来抵抗.占有汉中再拿下长安,就可以阻断天水,安定,武威和中原的联系,这区域无援自然能拿下,蜀汉不是一直为粮草困扰吗,有汉中和关中之地还用什么木牛流马从成都来送?再可以出宛,下襄阳,也可以从潼关威逼洛阳.这是起码的军事常识.用区区几千人的冒险来换取这么大的战略成果不值得吗.说什么恐怕守不住那更搞笑,防卫面缩小了难道还反而不能防守?得长安后有武关和潼关天险这是起码的常识.魏恐怕不会不防守洛阳吧.

四,说魏延能力一般那就更无知啦,汉中之地,魏一守十几年,无人能近.关羽守荆州也没有守好,汉中和荆州的战略地位相比只有更重.荆州还可以和襄阳互援.张颌,郭淮,王双这些人物大家应该知道都败魏延之手.

五,说魏延会造反原因是有反骨那就是相当荒谬啦,也只有我们的诸葛亮威望太高可以搞出这样一个名词来,不知道各位那个知道反骨是怎么生的.但我们的武乡侯就可以从这东西上来必然地安排一通,把当时地位职位那么高的一个魏延搞死.

人是有脑的,请大家多用脑子.我们小平同志对这样的遭遇就相当感受深刻啦.还好他挺过来啦,否则华国锋同志领导下我们现在每天还要早请示晚汇报呢.每个人(有抱负的人)来到世间,他最需要的就是一展才能.但有的人因为锋芒太露,会受到排挤和打击.得不到施展.但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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