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古诗内质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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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转贴]中国古诗内质之丽

钟嵘《诗品》论诗,常以“丽”附之。这个“丽”,并非通常我们所认为的表象层面上的概念,而是诗的内质之丽,它代表其文学观的一个重要方面。诸如,论班婕妤:“怨深文绮”;论曹植:“词采华茂”;论陆机:“举体华美”;论张协:“词采葱茜”;论陶潜:“文体省净”;等等,从不同角度,宏扬“丽”的观念。

中国诗歌悠久的传承历史,诸朝诸代,是以诗人名家层出不穷为标识的历史。其品位,从《诗经》始,其内质便多以“丽”为生命之蕴藉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关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夭》)等佳词丽句,足可以让我们产生无限的联想。那些以景入怀,峻丽如画,错杂有致,毫无凝滞的抒情之作,如同沧桑岁月里斑驳落叶下的嫩茵,在厚重的积酿中,犹可细闻那缕缕脉脉的清香。在意境之美的兴作中,我们读到的,是生活本质之美所生发的味调,畅扬一种怡然的快感。那承转自然、近乎天籁的意蕴、主客体世界相融相通的内外省觉,便可言说和圈点其人生些许极境的存在。这样的极境,是回归精神与灵魂的安然所在,意境透明纯净,精致灵动。

由此古风所衍生的艺术本然味道,如今品来,亦如旧瓶新酒,其凝脂流光,于辗转流徙千年的悲风苦雨中,依然那么甘醇和浓郁,成为我们精神和灵魂的一部分,挥之不去。从《古诗十九首》中,不难品咂出钟嵘的“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对于诗本总的评价。诗中那种深沉旷逸、自在内醒的感觉,是岁月之于生命的乡愁,使得诗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本身,其理性的光亮,便会成为人生之途上所追索的明丽风光所在,离之愈久,愈会牵引出奇谲的联想和怀思,成为那个时代整体的音调和艺术理想:外有构成对于本体之外的一种诠释,内有对于诸多命题所衍生的对自我人格、自我精神的肯定,突出的是自然美的独立,从而达致一种逍遥抱一的生命陶醉。

魏晋以来的诗风,尤是以这样写意的生命之极丽心境为主:“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谢灵运《初去郡》),“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陶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月兆《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游鱼乱水叶,轻燕逐风花”(何逊《赠王左丞》)……他们的诗,不难看出,是汲取了山水诗“精工”的长处,以刻画精细见长,词藻富丽,讲究对偶。同时又能避免繁缛晦涩、无病呻吟之弊,注重的是生命本然的自然创造。从意境说的角度上,注重的是以外在之景的描绘,来把握对于本体内涵之美的张扬,观照一种自然生命的壮丽,从而形成一种清新流畅、快怡心境的风格。在这一点上,谢月兆的诗风尤为如此,他能从一定的意义上摆脱玄言诗的影响,从朦胧于内外的生命交困中,真切地把握对于自然景观的文墨语言的创化。又如“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天际识归舟,云中辩江树”(《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从明晰自然之品性、融合情与景的界线和语言的省净等方面做出了探索。并能动地以内在的思理向外在的悦意靠拢,打破主客体疏离的格局。貌似纯然写景,实则句句含情。所以王夫之拈出“活景”二字来概括小谢诗的这一艺术特点,是准确到位的;钟嵘《诗品》言小谢诗“善自发诗端”;沈德潜也称赞曰:“玄晖灵心秀口,每诵名句,渊如泠然,觉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古诗源》)

在浮华的世态中,能有一份趋近于隐逸的本然心境,实属不易。从兴情到悟理,古代诗人不仅个个都是高手,而且对于生命自身的把握,亦充分证明,人作为诗歌的主体创造者,其人格品性在自然中的锻造十分重要,因为如此才会更好去把握时光对于人生的磨励。故而,有诗人说,好诗的诞生,是需要岁月的不停淘洗才能够达致的。因为时光是开启诗歌山林的一把钥匙——对于生存意志的追问、对于生命价值的肯定、对于自然之趣的向往,是创化诗性精神之源。如陶渊明《归鸟诗》之一:“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不洽,翻翮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平淡而有致,一无渲染。充分地显示出对于理想天地的真与淳的思考。朱光潜这样评价他:“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 (《诗论·陶渊明》)陈寅恪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中言渊明的冲淡,是“信天师道”的冲淡,所向往的是平和、淡泊、“心远地自偏”的生活。所以,就有了诗人求得人生之丽的路径:东篱南山、青松奇园、草欣苗壮、秋菊佳色、日夕飞鸟、犬吠深巷、鸡鸣树巅……。生命本体的欣悦与心灵自由的放达,在这些自然之极丽的风光里找到了对于人生的某种契合之处。从而也使得众多的诗人,以心的挚诚,高蹈的胸怀,不停地去趋奉这样的一个个生命景点,用意志和信仰来打磨自己。在追求诗的本质之美时,能够“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超脱对于名利的追逐,达观地消退浮躁之气,以求得诗本体之“丽”。这种对于诗性精神之美的磨砺,难道不正给那种随心所欲、日益颓废的当代诗歌以启悟吗?不更能让今天的“诗人”从其中得以相互比照的吗?

真正的诗人是历史最直接的见证人,思致婉转,尺幅兴波。而“言志”与“载道”,两者该是相互并存的。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襟怀;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气度;那“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豪放,早已将个体生命的渺小放逐到自然之群体的壮丽大境中。而只有把高远阔大的自然纳入人生之境,才会创化出如此感怀肺腑、奇想于天地间的诗句。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生命人格美,栩栩传神,烁烁生辉。古诗的这种恒永魅力,当代诗歌与之相比则显得多么局促和拙滞。那么,当代诗歌的意蕴,有多少值得借鉴的呢?那地老天荒、美人迟暮的个性化生命状态;那冲淡纯粹、出于自然的绝对化自由精神境界的追求,只有在古诗的意境中方能体验到,并能够牵引我们对于人生些许问题的思考。这种诗性的力量,就是在当今,也足可抵御我们心灵的麻木。

所以,《诗经》里的蒹葭,依然素朴而苍苍,在流光似水的沁化中,尤可于书页的字里行间,细辨那点点白露的痕迹;陶渊明的菊花,也在人们心灵的南山上,穿越千年的春秋冬夏,吐放醉人的芳香;更有王勃《滕王阁序》登高临风畅然怀古,其少年意气未歇,早有陈子昂的“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的对于生命时空无限的追问响起;而王之涣的孤城万仞山与王翰的醉卧沙场,以及郭知远的征马长思青海北,就在同一个凉州,找到了共同的感叹……。那些以崇尚自然、追求浑朴的大诗人,就是在这种独标高格的慷慨之音里,汇进了自己的清朗峻爽的歌吟,使审美内涵得以赋形。这些古诗之自然大境对于人生的启悟,是诗永恒于岁月的原因。而诗人所做的,无一不是通达古今、纵浪大化的人生哲学和不为世事所累、但为淡泊而活的高尚境界的写照,生发无限的生命之魅力。牵引出一种特定的地域文化中的深刻命题,折射出的是一种历史之丽、文化之丽、人格之丽。

而如此久远的岁月,能够有如此大的生命穿透力,足可见古诗人锤炼艺术之功力。阅读古诗文,如同观赏一幅幅舒阔飘逸、蔚为大观、澎湃激情的山水画。同是一片山水,却在古代诗人“移步换形”的吟咏中,释放出永远也不会陈旧的光泽。折射出他们所附依的生命人格之丽——曹操东临碣石,看见的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浩莽沧海吞吐日月、星河的博大胸襟;以禅入诗、以诗入画的王维,则能超越局限于个人视角写目接之景,善于以心灵俯仰的眼睛来看空间万象,于旷莽的塞上放远目光,吟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雄奇与恬静之美的佳句;苏轼也能于古战场散尽的硝烟中,发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一历史疾速变迁的喟叹……其气魄何其大矣、壮矣、丽矣!

对于人生而言,生命的整个过程,需要的是一种诗性的体验,方能够显示其壮丽。这样的声音,没有一种蹈赴高山深渊的勇气,没有一种对于宇宙大千放达万里的胸襟,是不容易做到的。如李白,就是以一生的时间,来游历名山大川。所以在他的笔下,山水是充盈着性灵的山水,醒和醉皆为诗,从而使大自然的极丽景观,在纵横飞扬的思情中得以同化和升腾——峨眉山的秋月,庐山的瀑布,三峡的猿啼,白帝的彩云,天姥山的雄奇,蜀道的险峻,四万八千丈的天台山,天上奔流而下的黄河水……皆在他的杯樽里溢酿,形成了奔腾跳荡、变化莫测、大胆夸张、奇丽惊人的生命境界的狂想;其艺术旨趣、豪放个性、创化意境,是对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的高标追求。

诗内质之丽,是一种智慧的体现。它同现代诗的“艳科”之说,并不能等而视之。我们应该感谢这些“酿酒师”,把发酵在久远年代的一樽樽美酒捧至我们面前,让我们开怀畅饮,痛快淋漓。这样的诗性精神,于缕缕的香气里,证明和提升关于生存的特质所在,是文人的一种内心醒觉,是艺术之火对于历史空间的烛照。这样的自我醒觉,让诗人走进美学的范畴中,寻觅一个别有魅力的风光所在。从魏晋的赋辞之作中,便可看见这样的自觉,如曹植的《洛神赋》、成公绥的《啸赋》、左思的《三都赋》、陶渊明的《闲情赋》、庾信的《小园赋》、鲍照的《舞鹤赋》等,其艺术本身,同样表现为讲究文理之丽及诗的内在的精神品格铸造,铺展勃勃盎然的景观,鲜明地再现追求诗艺高远的内在品性,这大概就是古代诗人关于弘扬诗歌之“丽”的开始。

钟嵘的《诗品》,把这种追求提到相应的高度来谈。他认为,诗人作诗,应把吟咏性情作为主要内容,诗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必须与经世致用的经术儒学从创作的根本上区分开,是“融入”也是“分野”的一个内在的特征,是一种“极美”。正是这样的极美,相应地吻合了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亲雅,说炜烨而谲诳。”(《文赋》)观点;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不但从诗的风骨、神思、隐秀、情采、时序等等剖析创作规律和审美特征,也从纯自然景观中超拔一种豁达、一种慷慨。对文人的这种自觉大加倡导、大加鼓吹,如“日月垒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把自然追求引入生命本体论,把“天地之心”笼于人性精神之一炉进行熔炼,让自然之物充分地进行人格化处理,陡生物我浑融互通之妙,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的自觉。这种自觉,是相对于寻求诗的发掘形式与内涵而言的,同时又能给其实质以真情的观照。而魏晋文学的“自觉”是受后人瞩目的,但人们关注的往往是人的觉醒以及个性在创作中的表露,对当下文人由文辞之丽而来的对语言形式之美的自觉意识注意不够。实际上,这后一方面也应当是“自觉”的重要内容。人作为宇宙万物中的生命本体,其生命的蕴意,应与天地达观地相融,将外化和内化统一起来,才能把握艺术本真的精神品质,找到诗的真谛,发现大自然的极美,达致与生命相依附的最高层次。

对于诗人而言,这当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需要保持儒者相当的敦厚。花落幽潭,春光将老,高山流水,人远天涯近。诗人本身,早已在诗性精神之极丽上,注解着人生之本然的味道,在挥发的性情中,阐扬和注解生命的要义。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发现古人早已为这样的要义,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说明。许多诗人从《诗经》、《楚辞》那里得到有益的人生启悟,写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韵外之韵。诸如王维、孟浩然等,创造出诗情、画意、禅趣与音乐融合为一体的艺术境界。“大音稀声”地锤炼语言之功,惜墨如金地创化诗的极境,以全部的心性力量提炼诗的亮光,谁说这不是一种旷逸的洒脱?

这样的洒脱,在一定意义上,正切合于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所说的“大抵文善醒,诗善醉”的论点,在熔化中开放其强化语言模式的抒情功能。但是,这种过于强化的抒情也存在一定的缺点,那就是削弱了诗人以诗作为叙事体功能的利用,抑或影响了对于新颖题材的开掘以及主题的深化,甚至有人离开“风、花、雪、月”就无法作诗(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许洞会九诗僧,约作诗不得犯“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搁笔。”)。然而,这毕竟为诗人提出了更高格的艺术追求,逼着诗人的脚步从局促狭窄的诗词小径向着纵深开阔的天地迈进,去找寻一个充盈着人生魅力之所在。从中国古诗发展的脉络上看,众多诗人在创造意象本身的同时,大都离不开那种闲云野鹤般的逸兴、田园牧歌般的吟咏,却难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另有一部分诗人,则在同样的文化环境里,对于诗句有着相同抑或相异的炼字追求,其“文的自觉”依然是他们创作的圭臬,承袭魏晋以来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理念,精心炼字,对句工整,以及对于文理的探求。从而也就有了那种“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苦吟佳话。譬如,贺铸因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而被后人称为“贺梅子”(周紫芝《竹坡诗话》卷一);张先因“云破月来花弄影”、“帘压卷花影”、“堕风絮无影”而被世人誉为“三影郎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三十七引《古今词话》);贾岛也因“僧推月下门”与“僧敲月下门”而被韩愈发现和赏识,留给后人“推敲”的典故。

如此的炼字铸句,其情感负荷理所当然陡然增大,致使许多诗人为诗句的奇诡怪谲不懈地一路追索下去,努力达致一种“语峻而体健”的艺术效果。或者完全地以写意为功能,创造独特的诗句环境,如同“惊风飘白日”般的潇洒;如同“月落惊山鸟”般的诗画相得益彰。就是千古以来的中秋明月,在苏轼那里,就别有滋味地捕捉到一个奇趣横生的境界:“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万丈生白毫。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银河千斛水。”(《中秋见月和子由》)把中秋的明月想象为银河水洗净的天公的眼睛,灵动大气、烁闪诡谲;写泰山日出,他又能剥离表象上的赞美,展开想象的空间:“天门夜上宾出日,万里红波半天赤,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桔。”(《送杨杰》)把旭日想象为跳丸和金黄色的秋桔;而写海市蜃楼,又如同曹植之梦洛神、李白之梦游天姥,肆意挥洒奇丽的幻思:“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磨青铜”(《登州海市》),面对万顷碧海,想象群仙出没之所,转笔又看见青铜镜般和海面所辉映的富丽与堂皇,尽情地喷迸笔墨,恣洋情感。从而让一个纷纭绚烂的世界于瞬间旋转起来,把淡泊的生命引入禅境,步入了一种泼墨写意式的唯美主义色彩之中。

诗的美感产生,固然要靠事物本身美的属性。但更重要的条件是,诗人要有一种得风气在先的伟大孤独感,这种孤独感能动地产生对于外在景观之丽的真实把握,在内心中有一个理性的提炼;或演化为庄子遗世绝俗独立的人格理想,对于生命的外在事物,有一个相对的浪漫不羁的形象想像,以哲思来创化对诗本体的追求,也使其对人生的态度有了一种不同凡响的情感光泽。这种情感光泽出于艺术本体的锤炼,即诗人自身要具有的一种他所能代表的、对于审美主体的艺术人格、对于生命世界的感悟、以及淡泊世俗名利所具有的胸襟气象。

这种胸襟气象又是一种精神和思想相融合的生命哲学的脉象,是在一种“千江有水千江月”的辨证中生存的。其最大的承继是,以生命的流动,来带动想象的驰骋;以自然的灵光,来牵引笔墨的酣畅挥洒。把一个偌大的生命空间,直观地还原为理性认识的过程,从而使诗走入一个辨证悟理的层面上:“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等对于宇宙永恒、人生短暂的追问和慨叹。而杜甫在登高远望、放眼长天的忧愁排遣里,看见的是生命的沧桑和时光的无限,牵引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等对于生命存在和消殒的感叹,使得这首诗达致一个“句中化境”的古今独步的语言效果。故而,古代诗人在人文精神的不自觉衍生的哲学思想中,承担着浓厚的文化意识和美学追求,使得山溪小径、野花老树、月夜蝉鸣、夏雨冬雪,都有了一种灵性的力量,为人生的些许问题做出了有益的启发和阐示,从大自然的美景中感受到一种欣慰、一种解脱、一种释放,根本上超越了诗表面意义上写景工巧之“丽”,达致本身的内质之“丽”,把诗的纯抒情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上进行诠释。兴象玲珑,意蕴空灵,笔墨疏淡,情致婉曲,使诗更富有魅力。这也许正说明了中国诗歌为什么能以抒情为精髓的缘由了。

因此,注解人生的文本,使诗人在一个极点之处,相应地找到可以慰藉心灵的佳景,从而有效地兴情悟理,能动地触发对于本然力量存在的自信,提炼一种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即使心空万物,却仍流连人世;即使人生若寄,依旧一往情深。人间如梦的生死感伤,包括美景空幻、禅味甚浓的作品,也仍然是此际生命的慰安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如此美丽的山水风光,如此潇洒的人生态度,仍然只是此际生命境界的表达。它仍是‘重生安死’的实用理性的人生观的显露。”(李泽厚《世纪新梦》第8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在古诗人眼里,天空的霞岚、大地的河流、葳蕤的草木,此时已形成一条坦荡的、和谐的路径,招引脚步的力量去努力跋涉。而人的精神之旅,往往牵引敏感的诗人为寻求生命的景点而不倦地上下求索,从而找到与极丽的生命相观照的景致,成为与自己相慰贴的生命之“系谱”。一如被月色濡润、被酒浸泡的李白;一如沉浸于江舟之上、看到时光的沧流弥漫天地的苏轼;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之丽托诸于诗情之丽上,将人生的一种大气度兆示于诗的思想之极境上,放达胸襟,拥握远天。这人生还有什么值得忧烦的呢?故而,中国古代诗人,在对待诗的精神向度上,态度是积极的。有了这样的心态,他们就不会去顾及人生之途上到底有多少不尽人意的地方,哪怕“寄余命于寸阴”(向秀《思旧赋》),也不忘去高声歌吟伟岸的人格品性,去创化一种本然,去拓展一种空谷传响、长啸久绝、大气磅礴的生命境界。

千古岁月,悠悠诗情。诗人在苦涩艰难的路途上行走,如同攀援蜀道,如同身临不胜寒的高处,如同枯荷下的寂寞听雨。而对这样的生命境界的每次把握,我们所看到的是古代诗人对于生命激情涟涟的感怀——曹操曹丕曹子建,王勃王维王昌龄,李白李贺李商隐,他们诗性精神的辉光,穿越岁月的雾帐,仍是那么鲜活如初,那么让人感佩不已。所以,中国古诗的内质之“丽”,其精神向度和生命品格,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有着深隽开阔、清旷隐逸之风。其语言鲜活丰腴、雄奇流畅、耐人寻味;其意境高远深邃、淡泊自然、精妙灵透。已形成世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位。它所衍生的丽质和高标之美,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怎样的情形之下,都不会散落,都不会销声匿迹,只要我们有一双对于艺术真品敏锐的眼睛。


(原文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香稻诗报》2002年第1期;《北大中文论坛》2003年10月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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