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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2月29日,少帅张学良宣布东北改用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31日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在辛亥革命后,由于北洋政府和革命党(同盟会、国民党)之间的纷争而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华夏国从1929年初开始,终于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北京被正式更名为北平,意思是全国只能有一个首都,一个叫姜辅成的人,后来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

“国民政府设在孙传芳督军衙门旧址,这时已大事扩建,焕然一新。“革命”成功了,南京国民党要人继北洋军阀掌握了政权,开始行使他们已经获得的权利,讲究生活享受。坐在办公室里,等不到下班,麻将搭子早已兜好。当时请客上馆子的风气很盛,上夫子庙听书或者嫖淮河歌妓的公务人员,更似过江之鲫,随处可见。

北伐军攻克南京之时,新街口街道狭窄,气派甚小。建都南京后将新街口四周民房数百间拆去。马路展宽,两旁建筑起高楼大厦。国民政府内的大员利用职权向公家借款,纷纷建造起别墅式的小洋房当作公馆。如我等中、小公务员,也花钱顶幢里弄房子,把家眷接来同住。

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由原北伐军总司令部调去的部属大都升级加薪。如高凌伯、毛思诚原为中校秘书,月薪175元,调到国民政府担任秘书时,月薪突增为600元。我在总司令部为上尉监印员,月薪80元,调到国民政府监印室以二等书记官任用,月薪120元。当时物价尚低,生活绰绰有余。

这一时期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黄金时期。虽然历年来不断发生与桂系军阀和冯、阎以及云南、贵州、四川各省新军阀的内战,但南京国民政府的大本营,在这几次混乱中不受影响。我们身居南京的大小公务人员,无不有酒且醉,过着“歌舞升平”的享乐生活。“

在南京,蒋介石真切地感到他已经登上了华夏国政治的最顶峰。接下来他所要做的就是和中央王朝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一样,消除地方藩镇的军权,使得他统治的基础更为牢固。1929年的一系列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以中央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李宗仁则销声匿迹。就在1930年的元旦,击败唐生智、李宗仁、冯玉祥的蒋介石意气风发,用一篇《以气节廉耻为立国之本》的文章大骂反蒋派。指斥他们“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复为勇,气节坠地,廉耻道丧”。宣称自已是“以顺讨逆”,“制栽反侧,勘定内乱”,如“摧枯拉朽”般简单。

然而已经到来的1930年却并不如蒋介石预想的那般顺利,各地的军阀势力在彻底看清了国民政府的方针后,更加不肯放弃对于地方和军队的支配权,他们在分分合合中重新寻找着抗拒中央政权的机会;远在赣南闽西的朱毛红军也在不断打击地方军阀过程中壮大着自己;刚刚执掌政权的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来得似乎比北伐还要迅速,这一切都令蒋介石头痛不已。1930年1月16日,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就职仪式,这不仅是个手续问题,而是蒋介石要阎锡山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阎锡山不愿再沉默,借机发表了反对蒋介石的演说,指责蒋独裁,黩武,造成党的分裂。提出“党人治党,国人治国”的口号,并要求蒋介石“在野负责”。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一面反唇相讥,称:“中央始终以和平统一为职志”,“即兄前月毅然出师,以消灭改组派为己任,固亦此意也”。这里所说的毅然出师的事件是1929年西北军反蒋时,本来与冯玉祥达成协议的阎锡山出尔反尔,将冯玉祥软禁起来,同时吞并了西北军的部分地盘。蒋介石同时授意何应钦提出叫阎锡山也下野。以此为始,蒋、阎之间喋喋不体地展开了两个月的电报论战,每每论据引经据典,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似乎双方并非要在战场上见高低,而是要舞文弄墨,比一比谁是天下第一才子,在后世传为笑谈。受到蒋介石重兵威胁的阎锡山无奈只好拉拢被他软禁的冯玉祥,阎老西在此时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了立场,不仅将软禁的冯玉祥立刻恢复自由还交给冯50万元,花筒手提机枪200挺(大约是阎锡山仿制的德国MP18冲锋枪),面粉2000袋,于3月9日隆重地将冯玉祥送回陕西。冯玉祥回到潼关,左思右想,阎锡山固然阴险狡诈,不过蒋介石削藩却是西北军摆在眼前的最大危险,为了不使自己多年来培养的西北军毁于一旦,他于3月11日发表拥护阎锡山反蒋的通电。冯玉祥联阎反蒋的旗帜树起后,处在困境之中的桂系,极力推崇阎、冯领导反蒋。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胡宗泽5人联名通电,拥护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组成联合阵线反蒋。叛冯附蒋的西北军将领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刘吞荣以及韩复榘等,也掉转面孔,致电声明服从冯玉样的指挥。经过各方代表会商,3月15日,原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将领57人发表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分别就任副总司令。当天,阎锡山发表就职通电,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称:“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数之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党变而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而政治上之一切错误,其责任悉归之于党。以致贿赂公行,国人不敢诘责;土匪遍国,政府不加过问。筹巨款,借巨债,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

蒋介石的中央国民政府与反蒋派联合的势力几乎势均力敌。因此,手中握有东北军大权的张学良在这场斗争中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谁能首先争取到张学良的支持,便会有压倒对方的优势。所以蒋介石和各反蒋派的代表云集沈阳城,当时在沈阳阎锡山的代表为其行营主任梁汝舟、军械处长张维清、山西省建设厅长温寿泉等人;冯玉祥的代表为邓哲熙、门致中等人;蒋介石的代表为方本仁(耀亭)、刘光(君实)吴铁城、李石曾(煜瀛)、张群(岳军)等人;数方代表都围着张学良转。代表们向张学良许以各种承诺,然而少帅张学良却不动声色,严守中立。他打定主意,是要在这场中原大战中局势明了后再确定立场,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1930年4月开始的蒋、冯、阎之战,由于各方投入的兵力空前,主战场是在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历史上称为中原大战。冯玉详的西北军命名为“中华民国第二方面军”,他倾30万大军分6路从陕西进军河南,并继续东进,主要沿陇海路作战。命名为“中华民国第三方面军”的晋军、总兵力二十余万,分别投入津浦与陇海战场作战。原驻在新乡地区的后又倒戈归冯系的石友三部,编为“中华民国第四方面军”,倾10万之众,主要在山东作战,在南方的桂系与张发奎部,共总有人马3万,主要进攻湖南。此外晋军又新编10个团的保安队,13个团的炮兵及各特种兵团,飞机72架,都投人了前线作战。反蒋联合阵线总共集中了 70万大军,作战目标皆指向南京。

蒋介石对各实力派反蒋联军的军事进攻,早有应变准备。4月5日,南京政府就下令通缉阎锡山。5月1日蒋介石向全军下达讨伐令。5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誓师典礼,表示了他要与反蒋派拼杀到底的决心。5月8日,蒋介石渡过长江北上,先后到蚌埠、济南检查作战的准备情况,然后坐镇徐州指挥。5月11日,河南、山东即展开了大战。

蒋介石投入的总兵力大约五六十万人,其中嫡系部队与投靠他的杂牌军各半。反蒋派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但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只是兵力。战役开始后,蒋介石派何应钦率领广东陈济棠部、朱绍良部和湖南的何键部,以较优势的兵力与南力桂系、张发奎部作战,想迅速解决南方之战,改变两线作战的态势,然后集中兵力对付冯、阎。这一时期,双方打得难解难分,处于胶着状态,虽互有胜负,但蒋军显得被动。到7月份,西北军大量歼灭了蒋军有生力量,缴获辎重无数,操纵了战场的主动权。西北军的骑兵灵活机动,经常袭击蒋军的后方。有一次郑大章指挥的骑兵夜袭朱集车站附近归德飞机场,击毁蒋军飞机十几架。此时蒋介石正带200名卫队住在车站的专列里,占列没接火车头。蒋介石想跑不能,吓慌了手脚。因郑大章的骑兵队急于转移,没有发现蒋介石的行踪,他才得以幸免。

湖南战场的桂、张军6月4日攻入长沙,6月8日又攻克岳阳。蒋军全部撤退到贺胜桥以北,一时之间武汉吃紧,战局随时可能以南京的失败划上句号。在两广负责指挥战斗的陈济棠奉蒋介石令以蒋光鼐为第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急调60、61两师从广东入湖南,协同63师于7月上旬在衡阳五塘一带与张桂联军激战两昼夜,将其击退。

这一仗进行得相当激烈,当时蒋光鼐手下共有四师十八个团,与张桂联军兵力相当。蔡廷锴在回忆录中写道,双方遭遇于探山一带,于是展开主力,冲锋数十次,前锋互相伤亡过半。张桂联军的师长梁重熙战死,而蔡廷锴手下最为器重的旅长张世德亦中流弹而死,双方筋疲力尽的时候,蒋光鼐命令预备队发起冲锋,张桂联军随即溃败。蒋光鼐一方在冲锋中发生混乱,临时归蒋光鼐节制的李抱冰师与蔡廷锴部在洪桥发生误会,冲突中双方误打误杀,伤亡数百人。此役一过,南方的张桂联军仅剩数千人,仓皇逃窜,无力再掀波澜,南方战事遂暂告一段落。蒋介石为缓解冯阎联军在北方的攻势,又急令蒋蔡两师开赴山东与阎军作战。两师辎重用民船先送到长沙,再转送南京,部队则到汨罗江乘船经汉口到南京浦口集中。在这次部队调动中,华夏国民航业也第一次被用于的战争,蒋蔡两师的高级将领全部乘坐中央国民政府包租的CNAC的航班,直接从汉口飞往南京。

刚下飞机,在南方作战中为中央国民政府立下赫赫战功的蒋光鼐和蔡廷锴就受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的接见,为以示国民政府对这两师的嘉勉之意,谭延闿与中原大战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的两位高级将领共进了午餐。接见结束后,久经战阵的蔡廷锴回到南京所下榻的宾馆后依然忘不了这场战争中的血腥场面。此后几天,由于汉口方面船只紧张,部队不能按时到达,蔡廷锴为了缓和情绪,在南京游玩了几日,他在写给叶江明的信中说道

“其生命不知下一秒是如何,颇为彷徨,只能及时行乐。回忆往昔北伐之时,慷慨激昂,意气风发,不知害怕为何物,而粤湘之战,却只知非获胜无以保全性命,虽侥幸得胜,回想起来,竟不免后怕。“

蒋介石结束了南方的战乱之后,将重点重新移回北方,当时西北军虽勇猛善战,但是补给缺乏,装备落后,而晋军粮弹充足,却多沾染鸦片恶习,战斗力不强。于是蒋介石决定采取打垮晋军,拖垮西北军的策略,在山东先对阎锡山发动猛攻。而自北伐以来一直驰骋沙场的蒋光鼐、蔡廷锴所率领的两师显然是蒋介石在这场攻势中的重要棋子,蒋介石为此向蒋光鼐、蔡廷锴悬赏一百万大洋,作为攻克济南的赏金,还答应攻克济南后立即给予一个军的番号,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

对于西北军,蒋介石更多采用了银弹攻势,用少者十几万元多者几十万元收买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战场上用金钱收买敌人,为军人所不齿,蒋介石本人出身上海金融圈,并不是行伍出身,因此没有什么心里障碍,对这一招用起来最是得心应手。此风一开,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纵使在大战中失败后也无一对蒋介石服气,都躲在暗处加紧活动。而被收买的将领在归顺蒋介石后,因为不是嫡系难以得到重用,觉得与投靠蒋介石时听到的花言巧语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还是老主子虽然没有钱,却是诚心待人,因此又为获胜后国民政府的看似统一的军事体系中重新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国民政府用于收买敌人的大批金钱都必须从财政上支出,动辄每笔几十万元的支出让管理财政的宋子文头痛不已,因为这时的国民政府财政面临极大的困境,年度开支已经是赤字一片了。关键时刻,蒋介石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不得不拉下颜面,四处借款,对象从江浙财团到上海的各家银行,叶江明也收到了蒋介石的借款信。

在信中,蒋介石先是大大赞扬了叶江明一番,称叶江明为华夏国实业界之楷模,造福闽省,将华夏国人的传统道德与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融合的典范。随后,话锋一转

“自民国建立,华夏国之弊端在于军阀割据。中正自北伐成功以来,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立誓铲除国家肌体之毒瘤。近,将士浴血奋战,南方已初步平定,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黄(绍竑)各逆已溃散逃奔海外。眼见全军移师北上,叛逆将被平定,国家可以安定,然数月苦战,军费所耗亿万,政府财力有所不支,弟若能慷慨解囊,缓兄之所急,于国家于人民,乃是一件造福大众的大好事,即在中正,也必感激不已。“

叶江明知道这场中原大战的最终结局是蒋介石获胜,得以继续维持他的看似稳固却根基脆弱的中央政权。所以现在还不是得罪蒋介石的时候,于是大笔一挥,直接拨款50万美元,由复兴银行汇到当时国民政府在中国银行的账户上,并由潘汉NIAN亲自去办理此事。叶江明想这几年泉厦又是建立银行,又是拉拢民营资本家,还暗地里扩充军队,这些事不可能全部都遮掩住,多少会有些反应到南京那边,但愿这笔钱能让蒋介石觉得叶江明只是个没有政治野心可以任蒋介石摆布的商人,在中原大战后先不拿泉厦开刀,而将精力集中到目前在赣南闽西活动频繁的红军身上去。根据叶江明所了解的历史,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后,会集中兵力围剿中央苏区,而头几次围剿都会宣告失败,此后不久,蒋介石会因为囚禁胡汉民面临第二次下野。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蒋介石的注意力始终在红军身上。还有近一年的时间,九一八事变就将爆发,那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将从内部斗争转为民族矛盾,因此只要能够平安过到九一八,自己和蒋介石之间基本上就没有爆发剧烈冲突的可能。

叶江明的慷慨很快得到了蒋介石好感,蒋介石再次亲笔回信盛赞叶江明“急公好义,乃今之孟尝君。“并且盛情邀请叶江明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国民政府实业部长,这样的“好意”当然被叶江明婉言拒绝了。

蒋蔡两师待装备和人员在浦口集中后,就立即离开浦口,乘车在山东邹县集中,经泗水迂回大汶河以及泰安的后方,在晋军的背后直插一刀。两师每日步行八九十里,四天后到达泰安,一举攻占泰安城,使得整个山东战局为之逆转。聚集在大汶河防线的六万晋军抛弃辎重,渡过黄河仓皇逃跑。之后蒋蔡两师又合围济南,并于八月十五日攻克济南,奠定了山东的胜局。整个中原大战的战局随之发生了逆转。

攻克济南后的第三天,已经看到胜利希望的蒋介石果然兑现诺言,立刻派人送来一百万大洋的慰劳金。蒋蔡两师按照官兵等级,将这一百万元奖金尽数分了。不久蒋介石亲临济南,对蒋蔡两师表示慰问,又给蒋蔡二人特别费数万元。这期间,国民政府将蒋蔡两师升格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由少将师长升为中将军长,下辖第五十、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八总计四个师。其中第六十八师是蒋、蔡为叶江明所辖的新编第六旅争取的番号,在蒋、蔡、戴的心中,始终认为十九路军由南到北,驰骋疆场,也有叶江明的功劳,否则光是消耗极大的汤姆森冲锋枪子弹,就不容易补充。这样,在蒋、蔡、戴斡旋下,叶江明不动声色的将所辖新编第六旅升格,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八师,叶江明亲自出任少将师长,叶仲干(叶TING的化名)任副师长,邓策成(邓演DA化名)任政治部主任,史泰英(曼施泰因的中文名字)任参谋长,廖运泽任第六十八师第一旅旅长。第一旅即是原新编第六旅的人马,旅长廖运泽是安徽寿县人,生于1903年,黄埔一期毕业生,为邓演DA、叶TING的老部下。廖运泽曾经在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副团长、代理团长的职务,南昌起义后,叶TING命令廖运泽率领第七十一团断后,在海陆丰与从广西调来的十五军作战时,寡不敌众,部队被打散。廖运泽逃脱之后,与叶TING失去联系,只能和廖运周(黄埔五期毕业生,廖运泽的远房堂兄)投靠当时任第三十三军军长的柏文蔚,随即他和廖运周被派往设在寿县的学兵团。邓演DA、叶TING回国之后,千方百计了解到廖运泽的下落,并重新将廖运泽招到泉厦。除廖运泽外,廖运泽的堂兄廖运周也跟随廖运泽同时来到了泉厦。在泉厦,廖运泽和廖运周很快加入了民自盟,成为了叶TING的得力助手,这次部队升格后,廖运泽升任第一旅旅长,廖运周任团长,兄弟双双在民自盟中担任军事高级指挥员,传为佳话。原新编第六旅装甲支队,被叶江明升格为十九路军第六十八师第二旅,孙立人任旅长,齐学启任副旅长,整个旅全部按照机械化装甲部队进行编成,史泰因兼任第二旅的参谋长。此外,叶江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扩充力量,他从第一旅中抽调部分骨干结合一部分预备役人员转为现役组建了第三旅,由侯镜如担任旅长。侯镜如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生,1902年出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当时担任教导团团长。南昌起义之后,侯镜如因为负伤而与大部队脱离,后与共产党员安子文在河南冯玉祥部从事兵运工作,准备组织暴动,不料被捕,出狱后即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在开封担任一个闲职。侯镜如和廖运泽一样在黄埔时也是邓演DA、叶TING最为器重的学员之一,又与廖运泽关系极为要好,因此也被邓演DA、叶TING招到了泉厦。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侯镜如在政治观点上即不与国民党相一致,也感到共产党盲目发动的暴动的一些弊端,眼见日新月异的泉厦,倒觉得以发展来改变华夏国面貌,逐步增强实力从而提升中华民族的地位是救国的好途径。来到泉厦没多久侯镜如就决意加入民自盟,在原来的新编第六旅中担任团长,这次为叶江明提拔担任新组建的第三旅旅长。按照方案,泉厦的一个满编旅实际相当于当时普通国民革命军的两个师编制,满编时在两万人左右,配属三个步兵团和旅直属的一个重炮营以及两个山炮营,其火力比照二战时日本陆军的标准师团还要强大。不过此时装甲旅还未满员,只有八千多人,新组建的第三旅人员还需要逐步到位,因此整个第六十八师的人数在四万左右。如果不是民自盟一直坚持韬光养晦的策略,部队的人数装备编成没有对外暴露(因泉厦部队一直非国民政府拨款,国民政府自然也没有兴趣关注这支部队的实际人数和装备),那时在华夏国南方也可以算是首屈一指的武装力量了,说不定会被蒋介石一纸命令调往中原大战的前线。

就在叶江明借着十九路军的东风扩编泉厦所属的部队同时,1930年9月10日,张学良在北陵召开东北四省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东北军进关助蒋问题。吉林省府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府主席万福麟、辽宁省府主席臧式毅、长官公署军事厅厅长荣臻、秘书厅厅长王树翰、军令厅厅长王树常、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哈尔滨特警处长鲍文樾、愉关驻军司令于手忠等出席会议。张学良身着戌装,主持会议.并首先发言;

“东北地处边陲,日本、苏俄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攘外必先安内,我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即主张停止国内战争,早日促成统一。在先大元帅在世时,我曾迭次进谏.未肇采纳。其时,先大元帅曾派韩麟春赴山西见阎锡山,请他们与我们合作,我们也绝不干涉山西的事务。阎表示同意,韩麟春满意而归。而为时不久,阎锡山即将大元帅所派往山西的使者于珍扣留,并由娘子关出兵,与我方作战。韩辚春就由于阎锡山失信,气愤病死。阎锡山、冯玉祥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从前北洋系统的覆灭,二人应负其责。目前阎、冯合作,事如有成,二人亦须决裂。且以国民革命军系统而言,阎、冯本应为国民党的

一部分。至于扩大会议,西山会议派诋毁汪精卫.陈公博“赤化’,改组派亦骂邹鲁、谢持为叛徒,如今暂时的结合,将来仍须水火。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他对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从马廷福的事变,更可看出他的不顾友谊和不择手段。不过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日停战。最近,阎、冯军队失利,退至黄河北岸。蒋介石已攻下济南,我原先答应过蒋介石的代表,济南克复,我方立即出兵。现在我万似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我想听听在座堵位的高见。”

张作相等人反对出兵关内,不与任何方面合作,不与蒋介石合作。王树翰等坚决主张出兵助蒋,于学忠等人则表示只听张学良的。会议没有结果。当天,东北四省的国民党部致电南京中央党部,指斥参加北平扩大会议的成员是“军阀余孽,失意政客,野心党痞,不逞之徒”。

15日,张学良又在北陵别墅开军事会议,继续讨论进关问题。张学良说:

“本人主张电请各方罢兵,并向关内进军,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央。机不可失,望速速决定。”

张作相以老臣身份站起来,激动地说:“我还是认为蒋介石招惹不得,东北军只能绥靖地方,巩固边陲,保境安民,不要再步此前三次入关之后尘。吃高粱米的,斗不过吃大米的。”

荣臻站起来,一语惊人:”保持中立固然很好.如实在要和一方合作,不如联合阎.冯,共同反蒋,重建政府。”

一时议论纷纷,众说纷纭。眼看吵嚷起来.张学良愤然变色,拂袖退席;

万福麟急了,大叫道:“出兵与守境,到底谁说了算?这份基业是谁创下的?诸位不要忘了杨宇霆和常荫隗。他们也是东北的老臣。”

一席话,张作相低头不语。万福麟又进里面请出张学良,说大伙意见已经一致。张作相站起来说:“我们是张大帅的部属,立该遵照大帅的遗志,保境安民,建设地方不再过问关内的事情……”接着他话锋一转,“现在,你是大帅的儿子,你当家做主,继承父业,执掌大权,你现在决定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也不便坚持己见。”

张学良谦虚道:“你们都是叔叔、大爷,看问题比我在行。咱进关平乱.还得依靠大家。”

张学良对于学忠说:“孝侯,你立即返回山海关召集步兵第五、第六,第二十三.第二十七各旅、骑兵第一师、炮兵第一团各部,下达进关动员令。”

9月13日,国民政府拨给张宇良东北军入关开拔费2400万元。9月17日,张学良发布进军关内动员今,先行编组两个军,由于学忠率领第一军,王树常率第二军,先行入关。是日,张学良接见《大公报》记者说:”两星期来静待阎锡山之请,以负调停之研。而阎惟以国府委员及部长相商,本人实不愿南北成立两政府。现在民困已达极点,北方尤不宜再受兵祸。故余已不能不被迫而出面干涉。政治立场系在南京国民政府之下,惟本人所表示者亦不尽与南京希望者吻合,盖余乃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而已,余决不为落井下石之举。”

阎锡山.冯玉祥的代表贾景德、薛笃弼已知大局不可为,急从沈阳致电北平谓:张学良将于18日便发和平通电,并有军事行动。之后,阎、冯等代表相继离开沈阳返回北平。

1930年9月18日(与第二年令炎黄子孙痛惜不已九一八事变仅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张学良发表支持中央.出乒靖乱之巧电: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钧鉴,各院部各委员会勋鉴,各省党部、各省市政府、各总指挥部、各司令部、各军师旅部、各法团.各报馆钧鉴:窃以企图建设,首宜力弭兵争;绥定邦家,要在曲从民意。当国内战端初启时,良曾规劝各方,勿以兵戎相见。东电所述,中外共闻,其瘖音苦口,未经宣示国人者,稿本之多,几于盈尺,卒以力薄言轻,未能挽回劫运。战端一起,七月于兹,庐里坵墟,人民涂炭。伤心惨目,讵忍详言。战局倘在延长,势必致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追悔何及。此良所栗栗危惧者也。人之好生恶死,既有同情,厌乱思治,终无二致。以良所见,无论战区内之身遭祸难者,固已憔悴难堪。即战区外之幸免颠连者,亦无不和平是望。良委身党国,幸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用敢不揣庸陋,本诸东电所述,与夫民意所归,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纡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应如何补救目前,计划永久,所以定大局而餍人心者,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海内贤达,不封各述己见,共谋长冶久安之策。良如有所得,亦必随时献纳,藉补壤流。众志成城,时艰共济。庶几人民生活,得免流离之苦;国际地位.可无堕落之虞,是区区所企望者也。迫切直陈,惟希亮察。张学良叩,巧。

随着张学良这一重量级的砝码落到蒋介石一侧,西北军、晋军再也无力支持战局,冯阎手下将领纷纷倒戈。阎锡山和冯玉祥被迫宣布下野,声势浩大的第一次反蒋联盟,在与蒋介石较量了7个月之久后,终于彻底失败了。

胜利之后的蒋介石和张学良联手分享了胜利果实,蒋介石让张学良改编晋军,他自己收编西北军。张学良在天津邀集晋军将领开会,决定将晋军改编为4个军、分别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为军长。蒋介石委任西北军的孙连仲为二十六路军总指挥,但调住鲁西驻扎。

冯玉样的部将李鸣钟为鄂豫皖三省边防清乡督办、指挥第二十二路军到淮阳、项城一带“围剿”红军。经过蒋介石批准西北军的宋哲元部改由张学良收编为二十九军,委任宋哲元为军长。残酷的内战结束了,国民党的内部并为因这场中原大战结束而就此天下太平,蒋介石与地方势力的裂痕在暗中反而越来越大,新的危机正在孕育之中。

从中原大战开始到结束,前后历时7个月,战场从河南、陕西、山东、江苏、安徽到河北的广大地区,动用的兵力总计在150万人以上。战争结束时,蒋介石在报告中说:“有谓此次大战,中央军死伤9.5万人,敌军约15万人。”其他物资损失,人民的财产、生命损失、直接损失在651469000元,间接损失则更是无法统计。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中原大战,东北军或许不会大规模进关助蒋,东北边防不致失去重心,日本的野心虽然扩张,但华夏国边疆巩固,兵力强大,“九一八”事变或可不致爆发,在这一点上凡是参加中原大战的各路军阀可以说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几乎与这场旷日持久的中原大战拉下帷幕的同时,在东京的一处酒馆中十余名日本军界的狂热分子正在讨论着日本下一步扩张的目标。位于东京郊区的这座酒馆看起来并不起眼,门口还挂着歇业的牌子,不过里边一夕会(一夕会成立于1928年,吸收日本陆军的少壮派参加,思想是极力鼓吹日本对外扩张)中的重要成员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辩论。陆军大佐东条英机严肃的说道

“各位,华夏国之东北物产丰富,蕴藏着大量的资源,帝国若想立足于世界,将欧美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亚洲,非进占东北不可。如今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已经出关,为了巩固他在华北获取的权力,东北军短时间内不会再回到东北,这段时间为帝国夺取东北的最好时机,若能巧妙解除剩余东北军的武装,则东北大局可以迅速稳定。“

荒木贞夫是帝国北进派的代表,他对于迅速夺取东北有着不同的意见

“东条君,你的见解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俄国向来为帝国的心腹大患,若战事拖延,难免俄国会插手东北的事务。俄国现在实行的强有力的一党集权制统治,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反而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如果没有做好对俄战争的充分准备,并不能贸然发动满洲的事变。以帝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若拖入一场消耗战中,将给其他列强以可乘之机。“

永田铁山是1921年和岗村宁次、东条英机在德国巴登巴登结盟的日本陆军统制派头目之一,在那次结盟中一共有十一名少壮派军官发誓将来要共同推动军队改革,改造陆军人事和军队体制,使之适应总体战需要,完成现代战争的准备。他也是鼓动满洲事变的核心成员,他很快打断了荒木贞夫的话

“荒木君,您的推理是正确的,但是结论完全错误。诚然,如果日本不做好同所有西方国家对抗并进行威慑的准备,帝国就永远不能攻击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甚至俄国。正是因此,日本必须能够征用整个黄种民族的资源,为打一场总体战而动员起来。帝国必须首先完全控制华夏国巨大的人口、资源和市场,使之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物资基地,帝国还必须对满洲的资源和日本的工厂进行彻底的工业合理化改革,充分挖掘其潜力,才能向其他地区扩张。如果帝国不迈出这带有冒险精神的第一步,那么帝国将无法继续前进。目前华夏国的统治者是蒋介石政权,他们背后是英美列强的支持,而俄国所支持的共产党已经成为了蒋介石所要清剿的对象,只要我们不越过中俄边界,俄国最多只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加强远东的戒备,对帝国表示表示抗议,绝对不会明确支持蒋介石和皇军作战。至于蒋介石的靠山英美诸强,他们在华并没有军队,所以鞭长莫及,根本无法阻止我们夺取满洲。“

荒木在一夕会中虽然是少数派,他还是想极力维持自己的观点

“永田君,俄国是西方诸强的眼中钉,肉中刺,若帝国向俄国宣战,那么可以很轻易的得到西方诸强的支持。至于华夏国,诸君没有察觉吗,现在的华夏国和美英列强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你们的想象,在华夏国沿海的福建,已经能够自己生产汽车,其钢铁厂的规模远远超过东京附近的几大钢铁厂,现在已经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厂。根据情报人员报告,参与在福建沿海地区投资的有包括克莱斯勒、杜邦等美国工业巨头,他们的领导人和美国政界有着紧密地联系,如果我们贸然发动对华战争,那么很难想象美国不介入到其中,与借助列强的力量打击实行共产主义的俄国,获得物产丰富的西伯利亚相比,这样的决策所导致的结果只会将帝国导入与世界列强为敌的泥潭。“

东条英机轻蔑的笑了笑,说道

“荒木君,你的思维总是那么混乱,华夏国的福建,只是华夏国的一个小小的省份。他的力量与我们日本帝国相比还差得很远,充其量这只是一些商业行为,并没有政治含义。既然华夏国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我们更要加快征服华夏国的步伐。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把列强的势力完全驱逐出亚洲,让优秀的大和民族领导亚洲。日本耗费了20亿的国家经费,以十万日本人的鲜血,好容易才把满洲从俄国人的手中夺回,不是为了把他送给支那人的,天皇陛下是不会允许失去满洲的。“

岗村宁次也在一旁说道

“荒木君,不要说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不能放过。我会建议军部积极做出准备,如果军部不能批准,关东军将独立发动满洲事变。板垣征四郎君(此时为上校,关东军高级参谋)和石原莞而君(此时为中校,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早已经上书军部,进行满洲事变的准备工作了。“

永田铁山在参谋本部担任高级官职,他肯定的说道

“利用支那人没有防备,应该让关东军立刻安排参谋旅行(参谋旅行,即关东军参谋借着旅行的名义,非法到东北各地进行军事侦察活动,为战争作准备),岗村君你要通知板垣君马上这样做,不要到了战争时给天皇陛下丢脸。“

“还要仙台的第二师团与东北的第十六师团调防,以一个师团换一个师团,华夏国方面不会有疑心。“东条英机的潜台词是仙台的第二师团长期驻扎在高寒地区,更适合在东北地区作战,其战斗人员素质也比十六师团要高。

统制派在一夕会的这次会议中占了上风,竟然根本不容北进派的荒木贞夫再发言。接下来主张发动满洲事变的人继续谈出对事变的具体设想和如何准备,年轻的一夕会会员在旁边不停的记录着,这样一条一条将任务直接分配给一夕会在军中各处的党羽,好象政府根本不存在一样。社团政治是日本当时政治的一个特点,一些国家不方便出面的事情,由社团组织出面,成功了国家默许,失败了国家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此后的九一八事变和多次事变都有日本社团政治的烙印。

1930年这一年对于蒋介石是难以忘记的,通过不懈的军事斗争,他在华夏国的权力顶峰上又前进了一步,现在只要根除了心腹大患共产党,他就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了。为此在中原大战结束后,他调集精兵强将,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一次彻底的围剿。在蒋介石的心中,丝毫没有怀疑他会取得这次对赣南闽西装备落后共产党军队围剿的胜利,因此他并没有亲自指挥反围剿,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携宋美龄作上海、奉化之游,省亲祭沮,游山玩水,悠然自得。

后来的作家是这样描述蒋介石这次在省亲之后,是如何在家乡大兴土木的:

“先后造了总占地面积近百亩的溪口武岭学校、妙高台别墅、华夏国旅行社、武岭门城楼和扩建了丰镐房(素居)等,再加上1924年拆建的乐亭、慈庙,已经楼台馆墅毕备,可谓“荣宗耀祖,改换门庭”了。不过丰镐房的黑漆木结构中式大墙门没有改建,风水先生曾说,这大门的位置和高低、大小洽到好处,若是稍加改革,恐会引起宅第龙脉的动荡。为拆建丰镐房,扩大宅第范围,蒋介石特地在溪口上街头造了18间房,动员住在丰镐房周图的28户邻居迁居。27家农户都应命搬走了,只有一家坚持不搬,蒋也不怎么难为他。如今,丰镐房围墙外尚留着那么一个不大协调的折角,倒成了“不畏权势”的佳话。

新拆建的丰镐房有三幢主建筑。前幢题额“素居”,正中设佛堂和一套卧室,犹如蒋母生前居住时一般陈设。上有卧房,平素关着,只有葛竹至亲如王贤裕、王贤矩两月公一家来时才可开进去住宿。西侧一套卧室是毛氏的,仍摆着结婚时的旧式嫁妆。东边厢房是专为宋美龄布置,陈设多为西式,不过她并没有真正住过。后一进为“报本堂”,格局虽没大变,装潢大不一样:是五马散墙。据说,在旧时,可造这种散墙的只有王侯家。报本堂柱子上的两条楹联;“报本尊亲,是谓至德要造;光前裕后,所望孝子顺孙”20个大字,也改成贴金的了。堂上供着4代先人的神主,即曾祖蒋祁增夫妻,祖蒋玉表夫妻,父蒋肇聪及徐氏、孙氏、王氏,还有亡弟瑞育。天井里仍植着两棵桂树,一金一银,四周植银杏树若干。“

就在这次与宋美龄旅游到上海时,蒋介石夫妇去宋老太太在上海的家里,由美国的江长川牧师主持了蒋介石入基督教的洗礼仪式。除了宋庆Ling之外,宋家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个蒋介石人教的洗礼仪式。

在此前的中原大战中,如果没有张学良的支持,蒋介石根本无法取得彻底的胜利,手握重兵的张学良一直是蒋介石拉拢的对象。从溪口回来后,蒋介石邀请张学良赴南京,并将张的夫人于风至也请到南京。中央常委会特推荐张学良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而于风至也成了宋美龄母亲的干女儿。蒋介石亲自陪同张学良前往中山陵拜祭,给张学良的卫队训话。蒋氏夫妇又邀请张学良夫妇同游汤山,在汤山俱乐部聚餐,由戴季陶、胡汉民、宋子文作陪。蒋介石的“盛情”感动了张学良,他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发下誓言;“学良誓尽精诚,以拥护中央,完成和平统一,虽牺牲生命,亦必完成此志。”

次时阎锡山和冯玉祥在国内却面临着没有立足之地的困境。1930年11月29日,阎锡山被逼离开河边村的西会别墅。他为日后东山再起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他按等级给亲近的文武僚属赠送了多至3万、少至3000元的补贴,以作安顿。并说:“我们是有办法的,不要以为就此就玩完了,山西终归是山西人的天下。”随后他秘密前往天津,租赁张园,挂起“筹备出洋办事处”的牌子,表示不久就会出洋。阎锡山在天津住了个把月,便溜到大连躲避起来。大连是日本人的地盘,有了日本人的保护,阎锡山索性将夫人徐友梅和孩子们都接来同住。赵戴文陪“老爷”读书,也到了大连。阎锡山对于反蒋失败,仍旧不死心.与山西方面来往密切,暗中伺机再起

冯玉祥于10月中旬离开郑州,沿修武、焦作西行,一路心情抑郁,沉默寡言。到博爱县后,便世人山区,取道晋城。一个多月后,冯玉祥及其总部入员被安置在汾阳县峪道河村。退入山西的西北军后被收编,冯玉祥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他隐居起来,终日闭门思过。郁闷之下,发出了“大局如此,我们到底应该做什幺,到底不应该做什么?须有个明白的认识!”的感叹

一个带了一辈子兵,风云一世的人物,突然失去了部队,失去叱咤风云、马上挥戈的战场,内心的痛苦与失落感,异于常人。他常常发脾气,生闷气。只有夫人李德全婉言相劝:”焕章,你虽然失败了。但与吴佩孚、曹锟、张作霖等人不同,你曾经为国家、为民族做过许多的好事,将来纵然不能留芳百世,也称得上一代风流。往年你整日带兵打仗,空闲时间极少,难得有个学习机全,如今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系统地读些书,将来总会有用的。”

冯玉祥渐渐安下心来,开始认真读书。他做了两句诗反映当时的生活:

两杯凉水三千步,一盘咸菜两碗粥。

但对反蒋之事,仍耿耿于怀,伺机而动。同时他也将目光转移到了依旧生机勃勃的泉厦,在战乱中,只有那里似乎是唯一一片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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