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权利还是权力

yhb51 收藏 1 82

打开电视,字幕上“权利”和“权力”张冠李戴的情况已不足为奇,现实生活里这两个同音词的混用也习以为常,这就难怪逢到女人谈女权的时候,会给人不知足不安分太张狂或者野心勃勃的感觉。


其实呢,权利和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都指涉一个“权”字,内涵和外延却有很大区别。权利,指的是公民在法律保障下应享有的利益;权力,则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或者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延续至今的男权社会或男权文化,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男人在权力地位上的绝对优势;而妇女解放运动所宣称的“女权”,直逼“权利”,无论在革命动意上还是革命目标上,都不是想冲着具有强制及支配力量的“权力”去和男人一争高下。西方学者把历史上被剥夺公民合法权利的女人描述成“法律上的死亡”和“公民死亡”,这样一个“死亡”的大群之“争女权”,也不过是死里求生,哪里有心劲儿和余力奢望高高在上的权力?“男女平权”,意味着男人和女人享有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男女占有权力的平等或是和男人平分权力。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和男权直接挂钩的首先是(政治/国家)“权力”?如果是,那么,与女权紧密挂钩的无疑是男权赋予的“权利”了。


中国的男性精英很了不起,从康有为、梁启超——不,可以说从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算起,个个都有超凡的政治远谋,无师自通地就悟出了要实现其革命目标必先解放广大妇女的道理。有这些先知先觉的男人在前面开路,我们中国的女子虽然不乏自己的悲哀,但比起西国女子来也有难得的幸运。按柳亚子的说法,这一大群“春眠潦倒,妖梦惺忪”的姐妹们还稀里糊涂的时候,男精英们就大胆闯入她们的妖缠梦境,迫不急待地去解放不争气的“二万万之女子”了。所以,中国妇女的历史特别有意思,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社会中,首先是男人变本加厉地迫害女人,然后是女人比男人更上一层楼地迫害“性别同类”(女人)——比如,史学家班固的女儿班昭著的女教范本《女诫》,集种种男人迫害女人严科厉律之大成,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具体化,连女子在男人面前怎么笑怎么站着怎么说话怎么看人都规定得一清二楚;清代王相母亲著的《女范捷录》更是把“不更二夫”的贞节烈女观宗教化,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说“前人流传的思想,社会顽固的观念,此书俱一一保存”,“流传最广害人最深,酸而且俗”。再看在妇女解放问题上,同样是男人首先站出来解放女人,然后才是女人自己解放自己。


男性精英之所以会对女人这么好,有各自的道理。天王洪秀全认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平天国东王杨秀清认为,“人人皆是上帝所生,人人皆当同享天福,故所谓天下一家也”;梁启超认为,“欲强国必由女学”;康有为认为,“为人种改良计,女尤不可不学”;黄鹄生认为,“千万贤明之妇女,皆成废疾,不能教子佐夫……刭天下妇女之足者患犹虽小,丧天下男子之志者患无穷也”……因此,男精英就给女人分了和男人一样多的土地,开办女学堂让她们像男孩儿那样到学校去读书,成立“戒缠足协会”阻止她们再缠小脚,苦口婆心地劝说她们放开小脚,甚至费尽心思规划有益胎教的“人本院”——怀孕的女人一旦住进那个“平原广野、丘阜特出、水泉环绕之所,或岛屿广平、临海受风之所,或近海广平之地”,吃什么饭喝什么水看什么书听什么音乐做什么运动几点起床几点睡觉,都有专人负责管理和指导,以保证她们日后生下既有“广大、高明、和平、中正、开张、活泼”品性,又聪明健康强壮的好孩子。1903年,一个叫金天翮的男精英更是出手不凡,他撰写的《女界钟》全方位地敲响了妇女解放的“欲觉之晨钟”,柳亚子称它是“女界爆烈丸”。这本中国妇女思想史上最早的全面阐述女权革命理论的小册子,不仅论述了有关女子道德、品性、教育、权利等问题,还大力鼓吹 “女子参预政治”,金天翮说:“二十世纪新中国新政府,不握于女子之手,吾死不瞑。”在他看来,20世纪的女权问题,是议政的问题,“议政者,肩有监督政府与组织政府之两大职任”,虽然在当时“国会不开,政党不立,选举不行,代议不出”的情势下实行女子参政 “太早计”,却不能不提、不论,如果不经过启蒙步骤,女界参政不可能“突飞有期”。


男精英对女人这么好,自然会得到女子们的崇拜和拥戴。天平天国的民歌唱道:“世间女人最受苦,三从四德把她束。天国世界真是好,共同享受平等福。”维新革命时期,慕莲女士的《卫足诗》写道:“狂澜既倒今谁挽,泣读诸君保种篇”。民国女杰林宗素仰慕金天翮,称他是“我中国女界之卢骚”。


在“女界之卢骚”参政“爆烈丸”的作用下,1911年12月20日中国最早的女子参政团体——“女子参政同志会”“突飞”起来,该会的发起人就是林宗素。 “女子参政同志会”以“普及女子政治学识,养成政治能力,期得完全参政权”为宗旨,开办女子法政讲习所提高女子的政治素质,增强女子的政治(参政)能力。1912年1月5日,林宗素以该会代表的身份到南京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他当面允诺国会一旦成立“女子有完全参政权”——要知道,早在1906年她就在日本加入了孙总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听了汇报后,高兴地“面允”她:将来必予女子完全参政权”;林宗素很高兴,说:“总统既承认,我将宣布此言为他日之证据”;孙中山回答:“甚善”。这个消息很快就在报纸公开了,女界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可是,这之后妇女对(占有权力)男人的态度发生大幅度陡转,与上面谈到的她们对男精英的那一片崇仰热爱之情构成鲜明反差。


孙中山和林宗素的谈话令章炳麟、程德全、张謇等十分恼怒,于是合起伙来给孙中山打报告发难,说:“某女子以一语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足未明定法令,而当浮议嚣张之日,一得赞成,愈形恣肆”。孙中山只好打太极拳,回信解释说:“女子参政,自宜决之于众论。前日某女子来见,不过个人闲谈,而即据以登报,谓如何赞成。此等处亦难于一一纠正”。这个太极拳让林宗素们“不禁骇诧”,就发表宣言表达自己的失望和不满——“孙总统亦谓他人闲谈,将置全体会员公举代表之名义于何地乎?要求参政权,乃女界同胞同具之心理,乃谓系宗素个人思想、个人行动,宗素虽无状,亦甚耻独为君子也”,“大总统毅然许可并允登报宣布当时问答之语,亦为行政上之活动,借以鼓舞女界之进行,非有所抵触于立法权也”。


好在,林宗素和“女子参政同志会”并非孤军奋战。1912年1月,邵汉英、陈复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华女子竞进会”,以“研求政治上及军事上之智识,以期养成人材,发达女权”为宗旨,坚信共和告成,“女权日扩,女智日昌”,女界理应“效力于政客之列”。1912年2月,同盟会女会员在上海发起组织了“女子同盟会”, “以助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预政事为宗旨”,还得到了蔡元培、黄克强等人的支持;孙中山在接见该会代表吴木兰时,对她“要求许以将来女子有参预政事之权,得与男子平等”做了一个低调表态,说:“必须先行增进女子智识,养成高等资格,始可与以平等,否则必致率乱阶级”。 1912年2月20日,为了增强和扩大女界参政运动的战斗力与影响力,以林宗素为首的“女子参政同志会”,吴木兰为首的“女子同盟会”,王昌国等在湖南发起组织的“女国民会”,唐群英、张汉英为首的“女子后援会”,沈佩贞为首的“女子尚武会”,集聚南京,联合组成有二百多人出席的“女子参政同盟会”,推举唐群英为会长,林宗素、张昭汉、张汉英、沈佩贞、吴木兰、蔡蕙等均为重要骨干。这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女子参政联合体的出现,将民国初年的女子参政运动推向新阶段。


“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后,一再上书参议院,阐明男女平等大义,明确提出“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或不须订明,即将本国人民一语,申明系包括男女而言,另以正式公文解释宣布,以为女子得有参政权之证据”。可是,当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竟对这个要求置之不理,女界愤慨万分,3月19日临时参议院正开会,唐群英、张汉英率领一群女豪杰涌入议事厅,要求参政权。对此,当年《时报》有如下报道:


十九日南京参政同盟会唐群英女士等三十余人,以武装的状态入参议院,要求女子参政权,声势甚为抗敌。参议院数十人均手足无措。旋告以现在约法案系暂定,俟政府整理完全时,当局再议之,百方慰劝,诸女子始敛威以去。


二十日下午,唐群英等诸女士又往参议院,该院禁不令入,唐女士等遂将玻璃窗击破,手皆溢血,警兵往阻,女士等足踢之仆地。


二十一日早九时,女子同盟会唐群英仍偕女同志等至参议院,该院落已派卫兵驻守,强不令入。唐女士等亲至总统府谒见孙总统,备诉该院派兵阻止之事,谓该院用兵驻守,女同志等亦必请派兵保护女士等入院;并力邀孙总统出席议院,提议此事。孙总统允代向该议院斡旋,当即令女公子前往。……该院允许由女子同盟会再具一呈后,即将约法提议。


这个时候,广东、湖北、淅江等地方性的女子参政活动也十分热烈,广东女子的参政要求因为得到了男性当权者——军政府都督胡汉民的支持,临时议会通过议决“许女子以参政权利,与之代议士员额十名,由女界自行举出”。后来,因为受到《临时约法》的影响,在正式公布省议员选举法时女子的参政权又被取消。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总统职位。自从袁世凯窃夺了民国大权,把临时政府、参议院移迁到北京,女子参政的步履更加艰维,处境更加困难。为此,“女子参政同盟会”于4月8日在南京召开联合大会,各路主率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吴木兰、蔡汉侠、沈佩贞等纷纷发表演说,表示“必须达到女子参政之目的而后止”的决心。会后,唐群英等人不顾“袁世凯电阻女子团北上”,联袂赴京,要求国会在制定选举法时明确女子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发表宣言——如果参议院不赞成其议,将以武力解决。


男权统治者并不怕女子们的武力威胁,8月10日公布的国会组织法和参众两院选举法对女子参政的要求依然不予承认,同盟会甚至在8月14日的一次决策性投票选举中公然摒弃女会员,“擅将党纲中男女平权一条删去”。唐群英、沈佩贞等女杰被逼无奈,在会上“厉声质问”,“大骂不已,且欲以武力对待”,声言男会员私自“变更政纲,以求利禄,既负革命死难之烈士,今日又复削除男女平权,竟将女界捐资助饷之义抛于九霄,陷女界永受专制,殊堪痛恨。”8月27日,国民党开成立大会时,唐群英、王昌国等一干人马因为“男女平权”没有被通过纳入政纲愤怒之极,再次被“男子挟私把持,压抑女子”的行径逼上梁山,于是,一起冲到宋教仁面前,“举手抓其额,扭其胡”,“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之后,唐群英、沈佩贞又在谒见孙中山时发生激烈争执,沈佩贞“哭声震屋”,挥泪诉说她和唐群英等女子把生死置之度外,奔走于炸弹队,志在救国,目的就是为了争自由争平权,使日后女同胞人人享有幸福,可是没有想到“国基已定,所要求者既不能达到其目的,则从前之尽瘁何为?”。


女杰们不畏强权一次一次地上书,指责参议院蹂躏女子人权,强烈要求出台《女子选举法》。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愤怒声讨宋教仁为代表的男性当权者牺牲“二百兆女国民之权利为彼等结党营私交换之媒介”,声明 “女同胞今日受此箝制,势非革命不止”,“必达到男女平权、女子参政而后已”,“男既杀女,女自宜杀男并不为过”,如果达不到目的,将组织暗杀团、先锋队与之相见,如宋教仁之辈“再敢崛强,我辈定以手枪炸弹对待之”,这空前激烈的言辞,赢得“满场鼓掌如雷”。沈佩贞也在欢迎“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上发表演说,感慨中国女子为共和大业付出了生命代价,可是共和告成却将女子排除在革命同志之外,不能享受共和时代的幸福之后,宣称:“我等今日如不能达参政之目的,急宜有一种手段,以对待男子。手段维何?即未结婚者,停止十年不与男子结婚;已结婚者,亦十年不与男子交言”。唐群英的参政宣言更为激烈,亮出的是铁血决心,她说:“身可杀,此心不可死,头可断,此权不可亡”,“将修我戈矛,整我甲兵,凭我一腔血与诸男子相见”。12月9日,唐群英、沈佩贞等又前往参议院,谒见议长吴景濂,再次抗议参议院议员反对女子参政,重申在革命中女子充任秘密侦探,组织炸弹队,不惜牺牲个人生命财产,与男子同功,理应是中华民国的重要分子,并与男子立于平等地位,却在革命告成后受到不公正对待,她们严正指出:“凡反对女子参政权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待方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将来中华民国之民法,凡关于女子之能力,若不采用德国制,女子等必用武力解决此问题”。


所有的理由,所有的真情,所有的硬话气话绝话都倒尽了,就因为手中没有权力,女界争取参政权利的所有斗争和努力均付诸东流,不仅女子参政提案未被参议院通过,袁氏政府还于1913年11月强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在男性强权政治的威逼下,这一民国女子参政运动的标志性组织很快消散,中国妇女史上首次具有独立意义的参政运动以失败告终。


了解了女子对男子/男权的这两重态度两重天,谁还会把权利和权力张冠李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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