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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前进到民国25年,也就是公历1936年,刘建业在陆军大学的最后一年,课程上升到了军和军级以上作战集团的战术和整个国防问题。国内局势相对前几年较为平静。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随着汪精卫赴欧洲疗养,以其为首的小集团的主要骨干相继辞职,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任又遭暗杀未遂而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对日本的批评论调,开始在国民政府要员的公开谈话和文章里逐渐出现。就连一向对日妥协,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也指派其亲信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希望调整中日关系,否则只有靠战争解决问题。刘建业以历史过来人的感觉知道,即使是国民政府也已经对日本在中国肆无忌惮的扩张开始有了担心,担心这种扩张威胁到国民政府在国内的统治基础。这怎么着也算是一个好的苗头,刘建业这样想着。

陆军大学现在的学习,主要是使用国防要地的地图做想定,进行图上研究,每周有两次或三次马术教练或野外骑乘。图上研究完毕后,陆军大学组织学员到山东、河南一带做一次参谋旅行。两军在战场形势决定后,就在这种形势下,研究参谋业务和后方勤务,侧重兵站的设置和交通通信、情报等业务的演习,以后再随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各种业务的作业,总使学员们对于军战术的一切业务都做到十分纯熟。德国顾问在这一次的指导,是用两军对阵的形式表演的,生动有如实战,更使刘建业信服。

就在这个时候,2月26日,日本发生了军人暴动的“二二六”兵变。虽然,兵变很快被军部镇压。但是,此后日本政府基本被军人所控制。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一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又开始策划“华北分治运动”,拉拢作为华北主要驻军的各地方军势力,试图将华北五省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刘建业感到,现在的国内局势,表面的平静下掩藏着很大的危机,各派系都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博弈,寻找着对自己理想的定位。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夏季到来,暑假也开始了,学员们按照陆军大学的统一安排,到海、空军学校和基地见学,使学员们认识海、空军的战术和现状,为最后一学期的大军战术-陆、海、空军协同作战的研究打下基础。刘建业被安排到海军实习。虽然,刘建业从历史书籍里知道,民国时期的中国海军,实力相当的弱小,但是,到了真实的场景里,刘建业还是感到深深的震惊。大多数的军舰,实际上只具备内河航行的能力。有的军舰,甚至还是清朝政府时期购买的,在航行的时候,都必须要小心翼翼,不能做较大的机动动作,以避免损伤舰体。海军的主力舰只里面,吨位最大的三海舰,舰龄都很大了,维修保养都成困难,弹药供应也不足,只有平海,宁海两舰舰龄较短,相对先进,但是吨位都太小,做做教练舰训练海军官兵还可以,真正要拉出去出海作战,可就实在太难为它们了。就连作为内河的长江的防务,也只能主要依靠江阴,江宁,湖口,田家镇,马当,石牌等沿江的各要塞的少量要塞炮。尽管,中国的海军官兵们,都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精心的维护着每一艘军舰,尽量使它们保持在可以作战的状态。可是,他们的装备和未来的作战对象,世界第三位的日本海军相比实在是太陈旧和落后了,即使他们每个人都奋勇作战,他们在战场上的命运,也早就被注定是一场惨烈和悲壮的悲剧。站在中国海军的军舰上,看着在长江上肆意航行,无所顾及的浪翻中国人的小木船的日本军舰,刘建业的手紧握着,狠狠的砸在军舰的护栏上,牙齿紧咬。海军,我们的中国海军,什么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扬波于万里汪洋,让所有的对手对你充满敬畏?如果有那么一天,那么这一天,需要我们等待多久才能真正的到来?我们的国家不能有海无防,奋起吧,中国海军!刘建业心里不断的祈祷着,希望有天上的神灵,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

陆军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着重研究大军战术和整个国防问题。照常是本国教官、德国顾问每周各担任两个上午。本国教官的授课由杨捷亲自主持,研究院主任张亮青等高级教官为辅。在图上研究后,再由杨捷亲自率领到陇海铁路沿线做一次参谋旅行。接下去还做一次战史旅行。蒋委员长和冯玉祥、阎老西在陇海路决战时,杨捷是蒋的参谋长,所以对这次旅行指导得十分精彩。各地驻防高级将领都前来见学。德国顾问在这一次参谋旅行中更是卖力。回校后,学员们还在校内做了一次高等司令部的演习。然后,学员们再到军事各部门和交通、铁道等部门见学一段时期,俾能了解政府中军政各部门的组织。每星期一的纪念周,总由杨捷亲自作报告,或邀请名人演讲,其内容主要是国际问题和经济问题,都是与国防有关的。对于这样的教学,刘建业认为,比起后世的中国那种流水线生产一样的教育,这种教育实在是很有实际意义,也很生动,学习的都是实际需要的东西,而不是那种让人昏昏欲睡的听了半天却不知所云的东西。

7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内的主战派大占上风,确定了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政府方针。最高统帅在该会上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当学员们纷纷谈论这些话的意义的时候,刘建业却很不以为然。漂亮话,狠话,谁不会说,我说这种话的水平,绝对不比你最高统帅差,最高统帅还不如把话改成,如危及最高统帅的政权的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不把你逼到退无可退,你蒋某人绝对是不会和日本人兵戎相见的。当然,这些话,刘建业可是对任何人都没有说,他还不想进江东门的模范军人监狱。那个地方,进去了可是没有几个能活着出来的。

九月间,两广地区的广东陈济堂和广西桂系发动的两广事变,被委员长以武力平息,结束了两广与南京政府对峙的状态。这场闹剧一样的事件,并没有让刘建业感到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广东陈济堂打着抗日的旗号,拿着日本人的援助,请着日本的军事顾问,怎么可能是真心抗日?活该他落得一个众叛亲离,通电下野,灰溜溜的走人。

这一年的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 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红三十军、五军、九军和四方面军总部共21000余人,在徐象谦、陈长浩统帅下组成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及在河西地区创立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通道的“作战新计划”。在刘建业的记忆里,这一次的远征是以基本全军覆没告终的,而且,很奇怪的是最终批准这个计划的居然不是中共中央或者中央军委,而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刘建业对于这个组织,从来都是没有多少好感的。倒不是他讨厌共产主义,作为在伟大新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里出生成长的一代人之一,他向来认为,中国的事情,不论怎么乱,都轮不到外国人和组织来指手画脚。而这个共产国际偏偏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触到了刘建业的忌讳。从共产党建立到大革命,再到江西苏区,这个组织在刘建业的眼里,就是纯粹的阴魂不散,派来的几个外国人特使,都以太上皇自居,动辄发号施令,胡乱指挥,完全是围绕着苏联的利益来安排中共的事务,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里,居然要求中共在东北发动武装暴动,以武装保卫苏联。这是什么事,要中国人牺牲自己民族的利益,来武装保卫苏联,保护苏联在中国的特权,简直就是荒谬。派回国的几个人里,王明和康生等人,还有几个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除了整人和乱杀人,别的本事都稀松平常。再说,刘建业也对打通所谓的国际通道的作用,也深为怀疑。历史上,抗战时期,塞北的八路军也曾经短暂的打通过所谓的国际交通线,可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给中国共产党的东西是什么?一批马列主义书籍,仅此而已。

就在这一年的11月底,刘建业从陆军大学以还算优秀的成绩毕业了。同时,刘建业还收到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的铨叙军衔的命令,刘建业同学大概是靠着出身黄埔,陆大毕业,土木系成员,还有一些好运气,居然没有在许多高级军官由高降低的时候,反而被升了一级,成了陆军上校;还有一份是军令部的命令,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11师33旅旅长,原66团团长职务由胡连接任。刘建业现在可以说真的是运气来了,连城墙都挡不住了。

刘建业从南京赶到驻扎在韶关至衡阳之间的平汉铁路沿线担任护路和筑路任务的33旅驻地接任以后,没有过上几天,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就传遍了中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