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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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原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余详林冤狱的感言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透视

余详林冤案:1994年1月,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其家人怀疑张被佘祥林杀害,4月,有人在附近水塘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公安机关遂立案侦查,在其过程中使用刑讯手段,9个月后,佘祥林被一审判处死刑,后因证据不足,湖北高院发回重审,1998年,京山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直至今年3月28日,张在玉突然“复活”并出现在京山,一桩冤案才大白于天下。4月1日,佘祥林走出监狱,被准许取保候审。

“以前我是一个犯人,现在忽然成为一个正常的公民……我好像已经习惯了低着头,忽然要我抬起头来,每个人都对我很友好,每个人都对我笑,我倒觉得很不习惯。”--佘祥林

请允许我把这个看似与本文无关的一个现在炒得火热的真实的故事放到这里。这里面也许不仅仅是刑讯逼供问题,不仅仅是疑罪从无的执行,也许,它里面反映出来的是中国法制的现状。是谁使用刑讯手段让一个清白的人去“承认”一个莫须有的罪行?是谁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让一个无辜的人在监狱里呆了十一年?我们还有多少这种类似的冤狱?在一个健全法制的国家难道会出现这种情况?余详林的那句感言更是让我心中一种震撼。如果是你,在刑讯的手段下,你会不会承认莫须有的罪行;如果是你,在法庭上欲辩不能,你会不会感到无辜;如果是你,在监狱里,孤独而又无望地度过十一年,你会怎么样。我在这里不作揣测。

但是,我们需要直面的事实是,我们在一再提以德治国的时候,中国还算不上一个法制很完善的国家。

转入正题把,曾经读过一本书:《论法的精神》。在这本书里,孟先生试图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建立起国家与法的一般性规律与原则,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这个可以说得上是浩瀚而又完美的体系里,有一些例子是阐述君主制中国的,但是仍然适合现代中国。在孟先生的精彩的阐述中,我的认识是中国需要依法治国,也只有依法治国,中国法制建设才有美好的明天。只有法制建设完美的时候,我们才能谈起道德的辅助作用。

在孟先生政治法律哲学中最基本的理论是理性论,认为一般的法律是人类的理性,而法律是人类理性在特殊场合的适用,并说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他在给品德的定义是热爱法律与祖国。“在民主政治下,爱共和国就是爱民主政治;爱民主政治就是爱平等,爱民主政体也就是爱俭朴。当一个社会把平等和俭朴规定在法律里的时候,平等和俭朴本身就能够大大地激起对平等和俭朴的爱。在一个共和国里,如果要人爱平等和俭朴的话,就应把这两者订入法律。” 从这分析可以看出,在道德和法律的金字塔上,法律是基础,在严密的法律基础上才有道德完美的发展,而道德可以在法律出于某种缘故没有涉及的领域进行引导或者已经涉及的领域作为补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依法治国是一个国家能以德治国的基础。没有法律的完善,就不要期望道德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但是仅仅有完善的法律,没有有素质,讲道德的人们,法律制定的初衷也不会得到实现。

在《论法的精神》这本书里,孟先生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暴政进行了批判。其中有一个观点就是在这些制度里,“权力,荣誉,职位完全被人滥用”。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在这些制度里产生这些现象,原因是对有效力的东西缺乏制约。而在国家生活中,仅仅凭借道德的力量,我们怎么去制约我们赋予他人的权力不被滥用,甚至是伤害我们自身?我们又怎么去防止我们的权利在道德的旗号下被人侵害?历史证明,中华古国几千年文化与道德的发展都不能保证。只有法律,只有依法治国,才能在社会生活中,用这种可见的,易操作的规范来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在中国存在的“人治”的现象。在上面的余详林案件中,实际上有很多环节,我们可以防止冤狱的发生,是某些人为了某些利益冲破法律的栅栏,比如公安的破案与很多挂钩等等。缺乏监督的权力使用,我们的权利从何说起?

个人认为在书中关于中国的最精彩论述出现在第三卷中《中国人如何实现宗教,法律,风俗,礼仪的这种结合》及《为中国人的一种矛盾现象进一解》。摘录其中精髓:“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只要削减掉这些习惯的一种,你便动摇了国家。一个儿媳妇能否每天早晨为婆婆尽这个或那个义务,这事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些日常的习惯不断唤起一种人们必须铭刻在心的感情,并且正是这种感情才构成这一帝国的统治精神,那么我们便将了解,这一个或那一个特殊义务是有履行的必要。”“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诚信地感情,但它却从没有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买入的重秤,卖出的轻秤,还有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做生意用的。”“当人人服从,人人劳动的时候,国家的处境就是幸福的。由于需要或者也由于气候性质的关系,中国人贪利之心是不可以想象的,但法律并没想去加以制止。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权术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因此,让我们不要把中国的道德和欧洲的道德相比较吧!在中国,每一个人都要注意什么对自己有利;如果骗子经常关心着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么,容易受骗的人也就应该注意自己的利益了。在拉牺代孟,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读起来,不禁一阵阵耳热,这就是几百年前外国人眼中的不能与欧洲道德比较的我们一直骄傲的中国道德。这就是我们所谓伟大道德的来源。也许有人说,这是外国人的偏见,何况时代在发展。但是,这更让我感到羞愧,几百年后,中国人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仍然缺乏在商业运行和日常生活中的诚信,仍然把所谓的中华古老道德作为遮羞门面一提再提。孟先生在几百年前就已经那么睿智。在这样的道德基础下,我们提什么以德治国。“当一个民族有良好风俗的时候,法律是简单的。”那么,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完整而又详细的法典,而不仅仅是口上提提道德。我不否认道德的作用,我想说的是:当法律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美好道德到来的环境,道德会静静地到来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用这种可见的规范给每个人画道线使人们被迫讲道德转向主动讲道德。不论是何种手段使美好事情成为习惯,我们无法否认的是道德在进步。在法制健全的新加坡,为什么很少外国人犯错,而在大陆,他们屡屡出格。这个难道不正是一种答案?至少是现在的中国,依法治国是最佳的选择。

听过贺卫方教授的一个讲座,清晰记得他提到李洪志案件时的无奈:“当无罪推定的墨迹未干,又像几十年审判胡风集团一样,在没有启动任何司法程序之前,立体交叉的媒体便宣告李洪志是历史的罪人。这是对法律的公然践踏。”也许,在中国,仅仅是立法都是不够的。在走向依法治国的道路上,中国还有很多坎坷要去翻越。

在孟先生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有一个请求,总怕人们不允许。就是请求读者对一本二十年的著作不要读一会儿就进行论断;而对整本书,而不是对几句话,加以赞许或非议。”非常惭愧,也许,我想我刚刚又让孟先生失望了吧。但是,我相信,在我们推动中国法制实践前进的同时,中国法制的明天会更美好。愿现在不会,将来不会,永远也不会出现第二个“余祥林”。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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