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 国家的崛起 出席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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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龙威 国家的崛起 出席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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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宋国此时就象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少年,正在不断的成长,不断去开拓那片属于自已的天地,不断强壮自已的身体,然后击败所有可能威胁到自已的敌人,让世界为之震惊。


在各行各业不断谋求发展的时期,宋国各级政府也没有闲着,尤其是首相杨铁军所领导的中央政府各部门,正细心观察着全面接管澳洲后,国内各个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并思考着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一转眼,就到了1851年1月2日,按照常规,大宋国会在元旦节过后的第二天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审议涉及政府、法院、监察院、军事院(简称一府三院)在新的一年的重要议题。当然,其中最为重量级的就是分配新年的财政预算,这对于一府三院来说非常重要。在宋国的体制中,一府三院的财政均相互独立、包干使用、超支不补。因此,在新年财政预算中能否争取到更多的资金,将直接对来年的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政府首相、法院首席大法官、总监察长还是三军将领,都使尽全身解数争取财政预算资金。


作为皇帝的赵传林,一般情况下是会不出席议会的。但按照宪法规定,皇帝每一季度应当驾临一次议会,向议员们作一次演讲,鼓励议员会积极履行职责,倾听议员们的心声。作为1851年的第一场议会,皇帝自然是应当亲临的。为了在议会上表现得体,体现出皇帝应有的光辉和智慧,赵传林花很长的时间进行准备。


议会举行的一道程序,就是朝拜皇帝。尽管宋国皇帝不具有管理国家政务的具体职能,但他仍是无可争议的国家元首,而且在宋国人的心目中,皇帝是创世神元始天尊的传人,是先祖南宋皇室正宗的后人,是真正的天子。没有创世神元始天尊的扶持和帮助,就没有今天宋国,而不尊重皇室,就是不尊重先祖。因此,议会制定了一套迎接皇帝的盛大礼仪。


首先,全体国会议员身着朝礼服,在国会门前排为四列,夹道欢迎皇帝的驾临。由于宋人从小就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接触,不可避免的会受一些影响,而且还象宋代的中国一样,在国家机构中实行朝服制度,而且议会与一府三院都有不同的朝服。议会的朝服为红色,样式上仿照中国汉代官员服饰;政府的朝服为紫色,样式上仿照中国唐代官员服饰;法院朝服为黑色,样式上仿照中国宋代官员服饰;监察员朝服为蓝色,样式上仿照中国明代朝员服饰;而军事院的朝服为绿色,样式上看起来象中国古代的战袍。


赵传林刚一走下皇室专车,就看见200多名国会分列两边,一起躬身,口中高呼:“臣等恭迎皇帝圣驾!”按照基本的礼仪,在皇帝没有进入会场坐定之前,所有的国会议员都必须躬身静侯,就算是腰身有毛病也得忍着痛躬身,否则会被别人讥笑、讽刺,丢尽脸面。


虽说宋国民主国家,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对待皇帝的礼节上,不可能象中国古代王朝那样三叩九拜。但对于赵传林来说,眼前这个场面已经很宏大了。须知,赵传林在来到宋国当皇帝之前,一直就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学生,而且还是个乡下的穷学生。一个穷学生在物欲横流的城市大学里念书,不遭同学们白眼就不错了,那里还敢奢望同学们的尊敬,而且赵传林就没有少受过富家子弟的白眼。对于一个曾经饱受歧视的人来说,突然被人尊敬,多少都有点适应不过来。至少赵传林就一时间难以适应。看着平时眼空一切的国会议员们列队迎接自已,赵传林不禁有些飘然,感觉真是威风八面。用赵传林自已的话来说,就是“太有面子了!”


不过,赵传林还保留着一丝清醒,不至于狂妄到认为自已真有掌控一切的权利,他调整了一下心态,尽量用平和而又有威严的声音说道:“众卿免礼!”说完,迈步走向会场。


赵传林心中明白,皇帝在众议员的迎接下进入会场,其走路的姿态还是很有讲究的。因为皇帝是一国之君,如果走得太快,而表情过于亲和,则显得轻浮无能;但若大摇大摆,目中无人,则显得张扬无礼。因此,赵传林只得凭借着脑海中的一点印象,模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伟大的周恩来同志的神态,坚毅、沉着地迈入会场。但周恩来总理是何等伟大的人物,他的神态和气质可不是那么好模仿的,不过好在赵传林有样学样,多多少少还是表现出了一位君主应有的威严。


进入会场以后,赵传林走到最前面、最当中的一个席位前,转身面向众国会议员轻轻的招手。而众多国会议员则在此时躬身齐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听着众国会议员山呼万岁,赵传林不禁回想起在自已以前生活的世界中,电视上经常表演皇帝临朝情景,那感觉具有一种“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对于这种气势,此刻赵传林算是深切的体会了一次。不过赵传林心中十分清楚,真正掌握这个国家最高权力的,不是他这个对众人称作“万岁”,而是眼前这群躬身山呼万岁的议员。


在宪法的规定中,皇帝只能直接管理军事。但就是这个管理军事的实际权力,也是可以随时被议会收回的。在皇帝因生病、年少等原因不能履行军事管理职能的情况下,议会将在三军上将中选举出一名元帅,代替皇帝管理军事,而且5年换一届。就算皇帝不生病、而且年富力强,但如果没有管好军事的能力,不能把军事工作抓好、抓出成效,议会也能提出劝谏议案,收回皇帝的军事管理职权,另行选举一名元帅管理军事。不过,在一般情况下,作为宋国的最高军事机构的军事院不设元帅一职的,由皇帝总管军务,只有在皇帝工作不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军事院元帅一职。


因此,赵传林明白眼前这些议员是不能得罪的,因此亲和的说道:“众卿免礼、请入座。”


在听见皇帝表态后,议员们纷纷就座。与20世纪的中国的人民大会堂不同,宋国的议会从来不设主席台,只设有一个发言席。需要提出议案、接受国会质询和发表演讲的人都要站到发语席旁,面向全体国会议员讲话。而皇帝的座位,则正好设在最*近发言席一排,很容易听清任何人的发言。


在皇帝和所有议员都坐定后,国会议长何海军步上了发言席,致新年第一次国会全体会议的开幕辞,然后主持国会各项议程。在赵传林眼中,何海军是一位很有耐心、而且细心周道的中年人。与20世纪许多民主国家的议会一样,宋国国会在通过一些重大决议时,往往都会出现激烈的争吵,而国会议长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并不具备强令议员作出某项表决的权利。但他必须强调和执行会议纪律,防范议员们因为情绪过激而上演骂街、武斗等好戏,引导议员们文明议政。一个国会议长的素质,往往会影响到国会召开的质量。称职的议长主持会议,会使议员们在友好的氛围中行使职权,而不称职的议长,则会往往导致会场一片混乱,严重降低议会的工作效率,就象20世纪的台湾省议会一样。而何海军则无疑具有组织和引导议员的良好素质,他讲话非常善于安抚人的情绪,在他的主持下,议员们虽说仍然会为一些问题产生较大分岐和激烈争论,最终还是能够和气收场。


按照常规程序,年初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要对一府三院的工作进行审议,首先由政府首相向议会汇报1850年政府工作完成情况、1851年的工作计划以及相应资金需求。杨铁军的语言风格向来简明扼要,仅有30分钟都将去年的政府工作情况总结了一下。而会场上的议员所,则在取听杨铁军作报告的同时,在自已的坐位上翻看自已最感兴趣的东西。


不管在什么体制下,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首推两样。一是权、二是钱。对于国会议员们来说,正召开国会全体会议的时侯,就是他们全面行使手中权利的时侯,他们可以决定影响这个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一切重大事项,包括的法律的制定和废除,对一府三院所有工作人员的选拨、任免等,对外建交或宣战等。而每次开会,看见一府三院的大小官员们老老实实接受质询、评议的时侯,也是国会议员们自我感觉最好的时侯。既然行使权力不成问题,那么议员们自然而然的就关心起财政情况来了。


作为帝国的一份子,皇帝赵传林自然也不能免俗,他也对1850年的财政收入情况很感兴趣。与一些议员只关心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分配不同,赵传林对财政收入的构成和税收的来源也很感兴趣。宋国的财政全都由县级税务机构面向群众和所有单位征收,中央、省级税务部门不直接收税,只负责检查县级税务机构税收是否征收到。由于中央、省、县税务部门与国家银行之间具有完善的电脑通讯信息网络,税收一经收缴,就立即进入国库账户,然后由中央、省、县三级按2:1:1的比例分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报表,可以比较全面的反映全国税收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情况。


与首相简明的语言风格不同,中央政府关于1850年财政收入的报表数据十分详尽,而且从多个方面与前年的财政状况作了对比,让人看了一目了然。在1850的财政报表中,有几组数据引起了赵传林的注意。


一是全国财政总收入达到了4492亿宋元,其中中央财政总收入达到2246亿宋元,按照宋国中央政府确定的1英镑兑4宋元来计算,全国总财政总收入相当于561.5亿英镑,如果再按照20世纪英镑对美元的汇率计算,则近接2000亿美元了。对于一个人口仅有50多万的国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赵传林的历史学得不怎么样,不知道1850年英国到底会有多少税收收入,但他认为此时英国的财政收入也不应当高于此数。


二是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增长比较快,比1849年增长了17%,如果按这种速度增长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就会翻上番。不过,最让赵传林注意的是,在1850的财政收入中,民用工业税收增速超过了军用工业税收增速,这是以往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说明民用工业已经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标志着宋国的经济已经开始从以军事为主向以民用为主转化。


三是服务业税收增速超过了工业税收增速。在宋国的税收体制中,从事农业生产是不用交税的,因此税收收入全部来自工业、采掘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尽管在1850年财政收入中,工业、采掘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分别62%、18%、11%和9%。服务业所占比例最小,但其产生的税务增速则高达24%,远远高于其他产业的税收增速,在经济在经济开始转型时期,以往簿弱的服务业也开始焕发青春。赵传林坚信,随着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宋国群众现在十分乏味的生活将不断变丰富多彩。


四是个人、营、股份等新兴所有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其税收增幅与1849年相比达到了40%以上,远远超过了宋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平均的增速15.7%,虽说经济总量与全民所有制企业相比仍然很少,但其表现出的强大活力是绝对不容小视的。赵传林在看了这组数据后,不由发出感慨,管是在什么时空,全民所有制企业都是搞不过其它所有制形势的,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全民所有制企业更能难与其它所有制企业相竞争。看来,在另一个时空中发生的国有企业大量关停、破产的情况,在这个毫不相关的时空里也将出现,这可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由于宋国存在大量全民所有制企业,而宋国全体公民都平等地持有全民有制企业的股权,而且每年都要对全民所有制的营业收益进行分红。当然,全民所有制企业在新的一年里还要进行生产、发展,不可能将所有的利润用于全民分红,因此必须确定一个分红比例,而有权力确定这个分红比例的,就只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会了。必竞全民所有制利润分红,涉及到全国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而每个国会议员都是公民中的一员,因此分红事宜也与每个国会议员的利益密切相关,绝对不能开半点玩笑。基于以上原因,国会议员们除了关心财政报表外,还急切地关心另外一件东西,那就是1850年全国所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利润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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