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聂荣臻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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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推荐《聂荣臻传》3

6月末,《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消息传来,更激怒了江津学生,他们立即集会,要上街游行。校长和学监百般阻挠,关上校门,不准学生上街。

在这关头,聂荣臻和傅汝霖等进步学生鼓励同学们:“不要怕!冲出去!”

学生们打开校门, 200多人冲了出来,编成4路纵队,和甲种农业学校等校的同学们一起,汇成声势浩大的队伍。学联派出代表,手执小旗,沿街维持秩序。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进游行队伍,轰动了整个江津城。游行队伍到达“文昌宫”,把封存的日货全部搬出,直抵东门江边,搭起高台,学生和群众围站四周,两校学生的代表登台主持大会,聂荣臻等人在会上发表了激烈的讲演,激起听众强烈的爱国热情,人人义愤填膺,就势把日货全部焚毁。

大多数商人,通过抵制日货的运动受到了教育。但少数大商店老板极为仇视。他们贿赂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就在焚烧日货的第二天,团长王天培带着武装士兵来到江津中学。学校在王天培授意下,首先开除傅汝霖,对其余的学生代表,则准备在学期结束时开除或勒令退学。

不久暑假到来,聂荣臻与江洋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一起,草拟了一封公开信,号召同学们回家后广泛宣传,唤起民众,抵制日货,共赴国难。

7月,聂荣臻回到家乡,与唐家修、叶楚才等人结伴,到吴滩、石门等地宣传。他大多利用赶集时机,站在高处演说。他演说时的爱国热忱,常获得在场听众的热烈鼓掌。

暑假结束回到学校,得知反动势力将对进步学生进行镇压。激进的学生已经不能再继续读书,究竟何去何从,已经成为面临的严重问题。这时,聂荣臻想的是去法国勤工俭学。

当时,四川的勤工俭学运动正在迅猛发展,青年学生积极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五四”运动到1921年底,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达492人,为全国之最。在四川,又数江津去的人最多,共去了40多人。

聂荣臻与钟汝梅等同学先到重庆打听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手续、路费等具体问题,然后返回家中,进行出国前的准备。

他先到舅父家,争取支持。舅父唐富华愿意协助。可是,回到家里,父母却舍不得儿子远离家乡,担心发生意外,表示不同意。聂荣臻向父母申明改变现状的意志和可能被捕的危险,坚决表示:“我生死都要去!”经过舅父的协助说服,父母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在舅父的帮助下,筹足了300银元的路费,准备就绪了。

中秋佳节,家人团聚,备酒壮行。

农历重阳节后的一天清晨,聂荣臻拜别父母和舅父,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告别了家乡。

儿子离家的这一天,母亲把一坛醇酒埋在地下,准备用这坛酒为儿子学成返里接风。可是,这一坛子酒,老人家一直未能取出来。聂荣臻的母亲和父亲在30年代就先后与世长辞了。聂荣臻一别故乡,再也没有踏进石院子翠竹掩映的家门。直到1955年5月,他去四川视察军工厂时,才顺便回到江津县城。

小火轮在波涛翻滚的长江上行驶着。大江的风光很快扫去了他心头的压抑。

船过万县,他和同学们掺望白帝城,仰观巫山十二峰,饱览了三峡的风光。祖国壮丽的山河,神奇优美的传说,使他们心旷神怡。一位同学面对壮景吟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我辈此去异国他乡,不知何时能归?”聂荣臻接口说道:“立志报国,那管他日久天长。”

船到汉口,靠码头暂息,几个同学相约下船去看看火车是什么样子。在四川,为修铁路酝酿了多年,还发生了保路运动,但从未见过铁路,更不要说火车了。他们赶到火车站,不凑巧,站上没有火车。有人说,趴在铁轨上可以听到远方火车行驶的声音。聂荣臻于是趴下,把耳朵贴在冰凉的铁轨上,只听得“嗡嗡”的响声。大家离开火车站,很是兴奋,议论着从法国回来一定要在四川修条铁路,让自己的火车在巴蜀的大地上奔驰。

到上海后,他们停留了10来天时间。

上海,当时被称为“十里洋潮,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里,聂荣臻看到了国中之国的租界,看到了外国人享有的特权,看到了外国佬和有钱人寻欢作乐的赌尝舞厅、夜总会、鸦片烟馆。这些更坚定了他富国强兵之志,更感到出国求学的道路走对了。

第二章 留学欧洲



勤工俭学运动,是由一些受西方文明影响的教育界人士发起的。早在1912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北京组织了“留法俭学会”,鼓励人们以低廉的费用赴法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提出“辅世界文明于国内”的口号,以改良中国社会。1917年初,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从巴黎回国,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进一步推动了勤工俭学运动。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勤工俭学运动达到了高潮。一批批爱国青年学生涌到法国。其中大多数学生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他们认为:只有到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回国后办工业,才有可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局面。

1919年12月9日,聂荣臻和同伴们乘法国邮轮“司芬克司号”,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穿越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前往法国。在地中海遇到了大风暴,持续两天两夜,海天苍茫,乌云翻滚,邮轮在巨浪中颠簸,一片哇哇的呕吐声。海水呼啸着从甲板上滚过,乘客们个个都背上了救生圈。水手们说,地中海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布下的水雷。人们的精神压力更大了。万里远行,聂荣臻经受了精神和体力上的磨练。1920年1月14日抵达马赛港。华法教育会派李璜接船。李璜带着学生们到了巴黎,很快开始分配。聂荣臻被分到蒙塔尔纪中学学习法文。在这里,他认识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毅等人。陈毅是1919年10月到法国的,为人热情奔放,初次见面就给聂荣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因蒙培尔纪中国学生太多,聂荣臻被转到法国北方的德洛,继续补习法文。生活在法国学生群里,逼着他必须很快掌握法语。他买了个小镜子,随身携带,经常面对小镜,读法文、讲法语、观察自己的发音口形。不到半年,法语水平就有了很大提高,开始学习数理化。当年秋,进了胡乃尔中学。这年底,积蓄将尽,他便去工厂做工,挣了钱再学习。

当时法国缺少劳动力,找工作比较容易。报纸上每天都有招工的广告,只要去封信,得到回信后,经过考试合格即可去做工。聂荣臻先后在法国蒙塔尔纪橡胶厂、施耐得尔钢铁厂、雷诺汽车厂、巴黎西门子公司多米松分厂等工厂,当过汽车轮胎检验工、钳工、车工、炼焦工等。无论读书还是做工,他都是在附近租间房子,几个人挤在一起,自己做饭,条件艰苦。

1921年,聂荣臻的生活出现了大的转折,现实斗争使他毅然投入到3次学生运动中去。

第一次是“二八”运动。

1920年以前,勤工俭学生部能从中国驻法公使馆领取救济金,那时找工作比较容易,生活也好维持。到1921年,法国经济不景气,大批工厂开工不足或接二连三倒闭,许多学生找不到工作,生活难以维持。而国内主管此事的华法教育会以经济拮据为由,在1921年1月中旬宣布与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1700多名学生的求学和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只好派代表到驻法公使馆交涉解决。公使陈篆答应向国内请示。不久,北洋政府回电驻法公使馆,拒绝学生要求,并威胁要把无工可做的学生“遣送回国”。这就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愤慨。在蒙塔尔纪的勤工俭学生到了巴黎,会同巴黎的勤工俭学生,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提出争“生存权”和“求学权”的要求。聂荣臻闻讯,由胡乃尔赶到巴黎。2月28日,他随400多名学生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遭到了法国警察的镇压。这次斗争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迫使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做了一定的让步――答应延长3个月的救济金,并继续为没有工作的学生找工作。聂荣臻与其他勤工俭学生一样,在斗争后获得了69法郎的救济金。

第二次是同年6月和8月的“拒款运动”。

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专使朱启铃到巴黎,同法国政府密谈,借款3亿法郎,用以购买军火,并以中国某些地区的筑路权、采矿权、税收作抵压。

消息传出之后,勤工俭学生首先起来反对这丧权辱国的行径,在法国的中国人也被激怒了。6月30日,旅法各界召开第一次“拒款大会”,还冲进中国驻法公使馆进行抗议,吓得朱启铃等人逃出巴黎。7月25日,中法借款条约秘密草签,借款从3亿法郎增加到5亿。得知消息,学生们更为激愤。8月13日,勤工俭学生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要求陈篆当众宣布在法国不得有卖国借款的行为,并须以宣言通告法国外交部及各报。陈篆面对学生的激愤情绪,不敢露面,指派公使馆秘书王曾思出面应付学生,王对学生的爱国行为进行谩骂。学生们怒不可遏,痛打了他。

这一斗争发生时,聂荣臻在克鲁邹(又名施奈得尔)钢铁厂做工,他专程赶到巴黎投入了示威游行和各种抗议活动。

声势浩大的“拒款运动”,终于迫使中国驻法公使馆没敢在借款条约上签字。

接着便是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这一斗争与拒款斗争是交错在一起的。

1921年夏,北洋政府驻法代表以照顾勤工俭学生为名,向法国政府索取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里昂筹办了里昂中法大学,并得到广东地方政府许多捐款。但校方拒绝从勤工俭学生中招生,而从国内招收了一批家境富有的学生。这个消息,激起勤工俭学生新的不满和愤怒。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在巴黎组织了“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从各地学生中抽调125人,组成“先发队”,于9月20日分赴里昂, 21日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先发队”事先把要求入“里大”求学的事情通知公使馆,陈?当即表示赞助,拨款2000法郎,作为学生赴里昂的费用。但这是他的阴谋,公使馆暗下里与警察当局串通好,“先发队”进占“里大”后即被没收了护照,第二天押进芒特吕克炮台的兵营。

在进占“里大”的斗争中,聂荣臻担任联络工作。为了动员更多的同学参加斗争,他比“先发队”晚两天到达里昂,这时,“先发队”学生已被押进兵营。

聂荣臻急于同被押同学取得联系,他找到公使馆副总领事李骏,要求他允许探望被押学友。经过斗争,李骏给他开了一张探视证明。聂荣臻利用这张证明,多次出入于兵营,并让被押的学生,拿着那张证明离开兵营,而他自己则利用护照,坦然大步走出。这样,他共救出3人,其中一位是赵世炎。

10月13日,里昂市长到兵营宣布:“奉政府命令,将勤工俭学生全部遣送回国。”当夜, 104名学生被强迫遣送回国。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宣告失败。

半年多时间里,聂荣臻参加了3次大的斗争。他看到了学友们为国家民族利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受了极大的痛苦。在斗争中,他思索着:祖国的前途何在?出路何在?

进占“里大”斗争的失败,对勤工俭学生冲击很大,有些人相继申请回国。而聂荣臻则在1921年12月8日的家信中宣告:“学不成,死不归”。

他于1921年11月底离开法国,前往比利时,进入沙洛瓦劳动大学补习班。

沙洛瓦大学没有工程、机械、化学等课程。他于1922年暑期考入该校化学工程系。

沙洛瓦大学校园宽阔,环境优美,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又有学生宿舍,再不用为住房而忧虑了。但聂荣臻却不能潜心读书。因为他正在经历着世界观的转变。

20世纪20年代初期,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西欧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出现了热潮。在中国国内,一批先进人物也积极传播马列主义,促成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国际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派代表人物也纷纷登场,竭力宣传各自的观点和主张。这就形成了各种社会思潮相互冲击、各种观点相互争鸣的纷纭局面。而这时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十分流行,出版的书籍和刊物很多。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各种思潮,相互展开着激烈的争论。10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生差不多都被卷进去了。他们不是拥护这个党派,就是拥护那个党派,像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国民党,还有共产党。留学生们一面做工、学习,一面参加各种活动。

在各种思潮冲击面前,特别是1921年亲身经历了3次学生爱国运动,聂荣臻对“实业救国”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他反复思索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出国以来,他遇到的问题很多,思想经常处在矛盾中,觉得一切都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他就怀着这种矛盾的思绪,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等著作,还经常阅读从国内传到欧洲的《向导》等刊物。《向导》把传播马列主义同分析研究中国问题结合了起来,对聂荣臻启发很大。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终于他在思想上发生了飞跃,多年来目睹封建社会的腐败,军阀统治的残暴,帝国主义给殖民地和附属国造成的贫穷落后等等大量感性认识,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识。他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所控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呢?

从亲身经历的斗争实践中,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聂荣臻终于认识到,要想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1922年6月3日他给父母亲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得手谕久矣,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夏起,兵自增,而匪复猖!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二十一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尸位饱囊之政府,只知自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睹此?

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之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这封信中所体现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成为聂荣臻世界观转变的起点,由“实业救国论”者变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革命论者。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8月,由刘伯坚和熊味耕介绍,聂荣臻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9月23日给团中央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开始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聂荣臻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主要讨论接受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和团员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聂荣臻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经过4天讨论,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选出5人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入团以后,聂荣臻和刘伯坚一起,负责团的旅比利时支部工作。他既要学习专业,又做革命工作,十分忙碌。专业学习时断时续,以致他的学生登记表上校方注明:不怎么上课。入团后他决心放弃沙洛瓦劳动大学的专业学习,集中精力做革命工作。至此,做一个工程师的想法完全放弃了,他开始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3年春,他由赵世炎和刘伯坚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旅欧学生中团员发展很快,人数很多,但党员很少,在比利时只有3个党员:刘伯坚、熊味耕和聂荣臻。

1923年暑假,聂荣臻到巴黎,担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和节假日从事团的活动。从此,他与李富春、***等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以斗争来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的影响,争取了大批有志青年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

根据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旅欧80余名党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1924年1月,成立国民党驻巴黎通讯处,聂荣臻被选为处长。

在这段时间里,他继续攻读马列主义,迸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办的夜校,和法国工人及法国共产党员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课程。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聂荣臻参加了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并选送一批干部回国。选送回国的干部中就有聂荣臻。这样,他于同年9月22日离开了法国。

1924年秋天,聂荣臻经德国去莫斯科。他在柏林住了一周。当时,德国工人运动高涨。小住中间,他还和德国工人一起上街游行,高呼口号。德国工人的组织纪律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他乘船取道波罗的海,经列宁格勒到莫斯科, 10月份,奉命进东方大学学习。

莫斯科东方大学是培养东方各被压迫民族革命者的学校。课程有十月革命史、俄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以及政治经济学等。3个月后,于1925年2月,聂荣臻被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学员全是从东方大学抽调的,和聂荣臻在一个班的有叶挺、熊雄、王一飞、范易、颜昌颐等共二三十人,王一飞担任翻译,聂荣臻担任中国班党支部书记。【《聂荣臻给陈乔年的信》,1925年6月3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这个学校在莫斯科郊外,中国班对外是秘密的。学员着红军服装,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野营、演习、住帐篷、夜间站岗放哨,教员都是苏军的高级干部。

在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5个月。时间虽不长,但却为聂荣臻日后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基矗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国内急需干部,一年前成立的黄埔军校也需要加强。聂荣臻和中国班的同学们,根据共产国际决定,一起回国。他们8月上旬离开莫斯科,乘火车历时两个星期来到海参崴,从海参崴上船,驶向日夜思念的祖国。

聂荣臻在国外共度过了5年多时间,如今已经26岁。5年前,他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远渡重洋,寻求富国强兵之路。现在,他已经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踏上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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