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之魂 第一卷 第三帝国的兴起 二十六节 工会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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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周游全国,为我的以后的计划造势。我在好几十个群众大会上向大批群众演讲,把他们驱入狂热的状态。我乘飞机,坐汽车,从一个竞选会场赶往另一个竞选会场,每到一处都千篇一律地重复着一种姿态:摇唇鼓舌,滔滔雄辩,千百次地挥手致意,把孩子搂到胸前,吻着妇人们的手背。我的信徒们经常要等上好几个钟头,望眼欲穿地恭候我的到来。我的演讲被冲锋队员们排列出来的仪仗队、吹奏乐队以及颇具风格的元首旗装点上了一层宗教色彩和军事化的浓郁气氛。冲锋队和纳粹党的仪仗队以声威和力量表现得十分令人瞩目。

另一方面,我把党内数千名训练有素的演说家派往农村和小城镇,去利用农民中间存在着的不满情绪来争取他们支持纳粹党。即使在没有象希特勒和戈培尔这样的演讲明星的情况下,纳粹党的足迹也很快布满了每一个村庄,并且通过他们从不间断的积极工作引起了无党派新闻界的重视。随后我发表了一项农民纲领,这项纲领是由我的农业政策专家瓦尔特-达厄起草的,纲领中赞扬农民是民众中间最有价值的阶级。

时间很快就到了国际五一劳动节。半个世纪以来,“五一节”一直是德国和欧洲的工人的传统纪念日。纳粹政府在下手之前为了麻痹工人和他们的领袖,宣布今年的“五一节”为全国性纪念日,正式命名为“全国劳动节”,准备空前地大肆庆祝。


纳粹党的这次对工人阶级表示特别友好的行动,使工会领袖们上了钩,他们热情地同政府和纳粹党合作来筹备庆祝。各地劳工界领袖都坐飞机到柏林来,成千上万的旗帜上写着纳粹政权同工人团结一致的口号,在柏林郊外的飞机场,戈培尔开始了他的计划,准备举行德国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群众示威。

在群众大会之前,我作为德国总理,亲自接见工人代表,我宣称:“你们可以看到,说什么革命的对象是工人的说法是多么不真实和不公正,情况恰好相反。”

当天下午,在飞机场对十万工人发表演说时,我宣布了这句口号:“尊重工人,尊重劳动!”并且保证,要世世代代庆祝“五一”节来对德国工人表示敬意。

那天夜里,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用最华丽的辞藻描述了工人们参加他筹备得极其出色的“五一节”庆祝活动的热情后,加上了这么一句古怪的话:“明天我们将要占领工会办公处,他们将不会有什么抵抗”。

事情果然如此。第二天,5 月2 日,在那场盛大的对工人表示友好的仪式结束之后,全国各地的工会办公处都被占领,不久前才刚向政府表示了效忠的工会会员们遭到逮捕,工会的文件和银行财产被悉数没收,工会的报纸也被取缔。对于这样一种丝毫没有法律依据并且丝毫不加掩饰的暴行竟然仍没有人敢于起来进行反抗,既没有工会领导人挺身而出对此进行呼吁,也没有出现自发的抗议运动。工会被勒令解散,领袖被逮捕,许多人遭到了毒打,关进了集中营。纳粹对工人的“友好”充分表现出来了。

工会联合会两位主席莱巴特和格拉斯曾经公开保证同纳粹政权合作,然而也不能幸免。

被我派去接管工人和德国劳工阵线的纳粹党徒、嗜酒如命的莱伊博士这么说:“莱巴特和格拉斯之流可以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虚伪地宣布他们忠于元首,但是,他们最好还是去坐监牢。”这就是他们被送去的地方。


现在,一切党派和民众团体都解决了,剩下的只有纳粹党,随后的一项法律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凡维持另外一个政党的组织机构或组织一个新政党者,如其罪行不触及其他规定而须受到更大的惩罚,则处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六个月到三年的拘禁。”也就是说:在德国,除了纳粹党,任何人也无权维持和组织一个政党了。德国从此就成了一个党极权的国家。

没有了反对的声音,法西斯分子们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狂热的身着褐衫的冲锋队员们在街上横冲直撞,任意逮人、打人、甚至杀人,警察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街头恐怖,并不像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是国家权威垮台的结果,相反,它是在国家鼓励、甚至常常是在国家的命令下进行的,而这种国家的权威在德国从未达到过这么强大和集中的地步。法官受到了威胁,他们不敢判处一个冲锋队员,即使他犯了杀人罪行,因为这样做,自己的性命也就难保。


如今,我就是法律,我还向全国宣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只有在新德国民族受到了教育以后才会胜利完成。”在纳粹党的辞典里,“教育”意即“恫吓”——一直到人人都驯服地接受纳粹党独裁和它的野蛮暴行的制度。

不受限制的权力往往导致邪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邪恶。

我和我的纳粹党的历史又一次证明了这条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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