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政要“中国梦”:戴高乐临终前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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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外国政要“中国梦”:戴高乐临终前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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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已离退下来的我国驻外大使和其他外交官回忆过去在外交场合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的真情实录。由于这些外交官亲历了国内外许多外交风云,因此他们笔下勾勒的许多国内外政要和外交事件,既有史料的真实性,又有细节的生动丰富。读者通过这些故事,亦能对我国外交官的工作和生活有更真切的理解。


戴高乐:希望同***交谈


“到中国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梦!我很想到那里去。”1970年9月9日,戴高乐向表侄女、法国前驻华大使馆参赞戴高碧(原名玛丽—泰雷兹.德.科尔比)吐露了这一心声。


戴高乐十分向往中国,“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同它在过去多少世纪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样。”他也企望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硕果仅存的两巨头——戴高乐和***的历史性会晤。1973年,蓬皮杜总统访华时特意对毛主席说:“我过去是戴高乐的同事,戴高乐生前非常希望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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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与戴高乐

戴高乐曾主动约见驻法大使


1964年中法建交。建交当年,法方就向中方放出试探气球,作为戴高乐特使同中国领导人进行建交谈判的前总理富尔表示:“高层对话,以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开始为好,戴高乐是喜欢迈大步的人。”与此同时,法方派出戴高乐的得力助手、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先行访华,为中法高层直接对话投石问路,并为法国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法埋下伏笔。


1965年7月马尔罗访华,受到中方高规格的接待。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分别会见了他。马尔罗向中国领导人强调,戴高乐希望通过政府领导人之间接触来促进中法关系的发展。


1966年2月,法国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亚澳司长艾蒂安.马纳克正式向中方提出:法国政府已派出仅次于总理的主要部长访华,为使中法关系继续发展,经最高当局决定,拟邀请一位中国政府领导人访法,法方首先考虑的是周恩来总理。


我方迟迟未做答复。于是,戴高乐只好亲自出马,主动约见中国驻法大使。会见于1966年5月16日在爱丽舍宫总统办公室进行,由我陪同大使前往,担任翻译。谈话行将结束时,戴高乐亲口邀请周总理访法。其用意显然是加重邀请的分量,以促成周总理早日访法。


法国是个很注重尊严的国家。戴高乐对领导人互访的原则是“你先我后”,不愿先迈第一步,以免给人以有求于人或移樽就教的印象。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赫鲁晓夫无一不出访法国在先。当时中国领导人与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互访,也有一条原则:“彼先来我后往。”周总理指示:根据当前国际形势我国领导人不宜先行访法。


1966年6月22日,我国驻法大使奉命约见法国总理蓬皮杜,大使按国内指示回复法方:“周总理表示高兴访法,并感谢法国总统阁下的邀请。但遗憾的是,由于今年下半年周总理的日程已有安排,不能应邀访问贵国。周总理认为,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增进两国间的相互了解是有益的。他愿意邀请蓬皮杜总理于今年下半年访华。”


蓬皮杜显然胸有成竹,当场把球踢给中方。他说:“如周总理在他时间允许的时候来法国访问,他将受到同我们两国关系相称的接待。我很满意地听到中国政府和周总理邀请我访问中国,这也是我的希望。但我的日程也很紧,下半年议会要讨论预算,1967年初要举行大选,选举期间,政府首脑不能出国访问。”就这样,两国领导人互访问题搁置下来了。

曾设想1971年访华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使中法关系一度跌入低谷。1969年1月,戴高乐任命马纳克为新任驻华大使,意在修复两国关系。他在召见马纳克时仍念念不忘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法这件大事。他强调:“过去曾邀请周恩来访法,由于形势变化,未能成行。当然,如果有一天中国方面愿意重新实施类似计划,我们将乐于接待中国政府高级人士访法。有机会时,您可以向中方说明这一点……”


同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在公民投票中处于少数而自动引退。以总统身份正式访华成了他的未遂宏愿。离职后,戴高乐曾多次提到访华的打算。马纳克曾积极筹划他的访华事宜。1970年3月2日,他在给戴高乐的信中建议:“将军,有一件大事可做。对于法国,对于历史都是一件大事……这就是远行到中国来。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戴高乐在1970年4月10日的复信中没有明确表态,只含蓄地表示:“至于您向我提出的建议,尽管我目前还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请您至少了解,我已把这事记在心间了。”


9月9日,戴高乐的表侄女戴高碧动身去中国前,来到戴高乐的科隆贝乡间寓所。戴高乐表示很想去中国,最后他表示:“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国政府和毛主席的邀请……当然,我必须能同毛主席交谈。这将是法国和中国以戴高乐和***为代表的交谈。”


后来戴高乐曾向至亲好友私下吐露,他具体设想1971年6月成行,在中国度过“6.18”这个历史性日子。1940年的这一天,戴高乐在伦敦广播电台发出抗德号召,一跃登上了历史舞台。1972年7月,法国外长、前“自由法国”发言人莫里斯.舒曼访华时,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十分肯定地说:“戴高乐想来中国访问的决心很大。他本来打算1971年6月来。”


可惜,没有等到这一天,戴高乐于1970年11月9日因动脉瘤破裂猝然去世。


憾事:双方最终没有迈出一步


戴高乐为人高傲,自尊心极强,他虽有访华之意,但本人从未直接或间接向中方表示过。中方对戴高乐访华一事也持慎重态度,没有采取主动步骤。有一回,马纳克大使利用外事活动的机会向周总理表示,他在北京曾收到戴高乐将军的信,有意把话题转向戴高乐,探一探周总理的口风。总理沉思片刻,很有分寸地说:“我们十分敬仰戴高乐将军,你能替我把这话转告他吗?”马纳克确实把这话传给了戴高乐。仅此而已。


德姆维尔1970年10月的中国之行,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有力地印证笔者的论断。他曾在戴高乐手下当过10年外交部长,又是戴高乐任内最后一位总理,称得上是戴高乐的亲信和得力助手,自然是为戴高乐传话的合适人选。他行前曾致函戴高乐告以访华计划。戴高乐在9月22日回信中表示:“我亲爱的朋友,您的中国之行对您来说,将有很大的益处,对法国来说将有重大意义。当您从那里回来时,我极愿同您见面……”只字未提自己的访华想法,更谈不上任何委托。10月30日,德姆维尔返回巴黎。他同友人谈及中国之行时强调,中方什么也没有委托他;同他谈过话的中国人士都没有提到戴高乐将军访问中国的事。


德姆维尔访华期间,毛主席会见,周总理同他两次长谈,但双方只字未提戴高乐访华事。周总理会见德姆维尔时,一开始就提到戴高乐,德姆维尔没有接茬儿,只简单表示,他行前没有见到戴高乐将军。机敏的周总理话锋一转,言及其他。1972年7月16日,周总理会见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时,不无遗憾地表示:“那次德姆维尔来的时候很不幸……我们没有谈到戴高乐访问中国的问题。”


中法建交20周年之际,一位法国的“中国通”问过德姆维尔:戴高乐将军为什么没有访问中国?回答是:“当时条件下,国家元首出访外国不像今天这样司空见惯。”这位资深外交家语焉不详,倒也约略点出了症结所在。


戴高乐和中国都期待对方迈出第一步,但最终谁也没有迈出这一步,从而铸成历史憾事。(张锡昌前驻法国使馆参赞)


希思:最爱孙悟空


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去世的噩耗传来,我感到很难过。我对他也心仪甚久。但长期无缘得会。直到我1997年3月到英国担任大使后,才有机会与他相识。


初次见面,率直提出建议


到任不久,英国一些友好团体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里为我举行欢迎招待会,前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杰弗理.豪主持。出席的人很多,我自然是招待会的“中心”人物,许多人围上来打招呼,气氛非常热烈。招待会快结束时,主人告诉我,希思答应要来,但一直未见他的身影。时间已经挺晚,我不便再逗留,就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晚上九点多,我见迎面蹒跚走来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使馆的同志悄声告诉说:“大使,那是希思。”我急步迎了上去。他停住脚步,打量了我几眼问道:“你就是新到任的中国大使?”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认真地说:“有件事要向你说一下,所以会议一结束我就赶来了,幸好还不算太晚。你可能已经知道,达赖在英国影响很大,许多英国人对西藏的事毫不了解,中国在宣传上做得还很不够,你来了以后,应该更重视这项工作。有时间我再给你详谈,我先进去和他们打个招呼。”


不过三分钟的第一次会面,却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中。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对我到任讲欢迎或祝贺的话,却率直地提出工作建议,实在不同凡响。只有中国真正的朋友,才能这样做。


他公开演讲:西藏问题都是达赖闹的


希思曾多次在西藏问题上替中国讲话。后来,曼彻斯特工商界请我去介绍中国发展的情况,同时被邀的还有希思先生。他先讲,我后讲。我坐在台下第一排,和二百多人一起恭听。突然,从礼堂左门风风火火地闯进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手里拿着一张画像,嘴里喊叫着:“西藏!西藏怎么办?”她冲到我面前,一下子把那张画像塞给我。我瞥了一眼,见是被达赖“封”为所谓“班禅”的那个男孩像,愤怒地高声说了句“无耻”,顺手抛了回去。


礼堂又恢复了平静。希思清了下嗓子说:“这个女人太没礼貌,也太无知。她根本不了解西藏的真相。”接着,他谈起了他的一件经历。他说,达赖曾多次找他,希望能在西藏问题上给予支持。我告诉他,西藏很早就属于中国,西藏“独立”是绝对不行的。达赖说他不谋求西藏独立,而只是要求就西藏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一再要求我向中国领导人传话。我信以为真,专门向***谈了。邓说只要达赖放弃“藏独”图谋,不再继续搞分裂祖国的活动,中央政府愿意和他谈判。我听了很高兴,特地到纽约向达赖讲了。不料他听后毫无反应,只是要我支持他。我这才明白,他说要谈判是假,实际还是要搞西藏独立。所谓西藏问题,就是达赖闹独立造成的。希思刚讲完,台下立即响起一阵掌声。


他说,和三代中国领导人合影,英国只我一人


从1974年5月起,希思到中国访问了26次,基本上一年一次。他对我说,“中国是一个变化中的伟大国家,我要争取每年都到中国一趟,亲身体验中国的进展。”对他的中国情结,我1997年6月底应邀到他家做客后更有了深刻了解。


他家住英国南部的索尔兹伯里,是在一所由两个不同时期建筑合并在一起的三层老楼里。我随他走进客厅,迎门是一架钢琴,钢琴上面摆着十几张照片,都是他和各国知名领袖的合影。我发现他把同***、周恩来和***等中国领导人的合影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他自豪地说:“和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交往的,在英国只有我一个,在世界上也不多。中国人把我叫做老朋友,我为此称呼感到骄傲。”


饭后,他带我上楼看收藏的礼品。楼梯周围壁纸上,全是关于孙悟空的画图。他颇为得意地说:“我很喜欢中国猴王这个形象,这是专门请人设计的。”摆出的礼品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的。他告诉我,他一直很重视中国,从理性上认为和中国发展关系符合英国利益,所以在担任首相时推动英中关系从代办级升格到大使级。后来到中国访问,见到***、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感到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同他们交谈很有收获,也很轻松。访华次数越多,对中国的了解越深刻,就越有感情。


在***答谢宴会上,高唱民歌《因他是个好小伙》


我在英国当大使期间,他已经八十多岁,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但有关中国的重大活动,他都不辞辛苦地参加。


1999年10月***主席访问英国,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结束访问的头一天晚上,江主席在使馆举行答谢宴会,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应邀出席。


这是女王第一次到中国大使馆,英方戒备森严,离使馆很远就不让汽车靠近,许多政要和名人都不得不步行很长的距离。宴会即将开始,就剩下下院女议长和希思两个人未到。我正有点着急,女议长匆匆赶来了,她说:“我和希思都挺着急,我一气小跑赶来了,他跑不动,恐怕要费些力气。”不料刚过了几分钟,希思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来了。


那晚的宴会气氛非常热烈,宾主都很愉快。江主席高兴地唱了两支歌和一段京剧,特别是与女议长合唱的英文歌更把宴会带入欢乐的高潮,连一向表情端庄的女王也乐得前俯后仰。


希思提议与会的英国客人集体唱首歌,以表达对江主席的谢意。这一建议立即得到热烈响应,一齐高唱了英国的传统民歌《因他是个好小伙》。宴会就这样在歌声中圆满结束。(马振岗前驻英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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