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人:原老山主攻营营长臧雷重返战区悼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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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感人:原老山主攻营营长臧雷重返战区悼战友

感人:原老山主攻营营长臧雷重返战区悼战友!


当年的臧营长。臧雷1979年1月28日在执行侦察任务时第一次负伤,那时他还是个排长,25岁。半身瘫痪,昏迷6天6夜,丧失记忆3个月,301医院的专家声称:"这小伙能否康复,完全靠他自己的毅力。" 臧雷重新有记忆后,身体丧失了行动功能。他硬是重新学坐、学站、学走,一小时走8米咬着牙坚持下来。会走后,臧雷又去学游泳,学骑马。1982年,他主动请缨,率领侦察兵深入热带丛林,破袭抓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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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4年主攻老山时,臧雷所带的营隶属师的主攻营,但有几人知道,该营的营长曾经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一级伤残兵呢。战斗下来,臧雷所带的营牺牲人数很少,全营几十名军官干部冲在最前,但没有一个干部牺牲。同时,缴获最多,全团还只有该营抓了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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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春出版社1985年<理想与青春>封面

camp123 提供

1985年5月,笔者(郭梅尼)在首都北京的一个招待所里,见到了这位主攻营的营长臧雷,那年他31岁。

笔者从臧雷营长那里看到了一张“革命伤残军人抚恤证”,上面写着:“ 臧雷 排长 于1979年1月28日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负伤 一等伤残 颅脑挫伤,现肢体偏瘫,难以进一步恢复。”

“难以进一步恢复……”可是,他却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他不仅能生活自理,而且又重返前线,在收复老山的战斗中指挥主攻营,和战友们从越南侵略者手里夺回了老山主峰。他是怎样创造这样的奇迹?臧雷没有正面回答笔者的问题,而是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以下为臧雷营长口述,整理时真实依照原文,无改动)


1979年1月28日晚,我带着几个战士去执行任务。黑暗中,我从悬崖上摔了下去,当战友们把我救上来时,我已经快不行了。我在后方医院里昏迷了三天三夜。颅骨骨折,运动中枢受损,我大小便失禁,头疼得厉害,恶心呕吐,双眼看不清东西,嘴巴也说不出话来,只能痴痴呆呆地躺着。那些日子是医生们的精心治疗,护士们的细心照料,使我才挺了过来,保住了这条命。

记得病情稍稳定后,一天连长刘永新来看我,鼓励我要好好养伤,配合大夫治疗。连长说,只要我把伤养好,仗还是有得打的。排里的战士也给我写了不少信,说:“排长,我们等着你回来,走着回来,和我们一起战斗……”。

正是战友们的关心与鼓励坚定了我要“站起来,走回去,重返前线”的念头。我从练坐开始,练蹲,练站,练走。我记不清自己摔过多少跤,流过多少血,昏迷过多少次。医院后山的烈士墓,是我常去的地方。捧一捧新土,加在烈士坟头上,再把兜里的三颗石头当手榴弹,一颗颗地扔出去……

1979年9月,我出院了,同时也领到了一张“一等伤残军人抚恤证”。

1980年的春天,我瘸着腿回到了连队,担任副连长。我知道别人付出一分,我就要付出十分努力才能做得更好。只有越锻炼才能越强健,事实上,我恢复的很快。

1982年的春天,已是团参谋长的刘永新悄悄的告诉我:“又要组织侦察队了!你的身体到底行不行?”我写了一份决心书,端着饭碗守在部队首长的门口,等着消息。终于,我被批准参加了侦察队。

在八个月的侦察作战中,我和战友们一起渗透敌后,摸雷场,打伏击,抓舌头,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我的一位牺牲了的战友张晓峰曾对我说:“臧雷,你把你的一等伤残军人抚恤证看成是一张‘无期徒刑的判决书’,我希望这张‘判决书’在你的身上失效。”烈士们给了我起死回生的勇气,给了我继续拼搏的力量。今天,这张‘判决书’真的失效了,我又一次争得了报效祖国的权利.

1984年4月,我们营领受了收复老山主攻营的任务.我们从海拔几百米的地方,一直打到海拔一千四百多米的老山主峰,一路冲杀,战友们的鲜血染红了冲击道路.

我是5号才从阵地上下来的.回到和平环境,对一切的一切,都感到那么珍贵,可爱.我来到烈士陵园,看望那些曾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此刻,他们无声无息,静静地躺在那里.在阵地上,那么残酷的战斗,我一滴眼泪没掉过.可在这里,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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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斗 英 雄 张 大 权 烈 士 之 墓

在陵园里,我看到了梅大娘,她围着战斗英雄张大权烈士的坟转呀转呀.大权生前就住在她们村,常帮梅大娘干活.梅大娘把一瓶瓶好酒洒在大权的坟上,一边洒,一边哭,酒和泪一起滴落在烈士墓上.我走过去扶着梅大娘.她浑身颤抖着.我心里实在憋得难过,可又不知该怎么劝她才好.

梅大娘曾送过我一只小狗,我把它带到了阵地上.战友们很喜欢它,给它起了两个名字,中国名叫"美丽",外国名字叫做"贝利".小狗很可爱,两只耳朵竖着,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儿.可是,仗打得很苦,炮火震荡,干渴,它受不了啦.炮连连长抱过去喂,说喂活了就给狗改名叫"死不了".

我沉痛地对梅大娘说:"狗……死掉了……".梅大娘看了我半天,什么也没说…….

我来到我的好友丛明烈士的墓前.他生前,我们常在一起学英语.他是军校出来的,很有才干.小伙子没别的嗜好,就是好个抽烟.我默默地坐在他的墓前,为他点上一支烟,自己也抽上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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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连 长 丛 明 烈 士 之 墓 记得在战斗打响前,丛明烈士对战友们说:"如果我牺牲了,你们一定要在主峰的最高点上拿一块石头,用红布包上,交给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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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往前走,那里埋葬着17岁的小战士贾云科.记得在战斗打响后,他便负了伤.副班长让他下去,他不理睬,继续参加战斗.牺牲时,手上还紧握着火箭筒,做着击发前的最后准备,火箭筒上被越南人的子弹打了几个窟窿……

机枪手戴友红,战友们叫他“小胖子”。他长得很乖,红红的脸蛋,一见了我就调皮的伸舌头。他在写给父母的遗书中是这样说的:“咱们家穷,你们花几千块钱供我上高中,正当我能为你们尽点孝心的时候,我上了前线。我不想死,因为家里需要我。可是,爸爸妈妈,祖国更需要我,我是军人,是军人就要把老山从越南人手里夺回来。我不想死,我会用手中的机枪和敌人斗的。如果,我不幸在战斗中牺牲,爸爸妈妈不要难过,因为小时侯,你们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张向华烈士,刚入伍时,一定要和老乡分到一个班里。班长管他,他和班长吵架。战斗,使我们的新兵很快成熟起来。在攻打主峰的战斗中,他一个人端着机枪去追击敌人,打死打伤多名越军,最后,壮烈牺牲……。

还有九连八班的黄秀峰班长,他很会唱歌。那次我到他们连去,正赶上他教战友们唱《战士的第二故乡》。这首歌,我就是在他们那里学会的。战前,他身体不好,走点路就喘。在攻打老山的战斗中,他的左肩被子弹击穿,自己用急救包裹上后,继续冲锋。一只脚踩上了地雷,当时就被炸飞了。他脱下军衣,把炸断的腿裹上,又艰难地向前爬了二十几米,最后牺牲在冲击的道路上。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高中生,如果还活着,当个副指导员该多好啊!

这些烈士有老黄牛,也有万元户。万元户抛下了他的万贯家私,要到这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是我们的共和国军人。

老三排排长吉兴村,牺牲六天后,他的儿子就出世了。那次他爱人来部队探亲,还是我替他们小两口安排的房子。他爱人回家不久,就来信说怀孕了。当时吉排长高兴坏了……。可是……现在孩子连爸爸的面也没见到……。有一位烈士的家属对我说:“我也说不清,是梁三喜象我爱人,还是我爱人象梁三喜……。

我们从一线下来后,有一位烈士的母亲,到部队来找她的儿子。她说:“我什么也不要,只求你们告诉我真话,他还活着吗?”当她知道儿子牺牲的消息后,沉痛而又抱歉地说:“我来部队,是违背儿子心愿的。他生前曾在信里叮嘱我,说如果他牺牲了,让我千万不要到部队去找,不要给部队添麻烦。”这位烈士的母亲在部队呆了两天就悄悄地走了。

1985年5月9日,我在北京大学的礼堂里给大学生们做报告,面对同学们的热情.理解与支持,我感动了。从同学们那里,我明白了:我们的战士,在前线舍生忘死的是为了什么?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就拿我来说,无论是在山东老家劳动,还是在西双版纳接受锻炼,都遇到这样的好人。边境上的群众对我们更是亲,他们知道我们要去打仗,都哭了。几个姑娘拿出仅有的一点钱来,全部买了黄瓜,塞给战士们。她们知道干渴是最难受的。在猫耳洞里,一想起这些祖国人民,战士们总是说:“我们的群众太好了。为了这样的人民,我就是死两次也甘心。”

在昆明,我和部队的一位首长在楼顶上研究工作。晚上,楼下的操场上,战士们正在操练。放眼望去,是昆明市的万家灯火,此时,应该每个小屋里都是热乎乎的……。我向首长说起了在前线战友们都喜欢的一首小诗:


我自豪地当上了一名士兵,

每个月只有七块钱的津贴。

不够买一瓶茅台酒一条大中华,

但我富裕的心头缀满珍珠。

……

在为祖国而战的道路上前进,

不为当一名将军而改换门庭,

不为得一枚勋章而炫耀终生。

……

为了婴儿的酣睡更甜,

为了母亲的笑脸更美,

……

为了这一切的一切,

我宽阔的肩膀,

愿挑起所有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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