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女狙击手采访录

苏联红军中许许多多女性狙击手中普通的一员——克拉芙姬亚·卡卢基娜讲述她的战时经历。


我是卡卢基娜,克拉芙姬亚·埃芙雷莫芙娜〔Kalugina, Klavdiia Efremovna〕,生于一九二六年。战争爆发时我十五岁。我去奥列霍沃-祖耶沃〔Orekhovo-Zuevo〕的“呼吸器”弹药厂做工,战争开始后,我们需要工人定量供应卡,能得到七百克面包。因此我在那儿工作,加入了共青团。在休息天,共青团员需要参加第二教育的课程。他们在让我们为战争做准备。后来,当我们完成了第二教育课程后,他们告诉我们新开了一所狙击手学校。它吸引了许多志愿者,我也去了,那时我十七岁。时间是一九四三年六月。我是学校里最下的学员,其他人都是十八岁,只有我是十七岁。他们在想,是不是要赶我走?最后决定如果我不落在其他人后面,就让我留下来。


我们着手建造一个射击场。我不是来自富裕家庭。我伐木取水,我早习惯了做这些,因此干得不错。他们让我留下了,甚至给我假期回家。他们开始教我们射击,但我却做不好。我打得全是脱靶〔我们的行话叫做“打了牛奶”〕。季娜伊达·安德蕾耶芙娜·乌兰采娃〔Zinaida Andreevna Urantseva〕,我们班长,就单独地训练我。她教会我很好地射击。我从学校毕业了,那些获得好成绩的收到了美国产的礼物。我的狙击搭挡是马茹茜亚·契赫文采娃〔Marusia Chikhvintseva〕,来自乌德穆尔齐亚〔Udmurtia〕的伊兹海夫斯克〔Izhevsk〕。我们是朋友。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他们把我们,许多女孩子,派往前线。


阿尔乔姆·德拉布金〔Artem Drabkin,采访人,以下简称A.D.〕:这所学校是一九四二年建立的吗?


——是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负责建立这所学校。乌斯潘斯卡霞〔Uspenskaia〕把我们所有的证件上交给团中央委员会。校长是科尔查克〔Kolchak〕,


苏联英雄。尼基弗洛娃是政工干部。所有的学员都列入名册,名字下面还注上与谁住在一起等个人资料。


A.D.:看起来学习课程要半年不到一点,还是九个月?


——是的,然后我们坐上牛车,带着炉子。这并不能一直把我们送到前线,因此我们下了车。风雪很大,他们给了我们一辆卡车,把我们运到离前线更近的地方,一个后备团。一辆卡车!我们一直扛着它来着,雪这么大。我们终于到了前线,我不记得走了多久,一天,两天,三天……很久前的事了。他们发给我们罩住全身的迷彩伪装服,我们用布绕裹住步枪。早上,他们给我们吃三明治,并发了些让我们带着:面包夹着美国香肠。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的伙食!然后我们来到战壕里,所有的东西都覆盖着雪,所有的通信壕都是。我们只能匍匐前进。我们总共可能有十二个人,娜佳·洛基诺娃〔Nadia Loginova,她后来负伤了〕朝着德国人阵地一直爬到了无人区,那儿布了雷。这只是第一天——我们害怕极了!我们大叫:“娜佳!娜佳!来这儿!来这儿!”她爬了回来我们继续前进。我们到了那条战壕,那儿全被雪覆盖着。大雪可能已经连着下了几天了。德国人出来到外面来清理战壕,那天你甚至可以干掉一打德国兵!但你知道,第一次杀一个人!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一个原来是游击队员——基娜·加芙里洛娃〔Zina Gavrilova〕,另一个——是我们共青团组织的书记——塔尼亚·费多洛娃〔Tania Fedorova〕,马茹茜亚·契赫文采娃和我只是看着,我们没法扣动扳机,太难了!但其他人开了张。当晚上我们回到隐蔽壕后,就开始互相交流经验,马茹茜亚和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整晚不停地责备自己:“懦夫!胆小鬼!我们来前线是干什么的?”我们很烦恼,为什么她们可以射击,我们却不能?就这样,到了第二天。德国人修了一堵胸墙,有一个给士兵用的射击孔,并在一张桌子上架了挺机枪。有一名德国兵在清理机枪阵地。我朝他开了火,他倒下了,并被同伴拉着脚拖了回去。这是我干掉的第一个德国人。后来,他们和我们都在夜间清理了积雪,雪迅速融化,天转暖了。


我们那儿有个湖。德国人去那儿洗澡,甚至就穿着内衣。基娜·加芙里洛娃开了火,撂倒了一个。于是德国人再也不去那儿洗澡了。我们已经处于防御,时间是夏天,六月或五月,并不是每个人都在射击孔边观察,因为德国人那边没有动静,我们这边也同样没有。我们白天观察监视,其他的士兵们晚上观察,白天睡觉。一次马茹茜亚和我将步枪放在一个射击孔边,从胸墙后观察德军的防御阵地。德国人也派了一个狙击手观察着我们。轮到我观察〔眼睛会疲劳,因此得轮换〕,然后马茹茜亚说:“现在让我来吧。”她站了起来,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她显然移动了瞄准具镜头。马茹茜亚刚一站起,枪就响了,她倒下了。啊!我悲痛欲绝。这个德国狙击手离我们二百米。我大声哭喊,整个战壕都听得到,士兵们跑出来:“安静!安静!不然他们的迫击炮就要打过来了。”但我怎么能安静下来?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坐着直到晚上,我一直在哭。然后我们埋葬了她,我记得那儿有许多的野花。那是在奥尔沙〔Orsha〕,第三白俄罗斯方面军。后来她的墓迁到莫吉廖夫〔Mogilev〕,她的出身地。后来我们中的娜佳·卢基娜〔Nadia Lugina〕也负了伤。我的第二个搭档也叫马茹茜亚,姓古利娅基娜〔Guliakina〕。


整个夏天我们都在防御:我们周围的战线都在防御,我们的防御非常坚固。但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不记得日期了,但肯定不是八月,可能是六月,也可能是七月〕,一大早,他们就把我们送到前沿阵地,正赶上一次炮击,还有“喀秋莎”。当“喀秋莎”发射时,背上的军服都会颤动。接着士兵们开始进攻,尖兵们在雷场辟出通道,士兵们冲锋,我们则后送伤员。一次,我记得我们抬了一名军官,他有一个小的提箱。我们从凌晨四点起就没有睡过,也没有吃过东西。我跟他说:“把箱子扔了”。他箱子里会有什么东西?他带着箱子可是太沉了。“我不扔,如果你们不想连箱子一起搬的话,别动我好了。”我们只能由着他,我们还能怎么样?直到战争结束后,我才知道那里面是一把小小的小提琴。他不想扔了她。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到了晚上,还是没能够把德国人赶出战壕,他们叫我们女孩子也到那儿去,还有司机和当地人。为什么?我们到战壕时天已经黑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阵地只剩下很少的人,女兵和司机们。他们叫我们把我们能够带走的伤员都搬回自己的战壕,我们没法把他们都带走,因为人手不够。德国人干掉了留下的伤员,他们不断地惨叫!——德国人用刺刀杀害了他们。整晚他们把我们丢在战壕里。我们前面地雷都排除了。我站岗监视,什么也看不到。其他人也在观察,但我看不见她们。早上四点,我太累了,再也坚持不了了。排长马斯库缅〔Maskumian〕中尉在我们之间来回走着,


进行检查。我们都凝神静气地听着。那儿原来有雷场,带空白铁皮罐的铁丝网,如果有动静,就会沙沙作响。但什么也听不到。如果德国人晚上进攻会怎样?


早晨,我们得到了增援,是白俄罗斯人。又一次炮击,然后每个人都投入进攻。到了德军的战壕,发现是空的。我们已经使他们严重消耗,因此他们晚上撤走了。我们只能沿着第聂伯河追击,几乎赶不上他们。我们在〔河〕这边,坦克则在另一边。在那边有麦地和一座山丘,一个狙击手和机枪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我们的团长是列奥尼德·维季乌科夫〔Leonid Verdiukov〕。


A.D.:是哪个团?


——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三四四步兵师第一一五六团。维季乌科夫会说:“除掉他们”。我们共有大概十二个人,我们瞄准,当然除掉了他们。因此我们的战士能够过河到他们那边。我们坐最后那条船过河,船翻了,我们都掉进河里。士兵们对我们喊:“姑娘们,把枪伸过来,我们把你们拖上来!”


不,我不会什么都告诉你。那座山丘,我们向那进攻。但被那挺机枪和那个狙击手压制住了。团参谋长阿列克谢·基塔耶夫〔Aleksei Kitaev〕就在我旁边,他带着顶有浅色条带的帽子,他们从一开始就朝他射击,他被打中倒下了。我们被警告过在射击前要先把伤员撤下去。我爬到一个伤员那儿,他的胃伤了,我想把他扶起来,但他的肠子马上流了出来。我手足无措,就说:“我去找卫生兵。”于是爬向另一个伤兵,因为我实在帮不了前一个。天非常热,他已经发紫了。后来,我们碰到时,基娜·加芙里洛娃告诉我:“我爬到一个伤员那儿,他的肠子已经流了出来。他紧紧抓住我的手变硬了,我想我抽不出手来了。他可能会说,你们一个走了,另一个也不来抬我。他死了,我爬到另一个伤员身边,他也死了。”我们渡过河到了对岸,我们团长维季乌科夫正在揍一个高个子德国兵,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我们问:“为什么打他?”他说:“他是我的邻居,是个弗拉索夫分子。”团长杀了他。费多洛娃受了伤,伊莲娜·格拉切娃也受了伤——许多女孩,我已经记不起名字了。我们中只有少数活了下来。马茹茜亚·古利娅基娜又受伤了。我得了炮弹休克症,但我没去找军医,因为到处都是血,我的军服许多地方都划破了,我快聋了,我想:“我为什么要去?他们能为我做什么?那儿都是没有腿,没有手的人,到处是血,我去干什么?”我没有去。


然后我们继续前进,到了波兰领??进了口袋。我们悄悄地跑出了口袋。我们带着挖壕工具,白铁饭盒,我们把它们绑在一起,以免发出声响。我们出了包围圈,转归列宁格勒方面军。我不知道走了多少公里,但我们走了很长时间。德国飞机轰炸我们。有时他们就在我们头顶上空战!炮弹破片从天上直落下来!


没有地方睡觉,我们就睡在地上。床呢——马茹茜亚和我就把有里子的夹克铺在下面。每个人都冻僵了,一个手风琴手说:“为什么不跳舞?可以取暖。”


一次我们找到一些房子。里面空无一人。每个人立刻都躺下了,但没有我的位置了。那儿有一个牲口食槽,小的,用来捣碎白菜的。我面临的选择是:出去,到二楼或是那个牲口食槽。我就躺在食槽里了:我个子小〔一米五七〕且瘦。真不舒服。我一伸腿,有人就推回来,一舒臂,又被人推回来。我睡不着,但非常想睡。早上有人起来走了,我急忙扎到那个空位,睡了一小会儿,然后不得不起来了。


我们到了波罗的海。那儿有一艘燃烧着的船。烧了好一阵子了。一艘德国人的船。德军防线就沿着波罗的海,我们的就在这儿,之间是无人地带。然后我们进攻,惩戒连冲在最前面,他们的尸体遍布战场,当风从战场吹过来时,简直无法呼吸。接着是进攻柯尼斯堡,我们攻下来了。然后我们防御,我们没有参加那儿的战斗,只参加了防御。一般,一个狙击手只用于防御,战争最后阶段,他们就不再带着我们了。

然后战争结束了,德国战俘的队伍足足走了几天。我们在战壕里时,什么也做不了。他们养着我们。战俘队伍走了几天,现在我不记得是多少天了。然后他们让我们到一个森林,那儿有训练营。我们无事可干,因此他们让我们在森林里修路,森林无边无际,所以我们整天都很忙。


A.D.:他们在学校里教你们什么?


——他们教我们战术,如何射击,如何伪装。还有弹道学,子弹怎么飞行。这么飞,这么击中——我已经都忘了。


A.D.:狙击搭挡是在学校里组成的吗?


——在学校里。当我们刚来时,马茹茜亚·契赫文采娃和我紧挨着站着,因此我们成了搭挡。


A.D.:你们作为搭挡训练吗?


——是的。


A.D.:似乎所有人都被派到前线的同一地区?


——不是的。有许多毕业的,现在我说不出多少人了,但他们把我们派往所有的前线。


A.D.:但你们组总是保持不变?你们有六对,对吗?


——我们十二人,六对。同一时期。一般一个班有十个人,但我们要多些。


A.D.:你共杀了多少德国人?


——我不记得了。进攻战斗中打死的德国人不计在内,只算防御时打死的。


A.D.:你们是怎样记录狙杀数的?


——我们所在战壕的指挥员写一个便条,回去时我们就带着它。


A.D.:这还是不清楚,你们打伤的怎么算?


——是的,有可能,但我们计为打死的,


A.D.:因此如果他倒下了,就算一次狙杀?


——是的。你怎么核查呢?


A.D.:你通常的开枪距离是多少?


——在学校还是在前线?


A.D.:在前线。


——一千二百米,和二百米。我们的战线离得很近,有一次德国人进攻我们的战壕,抓住了几个姑娘,就地杀害了她们。他们杀害了克拉娃·莫娜霍娃〔Klava Monakhova〕,


只有一个士兵幸免,那儿有一个放弃的隐蔽所,只是地上挖出的一个洞,上面盖些土块,顶上有雪,他躲在那里。德国人在那儿一天,他就在里面呆了一天。


A.D.:你们射击的标准距离是多少?最大呢?


——嗯,怎么说呢?步枪可以直线射击两公里。但你只能观察到八百米远。在学校里,我们在二百米和三百米射击,还有夜间目标训练,各种射击训练。


A.D.:甚至在晚上?


——甚至在晚上。还有什么?


A.D.:你们在前线夜间射击吗?


——不。


A.D.:在月光下呢?


——不。天一亮我们就进入阵地,天一黑我们就回去。我们不呆在战壕里,而是在团张的指挥部。


A.D.:你们从一个位置射击几次?


——一次,不能打两次。


A.D.:否则会被打死?


——当然!


A.D.:因此,在实战中一天只射击一次?


——是的,如果你射杀了,否则甚至一次也没有。


A.D.:搭挡们总是互相靠近吗?


——是的,一臂之遥。一直在一起。有些人到防线外面去,但我们没有。为什么?因为必须得清理雷场,对工兵来说这既非常困难又很危险。因此,我们在白天象一般士兵一样站岗,而士兵们就去睡觉。一条战壕里有五十名士兵,其中十人,不会更多,在晚上值守。


A.D.:那些就是“前哨”吗?


——是的。


A.D.:所以你们从前沿哨位的战壕里射击?


——是的。


A.D.:那些你们在进攻中打死的不计算在战绩里吗?


——不算。我们照规定不参加进攻,但我们参加了。


A.D.:你对付过杀害你搭挡的那个狙击手吗?


——你能怎么对付他呢?进攻马上就开始了。我们埋了她,随后进攻就开始了。也许我们会对付他,但还有其他要对付的。我太难过了,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A.D.:除了优秀的射击术,还有什么对于成功来说是重要的?


——伪装!你必须很好地把自己隐藏起来。因此他们在学校里总是督促我们〔学这个〕。有时你坐着,但整个身体都能被看见。你必须伪装自己不被发现。融合到周围的环境里。当我们冬天上前线时,他们发给我们特殊的连身有袖伪装服。


A.D.:那夏天呢?你们换伪装服吗?


——绿色的伪装服。那种没有斑点的。他们发给我们绿色的裤子,绿的紧身夹克。我们一直穿裤子,而不是裙子。冬天穿冬裤,夏天穿夏天的裤子。


A.D.:你们用双筒望远镜吗?


——不,只用光学瞄准具。


A.D.:但瞄准具没有好的视场?


——你可以很好地看到八百米宽。你坐在那儿,不要动,否则会被发现。一名狙击手静静地卧着,可以看到两公里远,八百米宽的范围。他会观察所有的东西。当我累了,我会说:“马茹茜亚,我好了。”——她就开始观察。因为狙击手的任务是消灭指挥官,机枪阵地,四处跑的通信员,他们也应该被消灭。士兵们不是目标,主要是军官,指挥官。你开了一枪,然后扔下枪,卧在那儿。你要等到你的搭挡开枪。天黑后,我们离开阵地。白天我们四处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卧倒等待时机。有时会选择我们战壕前面的某个地方。选定地点后,天黑后进入阵地。然后我们纹丝不动卧在那儿直到第二天晚上,因为白天你无法爬回来。如果有进攻的话,就不一样了,你得起身跑开。否则你就得呆在那儿直到结束。


A.D.:你们有手榴弹吗?


——有。我们在皮带上带两颗手榴弹。一颗是给法西斯的,另一颗留给自己。这样就不会被法西斯抓住。这很必要。


A.D.:有横风时你们射击吗?


——是的,我们受过这样的训练。还有对运动目标的射击。不同的东西。一些人射击,另一些人则旋转靶标。在我们学校里,有一条很好的战壕,和一条较小的。上帝保佑不要派你去那儿,否则会在雪中呆一整天。回来后,你会急着撕掉脚上的裹脚布。每个人的脚都冻伤了。


A.D.:因为你们必须卧在雪地里吗?


——是的,在前线,我们还会卧在沼泽里。在列宁格勒附近,全是沼泽。如果一匹马经过,蹄印处就会有水潭。你用那儿的水洗,甚至饮用。


A.D.:你用的是普通的莫辛·纳甘步枪吗?


——是的,一枝三线步枪〔一线=1/10英寸,三线=7.62毫米,原译注〕,带一把刺刀。普通的步枪。总是带着刺刀和光学瞄准具。


A.D.:为什么带刺刀?


——只是以防万一,比如你冲锋的时候。一把挖壕铲,一个白铁饭盒,两颗手榴弹,弹药,急救用品。


A.D.:你打中过的最远目标是什么?


——在第聂伯河附近,一个机枪手和一个狙击手。


A.D.:距离有多少?


——在一片田野的另一边,他们坐在一所小屋里。大概一公里,如果不是更远的话。可以打中两公里远的目标。


A.D.:你们配属于一个团?一个狙击班配属于一个团?


——是的。他们分给我们一条战壕。我们在那儿呆到进攻开始。在一个指定的地区。


A.D.:什么意思?是否你们不能老呆在同一个阵位?


——有很多的空间,我们有五百米战壕,那儿只有我们俩。


A.D.:你们会从一个团转到另一个团吗?还是没有这样的例子?一直在一个团里?


——有的。最初,我们都配属给第五十二团,三十多名狙击手。后来,十二人留在第五十二团,十二人到第五十四团,还有十二人到第五十六团。他们将我们按照班分开。


A.D.:在步兵排里有在编的狙击手吗?


——你知道,在柯尼斯堡,列宁格勒方面军,只有一个。我记得他——阿列克谢〔不记得他的姓了〕,一个男兵。我们到那儿时,只有他一个狙击手。不,还有一个格鲁吉亚人,和另一个人,从斯摩棱斯克来的?在列宁格勒有四个人。


A.D.:他们是团里的专门的狙击手?


——是的,无师自通的。


A.D.:你们与当地人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步行穿过涅曼〔Nieman〕,有一对夫妇朝我们走来,当时他们看起来挺老,但现在我会说他们挺年轻,大约五十岁,他们带来了牛奶。他们做手势让我们喝。姑娘们拒绝了:如果牛奶下过毒怎么办?我对如此拒绝感到不快,他们是从心底里想给我们牛奶,因此我说:“我喝”。喝完后并没有发生什么。在柯尼斯堡,我们被人请去,他们放了张不错的桌子,款待我们。后来我们又被邀请,吃了覆盆子和牛奶。


A.D.:你得了战利品吗?


——我可以告诉你战利品的事。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你晚上出去,到处只有灰烬的味道,只有烟囱的烟道还残留着。而七月的白天非常热。如果看到有破布,我们就脱下靴子,扔掉汗水浸透的裹脚布,找一些合适的裹上,再上路。很难带着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只是步行。什么战利品?我们的侦察兵有时给我们巧克力。不只是给我们,有一次他们放了张桌子,上面放满了各种巧克力,他们缴获了许多,请我们吃。于是我们就塞饱了巧克力。


安托尼娜·阿列克桑德洛夫娜·科特莉亚罗娃〔Antonina Aleksandrovna Kotliarova〕:


战争期间有一次我收到一个包裹。是一个火车司机寄给我个人的。我忘了〔名字〕。指挥员拿走了酒,把其他的给了我。他们从所有的包裹里取走伏特加,把剩下的给姑娘们。里面有食物。


A.D.:在前线是否有一些预感或征兆?


——我的马茹茜亚·契赫文采娃曾有一个预感,她不想去值守,“我不想去,今天我不能去”。但她没有去指挥员那儿要求别派她去,结果她死了。现在我为她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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