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皇帝陵墓三百年后被掘的报应之谜(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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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明万历皇帝陵墓三百年后被掘的报应之谜(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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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皇家陵园共有四处:埋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埋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埋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埋葬朱棣等13位皇帝的北京十三陵。实际上在湖北省钟祥市还有一处,即明显陵,只不过陵主朱祐杬生前没有做过皇帝,死后当上了。北京的“十三陵”最有规模,分别是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其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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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明“十三陵”全景简图


下图:

明“十三陵”现代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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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皇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也是惟一个由北京最高层批准同意发掘的是定陵。为什么定陵会被选择?根据目前已解密的相关文件,当年发掘明皇陵的“请示报告”,根本就不是定陵,而是朱棣的长陵。这里面有不少历史谜团,似乎是一种报应,又好似一种巧合,因为定陵开始建筑的时候,就传出“风水不吉利”的声音。


1956年5月19日,定陵最终被确定发掘,确实有巧合。


发掘定陵当初其实并没有专门的文件,而是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从已公开的文件来看,这份报告最早出现在国务院官员的手里是发掘前一年的1955年10月4日,是送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报告下面的签名是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都是当时中国大陆身份最高的文化官员,由于事关重大和签名者身份的特殊,报告被及时转至主管文化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时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闻讯后认为条件不成熟,表示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一场争论(后了掘事实证明,郑、夏的观点是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当时的“中国一号”***主席作了汇报,毛点头后,周才批下了“同意发掘”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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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明“十三陵”中第一陵——长陵风水格局示意图(《明十三陵》插图)


下图:规模最为宏大的长陵实景,风景如画,真系“风水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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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陵是朱棣与仁孝文皇后徐氏(开国功臣徐达之女,原燕王妃)的合葬墓。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徐皇后在南京病逝后,朱棣命礼部尚书赵x(“羽”字旁,加一个“工”)、知县王侃、给事中马文素、江西术士廖均卿、僧人吴永和钦天监的阴阳生等,在北京择地建陵,最后选定了昌平县的黄土山,依朱元璋南京孝陵规制建陵,明朝最大的皇家陵园就这样规划了出来。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破土动工。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当时朱棣“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而为什么封名天寿山也有来历。朱棣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四月十七,即1360年5月2日,“临视”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四年后即1413年,长陵地宫基本完成,徐皇后榇宫从南京千里迢迢移葬长陵。其后,外部配套工程享殿仍在继续,三年后才算结束。整个营建时间前后共用了7年,永乐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病死于内蒙古北征回师途中,当年十二月葬于长陵,地宫遂永久封死。到1956年,在地宫里面静静躺了534年的朱棣,似乎在劫难逃了,被红头文件确定发掘。


然而,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身为“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的夏鼐负责发掘的具体技术指导,便让其学生、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作前期调研。当时去长陵时正好下大雪,赵其昌带着探工赵同海,在长陵转了两三天,也没有找到可供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和最先提出发掘长陵的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人汇报后,几经商讨,决定先试掘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的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朱高炽是大器晚成,与他的后辈朱翊钧等小皇帝不同,他一直到47岁才继承大位,年号洪熙。大概是没有帝王命,仅当了10个月皇帝就死了,谥庙号仁宗,宝地名献陵。由于在位时间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长陵的规制简化而来,仅有基本的建筑,可以说是长陵的“精减版”。由于宝城前地势逼仄,当时为保证不破龙脉不伤风水,将祾恩殿缩小,陵宫因小山间隔分前后两院。所以,现在大家到十三陵旅游会发现,与他老子的长陵相比,真的太寒酸了,过去《昌平山水记》上仅称献陵所在的玉案山为“土冈”,可见当年献陵选址的仓促或说不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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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陵”中的献陵,规制明显偏小,与长陵比显得寒酸


就在考古人员一心准备试掘献陵的时候,吴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认为,献陵意思不大,即使开启了献陵,也不可能给长陵的发掘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参考,吴、夏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杨仕、岳南合著的《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认为,吴、夏打定定陵主意的原因有二个,“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这样的分析依据是,定陵与长陵在营造规制上不会有太大变化,确实可为以后发掘长陵积累经验。而作为明家专家的吴晗,当时力主发掘长陵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目的,就是希望掌握第一手史料(这在“请求报告”上也提到了),后来发掘的事实证明,定陵得到的考古资料确实丰富。


但在这两个原因之外,定陵首遭开掘,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实际上,定陵与永陵是十三陵中的“变种”,规制与长陵变化较大,景、裕、茂、泰、康、昭、德的规制与长陵相同,地宫设计与地面建筑齐全,只是规模、比例变小,是长陵的“简化版”。如果从积累长陵的发掘经验来看,从上面七陵中选择最为合适。可最后阴阳差错,也可以说神差鬼使,朱翊钧的陵寑“中标”了。如果从1956年算起,把时空推到336年前,即公元1620年之前,看看朱翊钧在世时的情况,唯心者们或许会看到某种“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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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定陵全景(《定陵定下玄宫洞开记》插图),周边环境看起来就没有长陵那么有生气


在朱翊钧执政时期,与现在一样,从上层到民间有一种不太好的现象,现在民间流传“要想富去盗墓”的说法,那时也有人眼馋地下的宝藏。当时有不少大臣痛陈盗墓这种恶行,希望朝廷下令禁止。然而,由于朱翊钧意在借宦官(太监)之手敛财敛物,竟然“默许”此现象的存在,以致于盗墓之事难禁。


从史料上可以发现,朱翊钧敛财有术,颇有经济头脑,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一名“外向型”领导。开挖矿藏,征收矿税,就是他的一大发明。而默许宦官掘墓盗宝,则是另一种创造。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朱翊钧派宦官陈奉去湖广一带负责采矿征税。在湖北荆州,陈奉及其手下无恶不作,私闯民宅,奸淫民妇,欺压掠劫,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事都干得出,“悉发境内诸墓”,盗得宝物无数。起初,陈奉看到呈报上来的一份告密材料,说是乡民徐鼐等人盗挖了李林甫原配杨氏的坟墓。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杨贵妃杨玉环老公、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宰相。密告称盗贼从杨氏墓盗得大量陪葬品,得黄金万两。对此事也不彻查,陈奉便责罚徐鼐等人将黄金补齐。闻报后的朱翊钧心里暗喜,下旨将这笔黄金全部上缴国库充公。陈奉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一大财路,于是把荆州境内名臣富豪的坟墓都给挖了,当地官愤民愤极大,甚至有老百姓背后偷偷向陈奉扔砖头,责骂陈奉“该死”。


但陈奉并没有收心,他知道主子心里想的是什么,竟然又动起了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的一座皇陵——显陵的主意。显陵是朱翊钧自己的曾祖父朱祐杬和曾祖母蒋氏的合葬墓,你想想,如果没有朱翊钧的意思,陈奉敢盯上显陵?恐怕有10个脑袋陈奉也不敢。朱祐杬本为“兴献王”,嘉靖皇帝朱厚熜的老子。风流皇帝、武宗朱厚照在正德十七年(1521年)病死后,无子嗣,便传位给堂兄弟朱厚熜,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当了皇帝,老子自然有至尊地位,虽死犹荣。于是,在中国帝王史上一场罕见的“大礼制”风波之后,朱厚熜追尊朱祐杬为恭睿献皇帝,王陵改为帝陵。《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太监杨保上奏,“(显)陵殿门墙规模狭小,乞照天寿山诸陵制更造”。从正德十四年(1519年)开始造陵算起,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营造改建显陵前后花去了47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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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的明显陵(网络图)


显陵在枣阳矿山旁边,陈奉便以开矿作掩护,进行盗掘。当地官员知其用心不良,不同意开采,结果都遭到了陈奉的弹劾。官有怨民有恨,都想弄死陈奉,由此还引发了多起“民变”。朱翊钧却没有“严肃处理”陈奉,仅是召回了事。这样的皇帝,连敢挖自己祖坟的人都放过,昏不昏?罪该万死啊!三百多年后,自己的陵墓被掘是不是遭到了报应?不知道当年吴晗、夏鼐决意发掘定陵有无想到朱翊钧这个“罪过”,由于当事人均已过世,吴、夏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与朱翊钧的葬式(见前文《万历皇帝棺椁开启后发现的天大秘密

》)一样,也已成了历史之谜。



定陵三百年后遭掘,还有一说,就是风水不好,当年择地建陵之初,就发现了不吉之兆,预示以后要出大祸。


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垕,即隆庆皇帝的三儿子,他10岁登基继承大位。择地建陵是首辅大臣张居正病逝,并被朱翊钧治罪后的事情,继任首辅、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的建议。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当时朱翊钧只有21岁,还是位有理想有抱负雄心尚契的“愤青”天子,便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当时钦天监难他择选了几处陵址,朱翊钧都没有看好,风水不佳。如有一处在石门沟,坐北朝南,方向不宜,且堂局狭窄。而其它几处要么位次参差,要么砂水倾倒。但另有两处在风水师看来却都是上佳的风水宝地,一处是形龙山,风水师的评价是主峰高耸,诸山拱抱,河水绕脚,众水来贺,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风阁,明堂开亮,辅弼森严,堪称至尊至贵之地;另一处是小峪山,十分符合风水宝地格局,山脉主势尊严,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明堂端正,砂水有情。朱翊钧在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亲自去看了形龙山和小峪山两地,现场初定小峪山,请求两宫皇太后之后才能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1584年),奉两宫皇太后之命,朱翊钧再借秋祭陵之机,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现在的定陵陵址,并易小峪山为现名大峪山。


当年十一月六日定陵动土,至万历十八年建成。但在开挖地宫时却出现了不祥,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出现了意外,挖出了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出了这么大的风水漏子,也算当时的“政治事件”了,当初推荐陵址的大臣吓死了。名叫梁子琦的大臣借机上疏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辅臣申时行等人的“罪过”,梁子琦当初也推荐过陵址,但徐学谟、申时行认定大峪山才是真龙穴。梁子琦建议,为了大明的万年江山,赶紧择地重建。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似乎不信邪,一反常态,竟然作出了让大臣破感意外的决定,称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不少说大峪山不吉利的大臣,因此还遭受了处罚。据说朱翊钧嘴上虽然不信邪,说得好听,心里还是打不到底,觉得疑惑的,“出事”次年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而作罢,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6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

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巧合的是,在三百年后,决定是否发掘明陵,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一场争论。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的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果然在 24年后,李成自攻破了大明的京城,稍后又让关外满人夺走了江山。明亡清兴,就此又是三百年,这是后话了。而更巧合更神奇的是,在三百年后,刘世廷的话再次应验——定陵被新中国发掘了。如果要说报应还真有一点,朱翊钧和皇后的尸骨在“文革”中被同样不信邪的红卫兵拖出了地宫,“破除迷信”后焚烧,大峪山的风水真的有点不吉利。

从当初选址,到三百年后被掘,报应也罢,巧合也好,定陵身上确定有太多的谜团,不由你不感慨!

作者: 倪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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