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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年年底的时候,中央社会研究部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成员有十人,经过这十名成员几天的研究,最后商定了社会研究部的基本结构,然后,他们要做是就是充实社会研究部的人员,因为现在的社会研究 部还只是一个架子,于是这十人就兵分两路,开始召集各自的班底。在九八年大洪水来临之前,他们非常幸运的召集到了全部的人员,研究分部的成绩是最好的,他们从社科院召集到了一大批年轻的学者,成立了几个方面的研究小组,并开始建立未来基地的简单模型,进行推演。而执行分部的人,在郭佳的影响下,最后召集了一百多名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年青人,虽然郭佳认为这些人都是一些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李正平虽然有些不太放心,但也没有办法,现在的年青人中,也只有民族主义者算是可靠了,毕竟他们目的是公利,而非私利。但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中科院的两个实验室,这两个实验室一个是进行化学固沙研究的,一个是进行太阳能发电研究的。经过一番申请批复的手续,这两个实验室的全部研究人员、研究成果与日常经费全部划归社会研究部,这两个实验室已有了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但是还不太理想,在划归社会研究部后,这两个实验室立刻成为了研究分部的第一个实验对象,每个实验室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人员根据自己的研究课题自由进行组合,一个的结构还是照旧,另外一个的结构却是一种松散的研究小组形式,在小组内部,没有负责人,只有一个联系人,每个人在研究小组中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提出研究的侧重点与方向如果能得到小组中三分二以上人员的赞同,就可以将提出的意见做为小组的研究课题。并且研究的方法也由原来的封闭式的个人研究转为开放型研究,每天都固定有一个不限时的例会,小组全体人员在会上对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如果实在没有讨论的内容,大家在一起聊聊天,打打牌也是可以的,这一项是明文规定的。按照那些安排此项实验的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为了增强小组成员的团结与默契的有效手段。办公环境两部分也有较大的区别,没有变化的那一组还是以往那样的单人小办公室,而另一部分则是一个小组一个大办公室,

实验室经过分割后,实验室中原先的年青科学家们大多都选择了小组形式,中年及老年的科学家大部分还是选择了旧有的形式。在一切安定下来之后,研究分部并没有放过执行分部的那一百多号人,因为基地的事情还没有完全决定下来,所以执行分部的人现在还没有什么事情,所以执行分部的人也被研究分部安排到了两个实验室的分割实验中去了。负责研究分部的后勤事务,如每天接送研究分部人员及其子女上下班、上下学之类的,此外他们还得负责研究分部工作人员家中的柴米油盐看病穿衣吃饭之类的琐事,还要定期的安排组织研究分部的人员外出旅游的事项。可以这样说,研究分部的人除了搞自己的课题并按时吃饭,适时外出游玩外,需要他们考虑的事情已经很少了。按照一个执行分部的人来说,这些研究分部的人简直是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研究分部的这一安排,很快的受到了执行分部人员的抵制,筹委会的十个人为此开了一个小会,经过讨论,充分认可了研究分部安排,因为研究部就是一个研究社会发展中可能的各种社会结构与社会形式,所以社会研究部本身的结构与运作方式就不能过于拘泥。李长信为此专门召集了执行分部的人员开了一次为期三天的会议,摆事实,讲道理,但之后执行分部的人在做后勤工作时的热情还是不太高。李长信与郭佳几个头头商量了一下,后来又找了研究分部,换了一个折中办法,后勤还是由执行分部负责,但是由原来的正式工作人员亲力亲为变为由几个思想上转过弯来的人具体负责,从社会雇用临时人员组成一个后勤部,专门负责研究分部人员安排的后勤保障任务。这样安排后,后勤工作的效率才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不过这次事件也给李正平他们十个人带来了困扰,几百号人的事情就这么难达成一致,今后搞的是几千人,几万人乃至于十几万人的社会实验,那样的话,而临的困难又会是怎样的呢。

李正平他们想到的是将来所要面临的困难,但在实际中,一件在他们所意料之外的事情却在不经意间产生了,可能社会研究部谁也没有想到这件情,包括那些为了设计第一次实验而自以为将各种变化与影响都考虑在内的学者们,那就是自从这次实验室分割实验后原本平等的两个机构研究分部与执行分部的地位与社会研究部的运作方式都有了一些变化。慢慢的,社会研究部的所有事件的处理变成了首先由研究分部进行讨论,必要时建立模型进行推演。然后由执行分部进行操作,并将操作结果反馈回研究分部,由研究分部进行分析,以决定下一步的处理方法。社会研究部的两个分部本来最初由李正平十人所设计的前后台关系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变成了实际上的脑手关系。人总是觉得自己能控制一切,但实际上只能决定开始。能够决定开始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毕竟我们能够决定。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能猜到开始,而不能猜到结果。

九八年大洪水之后,中央社会研究部的研究小组先后拿出了自己的两项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中最为重要的是化学固沙剂,化学固沙剂一共研究出两类,一类成本较高,一类成本较低,成本高的固沙剂使用后,沙子固化后形成的沙砖的各方面指标均高于建筑用红砖,可用于建筑,成本较低的固沙剂使用后,可抵御八级风吹,而且固化后随着时间的增加,被固化沙团的硬度与凝结度将进一步增加。

第二项研究成果是太阳能发电板,研究出的太阳能发电板的能量转化率并没有太大的提高,只达到了百分之十五,只是将太阳能发电板的成本降了下来,可以进行大规模生产。

此外,研究分部拿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基地建设方案,这是一个经过了多次推演后的最终方案,在方案中还结合了两项新科研成果,提出了基地的一些候选地点。方案上报批准后,最终基地定在了定边县。这个地方较为适合两项科研究成果的推广。

九八年十一月的时候,中央社会研究部成立的正式文件下达了,根据研究部的建立,研究部的结构采用一种扁平式的结构,研究部的领导机构为十人委员会,成员就是最初的十个人,十人委员会中,设委员长一名,委员九名,没有副职,其中五名委员负责对研究分部进行管理,五人负责执行分部的管理工作。随后不久将定边县划归中央社会研究部的相关文件也下达了,同时上边也向社会研究部下达了一个研究任务,研究西北农业、农村问题。为此李正平又专门与中国农业大学进行协商,最后协定中国农业大学在定边县建立一个西北农业研究院,人员、设备由中国农业大学负责,研究院所场所、房舍由研究部解决。协商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后,十二月的时候,早已在北京呆得不耐烦的李正平等人一行一百五十人浩浩浩荡荡的杀向定边县。

李正平到达定边县后,接收工作由预定的接收小组办理,五十人的管理委员会分成了五组,开始了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工作,虽然基地建设的大致框架已然设计好了,本着小心从事的态度,还要实地详细考查一翻。元旦过后,接收工作才基本上完成,下乡的五个小组也陆续返回。在县里留守负责接收的刘云和下乡的几个人详细的说了一下接收的情况,“现在县里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领导都走了,愿意留下来的不多,普通的干部留下的比较多。全县在岗的需财政供养的8618人只走了1213人。留下了7405人,其中机关干部留下的有1556人,公检法机构没有动现在有1121人,县里的医疗卫生系统也没有动现在有1309人,剩下的全部都是各级学校的工作人员。各乡镇的乡长、副乡长、乡党委书记基本上都走了,各村的村委会没有动。还是维持现状。离退体人员现在有4956人;目前我们的财务处,已经将原定边县撤消的各机关事业单位的财务全部接收过来了。”

“公检法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和各个学校运转还正常吧,有没有出现什么乱子?”李正平问道。

“一切正常,各乡的派出所,县的公检法系统、县里的医疗卫生系统和各个学校都没什么问题,社会治安与平时比也没什么变化。按照我们最初的计划,为了不在短时间内引起太大变化,我们接收后只是撤消了县委、县人大、县政协这几个部门,其它领导离开的单位我们都临时指派了负责人。除了少几个部门外,少了一些人外,其实现在的定边县和以前没什么变化,只是现在县供电局、还有几个工厂不归县里管,也不归我们管,我考虑以后可能会出现问题。”刘云说道。

“做好税收工作就可以了,这个县以后的税收就都归我们了,中央每年给我们的拨款除了那两个实验室外,就是边上毛乌素沙漠的治理费用了,此外一切都得我们想办法了。”留下的人员比预想的要多很多,这让李正平很头痛,一万多人每年的工资就得五六百万啊。

“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吗?”李正平问。

“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刘云笑着说。

“说来听听”李正平来了兴趣。

“这次接收时离开的人中有一百五十多个人财务上被发现有点问题,榆林市委现在已把这些人‘双规’了。”

“真是搂草打兔子啊,哈哈哈哈哈”李正平不由得笑了起来。

九九年六月份的时候,接收工作尘埃落定。全县的三十点六万人走了一点六万临近毛乌素沙漠的几个村子的人几乎全部走光了,科级以上的干部也走了不少。在将那些要求离开的人安置好事,基地的建设工作就随之开始了,首先是在毛乌素沙漠的边缘地带建立化学固沙剂和太阳能发电板的生产工厂。并且成立了一个沙漠公司,负责治理毛乌素沙漠。这两个工厂一个公司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本县招收。原定边县政府所在地定边镇和周围的一共二十个乡镇成立了新的定边县,其余的四个乡镇,被作为新农村的实验点。研究分部早已拟定了许多的实验计划,就准备在这四个乡镇实行了。基地建立的工厂和公司即作为基地的一个营利部门,同时也是研究分部的实验对象。用于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国营企业的最佳结构与运行方式。新成立的定边县政府主要是用于培养基层干部的,当然,在培养基层干部的同时,也是研究分部的实验对象,主要是进行社会结构与管理方法方面的研究。

在沙漠公司与两个工厂建立之前,经过研究分部人对国有企业经营方式的推演,曾经得出了一个十分让人意外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八零年到现在,国家对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方法是一种百分之百会失败的方法,之所以有部分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能够成功,也只是得益于个别厂子领导人的优秀的个人能力,如果厂子领导人本身的能力稍微的差一点的话,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厂子是根本不可能营利,即使改革前是营利的,改革后也必然会破产。原因是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是市场推动生产,市场推动科研,也就是说,西方的市场经济中的生产是有了市场需求才进行生产,对市场需求的分析是先于生产的,如果一种产品没有市场需求的话,就不会进行生产,或许生产这种产品的工厂根本就不会建立。同时在生产中,科研也是企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而中国当时开始改革的时候,市场需求是依靠政府计划来决定的,科研部门也是单独设立,科研成果向生产转化依靠的是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推动,而当中国有中小企业大部分都是纯粹的生产部门,市场营销与科研部门基本是没有的。而在西方的企业中,市场需求分析也就是营销部门,还有科研部门是企业中最重要的两个部门。把没有基本的市场需求分析机构与生产科研机构的工厂直接推到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就好比把一个不会水的人推到水里,虽然这是一种可以让他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游泳的方法,但如果没有任何准备的将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推到水平让他学游泳,那么一百个人中有一个不被淹死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了,而八零年的时候,我们的改革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众多的中小企业一夜之间就被推到了水里,结果也可想而知。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代价。如果维持原来的计划经济方式,虽然竟争力可能会差一点,但最少会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企业还是能够营利的。

研究分部最后推演的结果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既是社会的管理者,同时也是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如果这个组织者当时能够负担起市场营销与科研向生产的转化的话,那么,即使是在改为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大部分中小国有企业在保持原有生产方式的情况下还是能够产生出活力的。而之所以当时会有那么大比例的中小国有企业倒闭。是因为政府没有做他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组织社会生产。政府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能,认为市场经济后,政府就不再负有组织生产的责任。而生产是应该由各企业自己决定,政府在单方面放弃自己的责任时,却忘记了当时所有中小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却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中小国有企业天生的不会游泳的特性也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由于政府放弃了科研向生产转化的管理职能,而且当时中国的科研并没有随之同时进入市场,依然是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状态,重点依然放在了重工业、国防、基础科研方面。并没有转向轻工业。一方面,我们的中小企业在生产着落后的产品,另一方面,大量的科研资源被浪费,被闲置。而后来乡镇企业的兴起很大原因在于百争之九十国有中小企业破产而让出的市场份额,但乡镇企业在根本上与国有中小企业是相同的,他们没有合格的市场需求分析与科研这种需要大量投入的部门。所以乡镇企业也好景不长,昙花一现后,纷纷下马,只有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靠着微薄的利润在挣扎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