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树权 第一部 潜龙篇 第二章 初到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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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边县位于陕西省西北角,毛乌素沙漠南缘,陕、甘、宁、蒙四省(区)交界处,是1936年解放的革命老区,1986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贫困县之一。全县辖11镇14乡,334个行政村,总人口30.6万人,农业人口26.8万人,人均年收入1268元,总土地面积6920平方公里。全县地貌以古长城为界,北部为盐碱风沙滩区,占39%。;南部为黄土丘陵沟壑区,占61%。全县海拔在1303-1907米之间,属典型的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多风、夏干旱、秋阴雨、冬严寒,大风扬沙天气频繁;年平均降雨量316.9毫米,且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份;年蒸发量2490毫米,是年降雨量的7.9倍;年平均气温7.9℃,年平均无霜期137天。境内自然条件极差,风沙、霜冻、冰雹、洪水、虫鼠等自然灾害频繁;植被稀疏,生态环境恶劣。属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境内五条河流除内陆河姚儿河外,其他河流河水矿化度高,人畜不能饮用。

县内耕地324万亩(其中水浇地19.4万亩,旱耕地304.4万亩,菜地2203亩),塬地8万亩,林地161.7万亩,牧草地457.3万亩。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原盐等矿产资源,境内八大油区预测储藏面积780平方公里,储量近1亿吨,已探明储量2500万吨;天然气已探明储量2300亿立方米;有天然盐湖14个、盐田面积3400亩、硝田面积1000亩,年产原盐8-10万吨,硝1.5万吨,是陕西唯一的原盐生产地。生物资源独具特色,是全省重要的荞麦、油料、杂粮和畜牧业基地县,羊子年饲养量56万只,甘草等中药和山杏等水果资源也较为丰富。

县委共有工作部门9个,事业单位3个,群体团体5个;县政府共有工作部门23个,直属事业单位3个,事业单位154个,全县共有财政供养人员13574人,其中在岗8618人,机关工作人员2586人。2003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9.24亿元,占任务的105%。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34亿元,加上上划中央两税收入共完成2.27亿元。全县实现农业增加值2.93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4.18亿元。”

定边县九八年的冬天非常寒冷,但是寒冷的冬天并没有影响县城里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随着气温的下降,这种热情甚至还有上涨的势头。自从定边县划归中央社会研究部作为基地的正式文件传达到了县里时候,人们早已就这个话题议论了十几天了,毕竟中央一个县从一个省一个市的辖区里分割出来总得和当地省市政府党委商量商量,打打招呼。各级人大也得表决表决,这一商量,一表决,再加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自然各级官员就知道了,各级官员知道了,当然他们的家属也就知道了,他们的家属知道了,自然老百姓也就全知道了。现在全榆林市有百分之三十多的人都在谈论定边县,而定边县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在谈论这件事,至于定边县党、政、军、群各部门中谈论这件事的人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有关文件正式下达后,将人们讨论的热情抬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

伴随着文件到来的,还有中央社会研究部派来的接收小组。然后就开始无尽头的开大会,谈话。开大会的目的是将中央文件精神传达下去,让县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中央的文件精神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定边县划归中央社会研究部后的大框架方面的定义,具体为定边县划归中央社会研究部,作为中央社会研究部的一个研究基地后,对外仍称定边县,各类文献、地图、资料中所有关于定边县的说明不变,对内不再称定边县,而是称为中央社会研究部一号基地,简称一号基地。这是中央文件中的说法,实际在社会研究部中这个基地还有一个代号叫“蚁穴”当然这只是社会研究部内部的说法。外边人是不知道的。定边县划归中央社会研究部后,陕西省党委、政府,榆林市党委、政府行政上与定边县不再有任何关系,而且同时榆林市党委、人大、政协也通过了决议,除各级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全部保留,暂时保留定边县公检法机构在接收委员会领导下工作外,原定边县及县属各乡镇政府、党委、人大、政协等各类党、政、军、群机构一律撤消。定边县做为社会研究部基地后,一切事务由社会研究部派出的十人委员会进行管理。

第二部分是定边县在变成社会研究部基地后,原定边县及定边县所属各乡镇党政军群机构人员的安置办法,以及定边县各乡村农民的安置办法。中央给出的条件很宽松,就是去留自愿,愿意走的人,如果是行政或事业单位的人,由榆林市委在其所属的各县的行政、事业单位中进行安置。安置后的职务、待遇不底于现在的职务与待遇。如果是乡村的农民要离开的话,由中央出资,进行搬迁,搬迁目的地范围为榆林市所属各县的乡镇。

对于自愿留下的人员,行政或事业单位人员一律给予科员的待遇,即使原先是科级或处级职务的行政人员也一律降底至科员级别,此举是为了防止某些投机分子的混入。这种措施还有一条就是,自愿留在定边县的人员,交接完成后就属于中央社会研究部下属的基地工作人员,其日后的工作地点为定边县,其日后的待遇最高限制为处级,基地有权开除工作不力的工作人员,但开除后每月为这些人员提供150元的生活保障。这是为了防止某些现在职位比较低的投机分子混入。也是为了吸引各乡村农民继续留在原地。

中央社会研究部派来的接收小组共有一百五十人,其中一百人负责接收,而另外五十人就是预定的十人管理委员会的班底。接收工作在定边县人民忐忑不安的心理活动中如期开展了起来,并且迅速变得如火如荼,而十人管理委员会的五十名成员开始了原始资料的积累。这五十人中就有当初谈话时的某人,李正平,年二十五岁,未婚,中共党员,原某省、某市安全局科级工作人员,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计算机系。现在的身份是十人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并兼任十人委员会的委员长。行政级别副处级。

李正平当初与某人的长谈,使得某人非常欣赏李正平,于是乎谈话不久李正平从某省、某市调动到了中央的某个小单位。级别仍然是科级,因为某人想问题毕竟是十分周全的,不会因为一次长谈而相信某人,还需进行进一步的考察才能决定对李正平的最终看法。当然李正平的观点也打动了某人,处在某人的位置上,许多事情其实都看得明白,但是看得明白并不等于能去做。李正平所说的从一点开始,的确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无论成功、失败都是可以接受的,整个过程也是可以控制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某人完全信任了李正平,正准备将李正平派到某个县的时候,李正平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意见。这个意见是以书面形式提交给某人的。大概意思是“虽然人类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就目前来看,全世界所有国家社会的发展还是处于自发的状态,从来没有进行过前瞻性的实验,没有这种前瞻性的实验就不会完全明了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性实践时可能会产生的种种问题,而这些不明了的问题,往往会影响至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最后成败。人们在研发某个新型飞机时,还要进行多年的实验,了解这种飞机在飞行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可能,但是人们在进行比研发飞机成本大上千亿万亿倍的大规模社会实践时,却只是有了某个或某些人头脑中的一个构想就立马开工了,人类小心谨慎与大胆豪放在这两个方面形成了绝妙的反讽。

一个国家一但建立,人们所想的都是如何建设这个国家,如何分配这个国家的利益,很少有人会想这个国家会发生怎样的动乱,将来会怎样的败亡。更少有人会为这种未知何年何月到来的动乱与败亡做准备。如果有准备的话,那么历史很可能就是另一番面目了,如果苏联在50年能够在国内组织信念坚定的党员,建立一个各方面发展均衡的模范区,那么,80年代的变乱可能根本不会发生,即使是发生了,苏共也不会一蹶不振,至少会保有再次掌权的力量与可能。

共和国建立至今已五十余年,今年又收回了香港,国力可以说是蒸蒸日上,但到现在为止,做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做为一个高于世界其它国家社会的社会形态,我们没有进行过任何社会科学方面的实验,社会学也是近几年才逐渐兴起的一门学科,国家每年花大量的钱财来养活大量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但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五十年来只是在自己的头脑中发着白日梦,虽然他们带动了考试、印刷、出版、垃圾回收处理等一大批行业,制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他们在自己该做的方面却没有任何建树,建国之初他们只会照摆苏联模式,当改革开放西方思潮“进入”时,他们没有做任何抵抗,有的躲进小楼成一统,有的干脆举手投降,摇身一变成了西方思想的急先锋,做了思想上汉奸(也许叫马奸更贴切一些),做了马奸本事也没见涨,只不过将照摆的苏联模式改成了西方模式,叫“全盘西化”。中国几次社会变革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提出一个差不多的预案,正因为他们的不务正业,造成现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了,我们还是在摸河里的石头。

做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不对各种社会形态、经济构成进行一些前瞻性的社会实验,是不可思议的,也是非常危险的,马克思创建社会主义理论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无疑马克思所创建的理论还是十分原始,十分粗糙的,他只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框架,很多细节都不完备,也没有经过科学的实验,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倒是有,但是这个社会实践是在世界这个大环境下进行的,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决策中也有许多错误之处,许多原始资料无法记录,无法形成有效的经验。

划定小范围区域进行,招集不同类形社会人员进行社会形态、经济构成的社会实验非常必要,如果在实验中找到合适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无疑将会再次形成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

李正平的书面报告引起了某人重视,并让李正平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李正平提出了成立一个社会研究部门的方案,这个方案最终被拿到了某几个重量级人物的一次学习会上讨论,并且得到了通过,在学习会上,这几个重量级人物还在原有的方案上增加了几条,其中特别有意思的一条是如果五年内社会研究部取得了重大成果,将给予重大奖励,如果五年内社会研究部没有任何建树,那么将有可能视情况撤消该部门。在九七年九月的时候中央社会研究部正式开始筹备建设,这个研究部级别很低,正处级,挂在社会科学院的下面。实际性质是某人专用智囊团,作用是为某人提供一些资料用于学习会议上使用。最初成员只两个人,李正平与石越,李正平此时已升为副处级部长,石越为正科级副部长,石越和李正平是校友也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不过石越学得是历史专业。年二十六岁。两个人从前并没有见过面,只是到了一个单位后,聊起来才发现原来是校友。九七年年底的时候,社会研究部又有了八名年青人,分别是武安国、袁盎、赵信、江随云、刘云、粱笑、贺言伯、郭佳。其中郭佳、江随云是心理学的研究生;袁盎、赵信、梁笑学得是历史专业;武安国、贺言伯学得是化学专业;这几个人的能力李正平与石越倒是非常满意是,只是有一点让李正平心头隐隐有些不得劲,石越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主义者,通过几个月的相处,李正平基本上可以下这个结论。郭佳是石越介绍来的,李正平知道自己干的事性的意义有多大,与自己一起共事的人的个人道德操守对于自己即将要做的事情的成败有着极密切的关联,而时间紧迫,自己不可能通过长时间的相处来来了解每一个,不是自己等不及,而是某人等不及。如果不在五年内有明显的效果,那么,五年后社会研究部可能就会随时被撤消。机会现在已然摆在了自己的眼前,必须要紧紧的抓住。所以在选择人员的时候,就要用一点心理测试的手段,以便迅速的确定一个人的各方面基本情况。但问题就出在郭佳身上,在李正平看来郭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虽然他自称和石越一样,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主义者。而李正平对心理学又是一窍不通。天知道郭佳有没有在测试中做手脚。本来李正平还想靠随后而来的江随云来适当的平衡一下心理测试,但是没想到这个江随云更狠,竟然提出对部内人员定期进行测谎,但凡通不过的,一律遣返回原单位。这家伙不当特工真是可惜了。李正平心里感叹。在九七年年底的时候,社会研究部有了十名成员,经过大家的讨论,确定了社会研究部的基本结构。进一步完善明确了社会研究部未来的工作的目标与方法。未来社会研究部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研究部,由石越负责,现在成员还有江随云、贺言伯、赵信、袁盎;一个执行部,由李正平负责,现在的成员为郭佳、武安国、刘云、粱笑。只是让李正平没有想到的是江随云提出的定期测谎办法竟然被通过做为研究部的成文规定。不过这个规定只适用于执行部,因为执行部的人员会涉及到大笔资金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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