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山原创]鲜为人知的谍报首脑——杨宣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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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乌龙山原创]鲜为人知的谍报首脑——杨宣诚

现代各国军队的首脑机构——总参谋部,通常以作战部(局)为第一主要部门,仅次于作战部的,即为情报部(局),因为两者在战略计划和作战指导上的作用是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是构成总参谋部统帅职能的两个最关键的核心部门。所以,大多数国家以总参谋部第二部(局)做为军事谍报部门的序号。蒋介石政权在大陆期间,也同样如此,其军事谍报部门称为军令部第二厅,抗日战争结束后,改称国防部第二厅。

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22年间,各种警、宪、特机构名目繁多、派系复杂,网友们熟悉的是徐恩曾的中统(中央调查统计局)和戴笠的军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两大系统,网友们不熟悉的还有邓文仪的政训系统、谷正伦的宪兵系统、康泽的军委会别动队系统、毛庆祥的译电系统和唐纵的警察系统等(实际上,陈诚、孔祥熙、宋子文等派系也皆有自己的特工系统),而军令部第二厅,则是其中目标最明确、牌子最正规、触角最广泛、性质最中立的情报系统。

1938年2月,为适应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改组军事委员会,实行军令、军政分开,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与参谋本部合并改组为军令部。军令部内设三厅三室,即第一厅、第二厅、总务厅、高级参谋室、秘书室和高级副官室。第二厅初设4处(1943年4月改设5处),“掌理敌军谍报、各战场敌情和边区谍报;苏联欧美及与敌有关之情报搜集、研究、整理、判断;驻外武官的派遣、指导及外国驻华武官的招待;谍报计划及谍报人员的训练;外侨与各国驻华兵力的登记;防范间谍及汉奸的活动;在华外人及军备行动的调查整理;谍报教育、通讯与谍报技术的研究、计划事项。”(注:摘自《民国时期中央国家机关组织概述》)

军令部第二厅做为权威的军事情报部门,以敌军(抗战时期为日军)和外军为主要情报收集对象,是统帅部在该专业领域的主要参谋业务机构;在国军战斗序列下的各战区、方面军、集团军、军团司令部均设有第二处(室),既为该级司令部的情报处(室),也为军令部第二厅的下属触角,陈诚等军内派系的特工系统在组织上均只能以第二处(室)的名义存在;此外,第二厅还直辖许多谍报组,派往国内和国外各战场,直接实施谍工行动。

军令部第二厅的性质中立,在郑介民时代开始改变。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参仿美国军制,撤销军令部、军政部,成立国防部、参谋总部,军令部第二厅改称国防部第二厅。此时,戴笠坠机身亡,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蒋介石升调军统局少将副局长郑介民任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厅长兼保密局局长。从此,第二厅逐步被纳入军统特工系统,其下属单位包括各“剿总”、各绥署、各兵团、各军、师、旅司令部的第二处(室),均路续成为军统的外勤单位。读过小说《红岩》的网友们都会记得,敌方主角徐鹏飞(原型为军统少将大特务徐远举)的职务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

而在郑介民之前,从1938年到1945年的整整八年抗战期间,一直担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的中国谍报首脑,是鲜为人知的海军中将杨宣诚。

与徐恩曾、戴笠、邓文仪、康泽、唐纵、毛庆祥、郑介民、毛人凤、袁守谦等北伐战争以后跃起的“小字辈”不同,杨宣诚是同盟会时期的“老革命”。

杨宣诚,字朴园,原名杨宣德,1889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6岁应试满清政府留日海军官费学生中取,在中国海军元老中,留英学生占主流,杨宣诚是为数不多的留日学生之一。在日本,杨宣诚与黄兴、黄一欧父子熟识成友,因而参加华兴会,成为最早的同盟会成员。1911年学成归国后,在长江舰队服役,历任“楚泰舰”枪炮官,教练官,“武昌起义”中任援鄂舰队参谋官,溯江赴汉口支援起义军作战,后任海军“国泰舰”舰长.“九一八事变”后,经湖南同乡、蒋介石的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推荐,出任南京参谋本部少将高参.后任中国驻日本海军武官.“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日战争拉开帷幕, 杨宣诚任大本营第5部对敌宣传组组长兼第1部情报组第1处处长,不久晋升海军中将,出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主持全国对日作战谍报工作.

杨宣诚一非蒋介石浙江同乡,二非蒋介石士官同学,三非蒋介石黄埔嫡系,四非蒋介石姻亲故旧,却在蒋介石视若命根子的军事谍报系统做掌门人近8年,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关杨宣诚的史料记载不多,从现有的材料看,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1】杨宣诚是优秀的军事外交人材

一般国家的国防部或总参谋部,均设有主管武官工作的部门,我军主管武官工作部门的称为国防部外事局。从上述摘引资料可以看出,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主管武官工作部门是军令部第二厅。所谓武官,既是军事外交人员,又是身份公开的军事情报人员,在中国驻日本海军武官这一岗位上,杨宣诚表现出优秀的情报天才和出色的社交能力,任满回国后,受到蒋介石的高度评价。不久,成立庐山武官训练班,蒋介石指定杨宣诚出任该班主任,此后的中国驻外武官,大都出其门下。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面临国力、军力均占压倒优势的强敌日寇,急需国际支持与援助。一方面,他要保持与传统盟友英美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要改善与红色苏联的关系,既借斯大林之手确保中共不致生变,又借苏联远东兵力牵制日本关东军,同时在英美口惠而不实援的情况下获取苏联军火与空军的支援,以取一箭三雕之效。在这方面,杨宣诚是不二人选。

大家都知道戴笠、梅乐斯(美国海军准将)分任正、副所长的中美合作所,去过白公馆、渣滓洞参观的人会认为中美合作所是一个中美合作反共的特务组织,实际上它创建于太平洋战争初期(当时的梅乐斯还只是海军中校),最初的性质是中美合作对日作战的情报技术与交流机构。除中美合作所外,中国还与英国、苏联分别成立了中英情报合作所和中苏情报合作所,中英合作所的所长是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中苏合作所的所长则是杨宣诚。我认为,杨宣诚之所以被蒋介石选做对苏情报合作工作负责人,原因之一是1918年他曾在中国驻海参崴军事联络处任过职,原因之二是反共色彩强烈的戴笠、徐恩曾、邓文仪、康泽等人不被苏联所信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与英美的关系己由外交支持和经济援助上升为全国军事合作。中国海军历来具有深厚的英国渊源传统,做为海军将领的杨宣诚也是与英美情报合作的最佳人选。在这角色上,杨宣诚出色的军事外交才能大展异彩: 1942年英军在东南亚战场失败后,英国政府向中国提出派遣军事情报主管前往印度与英国驻印总督蒙巴顿元帅共商情报合作大计的请求,蒋介石派出的是杨宣诚;1944年中、美、英三国首脑召开著名的“开罗会议”,杨宣诚的身份是蒋介石的军事幕僚、中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和会议内设的盟国军事会议中国方面首席代表。

【2】杨宣诚具有出色的对日情报判断能力

在当时的中国谍报界,留日军官生、驻日武官双重出身的杨宣诚是无可争议的“日本通”第一人,他对日本军事情报的系统分析与综合研判能力,是常人所不及的。

做为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无论是徐恩曾的中统系统、谷正伦的宪兵系统、还是戴笠的军统系统和毛庆祥的译电系统中,凡涉及对日作战军事谍报业务,均归杨宣诚统辖。毛庆祥的译电系统通过长期跟踪,发现日本海军电台的一个神秘波段变化异常,杨宣诚根据日本海军兵力频繁调动的综合情报,判定日本将对美国太平洋战略目标有所动作,矛头很有可能指向珍珠港。

根据杨宣诚第二厅的汇报,蒋介石决定尽快向美国方面通报。通报分别由两条渠道同时进行:一是由中国驻美武官郭宝权少将、副武官肖勃少将在华盛顿直接向美国政府秘密通报;二是由杨宣诚在重庆召开盟军驻渝军事代表紧急会议,会上向美军代表秘密通报。

珍珠港事件后,杨宣诚这个人引起了罗斯福的高度重视,专门致函蒋介石,要求派遣一名“精通日文、英文的海军将官,军事谍报专家”做他的私人情报顾问,蒋介石踌躇再三,未予同意,因为按照侍从室主任林蔚的说法:“罗斯福简直是寄了杨宣诚的照片来要人。”

此后,杨宣诚所主持的每周一次的盟军情报交流会,成为影响盟军印缅战区、太平洋战区和中国战区统帅部制订对日战略计划和作战指导的重要基础;

【3】杨宣诚稳妥地处理了与戴笠的合作关系

杨宣诚与邓文仪、康泽、唐纵、毛庆祥等北伐战争以后跃起的“小字辈”们的第二个不同点在于,后者们对蒋介石一昧追随几近愚忠,在对外敌斗争(抗日)坚决的同时,反共也十分坚决。杨宣诚的政治态度方面则表现出与张治中上将有很多的相同,迄今为止,我尚未见到他积极参与反共内战的史料。他的光彩高度体现在对盟国反法西斯战争事业的杰出贡献上。但他从未因此而受到蒋介石和戴笠的猜忌,这是杨宣诚的高明之处。

同为情治单位首脑,杨宣诚与徐恩曾不同,他从未与戴笠争权夺利发生矛盾。蒋介石的统治权术历来是“分而治之”:党务系统先扶“丁家党”(丁惟汾),后扶“陈家党”(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后来又另扶了一个朱家骅;政府系统既用政学系(张群、扬永泰),又用学者系(翁文灏);财经系统分为孔祥熙、宋子文两系;军队系统分为黄埔教官(何应钦)和黄埔学生(胡宗南)两系,后见何应钦势力过大,又在黄埔教官中分立出陈诚、汤恩伯两系。在特务系统,也是分立中统、军统两局,分掌政、军两界。由于持续多年战争,军统势力太大,蒋介石又搞出了邓文仪的政训系、谷正伦的宪兵系、康泽的别动队系、毛庆祥的译电系、唐纵的警察系和军令部第二厅,以分其权。所有的派系都是蒋介石扶植的,所有的矛盾都是蒋介石制造的,互相争斗,互相牵制,谁也难成尾大,只能由他一统,皇基永固。做为非嫡系的杨宣诚,很明智地选择了与各派系、特别是与戴笠的和平共处,从未建立自己的二厅系。

从性质上说,军统局是特务机构,军令部第二厅是军事谍报机构;从权限上说,军统局是谍报分工单位之一,军令部第二厅是汇总主管单位;从级别上说,戴笠是陆军少将,杨宣诚是海军中将。但杨宣诚深知军统势力之大与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份量之重,从不与之争锋。同样做为海军军官和军事情报官的梅乐斯一到重庆,首先去拜访的是杨宣诚,但杨宣诚在礼节性接待后,即带梅乐斯去戴笠的一个秘密住宅进行实质性会谈,据梅乐斯的副手麦克修上校回忆:“到了一个有点像迷宫的房子那里,杨将军就把美国人交给了军统的一个助手,然后识趣地离开了,这使梅乐斯感到意外,因为严格地说杨的军衔高于戴笠。”杨宣诚在与戴笠关系处理上的稳笃与明智,由此可见一斑。

※※※※※※

抗战结束后,杨宣诚调任军委会外事局局长。1945年9月2日偕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赴东京湾“密苏里”号巡洋舰上参加对日受降仪式,为中国代表团第二号人物。后任大连特别市市长,台湾省政府顾问。1962年3月23日逝世于台北,终年73岁。

值此抗日战争七十周年之际,特撰此帖,纪念这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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