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谈到对其它国家的商业投资,中国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参与者。2005年,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仅为美国的五十分之一。


未来几年,这种相对地位将会发生巨大变化。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管制逐步放宽,中国将造就自己的通用电气(GE)、埃克森(Exxon)、飞利浦(Philips)、丰田(Toyota)和三星(Samsung)。联想(Lenovo)、海尔(Haier)和中海油(CNOOC)等中国企业,已开始与顶尖跨国公司展开竞争。用不了几十年,中国企业所拥有的海外资产,就会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


刺激因素之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其规模已突破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近三分之一。与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历一样,巨额外汇储备的累积,将会刺激对外直接投资。如今中国持有的美元证券形式的外汇储备收益率较低,同时面临巨大的外汇风险,需要进行冲销。相比之下,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再循环,根本性的贸易和金融账户盈余不会对货币供应造成任何影响。它的长期收益率较高,多样化的收入来源降低了汇率风险,而资本流出则消弥了汇率所面临的上行压力。中国企业获得了新的市场、技术,以及对资源的控制权。


推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的,不仅仅是外汇储备管理问题。在中情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购买力平价排名中,中国经济规模是美国的近四分之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的3倍左右,而且这种情况未来数十年可能仍将持续。


中国的储蓄超过了国内投资,预计这一缺口还会持续存在下去。因此中国应继续保持其经常账户盈余,而美国则保持其经常账户赤字。长期而言,我们也应预料到,美元将不断贬值,人民币则将升值。这种趋势将使全球其它地区的商业资产,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更为便宜,对美国企业来说则更为昂贵。中国将利用本币不断升值的条件,投资于外国商业资产,这种投资在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盈余中所占的比例也会不断上升。


中国逐步放松管制、并融入全球经济的做法,将产生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中国跨国公司在未来10年或20年内,将变得与目前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跨国公司同样影响力巨大,且占据主导地位。全球经济还没有做好迎接这种变革的准备。与商品和服务贸易不同,外国投资没有统一的跨国性规则框架,也没有制定规则和解决分歧的论坛。目前的情况是,逾5500项双边及区域性协议,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为外国直接投资制定规则。


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重要性正迅速提高,这使得中国与澳大利亚目前进行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具备了有趣的标志性意义,它代表着未来几十年全球经济的重大趋势之一。这将是中国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之间磋商的首个自由贸易协定(有别于中国与新西兰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


澳大利亚拥有中国企业希望得到的东西。然而,根据目前的投资规定,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所遇到的障碍,远远多于在美国的投资。澳大利亚规定,任何来自一国政府控股的企业实体的投资计划,都要经过该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的审核。由于许多中国企业都有政府参股,因此这一规定显得相当繁琐。即便一家企业并非政府所有,澳大利亚也规定,500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计划必须告知该委员会。实际上,所有的中国投资计划都必须接受审核。而对于在美投资而言,只有那些8亿美元以上的收购才需要告知有关机构,而初期开发则根本不需要得到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


澳大利亚将修改针对中国的投资规定。如何修改、以及中国准备相应做出何种让步,将以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协议形式,来适应这个步入跨国企业领域的新兴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