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新史 外传 第三十一节 人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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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增新(1864~1928):字鼎臣。云南蒙自人。1888年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初署甘肃中卫知县、河州知府,1900年任甘肃提学使兼武备学堂总办。1907年入疆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兼督练公所参议官。1911年升任镇迪道兼提法使。中华民国成立后,被袁世凯任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拥护袁世凯称帝,并受封一等伯爵。袁死后,长期担任新疆省长。杨主政新疆先用以柔克刚的“和平谈判”手段,取消在辛亥革命中成立的伊犁临时革命政府,以新疆都督兼行伊犁将军事;嗣后派兵击败帝俄侵略军,平息乱事,改阿勒泰特区为阿山道,完成了新疆的统一。杨在新疆十七年,笃信李聃“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奉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整顿吏治以“消患未萌”,裁减兵员,奖励垦荒,提倡封建迷信,阻挠兴办学校和传布科学文化,鼓吹“纷争莫问中原事”、“浑噩长为太古民”,以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统治各族人民,使新疆地区各方面均停滞不前。对于不时觊觎边陲的外国侵略势力,则折冲肆应,力求自保,维护了边疆的和平。1928年他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易帜归附,7月1日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职。同年7月7日被政敌刺杀。著有《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读易学记》等。

俞同奎(1876—1962):化学教育家,中国化学教育的开拓者,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多年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为我国大学化学教育奠定了基础,并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修整事业做出贡献。

字星枢,浙江省德清县人,1876年11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今福州市)。少年时考入美国教会办的英华学校,打下良好的英语基础。16岁毕业时,因父母双亡,便赴苏州投靠叔祖父——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俞曲园先生。1902年,清政府恢复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招生复学。京师大学堂最初只设仕学馆和师范馆,俞同奎考入师范馆(头班生)。翌年,沙俄侵占我东北三省,全国爆发了抗俄运动。京师大学堂的学生集会抗议,声讨沙俄的侵略罪行,谴责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要学古代太学生“伏阙上书”,俞同奎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慈禧太后闻之大怒,下令镇压这班学生。管学大臣张百熙尽力保护,献策建议将“捣乱分子”赶出国去,获取慈禧的批准,便选出47名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其中俞同奎等16人被派赴西欧各国,张耀曾等31人被派赴日本,1904年启程出国。这是北京大学历史上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也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开端。

俞同奎出国后,先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化学,并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还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深造。在留学期间,俞同奎经常思虑祖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原因,他认为是科学落后、工业不发达所致,于是萌发了“以科学之宏力,谋我国之富强”的信念。

1910年,俞同奎回国后到京师大学堂任教。任理科教授兼化学门研究所主任,主讲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1914年,学校成立教科书编委会,俞同奎任化学教科书主编,还任北京大学教务长,负责学校各科的教学工作。他经常教育学生,要珍惜自己难得的学习科学的机会,了解所肩负的发展祖国科学、拯救中华民族的责任。俞同奎为培养人才,对教学工作十分认真,在授课前经常备课到深夜两、三点钟。他治学严谨,被邀到别的大学讲化学课时,都是重新备课,以适合该校学生的需要,从不用过去的讲义。上课时提前10多分钟到教室板书,授课时黑板上已写满了化学公式。学生们说:“上俞先生的课,没有人再好意思迟到。”

1920年,俞同奎到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大学前身)任校长,兼任有机化学教授,当时用英文课本。他讲课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容易被学生接受。这期间,俞同奎除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担任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外,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定量分析等课程。

1922年,俞同奎与陈世璋等发起成立中华化学工业会(中国化工学会前身),创办了《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志》,并任总编缉。

俞同奎多年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和学术团体的工作,他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后来虽患严重的胃病和神经衰弱,但仍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有一次竟晕倒在讲台上。经医生劝告,他离开学校,到南京任教育部大学生就业委员会主任,负责安排大学毕业生的工作问题。

“七七”事变后,他离开南京去昆明,任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昆明办事处主任,负责后方液体燃料的技术研究和质量管理工作。当时,由于日军封锁,后方汽油缺乏,需用其他液体燃料代替,当时成立了许多私营燃料公司,生产汽油代用品,后方汽车全用这种代用品。俞同奎工作非常认真,严把产品质量关,决不让运送抗日物资的汽车因液体燃料质量不合格而半路抛锚,对产品不合格的厂家从不姑息迁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俞同奎任文化部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1956年改任文化部古代建筑修整所所长,从事文物古迹的维修与保护工作,直到退休。

中国化学教育的开拓者

早在留学欧洲期间,俞同奎就深深感到欲振兴中华,使化学在中国得到发展,必须培养化学人才,普及化学教育。当时,满清政府腐败,中国根本没有中文的化学书籍,而当时懂外文的学生又太少,因此必须编写中文的化学书籍和教材,而首先碰到的是化学名词的命名和统一问题以及度量衡的译名。当时他和陈传瑚、李景镐等留欧学生在完成异常繁重的学校功课后,还利用业余时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根据化合物的性质、音译等等,确定中文化学名词的字形、读音等,对化学名词的命名和统一提出过许多方案和建议,编写的化学名词手稿达2000多页。回国后,俞同奎负责中国化学名词的审定工作,此后中文化学书籍陆续出版,为化学名词的命名和开展化学教育奠定了基础。

俞同奎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亲自编写和组织编写了许多教科书,其中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应用化学》等,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化学教材。他主要讲授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是中国最早讲授化学课程的教授之一。当时在北京大学化学门任教的,除俞同奎最年长外,还有王兼善、郭世馆、陈世璋和丁绪贤等老一辈化学家。他们为中国早期的化学教育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在学校设立了评议会,由各科的部分著名教授组成,作为全校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俞同奎被选为评议员。1919年,废“门”改“系”,各系成立了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俞同奎被聘任为化学系首任主任和教授会主任,对化学系的课程设置、学生成绩考核等,亲自做了规划,并筹建化学实验室,购置化学仪器、药品等,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早期的教学和实验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其他大学化学系的创建和教学工作做出了示范。

俞同奎作为北京大学最早的学生和教授之一,在该校工作多年,对北京大学怀有深厚感情。1948年,北京大学50周年纪念时,他应邀为《纪念特刊》撰写了一篇“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回顾了他在京师大学堂时的学习、生活和参加学生运动的情况。1958年,北京大学建校60周年校庆时,学校特地请他回校参加庆祝活动,并请他在大会上讲话。俞同奎作为北京大学最老的一位校友,他亲眼看到60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学校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心里特别高兴。为参加这次大会,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并写好了一份讲稿。但在开会那天,当这位82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上台讲话时,由于高度兴奋而不幸当场中风,半身不遂,从此退休。

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的发起人

俞同奎在留学欧洲期间,与李景镐、吴匡时,陈传瑚等联合发起,于1907年12月24日在法国巴黎成立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个化学学术团体,俞同奎历任临时书记、会长、评议员,对该会的创建、组织和开展学术活动做出了贡献。

该会成立时,曾印刷章程3000份寄发四方。此举的目的,一是抛砖引玉,使当时欧州各处的留学生共创支会,二是希望祖国人士尽调查的义务。当时调查的课题有“卫生为文明事业之起点”,“玻璃为文物之美观”,“糖、酒、火柴为人生日用所必需”等。因会员散处四方,因此,特定每年暑假举行一次年会。俞同奎主持召开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戊申夏第一次年会(1908年7月27日至8月10日在英国伦敦召开)并任会长,在会上做了上半年的工作报告。会议拟定按英华、法华、德华(分上、中、下)三编出版词典、俞同奎提议先决定元素名、无机化合物名和有机化合物名。会议决定出版中国化学会留欧支会季报,俞同奎、陈味轩等8人为主笔人。另外,会议还讨论了编译教科书以及推广支会、振兴国内化学事业等问题。

为古代建筑修整事业做出贡献

从1947年起,俞同奎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文化部成立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他继续任秘书。在此期间,他对北京的132个名胜古迹作了考察和研究,并对首都的新城规划、古建筑和名胜古迹的去留问题,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和看法。他提出要做到不让一处“横遭破坏”,也不让一处“滥竽充数”,提出了5条必须保留的古建筑标准:①具有悠久历史的宫殿、苑囿和名胜古迹;②与革命有关的建筑;③明代以前的原建筑;④建筑式样特殊,可供学术研究与参考者;⑤建筑内部附有不可分离的文物,具有高等艺术价值者。

1956年,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改为文化部古代建筑修整所,俞同奎担任所长。这时他已年逾八旬,但仍对维修和整理中国的文物古迹辛勤筹划,不遗余力。尤其是对北京地区的一些重要文物古迹,认真组织普查、修复,无论是宫殿园林,还是坛宇寺庙,他都亲自勘查、访问,提出维修方案和保护措施。他认为从一个民族的建筑艺术,可以看出它的民族文化水平。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前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可供研究的民族文化遗产,如不加以珍惜、保护,势必逐渐毁灭。

俞同奎对古建筑的寿命问题、损坏原因、现存古建筑的破坏情况、古建筑的保存原则、保存方法以及古建筑工程等问题,曾做过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他提出的一些做法和见解,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品德高尚廉洁自守

抗日战争期间,俞同奎任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昆明办事处主任,别人都说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但俞同奎始终廉洁自守、大公无私,从未收过大小礼品。他在一个枢纽机关的重要岗位上工作了8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京,依然两袖清风,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俞同奎在多年的教学活动中,经常教育学生要努力学习,报效祖国,而且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俞同奎欢欣鼓舞,他多年来渴望的祖国繁荣昌盛、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终于到来。每次去天安门观礼,他都感慨万千,为祖国的今天而感到自豪。他常跟女儿说起,在中华民国时期他拒绝参加国民党的事。当时他在大学任教授,有人动员他参加国民党,并说若参加国民党有了政治靠山,凭他在国外学习多年的资历及名望,可以步步高升,不然,一生只能当穷教书匠。但俞同奎表示,为了培养人才,他才由外国回来,当“穷教书匠”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乐事,因此他拒绝参加国民党。为了让在国外的大女儿也投身到建设祖国的事业中,他接连写了几封长信,动员在美国奥立根大学工作的女儿俞锡璇回国。当时,俞锡璇的导师对她的工作很满意,曾多次挽留,但女儿在爸爸强烈爱国心的感召下,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返回祖国,她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营养卫生学教授。

俞同奎生活俭朴,待人诚恳、乐于助人。他不惜花自己的钱为祖国培养人才。著名的机械学家陈继善从小聪明好学,12岁时就由故乡福建来北京,住在俞同奎家,并在俞家培养了10多年,直到他清华大学毕业,考上公费留学为止。曾任北京公安医院妇产科主任的沈规徵大夫,也是由俞同奎从中学培养到大学毕业,直到考取公费赴美留学。俞同奎的几个远房亲戚,上学时遇到经济困难,由于得到他的及时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

1962年2月28日,俞同奎病故于北京。文化部文物和古建筑修整所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称他早年为教育界耆宿,晚年领导古代建筑修整事业,年高德劭,在治学、为人和处事态度上,堪为楷模。

简历

1876年11月10日 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

1904—1910年 英国利物浦大学化学系学习,获硕士学位。

1910—1912年 京师大学堂理科教授。

1912—1920年 北京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教务长。

1920—1937年 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后改名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兼北京大学教授。

1937—1938年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生就业委员会主任。

1938—1945年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昆明办事处主任。

1947—1956年 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

1956—1958年 文化部古代建筑修整所所长。

1962年2月28日 逝世于北京。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号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著名哲学家。幼时在家随兄读书,14岁从军,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首义后参加光复黄州,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哲学研究。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后,"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1968年因病在上海逝世。

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家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熊十力,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后改名十力,号子真。1885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其父是一位乡村塾师。因家境困迫,十力少年时曾为邻人牧牛,间或随父到乡塾听讲。13岁时,父母相继辞世,其长兄将他送到父亲生前好友何圣木先生执教的乡村学校读书,但终因难耐馆束而在半年之后离开,此后全靠勤奋自学。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海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1920年,熊十力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干了才能穿的。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之、张东苏、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励、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回忆说,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达大度之人,真可谓古之罕有,今亦绝无!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李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浮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948年,国共战事日激,国民党节节败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龙乡黄民庸家。全国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

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

熊十力抵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先生心情甚为舒畅。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然而,在狂飚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发发自危。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紧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良久呆坐。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仪神交,稍可慰藉。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足可表达其晚年心境之凄谅!

左倾之风愈演愈烈,批斗运动亦步步升级,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旷古绝后的人间浩劫。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万物萧杀。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没有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于是,这位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残酷地淹没在一个残忍地践踏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浊流之中。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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