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有群男子汉 第三十二章.政委 第三十二章.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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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海上有群男子汉 第三十二章.政委 第三十二章.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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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的商船上,只有前苏联,中国船上有政委这个职务,comissa本来就不是英文词,是俄语词。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船上不叫政委而叫付船长。

对于这个职务我不想说三道四,我们的国情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讨论的。我只是讲讲政委们的故事。

远洋船的政委大部分来自部队转业下来的政工,保卫干部,在六七十年代时,政委的级别不低,大部分是团级干部,还有师政委转业后到船上当政委的。八十年代随着船队不断壮大,干部需要量增大,到船上当政委的转业干部的级别越来越低,到九十年代,也有在部队只是连级干部临到转业时提一级变成准营级干部到船上当政委的,这些政委的水平比师,团政委们就差多了。

我83年上第一条船碰到的政委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山东人,他42岁,浓眉大眼,高鼻梁,宽宽的额头,白净脸,长得很精神。从他平时不多的聊天中我知道他是58年的兵,提干后一直在军队保卫部门工作。

我发觉他平时很少在餐厅,休息室等人多的地方出现,白天经常眉头紧锁,低着头在他居住的那一层后甲板走来走去,背着手好象老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很奇怪,一条船就那么四五十口子人,能有多少的事叫他如此费心思?

不久,这位政委给我上了一课。那时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港,装卸工工头是一位63岁的老头,那老头每天早晨都得在七点一刻来到船上,把一把电加热的大咖啡壶接上电加上咖啡烧水,为的是八点钟工人们来了有热咖啡喝。

一天, 工头对我说:“你每天早晨都是值四点到八点班,明天早晨我有点事不能早来,你能不能帮我把咖啡壶安排好?”

我拍着胸脯说“没问题!你瞧好吧!“

从那天起,每天早晨我都准时帮老工头把咖啡壶准备好,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朋友。在我们就要离开温哥华的前一天,一大早,工头来了,他把车在船边停好后就往船上走,我正好下地去检查船体,当我走到他的车边时发现他的钱包掉在了地上,我捡起来招呼工头,工头一看我手里的钱包急急忙忙跑下船,接过钱包不住的谢我。

我开玩笑说:“在中国有句话叫好朋友见面分一半。怎么样?你不分一半给我?”

工头哈哈大笑:“好,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五我请你喝啤酒。”

到了下午下班时,工头发动了他的车,我要去船头检查吃水情况,走过工头的车边时,工头说:“上来吧,我送你去。”

坐上工头的车走了一百多米到了船头,我下了车向工头挥挥手,检查完水尺就回来了。

八点钟我交班时,接班的三付对我说:“你去政委那一趟,他有事找你。”

我来到政委房间,政委不冷不热的叫我坐下,很严肃的对我说:“有同志们反映你捡了工头的钱包还给人家了?”

我松了一口气,这点小事也找我一趟:“是的。”

政委还是很严肃:“你这种拾金不昧的优点值得表扬。”

我想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可看政委还有话要说,我就沉默着等他继续。

“还有同志反映你坐工头的车下地了?如果有这事那是违反外事纪律的。”政委用很严厉的眼光盯着我。

远洋船上的外事纪律有几十条,规定了很多事不能做或请示后才能做,简单的说就是凡是中国没有的都不能沾,如果真是违反了,那我这个小小的实习水手会吃不了兜着走。

我急忙把事情的经过向政委汇报了一遍,并说明当时我在值班,根本不可能坐车进城。

政委仔细的听了我的申辩,想了想点了点头:“没有就好,但你还是坐了外国人的车,这也不对,你们这些大学生英语好,老是和外国人讥里哇啦的聊天,这样影响不好,以后不是工作上的事和必要的说话就不要和外国人多说,明白么?”

我点了点头,明白了。政委同志听不懂英语,不知道我和洋鬼子说啥,我以后还是听政委同志的指示不多和洋鬼子废话,免得下回“有同志反映”我出卖国家机密。

我工作的第二条船的政委姓毛,毛政委其貌不扬,矮个子小眼睛,黑黑的,一说话就露出一嘴被烟熏的焦黄的牙齿。但他很和气,经常坐在餐厅和大家聊天,讲故事。

一天, 船在塘沽靠上了码头,我有事请示政委,敲敲毛政委的门,他应声道:“进来,门没锁。”

我进门一看,毛政委正把刚刚送来的公司文件滩开在地毯上,他盘腿坐在地毯上一份一份的翻动着文件好像在找什么。

“政委,你在干吗?”我好奇的问。

“我在看看新来的文件里有没有取消过去一些不合理规定的,还有就是有没有发放奖金呀啥福利待遇的文件,有就赶快执行。”

我偷偷的笑了,这毛政委真有意思。

开航了,我们又是驶往温哥华港,我想起了那个老工头,这次再碰上他还和不和他热呼我得考虑考虑了。

船靠上码头,大家纷纷议论:在我们船的对面靠的是一条台湾船,两船间隔不到二十米,对面的人说话都听的清清楚楚的。这回我们这些在甲板上值班的就得小心点了,可别惹上什么麻烦。

不想惹麻烦麻烦却找上门来。一天晚饭后我在船舷梯边值班,那条台湾船上值班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水手,那老水手看看我点头笑了笑,我也礼貌的回了一个微笑。

他试探着问我:“能聊聊天么?”

“当然可以。”我大方的回答。

我们两人站在码头上互相敬了根烟聊了起来,我敬他的是大陆的“牡丹”烟。他给我的是台湾的“长寿”烟。聊什么呢?我们就从手里的烟聊起,渐渐的聊到大陆的好酒,台湾的好酒,大陆有啥好吃的,台湾有啥好吃的,聊了半个小时,看看交班时间到了,老水手回房间拿出几盒“长寿”烟递给我:“你留着抽,很高兴能认识你这么个大陆人。”

我也回房间拿了一瓶“古井贡“回赠给他:”你喝着看看,味道不错。“

分手交班后我拿着那几盒烟想了想转身走进了餐厅,毛政委正和一群人在那聊天,我把烟放在政委面前,把刚才的事讲给政委听。毛政委听完后拿起那烟看了看说:“这上面写的啥字?“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什么意思,别是蒋秃子的话吧?这几盒烟我没收了,扔到海里去,你处理的不错,汇报的也及时,去休息吧。“

开航后的一天,我在走廊里碰到毛政委,政委说:“你到我房间来。“

进了房间,政委扔给我一只烟叫我坐下,用笑眯眯的眼光看着我不说话,我心里直发毛:“怎么了,政委,有什么事么?“

“你这个家伙,你在和台湾船员说话时就有人告诉我了,我故意没去管你,你完事别做声就行了。你傻呼呼的还当着那么多人汇报,这不是给我出难题么?这是那几盒台湾烟,上面有老蒋的话也不代表烟就有毒,你拿去抽了吧,记着:好多事要灵活一点。”


由于政委掌握着执行外事纪律和职务提升,休假等事关每个人利益的权力,很多船员对政委都是敬而远之,或把他们想象成一个死板的教条主义者。

有一件事使我看到了在职务的限制下政委内心的火热。

我同船时间最长的一位政委是田政委,田政委资格很老,76年从部队转业下来时是正儿八经的团政委,来到远洋就参加组建我们公司,按他的资格怎么也是公司政工职能处的一位处长,可不知为什么,他一直在船上当政委。

田政委很和蔼,脸上从来都是挂着微笑,他话很少,我们聊天时他在一边静静的听着,水手们说到大家高兴事时他笑,说到似乎是出圈的事时不知不觉他走了,船上搞什么业余活动他都大力支持,甚至拿出自己的好烟当奖品。不论是航行中的狂风恶浪还是船在港口装卸货遇到困难,田政委总是和我们在一起,虽然他不说什么具体的技术方案,但他微笑的神情给我们做决定带来了勇气。到分奖金或报公休及提职等敏感事时,田政委总是尊重船长,轮机长等干部的意见,有不同意见时他会在后面悄悄的做思想工作,他在我们船上当政委的那段时间全船人一直都是很团结很和谐的一个集体。

只有一段时间,我隐隐约约觉得田政委眉宇间有一点忧伤,不仔细观察看不出来,我不敢问也猜不到是什么事使田政委如此不开心,因为他整日挂在嘴边的微笑变得少了,和蔼的表情变得不自然了。

船回到国内,田政委休假走后,电报员才告诉我们:就在我们驶向欧洲的途中,电报员收到了公司发给田政委的电报:政委唯一的儿子因意外不幸去世了。当电报员把这封电报交到田政委手里时,政委脸瞬间凝固成一尊苍白的雕像,他久久地莫不出声的坐在那,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有两滴热泪缓缓的从眼中悄悄的流下,政委拿着电报的手一阵阵的颤抖。

中年丧子啊!那一个父亲能不悲痛!

电报员一见此景想去叫船长,他被田政委叫住了,田政委沉思了一会,抬起头对电报员说:“我要求你按保密制度的规定不说这件事,对任何人都不说。在我离开这条船以前不能说!明白么?”

电报员含着泪用力点了点头。一直按政委的吩咐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政委休假走了才把这事说出来。

在我们远洋船上,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某个船员家里有事了,船在海外,根本无力顾家,普通船员可以发牢骚,闹情绪,甚至甩下工作泡病号。可政委行么?政委是一条船上道德的典范,是代表党组织的,是奉献的带头人,政委要做的表率,是工作为重,职责为先。在别人碰上这种情况时政委要去做工作,去安慰,而政委自己碰上时谁来做工作,谁来安慰他?

政委也是人!也是有血有情的男人!在感情与理智之间,在职责与本性之间,在现实和愿望之间,一个身负重任的人,一个能让部下尊敬的人,一个真正的男人,就是得把腰挺直!把泪含在眼框里,把血流到心里,把一切埋在自己的脑海里。

这样的男人叫人仰视,这样的男人才是铁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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