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1925 第一部 闽粤筑基 第十一章 义勇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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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代的华夏国政治就像热带的气候一样瞬息万变,叶江明呆在国外的这段日子里,国内的政治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27年12月1日,经过一系列不为人知的幕后活动,西北地区的霸主冯玉样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身份公开要求蒋介石复职。汪精卫和南京特委会,遭到如此沉重的一击,政权的根基立时变得不稳定了。1927年12月9日,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之下,何应钦也代表国民革命军中的黄埔系通电要求蒋介石复职。1927年12月13日,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也发表谈话,欢迎蒋介石复职。汪精卫和南京特委会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即蒋介石的复职只留下了一个悬念,汪精卫何时辞职。1927年12月17日,无力支撑政局的江精卫出国,辞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之职。12月26日,上海各界举行“促请蒋中正复职大会”,新任第四军军长缪培南也通电拥蒋复职。此前代替蒋介石执政的南京特委会因为政府财政困难,向上海金融界提出银团借款要求,被上海金融界无情的拒绝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南京特委会彻底宣判了死刑。12月28日,南京华夏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结束,它只存在了百余日。蒋介石于l928年1月7日正式复职。1928年2月2日,华夏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组织了新的国民政府。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任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又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经历了第一次下野危机的考验,重新登上政治舞台,依旧大权独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设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主席,也算是蒋介石重新上台给政治对手的优惠条件。

蒋介石上台后,第一个任务就是继续北伐。1928年2月13日,国民政府重编各军为四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蒋自领;第二集团军仍由冯玉祥担任总司令;第三集团由阎锡山任总司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为李宗仁,总计近一百万人。

1928年4月7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下达总动员今,开始作战。第—集团军沿津浦线北上,第二集团军沿平汉线北上;第三集团军从山西出发自正太路向东北进军.直指北京;第四集团军之第十二路军(李品仙),由白崇禧率领,也沿京汉线北上,参加北伐和津东滦河之战,歼灭张宗昌、褚玉璞残部。

何应钦代表国民革命军的黄埔同学发表拥蒋通电,是蒋介石重新上台的重要推动力,不过他并不是积极主动地在第一时间内发出通电,而是在蒋向何应钦大发了一通牢骚后才被迫发表了这个通电。蒋介石重掌大权之时,当然不会放过对何应钦略加惩戒,1928年2月20日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北伐军参谋长一职,剥夺了何应钦的军权。对这一明升暗降,何应钦只得忍气吞声,刚通电就职,立即就向蒋请了两个月的长假,在上海养病,这个病自然是心病,在养病期间,何应钦除了与汪伯群(交通部长,何的好友)一起打打猎,跳跳舞之外,与第一军的老部下断绝联系,以向蒋表示决没有取代蒋的贰心。至于蒋光鼐、蔡廷锴、叶江明联手消灭他的嫡系谭曙卿一事也只能放在心里,不敢在行动上有所表示。

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占领福建后,时张发奎、黄琪翔率领第四军在广州发动了推翻李济深,黄绍竑以夺取两广地盘的所谓“护党运动”。李济深急电陈铭枢率部援救。陈、蒋、蔡即率第11军由闽抵粤,并于1928年1月在粤东北老隆,五华一带协同钱大钧、陈济棠部与第四军交战,重新组建的第十一军在黄绍竑、徐景唐部的支援下战胜第四军,将其击退至江西。此役之后,李济深兼任第八路军总指挥。他重新将驻粤军队进行了编造改组,并划分了善后区。陈铭枢仍任第11军军长兼任南区地方善后委员,蒋光鼐任副军长,蔡廷锴为第十师师长,福建境内只有第十一军的部分留守力量(包括叶江明的补充师在内)驻扎。全国一片混乱之际,蒋介石的再次出山使得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分裂局面暂时好转,国民党内大小势力的目光集中在二次北伐上面。这时,福建的境内的其它地方势力考虑到11军的力量(拥有满编三个师的力量在当时的华夏国军一级的编制中可以说是实力最强的),也没有独占福建的想法,福建倒成为一直到中原大战结束华夏国比较安全的后方地区。

邓演DA、叶TING没有随叶江明一起去美国,他们乘坐叶江明的邮轮抵达泉州后,分别化名邓策成和叶仲干(当然为了保密起见,他们两个人进行了必要化装),在潘汉NIAN的陪同下,先熟悉泉厦的环境。泉厦大规模的建设,蓬勃兴起的工商业都在验证着叶江明和他们在德国交谈时的观点,新的复兴民族的希望在两位愿意为富强中华民族献身的革命者胸中冉冉升起。高耸的烟囱,繁忙的码头,宽阔的道路,带着满足和自信的人民,这不正是他们从前所设想的新中华吗?若果泉厦这样局面推广到全国,中华就会重新屹立在世界强国的行列中,从1840年以来这个民族所受到的耻辱将得到彻底的洗刷。要是能完成这个美好的理想,他们都愿意为此献出生命。

叶江明回国后,将小团体形式的内部组织变成有组织的政党很快摆上了议事日程,新的政党被命名为中华民主自由进步同盟,简称“民自盟“,第一期的成员有叶江明、欧阳玉兰、吴有训、李克NONG、潘汉NIAN、叶TING、邓演DA七人。这七人聚集在一起召开了民自盟的创建会议,会议通过了民自盟的纲领,民自盟的纲领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新华夏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纲领中指出,资本主义是各国各地区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一点已经被人类漫长的历史证明是历史的必然,今后华夏国的发展要充分借鉴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提高科技文化教育水平,提升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今后的国际竞争,是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实力的竞争,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刻不容缓、扎扎实实地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纲领中提到了,国家对内一项重要任务是调和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等各阶层矛盾,把他们团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下,而不是夸大阶级矛盾,从肉体上野蛮地消灭某个阶级。民自盟的目标是在国内实现充分的民主、自由,各阶层的代表都是国家政治舞台的一员,所有国家公民都享有充分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在华夏国实现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在民自盟的目前行动纲领文件中指出,当前民自盟主要在泉州、厦门、澳大利亚扩展自己的影响,在这些民自盟可以实现控制权的区域,要大力推进教育,包括十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免费的扫盲教育和技能培训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为将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经济发展始终是上述地区的主线,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吸引国外企业在泉州、厦门投资,民自盟控制的叶氏集团等大型企业,要努力壮大自己,为国家、民族、民自盟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战略资源。民自盟要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国民党和其它党派的矛盾发展壮大自己,逐步实现控制福建全省或几省。要重视邻国日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潜在威胁,将来华夏国如果发生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对手可以肯定是日本。因此从现在起,就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提高警惕,早做准备,千万不能麻痹。在这次党的成立大会上,规定了七个人的分工,这七个人的分工如下,叶江明任党主席,统筹管理整个民自盟,重点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行政职务上担任泉厦行政长官兼任泉州市长;邓演DA为副主席,主管党务工作暂时不担任行政职务,以集中精力来发展这个全新的秘密政党;北伐名将叶TING受到叶江明和李克NONG的推崇成为民自盟军事力量的最高负责人,接任税警第三团团长兼第十一军预备师师长,主管全面的军事工作;李克NONG离开一线部队,结束他短暂的带兵生涯,改任泉厦警察局长,负责泉厦社会治安、保卫、秘密工作,他是民自盟内务方面总负责,郑叔在澳大利亚的创办的帮派组织洪兴,张汉镕在澳大利亚秘密组建的地下政党澳大利亚华人工党,都由李克NONG直接管理,此外他还担任第十一军留守处主任,负责二线补充部队募集、训练;军队要扩编,不能离开军事干部,经过讨论民自盟决定在厦门建设一所专门军事干部院校,为部队培养人才,由叶江明担任校长,李克NONG任副校长,师资力量除了从美国、德国等先进陆军国家引进教官外,叶TING还准备通过自己的关系请一些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老部下担任教员(前提条件是加入民自盟),因为他们更熟悉华夏国的国情;一直在叶江明身边工作的潘汉NIAN被派到厦门,担任厦门市市长;吴有训接手了潘汉NIAN在晋江筹建中的几所学校,为泉厦地区和民自盟的教育、科研最高负责人;欧阳玉兰仍旧长驻美国,负责叶氏在海外的所有企业。

在后来的历史文献中,这次会议后来被民自盟党史研究者称为民自盟的一大,七十二年后的异时空公元2000年,为了纪念过去的二十世纪,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有一百零三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型历史文献丛书《二十世纪的华夏国》,书中是这么评价民自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1891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经过演变,成为了华夏国国民党。1921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浙江嘉兴南湖创建了华夏国共产党。1928年,叶江明在福建泉州,组织召开了华夏国民主自由进步同盟第一次大会,宣告了民自盟的成立。这三个政党,构成了整个20世纪华夏国政坛的主旋律。他们之间的分分合合,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就是二十世纪的华夏国政治史。

很多历史学家都以针见血地指出,民自盟是最善于把握机会的政党,叶江明是最善于把握机会的政治家。他们可能忘了,在国外,许多历史研究者,几乎用同样的口吻评价华夏国,在二十世纪,华夏国是最善于把握机会的国家。他们利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自己的国家获取了最大的利益。

因此,当我们以身为一个华夏国人而自豪的同时,不能忘记正是在七十二年前,民自盟的诞生改变了华夏国的发展轨迹,引领华夏国重新进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

1928年上半年,由美国钢铁巨头卡耐基和叶氏企业共同投资的晋江钢铁厂项目先期投产,第一期的晋江钢铁厂产量并不大,日产钢1000吨,年产量也就是三十五六万吨。铁矿石方面,还在建设中的哈默斯利铁矿出乎叶江明的预料,提前为这个规模不大钢铁厂供应铁矿石。这要归功于汉瑟。在叶氏集团内各子公司当中,汉瑟无疑是最为出色的经营者,犹太人的精明和计算再一次体现在这个美女身上。经过实地勘查,她在大规模建设皮尔巴拉到丹皮尔铁路的同时,先动员部分人力铺设了一条从皮尔巴拉到丹皮尔的简易公路,依靠这条公路和沿途的两个临时大型转运货场,哈默斯利出产的铁矿石由重型卡车装载,经过高效率的转运,被送到丹皮尔装船。哈默斯利铁矿是极为罕见的露天矿,一次爆破就可以得到50万吨的铁矿石,剩下的工作就是那些履带式、半履带式的铲车、挖掘机将矿石送到传送带上装车。哈默斯利铁矿的专用码头丹皮尔港的扩建工作还在进行中,一个临时的码头在汉瑟的督促下也提前投入了使用,这个临时码头基本上是利用了丹皮尔的天然地理优势,进行的建设非常简单,只有一个泊位,这个泊位最大只能停靠五千吨的散装货轮。依靠这种临时性的运输设施,每年只能从丹皮尔输出200万吨铁矿石,用另一种计算方法,在这种运输条件下,哈默斯利的铁矿山每年只要爆破四次,就足以满足输出了。哈默斯利的铁矿石,用汽车转运到丹皮尔的成本是尚未建成铁路运输成本三倍,临时码头的装运效率也远低于建成的码头,这样的情况,哈默斯利的铁矿石还有利润,这些利润除足以支付太平洋矿产资源日常办公、政府公关外,还能付一部分贷款利息。输送出去的200万吨铁矿石,其中一百万吨销往美国,另一百万吨是运到晋江的深沪码头,然后由铁路专用线送到晋江钢铁厂,经过汽车、轮船、火车的运输后,这些铁矿石在晋江钢铁厂经过冶炼加工,变成了优质的钢锭、钢板,仔细计算,居然成本还低于日本人设在东北的鞍山制铁,这样的结果完全归功于哈默斯利铁矿石的品质、易提炼性远远高于鞍山铁矿。同样晋江钢铁厂所需的煤炭也来自于太平洋矿产资源下属的鲍恩煤田,鲍恩煤田离海港小镇鲍恩的距离近于皮尔巴拉到丹皮尔,但是受临时码头的条件限制,目前每年也只能输出200万吨煤炭,这些煤炭全部通过轮船运往泉州,除了被制成焦炭用来炼钢外还被送到新建成的电厂燃烧发电。

除了钢铁厂外,叶氏投资大型化工厂项目、晋江电厂、汽车生产厂项目第一期都先后投产,因此晋江县城外建筑工地搅拌水泥的轰鸣声,逐渐被取而代之变成了工厂机器运转的轰鸣声。叶江明参与投资的化工厂主产品是合成氨制品,每年能生产大量的尿素化肥。副产品包括硝酸、硫酸、甲苯等,硝酸、硫酸、甲苯是工业生产黄色炸药tnt(三硝基甲苯)的重要原料,因此这间大型化工厂同时也是一间隐蔽的兵工厂。

克莱斯勒和叶江明合资兴建的汽车厂,他的主要产品不是轿车,而是大型载重卡车、履带式拖拉机、挖掘机、推土机、铲车等。由于发动机尚需外购,这个工厂的技术工艺并不复杂,主要集中在组装、钢板冲压成型、喷漆、铸造上。一家澳洲小报的一名颇有远见的记者,曾经这样评价这个汽车工厂

“哈默斯利的铁矿石和鲍恩煤田的煤炭,被轮船远隔重洋运往华夏国的泉州,在那里他们被加工成品质优秀的钢铁。然后,这些钢铁被加工成各种汽车配件,装上发动机、轮胎、玻璃,成为澳大利亚急需的重型卡车、拖拉机、挖掘机(他并不了解太平洋矿产资源与泉厦的关系),重新装上货轮,销往澳大利亚,华夏国人支付给澳大利亚的钞票,重新又回到了华夏国人的口袋里。澳大利亚的工业真的是如此不堪,已经成为专门为落后的华夏国提供矿产的国家的吗?”

不管这位记者怎么说,事实的确如此,太平洋矿产资源和其它澳大利亚本土企业所需要的重型卡车、拖拉机、挖掘机、推土机、铲车,自1928年开始,多数是从这间克莱斯勒的海外合资公司采购的。这间汽车公司,也有一种轿车产品,还是叶江明亲自设计的外形,党旗轿车,他的外形等同于另一个时空五十年代的红旗轿车,唯一的不同点是红旗变成了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党旗轿车一面世,就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蒋介石、胡汉民、宋子文的公务用车都是这种华夏国自产的党旗轿车。叶江明一共免费赠送了十辆党旗轿车给南京国民政府,很快上行下效,张学良、刘湘、刘文辉、阎锡山这些地方实力派都纷纷订购宽敞舒适的党旗轿车。1928年党旗轿车的产量只有1000辆,很快被订购一空,泉州克勒斯勒不得不在第二年增加了这种党旗轿车的产量。多年后,中日之间爆发了全面的战争,这间工厂全部停止了民品的生产,生产线被全力用来生产军用卡车、坦克和装甲车,那时克勒斯勒因为1929年大萧条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大股东了,这间工厂也不再被称为泉州克莱斯勒,他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华夏国一汽”。

这些大型项目的投产后,一些民族资本家投资的中小型项目也完成建设开始产生效益,这其中包括民族资本家陈嘉庚、范旭东参与投资的橡胶厂和制碱厂。大批参与建设的建筑工人经过培训进入了工厂,成为了产业工人,彻底摆脱了农民的身份。泉州、厦门优越的投资环境,很快成为国内外资本家追逐的对象,除了陈嘉庚正在投资兴建的汽车配件厂以外,天津资本家宋则久在泉州和厦门设立了国货售品所泉州和厦门两地分所,并投资兴建了东南地区最大的火柴厂、肥皂厂;广东资本家简照南、简玉阶在厦门投资兴办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厦门分厂,将总部直接迁到了厦门;上海资本家荣宗敬、荣德生在泉州投资兴建了上海申新纺织厂第七分厂、福新面粉厂泉州分厂;澳洲华侨资本家郭乐在泉州兴建了泉州永安百货公司和泉州永安机械制造厂;江苏资本家刘国钧在晋江投资兴建了晋江大成纺织染公司;上海资本家刘鸿生在泉州兴建了泉州中华煤球厂以及泉州鸿生火柴厂;嘉定资本家吴蕴初在厦门投资兴建了厦门天厨味精分厂,厦门天原电化学分厂(生产盐酸、火碱、漂白粉)。其它当时著名实业家方液仙的牙膏厂,吴百亨的炼乳厂,都锦生的丝绸厂,还有金融界的汇丰银行、中国银行都在泉厦地区设立了分部。在这些民营资本的推动下,泉厦的建筑市场继续保持了1927年以来的兴旺态势,由于部分建筑工人经过培训进入了已经投产的工厂里做工,因此有大量的民工从其他地区进入泉厦地区的建筑市场,填补空缺,自从1840年以来整个泉州厦门地区都没有出现过如此繁荣的景象,仅晋江一县的人口就达到了将近120万,为东南沿海第一大县。而整个泉州地区的人口超过600万,厦门也有近300万人口,两地的人口竟占到当时福建总人口的二分之一。

所有的这些工厂按照与泉厦政府签订的投资协定都必须遵守叶江明制定的泉厦地区保护劳动者条例,包括每天八小时工作,每周工作时间为六天,加班需要付加班费,工人的月工资不得低于政府每年公布的泉厦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男女同工同筹,不得录用童工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的实施将使得这些资本家比起在华夏国的其他地方要额外付出一份成本,可是泉厦地区的其他方面的优势,很快弥补了这些为了保护劳动者而多付出的成本,资本家们依旧热情不减地涌向泉夏。泉厦的第一个优势是税比较低,从1928年起,叶江明宣布在泉厦地区解除免税政策,取代免税政策的是在泉厦地区实行低税收政策,工商业者按照每年营业额的5.5% 缴纳营业税,不再征收其他税费,这可以算是当时华夏国最优惠的税收政策,远远低于其他各地军阀的名目繁多的税目,优势之二是泉厦交通便利,由卢作孚担任总经理的太平洋远洋运输公司,直通华夏国的各个港口,和东南亚、美国、欧洲也都有定期的货轮,经过改造的晋江围头港区,有10个可以停泊1万吨的货轮的泊位,5个可以停泊3万吨货轮的泊位。深沪港区和厦门港区,也都各有十个可以停泊一万吨的货轮的泊位。据说当时还是世界上比较稀罕的民用航空,也即将登陆泉厦,设在泉州的机场已经开始建设,第一条航线是泉州到香港。优势之三是泉厦充分保障投资者的权益,叶江明在政府公职人员的会议上宣布,政府就是为广大老百姓,企业家提供服务的,凡是贪污腐化,不认真为百姓以及企业提供服务的,一经核实立刻解职,公职人员凡收取礼物超过1块大洋就必须申报上缴,否则就可能被警察局判处在建筑工地劳动三个月这样惩罚。在泉厦,公职人员工作收入远比华夏国的其他地方势力,叶江明在上任之初拿几个人开了刀后,其他人就再也不敢寻求特权了。在这里,企业家看到的政府职员都是面带笑容,服装整齐,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也不存在为了索要回扣而故意刁难办事的现象。上班认真工作,下班勤奋学习,为企业搞好服务,成为泉厦公务员的座右铭。优势之四,是资本群效应,很多资本家在来到泉州和厦门之后,都有了新的投资机会,那就是由叶江明转让少量的股份,使得他们能够进入叶江明与世界巨头合资的跨国公司的管理层中,由此学习到了全新的管理理念,得到了新投资领域的信息。华夏国的民营资本家在这一时期还处于非常稚嫩的状态,一些领域从未涉及,与世界巨人在一起,既有利于这些世界巨头掌握了华夏国市场,从另一方面民族资本家获得的提高已经不是仅仅获得股份分红一项。多数“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民族资本家在完成积累资本后,不约而同地都改变了投资方向,与世界接轨,成为日后叶江明在经济领域的主力军。叶江明还经常为他们进行金融担保或者提供借款,这些民族资本家获得了资金的支持,能够得以全速发展。这样几个优势,使得泉厦成为当时华夏国民族资本投资的热土,一点也不奇怪。

如此多的企业落户泉厦,更凸现了资源的重要性,除了大批进口外,叶江明也考虑必须开发福建的矿产资源,使之成为供应原料的基地,因为一旦爆发战争,海上交通线极有可能被封锁。按照笔记本电脑上书籍提供的线索,福建在铁矿方面资源丰富,马坑铁矿和潘洛富铁矿在战时都可以满足目前钢铁厂铁矿石的供应,锰矿分布在永安、连城、武平一带,还有钨矿,煤矿,当时这些矿床大多尚未被发掘。目下十一军主力在广东,福建各地方势力进入相对平静的一个时期,虽然这些矿都不在自己控制区域中,作为一种储备需要探明矿藏的具体位置。毕竟电脑上这些矿床所指都是范围比较大的地名,要想把范围缩小需要精通地质的采矿专家进行实地勘察,关于地质这方面的专家,在这个时代华夏国地质方面的权威莫过于一个人,李四光(仲揆)。李四光当时很容易找到,因为它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教书。叶江明修书一封,由吴有训和熊庆来充当特使,邀请李四光来华夏国科技大学,创办地质系。华夏国科技大学办学极为成功,在当时的华夏国,从师资力量到实验条件再到校园环境,都已经迅速上升为为理工方面排名第一的大学,叶江明又挂着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头衔,他的盛情邀请令李四光无法拒绝,很快辞去了北京大学教员的工作,来到华夏国科技大学担任地质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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