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在1920年曾对于人类本能作出了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的界定，认为生命本能包括了自我保存的本能和性本能，性本能是最有力和最活跃的，它以爱欲为核心，旨在建立和维护生命的统一体；而死亡本则能代表着人身上一种破坏性力量，当死亡本能转向外部的时候，表现为侵略、攻击、破坏等外倾性暴力行为，当死亡本能转向人自身时，表现为自我惩罚和自我毁灭等行为。

军人作为人类中以杀人为天职的一个特殊群体，可以说在军人的身上死亡本能最能充分体现。然而我们要看到军人也是人，军人也有生命本能，在他们身上，性本能也是最有力和最活跃的。不久前一则关于驻韩美军士兵强奸一六十多岁老妪的新闻似乎可以为这一判断作一明显例证。

当然，单就一个美国兵以不合法手段释放性本能的例子骤下结论是有些草率的。且让我们来回顾历史，在整个历史的层面上探讨一下军人的性欲问题。

人类学研究表明，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人类集团间不仅没有发动战争的条件，甚至接触和冲突亦极有限，只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出现私有财产后战争才随之发生，这是各民族、各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

军人是伴随着战争而诞生的。然而原始社会部落间的战争还没有专门的军队，主要靠氏族成员集体战斗，氏族成员的性欲问题，自然就是正常社会成员的性欲问题。直到进入文明，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建立起来，才相应产生了专以杀人为职业的军队。

遗憾的是，对于中国古代夏商朝军人的性欲问题的反映，还不见明文于古代典籍中。直到出现了中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我们才知道，至少在周朝时期，军人的性欲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关注。

在《诗经》中有一首由戍边士兵久役归乡时所作的抒情诗《小雅•采薇》，诗中的主人公抱怨说“岂敢定居”，因为“一月三捷”（一个月要打三次大战）。我们还可以从另一首著名的抒情诗《豳风•东山》中明显看到，诗的主人公——一位跟随周公作战三年退伍回来的士兵——充分表达了对正常性生活的向往。这位军人感慨吟道：我远征到东山（我徂东山），一别好几年不能回家乡（慆慆不归）。随后在“零雨其濛”的环境里开始想老婆，想到老婆刚过门的情形（之子于归），还想到新婚的甜美（其新孔嘉），满心憧憬着归家之后的“性福”生活（随后其归如之何）。

对于西方世界军人的性欲问题在诗歌中的反映，似乎最早要上溯到《荷马史诗》，我们在《荷马史诗》里可以看到希腊远征军掳掠特洛伊妇女以解决军人性欲问题。其中有趣的是希腊军人中的猛将阿基里斯与主帅阿伽门农为争一个女奴甚至闹翻脸，严重影响了特洛伊之战的进程。而希腊远征军最后用木马计成功攻克特洛伊之后，在特洛伊城中大肆奸淫掳掠，目的无非也是为解决全军将士性欲问题，而《荷马史诗》渲染说特洛伊女祭司受到希腊军人侮辱以至于激怒了太阳神阿波罗，实在是妙不可言的生花妙笔，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纯朴的道德价值观念。想金庸在《鹿鼎记》中还写那韦小宝以“抢钱抢女人”五字真言教俄国苏菲亚公主煽动俄国士兵造反作乱，其实西方人哪还需要东方人来教，《荷马史诗》早有明训。东西人种虽异，人性相通。

奸淫掳掠作为解决军人性欲问题的一个主要解决方式，在古今中外战争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从古埃及南部希拉康波里蝎子王纳尔迈的军队发动对北部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蝎子王本人也强占了北方的一个公主）到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发动对波斯帝国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不但亚历山大强占了波斯王大流士的女儿，而且他还为手下将领大批占有波斯贵族女子大开方便之门），从申国国君联合缯国和犬戎攻破西周王都镐京的战争（犬戎军人破城后大肆奸淫掳掠，连周幽王老婆褒姒都掳走了）到罗马人对高卢、色雷斯和日耳曼民族的战争（罗马军人往往把从战争中掳掠到的这些被他们称为“蛮族”的妇女作为战利品分配），我们发现，不管是文明对文明，文明对野蛮，还是野蛮对文明，军人的性欲问题始终是个绕不过去的大问题。这一问题既与军纪问题紧密相关，又与战斗力问题紧密相关。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攻城战中，为了鼓舞军人的士气，提高军人的战斗力，统帅们往往下令，破成之后，在事先规定好的时间内任凭军人奸淫掳掠，超过时限之后，便要严守军纪，不得违法，称为“封刀”。二十五部家谱式的正史，关于此类记载，屡见不鲜，有“贼”军的，也有“官”军的，民谣中的“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尤其能说明问题；有汉族的，也有少数民族的，唐诗中的“从来闻说沙吒利，今日青娥属使君”足以为证。为了解决军人的性欲的大问题，古今中外的统帅们往往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有意识忽略不提老百姓正常生活的小问题。

奸淫掳掠固然是千百年来军史的常例，然而要靠这一法子解决军人性欲问题，在和平时期有些过于勉强。于是军妓制度应运而生，为军人们不必诉诸暴力而解决性欲问题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中国有史可稽考的军妓制度应该是在春秋时代产生。明人谢肇淛《五杂俎》云：“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大意说管仲治理齐国，设了七百妓女，从妓女嫖资中征税，用来补贴军用国用。不过管仲所设妓女，应是军民合用的。专为军用的似乎正式产生于吴越争霸时。《吴越春秋》里说越王勾践把很多寡妇安置山上，让军人们去山上放松一下，从而达到“以娱其意”效果。这一招果然灵验，越国军人们后来果然舍生忘死，奋不顾身为越王勾践在疆场上卖命，一直攻进了吴国都城姑苏，从而灭亡了吴国。到了“汉武大帝”时期，正式在全军建立军妓（那时称呼为营妓，乃军营妓女之简称），“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其实有老婆的也未必就不能享受这一待遇。霍去病当年声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意思是匈奴还没消灭，他就不结婚成家，其实他的性欲问题还是有保障的。再往下到了隋炀帝末年，天下大乱，隋炀帝从长安跑到江都（今之扬州），他自己带了一大堆妃嫔宫女，性欲问题不愁解决不了，可手下的军人们该怎么办呢，隋炀帝采纳了大臣裴矩的建议，“召江都境内寡妇及未嫁女，皆集宫监，又召将帅及兵等恣其所取”。只可惜隋炀帝体恤属下的措施总是太晚，军心并未因此而悦服，军人们很快就在宇文化及带领下发动兵变绞杀了隋炀帝，倒是裴矩因这一建议得到军人们的感激从而逃过一劫，活到了大唐贞观时代。宋朝的军妓制度开始于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发展到后来军妓要由勾栏妓女轮值一月，强制之外倒也有一丝人性关怀，“许以资觅替”，受不了的可以用钱找人顶替，再后来罪犯的妻女和犯罪收监待审的妇女都被充作军妓。宋朝的这一军妓制度到了明清又得到很大发展，甚至连犯罪的大臣的妻女们都免不了受牵累。明朝的铁铉因在山东打败过明成祖的“靖难军”，因此明成祖篡位登基之后不但活剐了他，还把他妻女充作军妓。清朝时屡兴文字狱，《鹿鼎记》中开篇所提到因康熙初年的明史一案被捕的庄氏一族人——“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囚车中坐的是女子”——后来的结果自然是男的全杀头，女的却没有小说中被女侠搭救的好命，除了“发配给披甲人为奴”的命运，不能有更好的结果，而所谓的披甲人，正是满族军人。

外国有史可稽考的军妓制度最早似乎可以上溯到巴比伦王国时期，巴比伦国内的女祭司身兼二职，一是向神献祭，二就是解决军人们性欲问题。不过渐渐到后来，女祭司的服务对象扩大到社会全体阶层，导致了整个巴比伦国内物欲横流，性病滋生，最终走向灭亡。往后，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对外战争频繁，掳掠到的“蛮族”妇女除了充当战利品外，往往还大批卖入妓院，有相当一部分妓院，就是专对罗马军人开放的。在小说《斯巴达克思》里，身为色雷斯人的斯巴达克思被卖作奴隶，他的妹妹就被卖入妓院。再往后到了十字军东征时期，各国的十字军在十字架下聚集起来东征阿拉伯人，因为耶路撒冷路途遥远，为解征途寂寞之苦，随军妓女自然不能缺少，最多时据记载达到了五千人以上。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在1298年一次皇帝率军进城中，就有八百多妓女随军。1567年西班牙腓力二世为了镇压尼德兰地区的（包括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调动一支一万八千的大军开赴荷兰，随军妓女达到了一千二百多人。最终西班牙人把尼德兰地区南部（比利时）的起义镇压了下去，而不得不在进攻北方失败的情况下承认了荷兰联省共和国。

翻过古代史一页，摊开近现代史的一页。资本来到世间，浑身带着浓血和肮脏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正是帝国主义。军人的死亡本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极大地被激发出来，军人的杀人天职也正是在资本主义时代里才得到有史以来最大效率地履行。两次世界大战，据不完全统计，总共造成约7０００万人的死亡。我们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军人性欲问题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小日本的“皇军”，而中国人的叫法是“鬼子”。“鬼子”们的军妓不叫军妓，要叫“慰安妇”。一般英法美德意等国军队招揽妓女，大都本着自觉自愿钱肉交易原则，偶有个别违反原则事件，大体上仍属公道。而日本人的“慰安妇”，除了日本本土产的以外，来自亚洲其他各国的基本都是拉、骗、抢、绑而来，用古话说正是逼良为娼，日本军部做了比古代老鸨龟奴更生儿子没屁眼的事。照理说，日本鬼子们通过各种手段聚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军妓团体，鬼子们的性欲问题不愁解决不了，军纪应该不错了，被侵略国的老百姓可以略为安生一点。事实上却恰恰相反，鬼子们的军纪却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东亚、东南亚各国无不深受鬼子们奸淫烧杀的荼毒。南京大屠杀正是鬼子们尽情释放死亡本能的一个铁证。我们必须记住，在三十万无辜惨死的同胞中，有许许多多妇女是先遭鬼子们的强奸然后被杀死的。对于鬼子们来说，生存本能（特别是性本能）与死亡本能是以一种异乎常态的方式混合在一起的。一个美国人曾用菊花与刀来概括鬼子们的特性，实际上是揭示了鬼子们的两种本能的变态混合方式。

行文至此，或许有人会有疑问，军人的性欲问题既然探讨了古代中外军人，也提到近现代外国军人，那么近现代以来中国军人的性欲问题是不是也该提一下呢。那么我们先从民国时代开始看。

张宗昌是民国军阀中颇具典型性的一位人物，他的兵多，姨太太也多，而且二者数量他都搞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他的性欲问题跟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一样，是有充足的姨太太以资解决的。而他的兵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里抢钱抢女人是出了名的。中国大地当年正是充斥着这样大大小小的军阀，军阀们的姨太太在当年也是广为人们（其中就有鲁迅）所诟病。北伐战争打倒了一部分军阀，譬如张宗昌，先是溜走了，后被暗杀了，然而又兴起了新军阀，像派人暗杀张宗昌的韩复渠，对于山东人来说比张宗昌好不了多少。更多的旧军阀则是见风使舵归附国民党，国民党是不会革军阀姨太太的命。像刘文辉马步芳这样的，几个姨太太就一直伴随在身边。刘文辉后来没跟国民党去台湾，姨太太自然不能保留。马步芳去了台湾，后来在阿拉伯当“大使”，都老骥伏枥，居然还壮心不已，身边姨太太有五人之多。

1949年大陆解放，国民党“转进”台湾。为了解决几十万从大陆带过来的残兵败将的性欲问题，国民党在台湾搞起了“军中乐园”。这种军用妓院还分为“军官部”和“战士部”。在李敖的《国民党与营妓》一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军中乐园里还挂有国民党政工人员制作的标语，如“把握欢乐高潮，莫惹终身遗憾”、“怜惜枕边红粉，记取故国佳人”、“娱乐春花秋月，莫忘国耻家仇”云云，“反攻复国”心态暴露无遗，像这样把军人性欲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高度，诚为世界军史一大奇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军人的性欲问题，还真是不大不小的问题，历史作为镜子，映射出了这一问题，后来人看历史，或许会慨叹历史的无情，人性的荒谬，其实呢，历史长河正是在荒谬的人性河床中以特有的规律流动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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