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山军团原创]一个国军少将的特别使命

一个国军少将的特别使命



六十一年前,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在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等人的斗争下,我党部分在押被埔人员获释。获释人员较多的一批是关押在新疆迪化的我党部分干部和家属,共计131人。你能相信一惯奉行“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蒋介石会大发慈悲,如此轻易地就放了这么多共产党人?回答肯定是否定的。这批人员的获释,不得不提一个大功臣,那就是我党的老朋友张治中将军。他当时是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用现在的话说算是国民党内的“鸽派”人物。当和平协议签暑后,他奉蒋之命进疆与伊犁、塔城、阿城“暴动”的三区人民代表谈判。临行前,周恩来携夫人前去探望,委托他看顾一下被关押在迪化狱中的中共人员,并相机给予开释。文白先生进疆后,没有忘记周总理的嘱托,多次派他的(剑客)机要秘书前去探望我党在押人员,送钱送物,责成狱方改善生活条件。在张治中筹备西北行营期间,他对蒋做了大量说服工作,蒋对他也极给面子,最终答应释放关押在迪化的中共人员。文白先生立即把这一消息转告了我党和狱中人员。同时准备和抽调选派得力人员执行这一特别护送任务.

一九四六年,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负责军事交通工作的刘亚哲将军,在五月中旬的一天被总司令陶峙岳(后起义)叫去,陶总对他说:“张主任要释放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还要把他们送回延安去,你拟一份护送计划吧!”于是,刘亚哲先到省政府警务处了解一下情况,看共有多少人,多少行李,都需要准备一些什么物资等等。他到了警务处后,接待他的是副处长刘汉东和主任秘书胡步虬。新疆省警务处,实际上是军统特务机关。他向这两个特务头子说明了来意。刘汉东说:“搞什么计划,弄几辆车装走就算了!”他立即明白了一个问题:张主任释放共产党人,特务机关不同意,其中有矛盾。可是他是奉上级命令拟定计划的,也不管他们这些,便说:“交通处接受任务,要拟一个护送计划,请你们告诉我有多少人,多少行李就行了!”胡步虬说:“大概有一百二三十人,行李不少,还有些家眷。”

从新疆到延安,这是万里长途,不同一般,即艰苦又困难。尤其是在新疆境内,要经过热死人的火焰山和浩瀚的戈壁滩。而这批共产党人,在监狱关了多年,体质衰弱,经不起长途跋涉,稍有不慎之处,便难回到延安。

计划安排十辆十轮大卡车,每车约坐十几人,可以比较舒适的躺躺坐坐。计划中配备了军医人员、军需人员、通讯人员和照料人员,为了确保安全,还配备了一个排的武装部队。另外用张主任的名义,通知沿途各省市军政警宪妥为保卫。计划拟好后,报送给陶总司令转呈张主任批阅。

五月底陶总司令对刘亚哲说:“张主任要派你去送这批共产党,运送计划是你拟定的,沿途情况你都了解,出了事故,你能够就地解决!”

刘亚哲听了陶总司令这番话,心里感觉突然。他在拟制计划时虽然想到了这个计划有可能由交通处派人执行,但从未想到会叫担任少将交通处长的他亲自护送。他实在不愿干这份苦差事,便对陶总司令说:“我有阑尾炎,若在戈壁滩上犯了病,无法抢救,只有等死。”陶总司令说:“这是张主任亲自指定叫你去的,不是我推荐的……计划上不是有军医吗?你可以挑选一个技术高的跟你去。”他感到这个任务是推不掉了,就答应下来。

六月七日得到通知,定于十日出发,九日上午八时刘亚哲去见张主任,张主任一边和他握手一边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是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努力。新疆境内很复杂,要注意安全,对他们的生活要照顾好,你送到兰州就回来!”

他问张主任:“是护送,还是押送?”张主任说:“当然是护送!”他又问:“旅费怎么办?”答复是实报实销。听了张主任这番话,他感到心中有底了。

六月十日拂晓,刘亚哲只带副官李英祥一人,到了南梁第二监狱门口,护送班子陆续到齐了。他检查了人数,发现按计划规定的每辆车上配备的一名照料人员,都是由军统特务机关派的,他心里觉得很别扭。进监狱后,他对姓候的典狱长说:“叫大家集合起来,我说几句话!”他站在板凳上说:“从今天起,你们的生活归我负责了,马上就要出发,一共十辆汽车你们自己分配安排。”其实被释放的共产党人员早已分配好了,大家很有秩序的装好行李,上车离开了这座监狱。他在想:“此时此刻他们的心情该是多么愉快,能有这一天真是不容易啊!”

由迪化(现在的乌鲁木齐)出发,当天的宿营地是吐鲁番。由吐鲁番到七角井是第二个宿营地。这是最艰险最困难的一段路程。特别是从吐鲁番到七角井,全是一片焦红不毛之地。而且地形复杂,两侧是连绵的山岭。公路是在山谷中穿行的。这一带经常有土匪出没,拦劫旅客,若是从两侧山上推落一块石头,也会把人砸死。更使刘亚哲担心的是:如果特务机关暗中派出武装人员在途中截击,尽管他有一个排的兵力,也是无济于事的。果真如此,不仅这批人的生命没有保证,恐怕连他的命也要搭上。

为了安全起见,刘亚哲连夜去找当地驻军负责人。因为事先已有电报,他们答应派一个连的兵力,立即连夜出发沿途布岗。第二天出发时,驻军又加派了两辆装甲车前后保护。六月中旬的火焰山、戈壁滩,骄阳似火,酷热难忍。白天的气温高达摄氏五十度左右。将近中午时,(剑客)车队刚刚出了山谷,一辆汽车的十个轮胎热得软化了六个。据说土匪常利用这个时候来抢劫,刘亚蛰担心出事,就向四外了望,见路两侧山上确有硝兵守望,他才放心了。车队停了一个小时,换上备胎刚走不久,又出事了,车上一个生病的小女孩热死了。于是把她就地掩埋,车辆继续行军,总算顺利到达了七角井。

因为途中死了一个孩子,使刘处长想到这批人的营养问题。这批共产党人在监狱关了四年之久,受尽了酷刑虐待。与平常人相比,体质很差。其中,有二十几个小孩,普遍营养不良,差不多都有病。特别是还有少数伤残人员,他们上下车都需要人背着。身体条件这么差,在长途跋涉中,难免不发生事故的,如果再死几个,就无法向张主任交代了。况且最使他顾虑的是这个护送班子本身,他们不是由他亲自选拔配备的,每个车上的“照料人员”都是军统特务分子。如果他们把车上的情况匿而不报,有人生病他也不知道,那就无法掌握这批人的健康情况。于是他通知共产党人员派出代表直接同他联系。他们的代表是:吉合、(当时化名吉国兴)高登榜、(当时化名高玉成)杨之华。在他和杨子华谈话时,都是用俄语,俩人很谈得来。

在七角井刘亚哲处长召开了一次安排生活的会,在会上宣布了伙食标准,每餐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六个人一桌。每早每人还发两个鸡蛋。军需人员不同意这个标准,说旅费不够。他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一切开支由我报销,军需人员只管付款保存单据就行了。”从七角井出发以后,他每天派一辆车提前赶到宿营地采购副食,安排食宿。这样一来,这批中共人员生活得很好。

按计划是十二天到兰州,由于超越了几站,九天就到了。这一天是六月十九日,本来刘亚哲处长的任务是护送到兰州为止,下一段的护送任务是由兰州派出的谭高参负责。谁知,当他向大家宣布这个安排时,被释放的中共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那天他把谭高参向大家介绍以后说道:“我的任务就是护送到兰州,对你们照顾不够,请原谅!下一段的路谭高参会很好得护送你们!”他刚刚说完,有人马上站起来说:“刘处长送了我们一段路了,人也熟了,还是刘处长继续送我们吧!”

大家七嘴八舌地要求他继续护送,有人提议联名打电话给张治中主任,请求派他继续护送。他回答说:“这是你们的自由。”谭高参见此情景,觉得没趣,只好顺水推舟说:“还是刘将军送吧!”

在这种情况下,刘亚哲只好在兰州等候张治中主任的电报。五天后,电报来了,命他继续护送。

六月二十五日拂晓,护送车队离开兰州。从兰州出发的第一宿营地是华家岭,旅店就在山顶上。夜里下起倾盆大雨,直到天亮还不停,只有等雨停了再走。傍晚,旅店经理对刘亚哲说:“明天没有水吃了,吃的水都是从山上背下来的,不管天气怎样,明天一定要走吧!”他答应了。他和吉合、高登榜商量了这个情况,他们也同意起程。

华家岭山高路陡,又在雨中行车,自然是很危险的。尽管他们采取了安全措施,车胎上加了铁链,车也开得极慢,仍然有一辆车险些翻掉。那辆车的一个轱辘滑出路基,车身已倾斜,刘亚哲连忙命令前面的车把它拖上来。当天的宿营地是六盘山下的静宁县,距县城十几里的地方。这里有一条小河,不下雨只是一条干河沟,一下雨河水猛涨,河床也有数丈宽。 这天车辆行到此地,突然大雨倾盆,第一辆车开到河心,被水淹没了引擎,汽车灭火了。他正在着急之际,又听到了上游有洪水吼叫的声音,凭着经验,知道这是山洪下来了。这可糟了,洪水一到,停车在河里的汔车就要被冲走,这一车人命也将付诸流水!这时他急中生智,立即命令停在岸边的汽车开下河去,同河心的汽车连接上。开始司机不肯下去,他就对他们说“谁不去,就毙了谁!“司机们这才开车下去,汽车一辆接一辆,搭成车轿,车上的人扶的扶,背的背,踏着汽车跑上岸来。不一会儿,河心那辆汽车被洪水卷走了。他赶紧问高登榜车上的人都下来没有?高说还缺一个人在车上。他很着急,可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希望他会游泳。

过了一会,洪水过去了,那辆冲走的汔车也在几百米外出现了,可是车上的行李都冲光了。这时大家都淋得湿湿的,高登榜打开别的汔车上的衣箱,拿出衣服,不管是谁的,每人一套,他也跟着换了一套。

到了静宁县城,已是深夜。那个被水冲走的人果然跑回来了,他真的会游泳,险后团聚,大家心里非常高兴。

从静宁县出发后,宿营地是平凉,这是胡宗南的势力范围,他接受继续护送任务时,对这段路是比较放心的。自以为是胡宗南的部下,如有问题,可找他帮助解决,至少他不会给他出难题。没想到还未进城,特务宪兵来了一大群,声言要进行检查。他问:“检查什么?”“特务们说:“检查行李!”他态度严肃没好气地说:“不是货车,不是商车。车上的人们都是共产党人,人不犯私,行李犯什么私?不能检查!”特务们看他是个将官,也不敢再轻举妄动,就乘乘离去了。

进城宿营后,他考虑到这批特务检查人员是不会甘心的,明早出发时,他们可能会再找麻烦。他想到平凉驻军军长钟松是他的熟人,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宪兵一贯是有矛盾的。于是,他就去找了钟松,让他们通知特务检查人员别再找麻烦。这个办法很有效,第二天,车队顺利的离开了平凉。

从平凉出发,宿营地是邻县,第二天才能到西安。大家在晚饭后都卸装休息了,他忽然接到胡宗南的电报,电文是:“刘处长亚哲,不要去西安, 要到咸阳去,那里没有招待所”。他看完电报,顿时脑子轰了一阵,他知道要出问题了。咸阳这个地方,是胡宗南专门关押进步人士,迫害革命青年,暗杀共产党的人的地狱。此人心狠手毒,如果把这批人送到咸阳落到他的手里,他把消息封锁起来,便可以为所欲为,这批人的生命就难保了。胡宗南直接给他打电报,是认为他曾是胡的旧部,一定会听从他的命令。

怎么办呢?他不能把这批人送到咸阳去,可是也一时想不出对付胡宗南的办法,找不到不去咸阳的理由。这时杨之华突然来对刘亚哲说:“车上有个患回归热的病号,不及时抢救可能死在车上。他还是个空军人员,是我们共产党的财富,请刘处长考虑今晚连夜行车,赶到西安送到医院抢救!”

他听了顿时内心亮堂起来,“好啊!这是摆脱咸阳‘招待所’的好机会,以抢救病员为名,夜闯西安城以后再说!”只要把这批人交给八路军办事处就比较好办了,张治中将军交给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计划考虑成熟,他就召集护送班子开会。在会上,讲明了要夜行军到西安抢救病号的理由,要求司机注意行车安全,不准超过规定的行车速度,谁发生的车祸,军法从事。胡宗南那里怎么办?只好复 电应付,电文是“遵办”两字。

午夜一点许,车开到了咸阳。他顾虑咸阳特务检查站会把他们截住的,(剑客888)但是幸好,特务检查站的人都睡觉去了。车刚过咸阳,只听桥头堡哨兵喊叫道:“什么车?”他回答说:“军车!”于是就畅行无阻地到了西安。

午夜两点到了西安,闯进城后按计划办理。刘亚哲事先命令军医人员把急病号急送省立医院抢救治疗,又派人找了附近一个洗澡堂,叫这批中共人员先到洗澡堂休息。

他又派高登榜到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中共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当即前来探望。他同周处长商定把这批人先送到办事处暂住,以免发生意外,周处长立即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刘亚哲去见胡宗南,当待从参谋引他见到胡宗南时,胡高兴地问他:“把他们都送到咸阳去了吗?”他镇静地说:“没有。因为车上有个病号生命垂危,我电请张主任同意连夜赶送西安抢救。午夜两点才到了西安城里,向长官部打电话没打通,这批共产党停车在大街马路上,出了事情责任重大,我就把他们都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了。”胡宗南听说把人交到八路军办事去了,气得半天不出声,在地毯上转来转去,最后骂了一句:“他妈的,这些没用的东西!”刘亚哲知道胡不是骂自己,而是骂咸阳那些特务们,为什么没把他们截在咸阳。他问胡宗南什么时候去延安,胡很生气地说:“听通知!”

刘亚哲把住的地址留下就回到旅馆去了。他一回来就打电报给张治中将军,说明这批人已住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了。第二天西安各家报纸,发表了这批共产党人到了西安的消息。消息说:“张治中在新疆释放共产党,由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押送去延安,昨夜抵达西安,下榻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即八路军办事处)”云云。

刘亚哲看到的这条消息,不禁暗自高兴。这样一来,国际国内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胡宗南便无可奈何了。但是,眼下却走不了,不得不等候胡宗南的通知。他接二连三地打电报给张治中将军,电文是四个字“尚未出发。”

第六天,胡宗南的侍从参谋通知去刘亚哲见胡宗南,他很高兴,认为可以出发去延安了。当刘见到胡宗南时,只见胡板着面孔,气势汹汹地说,“这批人不能走,政治部有意见,要审查!”他回答说:“新疆张主任审查过了,都是共产党。”

刘亚哲知道这是胡宗南的第二个政治阴谋,审查就是扣留。他要等到将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下达总攻击的时候,把这批人搞去杀掉。

他心急如火,焦急万分。这批获释人员的心情当然更是不安的。他赶到八路军办事处,对他们说:“六天过去了,还不能走,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手续问题,请大家放心,我正在解决手续问题。”其实已经是政治问题了,他为了安慰这批释放的共产党人,只好这样说。

他再次给张治中将军打过一次摸底的电报,其内容是:“这批人迟迟不能出发,延安请求准我回新疆。”没有得到张主任的答复,他心中有数了,张治中一定会设法叫胡宗南放行的。而且共产党方面,也一定会同蒋介石交涉。

又过了几天,胡宗南又把他找去,这次去见胡宗南,他心里七上八下,想得很多。如果胡宗南再不让走,夜长梦多,凶多吉少,这批人就危险了!结果情况不是这样,胡宗南对他说:“这批人可以走啦,你到参谋处办手续吧!但不要去延安。”

刘亚哲到了参谋处,拿到胡宗南给他的代电,内容是;“奉侍字XX号,准派刘处长亚哲护送新疆释放的共产党人到边区吉加村,克日出发。胡宗南章。”他拿到代电后,明白了这是蒋介石给胡宗南下的命令,因为侍字的侍是蒋介石办公室代号。事后他才知道这是张治中将军急办争取的结果,张打电报给蒋介石,强调指出:“把这批人扣留在西安,国际国内影响不好。”

当时刘亚哲的心情十分快慰,飞也似的赶到八路军办事处,喜气洋洋地向大家宣布,明天拂晓出发北上,大家高兴极了!第二天早晨出发时,杨之华他们对刘处长说:“周子健处长的家眷要求搭车去延安,是否可以?”他说:“完全可以!”准备完毕,他们出发了。

到洛川了,这里离解放区封锁线只有几里路了,第二天便可进解放区,这时刘处长感到很轻松。谁知,当天晚上十个车上的照料人员突然向他报告说,他们不想去解放区。他问为什么?特务们说害怕。他当时意识到两件事:一是过封锁线时,可能有特务武装埋伏袭击,这样这帮中共人员的生命便没有保障;二是他一个人进解放区,特务们可以随便造遥诬陷,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同样会让他有口难分,就说:“不行,要去就一块去!”特务们不肯。他说道:“既然如此,我打电报给张主任请示!”

在等复电的时候,他又想到了许多问题,特务们要造我谣是小事,这批中共人员到了这里,可以说是闯过了数道生死关卡,如果来个突然袭击,那时胡宗南不负责任,蒋价石也装不知道,那就把张治中将军释放这批人的心意化为乌有了,甚至连自己的命也搭上了。行百里者半九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定要做最后的努力,不能让这一百多共产党人的生命丧于一旦,以使前功尽弃。只有扩大统一战线的影响,国家才能有和平的希望。

他就对高登榜说道:“要到解放区了,我要请你们吃饭,洛川县城很小,饭馆只有几家,鱼肉蔬菜稀少。我通知地方,全体动员,准备宴席,请共产党人吃饭,这样可以使洛县民间都知道共产党路过洛川的情况。”

刘处长认为这样还不够,又亲自找洛川专员和县长。专员余振东、县长周景龙他都认识,叫他们准备联欢晚会,表示迎送共产党人过境。专员和县长们都同意,这批共产党人也准备了节目参加了演出。

第三天傍晚,新疆的电报来了。是特务头子刘汉东经过刘亚哲转给这十个特务的电报,内容是:“刘处长亚哲共请转段某(小特务头),你们要听刘处长的指挥,违者纪律制裁---”等话。看了电报,这些小特务们乘乘跟他进了解放区。

吉加村是延安南边的一个村庄,他们远远就望见沿途搭了许多席棚。到了附近,又听到锣鼓喧天,欢迎仪式非常隆重,这里就是交接地点。刘处长把这批人的花名册交给了杨之华,由她引见了朱总司令派来的接收人。听这位接收人说,大家早就盼着他们的到来。确实,在洛川停了三天,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他清楚的记得是七月八日。

刘处长等人受到延安方面隆重的欢迎和热情的招待。就要返程时,中共方面交给他一封由朱总司令写的亲笔信,向张治中将军表示致谢!这封信是朱总司令和周总理签名的,并送给了张治中将军狐皮筒子、毛毯、毛线等礼物,也有他的一份。

当刘处长动身起程时,由新疆护送回来的二十多个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在监狱学的革命歌曲来欢送他,并高喊“刘叔叔再见!”他看到这些革命后代欢送的情景,不由得热泪盈眶,他和这些孩子们一一握手告辞。

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就返抵西安了,一到西安他就感觉到政治空气不对头了。七月十二日蒋介石用五十万的兵力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扬言,“三个月消灭共产党!”至此,全面内战爆发了,好在这批共产党人在几天之前已到达陕北,否则命运就不堪设想了。

当刘处长返抵新疆已经是九月份了,他见到张治中主任时,张将军很高兴,并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张主任说,“延安方面早有电报来,对你这次出色的完成护送任务,表示感谢!”

多年过去后,我党从国民党魔掌中逃过一劫的这批优秀党员干部(剑客888)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但却受到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的残酷迫害,许多人被扣上了叛徒、特务的帽子。文伯先生闻讯怒斥道:“别的事情不清楚,这件案子是我们亲办的嘛!”后来在周总理的批示下,这批干部才大部分在劫难中得以保全。

这批中共人员获释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中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能从杀人如麻的蒋公手中安然脱险,并被礼送回延安,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对今天不了解历史内幕的人来说,确实会感到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据刘将军的忘年交介绍:刘亚哲将军建国后出任上海市交通局长,以后调北京,任铁道部参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老先生关心政事,待人和善,一次在阜外医院住院相遇,遂成忘年之交。

老先生祖籍山东昌邑,幼年家贫,14岁随父辈闯关东,当劳工参加中苏交界的铁路修建,被苏联人看好,带到莫斯科学习铁路工程专业,先生聪明过人,很快学成专业、精通俄语,并加入了苏联共青团。抗日战争爆发,先生归国从戎,曾担任蒋介石俄语翻译,陪同蒋介石与苏联政府谈判。29岁被授少将军衔。先生正直善良,亲苏亲共,为国民党中之左派人士,才有了智救共产党人的故事。

先生早年留苏,生活西化,喜跳交谊舞,闲来常参加政协礼堂举办的政协人士舞会。日常一罐青岛啤酒,两片切片面包、一碟香肠、一只煎蛋就是全天的食物。先生少小离乡,却乡音不改,老来思乡心切,因与我为同乡,遂分外亲近,常邀我到家中小坐、共餐,介绍认识他的家人。那年春节,老先生闻知我生病十分关切,遂驱车到我家楼下请我下楼相见(他因腿脚不便,无法爬楼梯)。先生八十多岁因心脏病谢世,我赴铁路医院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见先生遗容安详平静,令人悲痛之余略感宽慰,不由想起先生与我侃言,此生苦也吃了,福也享了,知足了。读到这段历史,欣喜先生虽驾鹤西去,但高义壮举永在人心。至今忆起,老人音容笑貌宛然。借此献上我的敬意和怀念。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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