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历代的外交军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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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商时期

这一时期是我国第一个信史阶段,文字资料十分稀少,而且当时所谓的中国仅是黄河中下游的一小片区域,国家的概念也未形成,人们多是聚族而居,各部落分别在水草丰美之地聚集,部落之间经常因为事物和地盘而各自争斗,君主只拥有更大更多的土地很人口,他们只掌管自己部落的生杀大权,对其他部族而言,国君只是名义上的元首,这种部落联盟的关系实际是后世君主分封诸侯的雏形,差别只是这时的中央集权制很不完善,各诸侯国都是独立的。

虽然当时的夏商王权并未真正统一,但他们的国力在古老的东方仍是首屈一指,奴隶制度虽然野蛮残暴,但比之周围的许多游牧民族还是先进了一个时代。

这一时期中原各部族,虽然相互摩擦不断,但对于外来掠食的少数民族,大家一致对外,华夷之别初步形成,他们甚至不放过少数民族的俘虏,先是编为奴隶,到祭祀的时候还要集体屠杀。

那时中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就是战争、掠夺和反掠夺,双方打的大多是遭遇战,谈不上什么战略战术,双方交流也是少之又少。


二、两周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奴隶社会由鼎盛走向衰落,封建制度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原地区由统一走向分裂,再由分裂趋向统一,国家的疆域急剧扩张到了今天中国三分之一强的地步,这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前期的西周国力鼎盛,是奴隶社会发展的最高峰,社会安定犯罪率极低,周天子分封了许多诸侯,但是诸侯国比较弱小不足以与天子的直辖政府对抗,周天子将国都定在了天下之中的镐京,强大的中央政府却要实力弱小的诸侯国拱卫,结果是诸侯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长期相互戒备,各自为政,使周很难举中原之力开边疆领土。

问题是分封制,还有其他的严重问题,当把权利分封给诸侯的时候,没有哪一个诸侯不想当天子,至少他们幻想着在诸侯中称王称霸,所以诸侯和天子、诸侯和诸侯之间的矛盾斗争不可避免不可调和,另外,分封诸侯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利用他们抵抗少数民族的侵略和掠夺,但好比两个家族的战争,不分家,家族利益是全体的,分了家,每一家势必都会想到自己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就被忽视了,所以分封诸侯是对远古时期政策的一种延续,纵观后世分封诸侯没有不乱的。

西周后期,国君日渐荒淫,终于,周幽王废后的父亲申侯勾结了西北的犬戎族,消灭了西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原汉族王权的颠覆。

幽王的继任者平王不得不将国都东迁至洛邑,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东周,平王时东周的国力虽然强盛,但被少数民族颠覆过一次的中央政权,早已威信扫地,加上平王的继任者代代无能,东周的君主再也无力制止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大动荡的春秋战国拉开了序幕。

春秋时期诸侯兼并固然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客观上大大加快了生产力的发展,各诸侯为了生存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国内发展,当国力比较强盛时,主要也是兼并中原富庶地区的诸侯国,在对外问题上以收缩防御为主,各国纷纷修起了长城。

少数民族在这一时期,也以发展为主,引入了中原不少先进的技术,生产力得到了大幅提高,对边疆地区偶有进犯,其主要目的也不在于土地,而是财产、人口、牲畜和技术。

只有南方的楚国地广人稀,较少战乱,楚的历代君主大力开展“南进运动”,陆续击败了许多小国,攻略了蜀地,融合了不少的民族,楚的国力空前提高成为南方霸主。

春秋是由于诸侯割据南北少数民族之间矛盾重重,因此,中原和边疆均以防御为主,相对比较和平。

公元前475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东方的齐国姜氏政权被贵族田氏取代,中国进入了战国时代,此时中原地区七雄并立,国家进一步趋向统一,奴隶制先后被封建制取代,七国的国力先后都达到过颠峰。

由于国内力量的相对制衡,除齐、韩、魏因为地缘的因素各国纷纷向边境扩张,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内迁了一批少数民族,匈奴等一批古老的游牧民族被北方的燕、赵、秦击败北迁,直到战国末年,匈奴完成了民族内部的统一,开始强盛起来,北部国家不得不转为收缩防守。虽然赵武灵王领导了中原的胡服骑射运动,但可惜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民族从古到今打野战也打不过游牧民族,汉人只擅长打凭城坚守的防御战。

在南方秦初汉中,将蜀地从楚和土著人手中夺了过来,灭了古巴蜀,修了都江堰,为统一中原打下了基础。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岭南地区,随着当地社会发展和楚的南进运动,与内地的交流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了南越国。


三、秦汉时期

秦的统一结束了四百余年的分裂,而中国人普遍的国家意识的形成也始于这一时期。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从国家的产生到国民普遍树立国家意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阶级矛盾产生国家,所以国家意识主要是国民意识和民族意识,它固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进步,同时又不可避免的带有盲目的排他性。

秦经过前后几代君主数十年的努力,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自那时起,秦始皇信心爆棚,终其一生始终以高姿态和铁腕政策处理国内外的一切问题。

秦始皇以相当强硬的态度搞了一法两征三大工程,一法是统一六国的法律、文字、度量衡,这对加强中原地区间的交流有巨大贡献,但两征和三大工程就不是这样了,两征就是北征匈奴南征百越,前后动用人力迁移的人民超过4百万,他虽然开拓领土保卫边疆,但消耗了无数财力、物力和人力,功过掺半,三大工程是北筑长城,南开灵渠,营造咸阳。营造咸阳主要是修阿房宫和骊山陵,这完全是为了满足同志者的一己私欲。修建长城主观上讲是为了防守北部的国土,但是当中原汉民族强大时,汉族军队屡屡跨过长城,北扫朔漠;而当北方游牧民族兴盛时,长城也很难阻挡他们南下的脚步,所以纵观历史,长城更像是一道象征中国闭关锁国的壁垒;灵渠的情况也差不多,主观上是为了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但客观上发动了数十万人修筑的灵渠却是一个质量极低的政绩工程。

秦的统一前后15年,对外不停的开战,对内严刑酷法无休止的兵役徭役,全国约两千两百万人口前后征发了近500万人,最后亡于农民起义。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统一中国,从春秋到楚汉战争中国始终处于对内和对外的不断战争之中,国力集聚消耗,封建统治基础亦不牢靠,建汉之初,高祖率40万大军亲征匈奴却遭遇白登之围,对手冒顿单于之强悍固然是客观因素,高祖军事才能之拙劣亦可见一般。

高祖北征是历代帝王开疆扩土炫耀武功做法的延续,也可以看作是中原汉族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蔑视政策的最后延续,后世尽管仍称少数民族为夷蛮,但嘴里归嘴里,心里到底是有些惧怕的,至多是相机而行,强则战弱则和,以守为主,霸气大减。中国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祸根,在汉族形成时期便已埋下。

但就当时的形式而言,白登之围围醒了刘邦炫耀武功的迷梦,迫使他采取和亲政策韬光养晦,与民休息,客观上有利于百姓的生活安定和国家发展,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期。

和亲本是列国诸侯之间结盟的一种手段,在汉以前中原各国是不对少数民族奉行这一政策的,边陲之过偶有此举,大多也是将少数民族的女子娶进来,和要求外族、外藩送质子入朝的性质差不多,到汉代则是将宗室女子嫁出去,嫁给少数民族的首领,与娶进来的方式相比,这无疑是在军事上示弱,政治上笼络,经济上供赐,从那时到近代,中原与外族搞供赐基本上一陪钱告终,甚至是只赐不供,并且起初是和亲为主,宋代以后便是供赐为主了。

至汉武帝时期,汉经过数代君主的努力,走向了强盛的颠峰,于是汉武帝抛弃了传统的和亲政策,在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不断开战。虽然在前后数十年的战争中赶跑匈奴,沟通西域,但伤亡代价亦是极重,之所以取得胜利,关键在于前期近百年的积累和有意识的利用外交手段。

武帝以前的历代对外政策均比较简单,非战则和,缺乏通盘考虑、长期战略思维。汉武帝在外交上则有明确的目的性和灵活的手腕。先说目的性,叫做“目的十分明确,矛头直指匈奴”,周围的一切少数民族都可以和汉朝友好往来,但与汉建交同时就意味着与匈奴断交。汉的国力、经济、科技、武力等各方面综合国力都超过匈奴,无疑对周边少数民族建立的小国更具吸引力,汉武帝的做法大大孤立了匈奴,同时加强了大汉天朝上国的崇高地位。再说灵活的手段,说穿了,就是对其他少数民族软硬兼施、又拉又打。比如对西域的三十六国,亲汉的则予以扶持,开展贸易;亲匈奴的则坚决打击,杀一儆百,毫不手软。向大宛索要天马不成,派李广利前后两次出征,几乎灭了大宛国,一举使西域诸国臣服,汉武帝这位大舅哥的封号“贰师将军”正是以大宛国都“贰师城”命名。汉武帝以同样的方法收服了西南许多部族,使汉的内外环境相对和平,得以专心对付匈奴。

当然了,外交工作再出色,对付匈奴,还是要依靠武力的,这一时期,李广、卫青、霍去病、李陵、韩安国将星璀璨、人才辈出。

汉武帝的战争策略大体是:以东线为主,东西两线出击,同时东线本身又利用兵力优势,再分成多线作战,分头并进。这样的战争策略,优缺点均十分明显,优点是根据匈奴地广人稀的特点,发挥汉的人力资源优势,展开地毯式的搜索和攻击,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心里上就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样,多线作战,正奇配合,有的与敌主力对阵,有的部队则深入敌人内部,令匈奴人腹背受敌、防不胜防,卫青、霍去病则带队开到了匈奴都城,最后大胜匈奴的辉煌一役正是这样取得的。但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首先这个战略的制定就是被动的,是因地制宜,因敌制宜的结果。以当时的科技条件各线的部队缺乏必然的联系,分兵就给了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再加上汉军不识地理,屡次迷失路途,贻误了许多战机,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比如李广最终含冤自杀,正是迷路造成的恶果。

武帝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前朝的帝王打下的物质基础才是关键,包括武帝本人成功的解决了诸侯王的问题,使汉免去了后顾之忧。但汉武帝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指挥家,汉军的胜利是无数鲜血和无数次失败换来的,只不过汉朝比匈奴人多、科技先进,赌本大,输得起而已,汉武帝与匈奴连年开战,说道底是只知己,不知彼。固然打的匈奴远逃漠北,大汉王朝也是元气大伤。

此后,直到西汉灭亡汉始终未与匈奴爆发大规模战争,倒是和亲政策在西汉逐步衰落以后得到了延续。

西汉的政权最终由外戚的王莽篡夺,而王莽的灭亡不仅仅来自国内农民起义的抵抗,外交政策的失败也是重要原因,到不是因为深层次的利害冲突,王莽收回了少数民族首领的王印,以侯爵的印信代替,地位上的变化引发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边境的叛乱此起彼伏,内外交困的新十几年后退出了历史舞台,王莽被一个投机商人乱刀砍死。

所以说对少数民族要安抚,在不触动根本原则和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做适当的让步以换取边境地区的和平,并利用这种和平的条件继续境内的发展,当境内的经济进一步繁荣,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力和吸引力反而得到加强。可惜新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很好的吸取教训,在对外问题上始终徘徊在战与和的边缘,极端摇摆。

东汉初期继承了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除了佛教的传入,对外问题基本没有。东汉中期国力发展,窦固和窦宪北击匈奴,使南匈奴迁移到河套地区,进一步汉化,并在200年后融入了汉族,北匈奴则背井离乡向西北迁移,穿过小亚西亚到达欧洲的匈牙利一带,驱逐了当地的土著民——日耳曼人,结果是日耳曼人再西迁灭掉了西罗马,因此有人说窦固、窦宪的军事行动产生了蝴蝶效应,两之蝴蝶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而是窦固和窦宪。

东汉末期官僚腐败,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加上皇帝短命,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大臣党争不断,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东汉政府在此后的30多年里名存实亡,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

最后说一下汉的军事制度,用时髦的词来说汉是全民军衔制国家,也就是说每一个城市平民都是最低级的军官,而士兵的来源是贱民、奴隶和罪犯,《史记》中司马迁写道:“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按照汉的制度凡是有爵位的人犯罪可以赎买,类似清朝乾隆时的议罪银,家里有钱不等于有爵位,之所以都能赎买就是因为汉的普遍军衔制。《史记•李将军列传》特别提到:“广以良家子弟从军。”所以李广升迁的格外的快,而妇女在骂街的时候经常说“贼配军”,可见在古代,特别是汉朝最贱之人是:娼优皂卒。正因如此,在汉朝强大时在军功制度的刺激下,士兵渴望建功立业,鱼越龙门,作战时就格外勇敢,部队战斗力极强。但在王朝衰落官僚腐败,建功立业无望的时候,部队丧失了战斗力和凝聚力,在需要英雄出现的时代里反而没有英雄的出现,它不仅是一个王朝的悲哀,更是一种制度的悲哀,军事制度的改革在以后的时代里势在必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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