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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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原罪


对于所谓科举制度,大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我只觉得它可怕:因为它,一个巨大国家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变成了官僚或者官僚候补者,或者说整体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工具。也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中国特有的权利至上,官场至上的文化。


中国知识分子,也因此与官僚集团形成了无法撕裂的血缘关系。大而言之,这个国家的命运,实际上就掌握在秀才们手中——他们既是工具,也是工具的操控者;既是行政管理者,也是舆论的操控者;既掌握权利,也垄断知识。


背负如此重大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中具体表现如何?方方面面,当然不是小小篇幅所能包容的。但有一样东西,却是任何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不能忘记的:那就是历史原罪。


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罪”,文革后已经有人谈到过。但主要指的是知识分子们的“阶级出身原罪感”。而我所要谈的,则是对良心的背叛。


如果客观的了解中国历史,必然不能回避一个重大事实。那就是中国的两度亡国:宋亡于蒙古人;明亡于八旗集团。诚如恩格斯所言,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必然带来巨大破坏和倒退。中国两度亡国的悲惨历史,数千万甚至过亿人民的生命被屠戮,财富文明化为灰烬。几乎成为恩格斯上述观点的最好注释。


掌握着中国命运、实际操控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在这悲剧历史中的表现如何呢?


有的人反抗而失去生命,整个家族也随之灭亡。他们悲壮;


更多的人躲避现实,求得自身的安全。他们可怜;


而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阶层,则选择了与强暴者合作。帮助他们操纵国家,帮助他们屠杀人民,帮助他们吹嘘,帮助他们焚毁文献,帮助他们篡改历史。最终,则换来了对秀才们地位的认可,而秀才们也就能够利用这个地位,继续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并捞取与地位相称的好处。他们可耻;

这也无怪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愿意承认蒙元和八旗集团的“合法地位”。抛开他们伪造的一系列谬论,实质是极其简单的:

秀才并不关心民族是否被奴役,人民是否被践踏,文化是否被摧残。他们只关心他们安身立命的中央集权是否存在,以及这个集权政体愿意付给他们多大的报酬。秀才不在乎正义,不在乎民族,更不在乎人民。秀才只在乎权利。只有权利才能为他们换取最大利益。


为了权利,秀才可以帮助任何一个本族的或者异族的暴君,可以干出最为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且也不用害怕历史的谴责: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写历史的能力和权利。对于少数异端,他们可以借用集权的工具加以彻底毁灭,然后运用手中的生花妙笔使其遗臭万年。而助纣为虐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主子,也可以借着同一杆笔留芳百世。秀才们也不在乎历史的真实,只在乎强暴者付给他们的报酬是不是足够多。他们写的历史,并不比黑心制片人的商业广告客观多少。


每每观察文革的历史,虽然对遭受践踏的亿万人民抱有同情,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认同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虽然不能指望他们仗义执言,反抗权利。但在文革前,他们为了在权利舞台上分得一杯羹,争着抢着歌颂权力者,赞美权力者,甚至践踏弱者;无奈的是,有朝一日,马屁拍在马脚上,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站错了队”“排错了行”,倒霉也就不可避免。这一切又如何让人们去同情他们?

当知识分子们,抱怨权力者践踏他们的时候,也请想想他们曾经如何认同帮助过权力者,权利者又是怎样在他们的吹捧中自我膨胀起来的。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蒙元、满清、文革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我们知识分子们,又拿出了大牌模样,自信鼓鼓的为新的游戏制定着权利规则,竭尽全力美化着同类不堪的历史,同时“放眼世界”,寻找着未来可能给他们好处的洋主子。

而我只想提醒他们,同时也提醒多少有点知识的自己:


我们背负着历史的原罪,背负着为了权利而出卖民族、出卖人民、出卖良心的原罪。请放下架子,忏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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