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图腾 作品相关 十月革命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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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红色图腾 作品相关 十月革命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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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之二月革命,实际发生于3月,十月革命则发生于11月。因为教皇在1582年改革历法,将当年删短10天(也就是以历日计提前10日),俄国在革命前尚未取效,迄1917年则有13天的差距。

这两重革命发生于1917年,也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后果。沙皇尼古拉二世缺乏想象力,为人软弱,皇后则为德国人,不得人缘,又刚愎自用,如此与法国大革命前夕某些情形类似。而且沙皇亲自前往前线主持军事,皇后在后宫干政,引用妖人拉斯普丁(Rasputin),近似中国宫闱的黑幕。可是这些人身上之因素,既像法国也像中国,无非专制政治常有的现象。虽然替二月革命增加了不少背景色彩,可是不能受历史家过度重视。沙皇被迫退位之日,曾令皇弟嗣位,可是大公爵麦克坚辞不就,因为局势已不可收拾。二月革命之后,又有十月革命,更加之以内战及斯大林之整肃,可见得人事问题并非一切问题之核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动员兵力1550万,占全人口(不同的估计,低至1亿3千万,高至1亿8千万)约10%,在无数的村庄里至少已占壮丁半数。又征用民间马200万匹。三年之内死伤及被俘人数,在600万到800万之间。单是1915年加拉西(Galacia)一役,俄军就死伤141万,被俘者也近百万。这对社会是一种极大的扰动。迄至1917年,俄军在前线尚有兵员650万,当中可能有80万人以各种代表之名义经常活动于后方。

俄国的工业基础与交通运输不能负担这样的军事行动和负担这样的损耗,已是众所周知之事实。战时俄国驱赶徒手赤足之士兵上阵,均已数见不鲜。又因为大战刚起时西方都以为不会超过几个月至一年,一切准备都从短时期着眼。根据日俄战争的经验,野战炮一门一年只用炮弹1000发,而大战时一次战役几天之内就可能耗用这样的数目,而且大规模的战役通常使用炮1000门以上。然则人员装备供应之不济,还只是问题之一面。以后的研究,发现战时经济之发展已产生绝大不平衡。譬如农村间的手工业及辅助工业即因之萎缩,最低限度城市的建筑业和工矿抬头,银行业务日益扩大,证券交易所更较前活跃,利润增值。如此只使社会阶层的冲突更尖锐化。

帝俄时代的陆军,多以贵族子弟为军官,所以军队为王朝之拱卫。战事经年累月,军官团的性格变质,中级以下的人士参与愈多,行伍之间则尽是农民。以后苏维埃(Soviet)组成时,他们由反沙皇而反朝代,继而极端的左倾,主要乃由于农村问题,再加以长期战争的影响。

据估计,俄国的工人在战时由220万增加至300万,尚有100万服役于交通部门。总而言之,他们在庞大的人口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要是比例大,则整个下述之运动必会采取不同的途径了)。只是迄至革命前夕,俄国工会运动一直未曾充分展开,劳资向来缺乏和衷共济的习惯。况且工人集中,在彼得格勒一城即有40万。促成他们参加革命的近因,乃是粮食恐慌。以后他们截断铁路的交通,掌握邮政电话,参加赤卫队,将兵工厂的武器交给革命队伍,对革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类似的情形也及于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士兵,他们距首都近,敌视贵族军官(海军军官与陆军军官不同,一直保持着贵族气息),也容易受革命者策动。

可是以上之因素尚只触及革命之表面;倘要包括革命之全部发展,势必将俄国本世纪初期的农村问题一并摄入。

俄国的土地问题本身就有跨世纪的复杂沿革。原来俄国的穑夫确实有“农奴”身分,领主可以将之买卖,可以对他们加诸任何体刑,可以写一纸文书,叫他们自己拿着到附近警察所报到,由警察鞭挞,也可以遣送他们于西伯利亚。除非领主书面许可,穑夫不能领有财产。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令,确实是人道主义上的一件大事,只是太迟,虽然在法律上免除了奴隶身份,在土地分配上却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加问题之复杂。

解放令之前,一部分穑夫的生活已较前改善。在南部农业商品化的区域,一般穑夫每周在领主的土地上工作3日,也有不少人是付代役金,只是需要附近市镇工厂展开,穑夫才能获得额外收入。农奴生产只能替领主保持过去封建社会之场面,事实上效率低,也不经济,只是自由劳工不易获得,尤以腹地为甚。1861年俄国人口1/3为穑夫。于是其间有如一段死结;农业生产的方式不改变则不易产生新型的工商业;没有新型的工商业则无法改革农业的生产方式。俄罗斯领域上的大陆性格值得学者注意。

解放令原则上由国家价卖领主之士地,但并不直接赐予穑夫,而是责成他们于49年内以工作或付代价偿还。因为各地情形不同,有些地区准备时期即花了20年,并且解放后穑夫付息高,得地少,大多数情形之下,所谓价接为业始终没有成为事实。“农民生活极少改善。在俄国中部,耕地相当完好,他们因解放反而丧失土地,如此也难能称之为解放。”

又因为穑夫虽被解放,而财政责任未除,从地主买到的土地也并不交与个人,而系组织公社(obshchina)集体保管。如是也如中国隋唐之均田一样,公社不时将零星之土地各依人口之消长配与已解放之穑夫。受领土地者只有使用权,所掌握之地产不得买卖,也不能径自世袭,而且使用者不得径自挑选。这样一来,昔日穑夫无异于政府公地之租赁人,迄1917年,所述公社之管制仍在广大的地区内有效。农民也不可能有行动自由。

斯托雷平(Stolypin)为首相时,曾于1906年提出改革。自此各公社可以将土地卖与农民,各农户也可将手下管业之土地出卖,以便迁往城市改业。斯氏之设计无非制造一批小自耕农,因为他们领有土地,身家财产所系,势必与王朝同利害,而不致动辄参加广泛之农民运动。可是这种法令无法于短时间内生效。事实上斯氏计划行之不及十载,欧战即已爆发,只有200万农户接受这样的处置。大抵俄国的亚400万农户之中,只有1/10因此成为小自耕农,其他多因身处腹地,不便弃业他迁。这些新获得土地的邻居,称为“分离者”(otrubniki),从此不受公社管制,引起其他农民极端的嫉妒与仇恨。

所以二月革命前夕,全俄土地之占有情况确是五花八门。贵族由于封建制度承袭之土地,仍占全体耕地约1/5,一般称地主者为数13万人。又有数百万自耕农,绝大多数则为名义上已解放,实际仍被公社管理之穑夫。因此很难断定俄国此时属于何种体制。

战时政府从农村中征得壮丁1200万,马200万匹,当然减低各地耕作之效率。影响所及,一方面农民渴望获得土地,一方面耕地被废置。即算政府已将大批战俘分发于农村,仍无法弥补因征兵所减少之人力,而且利用战俘者以大地主之门户为多。此外,缺乏牲畜亦为极严重之问题。大概在俄属欧洲部分减少8%左右,南部之北高加索一带减少23%左右。

时人所谓“和平与土地”(landandpeace),即代表一般民众之要求。企求和平,是他们无力承当长期战争之负担,并且沙皇与德奥在中欧利害之冲突与他们不相关。其渴望取得土地固然由于生活所迫,也由于他们觉得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这种观念也受着几十年来俄国虚无主义者及民粹主义者(populist)熏陶的影响(以上人士受有高等教育,经常志愿前往乡村担任教师、医生、客栈经理等)。并且这两种要求连结一起,因为前方的士兵即是后方的农民,再不然则在书信之间彼此受亲戚家人生活之遭遇和情绪上交流的影响。而且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或者要求独立,或者渴望自治并且保存独立的文化。这些民众间的愿望起先看来虚远不着实际,以后都在革命期间发生了决定性的力量。

二月革命爆发于1917年3月8日(以下除了“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两个既成语之外,所用日期均据新闻)。彼得格勒城内食粮不足,准备实行配给制,尚未施行,消息外传,引起人民抢购面包,经过好几天骚动,一般市民,尤其工人阶级,怨恨通货膨胀,生活艰难。3月8日妇女节,工厂里的女工举行游行。恰巧一座铁片工厂里的工人因为劳资纠纷被厂方关闭,也加入行列。工会的组织和政党的活跃分子就此也鼓励其他工人参加。示威游行持续第二天,据说有50多个工厂关闭,参加游行示威的近20万人。

这时候杜马(Duma,是俄国的议会,经过窄狭的选举权产生,也只有有限的权力)正在集会,会员也发表指责政府的议论。

游行示威持续到第三天,警察已和示威者发生冲突,数处有了零星的死伤。只是派往支援的军队始终拒绝向人民动武。在这3月1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由前方大本营致电彼得格勒卫戍司令,称游行示威在与德奥决战期间绝不容许,又称“我命令你于明日停止首都内的不法行动”。以后卫戍司令说他接着这电报别无话说,也只能命令军队向群众开火。

11日为星期日,游行继续举行,卫戍军队执行镇压,据一个参与其事的士兵称,兵士都希望部队临场,工人即时分散,纵是奉令开火,也只是对上空发射。但是军官上前即逼迫部队直射。也有军官自行操纵机关枪,当时工人死伤各约40人,游行的队伍被驱散。又因为杜马要求改组政府,设立“负责任之内阁”,沙皇当日接受首相建议,指令杜马即日停会。

当夜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开始哗变,他们杀死驱散军官,由推戴的军士指挥,迄至12日晨从一连到另一连,一团到另一团,士兵开始聚集于街头,将武器交与罢工的群众,又率领他们到兵工厂,取出步枪40000支,从此工人武装与哗变的士兵同流,他们占领重要的建筑,释放被监禁的政治犯,并且向杜马请示,要求活跃的议员领导。

杜马在这时候处于一种非常为难的地位。彼得格勒有工人40万人,卫戍部队也有16万人,虽无从分晓有多少人员积极参与政变,只是卫戍司令派着“可信任”的部队去弹压哗变的群众,不久这可靠的部队也瓦解。最后他自己统率不到2000人,退逃到海军总署,自身难保,遑论发号施令、维持市内治安。沙皇则在500英里之外,杜马议长的告急电报被他搁置不理。首都的面包只能供三四日之需。街上的散兵三五成群,自愿将武器施舍与人。无疑的卫戍部队早经左派分子感化,他们行动时唱马赛歌、张红旗。可是这二月革命也和中国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样,事到临头又群龙无首。杜马没有发动革命,而是“革命来临”到杜马跟前。于是议员决定不接受沙皇停会的指示,并且组织临时委员会,除了最右派议员拒绝参加,流放于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议员不能参加外,有了各党派的合作,当时对外宣布集会的目的,不外保全治安,维持各机构间之联系。

俄国此时最大之革命政党为社会革命党(SocialRevolu-tionaries,简称SR)。社革过去主张土地国有,满足农民的要求,主张以暗杀作为遂行革命的手段。刻下党员增多,组织上缺乏以前的一贯性,也包括了不少温和派的民主运动者。二月革命时开始露锋芒的克伦斯基(AleksandrKerensky)即在革命后由工党改隶社革,以后从这立场主持较温和的政策。马克思主义者,则以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简称SD)为表率。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社会的进化分为自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再进而为资产阶级的社会(马克思始终未用“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体制,当然引起社会民主党员反省。俄国工业落后,民智未开,尚不够资格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则胼手胝足之不继,又如何叫他们接受革命之重担?因此种种问题,社民党分裂为两派。孟什维克(Mensheviks)意译为“少数派”。他们虽奉马克思的思想为正宗,可是认为俄国客观条件不足以实行社会主义,所以他们目前只能联络资产阶级,促成自由化的改革,争取言论集会之自由,组织工会,推翻专制皇权,以便作下一步的改革。二月革命符合这些宗旨,他们也乐于为之奔命。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意译为“多数派”,以列宁为领导人物,他也认为俄国先应经过一段“民主革命”(democraticrevolution)。但这所谓“民主”,乃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而且列宁对革命党员的成分,更有他独特不同的看法。他心目中的革命者乃是社会上之先知先觉,舍己亡命,以革命为职业。所以其组织不能太广泛,而能够以秘密的方式和“越阴谋越好”(列宁自己的字眼)的手段达成任务。二月革命初发生时,他们没有热烈投入,即至其他党派召开组织苏维埃的时候,他们也仍犹疑了几个小时。一方面因为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在流亡,如列宁自己尚逗留于瑞士。另一方面因兵变是工厂工人与士兵临时仓卒酿成,难免与他们的革命方针相违。孰料日后他们坐享其成,成为苏联唯一政党。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3月8日,即二月革命之一周年,由列宁建议改名共产党。

宪政民主党(ConstitutionalDemocrats,简称Cadets)主张君主立宪,土地改革,但仍尊重私人财产,也赞成言论集会之自由,此时担任了革命期间不少的任务。他们参加杜马之抗命于沙皇,而仍希望保全皇室。因为当日很多人以为尼古拉二世不得不退位,以后皇位仍可由大公爵麦克继承。

3月12日晚间已有两种革命体制出现:

首先工人及叛军蜂涌到杜马议事厅,要求议会领导,由左派议员接见,当时决定成立一个“苏维埃”。苏维埃为俄语“协会”之意,1905年革命时,工人苏维埃曾一度出现,这次则包括兵工两个部门。当时最大顾虑为粮食问题,所以苏维埃之下设有粮食委员会。又怕反革命军进攻,所以也设军事委员会,此外再成立执行委员会。更有文告委员会担任新闻报道。虽说工厂军队派代表参加,主持各委员会的人物大致为有政党关系的军官、代表工人之律师、新闻从业员,有些尚是杜马议员。譬如前述的克伦斯基,此人还要在革命史内留名,过去他曾以律师身分代表工运,现任杜马议员,当场被推为苏维埃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苏维埃仓卒成立时,旨在维持地方秩序,所以其会址即在议会厅13号室,过去预算委员会集会之所。以后又几历沧桑,今日之苏维埃则为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组织之骨干。

夜半时分,杜马的议员决定自行掌握政权。杜马议员前军事医学院教授密柳克夫(PavelMiliukov)出力最多,此人过去为宪政民主党发起人之一,以后他出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因为主张继续作战,不孚人望,此时与克伦斯基同为自杜马出面操纵群众掌握二月革命的出色人物。克伦斯基则在临时政府担任司法部长。据说当工人士兵来杜马请示时,他曾指使后者夺取邮政电报局,占领火车站、拘禁沙皇政府里的各部长。

最初这双重体制就已发生轩轾。苏维埃站在“民主”体制的立场,主张推翻皇朝。杜马议员意见分歧,有些出面维持秩序,既想保持会议合法的立场,还怕尼古拉军事镇压成功,惩罚叛兵,对他们自己不利。苏维埃既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杜马也有了一个同样的组织。以后还是克伦斯基出力调停,将两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合并,执行命令时以杜马的军事委员会为领导。但是3月14日革命军逐渐掌管全城,部队归顺更多,苏维埃通过全体大会,发布“通令第一号”,成为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通令第一号授权各部队组织委员会,各部队得听令于杜马之军事委员会,但以获得苏维埃之同意为限。又规定士兵在值勤外享有公民权利,免除向军官敬礼。所有兵器弹药由组成之委员会保管,“在任何情形下不得交付军官”。虽说通令乃针对当日沙皇下令弹压游行而来,在军事组织上实为破天荒。一位参与革命的杜马议员事后说:“看着它的时候,我的血液变成了冷水,这是军队的终结。”

迄至3月12日夜晚尼古拉二世仍以为叛乱可以用军事力量削平,任命了一位将领为彼得格勒的“总裁”,抽调前方部队向首都集结。有些资料强调这将领与杜马的议员接触后,逗留于都城郊外,有些资料则强调铁路工人将运兵的列车停压,破坏了戡乱的计划。彼此又都同意前方的军队也有向革命者靠拢的趋向。总而言之,总裁始终没有履土于国都,最后,他接到沙皇和大本营的电令,终止一切军事计划。

沙皇除了任命总裁之外,于3月13日决定亲返首都,他一直没有抵达彼得格勒。一路上他的火车也受到铁路员工阻碍,并且谣言叠出,或称前一站已被叛军占领,或称桥梁已被爆破。他于14日夜晚改道而达浦斯可夫(Pskov),此地在彼得格勒西南约200英里,也是俄国北方军总司令部之所在。翌日他在此地接见杜马的代表,后者劝他退位,同时大本营的参谋长已与七个高级将领接触,他们一致劝皇上禅让。沙皇与杜马见面时,据称态度镇静,他自称前一日已下决心,至此让位于大公爵麦克。一切文告安排完好后,他仍回大本营。5天之后,临时政府半由顾及他们之安全,将尼古拉一家软禁,当时的计划为遣放他们于英国,可是这计划一直没有遂行。明年(1918)内战期间,沙皇等被拘禁在乌拉尔山下欧亚交界处的城市,有陷入白军手中的可能,本地苏维埃获得中央的批准,就地解决。尼古拉夫妇、儿子、四个女儿、一个医生和三个仆人,于7月16日夜间同时遇害,此是后话。

3月16日杜马领袖聚集于大公爵麦克的寓所内,有人劝进,也有如克伦斯基者严辞警告麦克接受皇位之危险。大公爵与杜马议长商量之后,决定逊位不就。麦克此时手下既无钱无兵,又有铁道被工人掌握而行动不得自由的经验,于是下了一道手令,在没有登基之前,先行退位,只承认了临时政府为合法。事实上俄罗斯在这一天成为民国,只是各界协议之下国体问题留待以后立宪会议解决。于是各地纷纷组织苏维埃。军士独立自主,成立委员会,工人掌握铁道交通、邮政电讯,成为一般现象。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村镇委员会,更不受约束。帝俄罗曼洛夫皇朝一向靠传统与纪律存在,这两种力量在10天之内,荡然无存,那么临时政府合法与否,也无从掌握大局,事实上它尚须仰承彼得格勒苏维埃之鼻息。

以上的情形已替十月革命铺路。可是俄罗斯究竟是一个横跨欧亚,包含着亿万人民的大国,与德国的战争尚未停止,因之3月至11月之间也还有一连串意外发展。

历史资料提到1917年两次革命之间俄国的社会情形,至今读来仍令人心寒。简括说来,就是传统维系社会稳定的系带,此时全被割断。农民认为与地主所订各项合约至此全部无效。地主的产业被他们擅自“各取所需”地分割。即不受公社管制之独立小目耕农的产业也无可幸免。7月间临时政府曾下令禁止非法没收财产,可是禁令自禁令,到头总是无法执行。传教士与大学教授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与官僚和法官一样被卑视。大学里的会议经常有外界分子渗入。学生决议有权修改课程,干预行政,辞退教员。而尤以军队失去指挥系统之掌握问题最为严重。陆军近卫第二师的士兵被控在前线违抗命令,留下了一段史实,可以视作当时军令纵弛的极端情形。

经过二月革命后,该师各部队组织委员会,德兹瓦洛夫斯基(Dzevaltovsky)中尉被推为主席和团代表。他过去是标准军官,4月至彼得格勒开会回团之后态度大变,官兵也唯他马首是瞻。团长除非得到德中尉的谅解,不能下命令管驭部属。德中尉检查官兵的邮件,他主张与敌兵亲善。他自己已加入布尔什维克,经常与士兵接触组织党支部,却不让其他军官参加。在他看来,俄国与德奥的战争为资产阶级的战争,与无产阶级毫不相干。5月,该师奉令攻击。德中尉与士兵集会,决定逗留不前。事后军事当局认为,攻击失败,系布尔什维克在阵线中破坏之故。可是另一方面,参加是役之五零六团有官兵3000人,阵亡及受伤的达2513人,虽说死伤之多,不由于将士之英勇,而系由于被敌炮集中射击。此外各部队逃兵数目之多也骇人听闻。有人估计80万,大概他们将官兵赴后方参加苏维埃的代表算入,另一个估计竟说逃兵有200万。

马克思主义者常说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可是俄国工厂里的工人只有300万,资本家不能出面成为稳定社会之因素。况且俄国各种工矿企业,近乎一半的所有权在外人手中。劳资双方既缺乏集体谈判的经验,二月革命之后,有关增资问题及八小时工作制(资方认为俄国工人效率低,八小时工作不能与国外竞争),只产生了一串罢工闭厂的纠纷。政府和苏维埃委员会的调解也鲜有成效。为了生活问题及战时生产的需要,只有由工人强制接收工厂自营,或交给国家管理。纵使如此,资本家仍能与银行接触,影响订货单,则接管亦无实际用场。再进一步,则只有没收私人企业,褫夺资本家经济活动的权力,作体制上的改革了。况且铁道运输负担过重,连年缺乏整备,效率显然降低,供应不及,生产因之减少,资本紧缩,也非接收和取缔所能弥补。1917年谷物的生产只有5000万吨,比一年之前减少了1200万吨,而且农民大多背粜。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面包配给,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间,自每人每日一磅减至每人每日半磅。卢布之购买力贬至以前的1/4。

这八个月之间,至少有一打左右的人物,影响了历史的过程,其重要者无逾克伦斯基及列宁。

克伦斯基由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而军政部长,而内阁总理,为人慷慨,善于辞令,一时极得群众仰慕。他希望和衷共济地领导民主俄国,合法地且不流血地完成革命,也有人说他有拿破仑的风度。攻击他的人则说他向资本家靠齐,终必放弃革命的社会色彩。他虽参加苏维埃,但对这种运动不存信心。列宁17岁时,长兄因参加革命而被判死刑,对他产生绝大的影响。也可以说他之一生从上学、旅行、结婚、著书、办报及被逐放,其中积年屡月无不与革命有关(虽说这不是否认他也爱好棋琴及各种运动与户外生活)。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革命家,半由他始终一致,半由他绝对愿意走极端,而且极端地武断。这种态度在当日沙星与希腊正教统治之下的俄国,知识界人士正感到政治气氛令人窒息,群众运动也无从展开的情形下,引起了一部分过激分子的支持。列宁对资产阶级也像对沙皇极权政治一样的痛恨。欧战一开始,他就认为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应当立即导引改向为阶级战争。并且他将这种宗旨写成宣言,准备叫同志在杜马会场宣读,计划仍在讨论之中,已被警察查悉。政府将布尔什维克议员一并拘捕放逐于西伯利亚。列宁本人此时逗留奥国,也一度被捕,出狱后留居瑞士。

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最后之阶段。所以他不仅相信俄国之解放不远,而且西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覆没在即。可是也只有极权政治能代替极权政治。俄国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仍需经过一段“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说:“有国家则无自由;有自由即无国家。”他也说现今人类的性格不可缺乏服从。除非人民开始相安于一个没有暴力及服从的社会条件之下,当前只有“臣服于一个武装的先锋队”。

克伦斯基为人不念旧恶,他帮助过去拘禁他的政敌,他以其力之所及保护被推翻的权要,及于沙皇。并且提倡民权,男女平等,也是提到和平停战的第一人。列宁则在二月革命爆发之后接受德国援助返俄。依法律而言,此为通敌。20世纪末期的中国读者看到这些事迹,很可能钦慕克伦斯基的风度。但是何以在十月革命时克伦斯基一蹶不振,只能终身流寓海外(详下),另一方面列宁被称为“革命的天才”,而且至今他的名字仍是家传户晓?其间之奥妙值得今人深思。

俄国革命事出突然,即革命者也感到措手不及。时人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对现局作历史之解释。一是借用法国大革命之经验,一是引用马克思的历史观。克伦斯基被称为波拿已。革命的队伍不时唱马赛歌,被称为“无裤党”(sansculottes)(详上书),又有些参与的人士,自称为吉伦德派(详上节),克伦斯基的内阁也有不少实业家与企业家加入。可见得不少俄国人士在1917年仍在想念巴黎之1789年或1848年(拿破仑三世自此出头),初看起来,当中不无相似之处。

可是俄国和100多年前或70年前的法国相较,有很大的差别。法国是一个纵宽均约500英里、同一文化的民族国家。俄国的纵长即逾六千英里,当中有不同的民族和语言。法国大革命扰乱十年之后,基层组织业已就绪,才有拿破仑者将革命精神人身化。当时产业革命正待展开,第一帝国(拿破仑)和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才能藉着资本主义作国家的陪衬。俄国在1917年正受到产业革命不平衡成果的煎逼。亦即农奴制度的残余尚未连根拔去,已有铁道电信等等现代设备,所以落后的社会部门更赶不上前进部门。而事实上也表现着沙皇之专制皇权,不可能在全民动员之现代战争中成为有效的指导力量。况且法国籍着革命产生的新兴力量去应付对外战争,俄国则因为对外战争无法结束,才有革命。在后者的情况下,无法由专制皇权突然改为政党政治。基本原因如是,与克伦斯基个人品德无关。

利用马克思的历史观解释当时情形,非独列宁。而且平心而论,前述孟什维克的见解尚比列宁的观点更近于马克思及恩格斯的理论。列宁是否革命天才,仍系历史家个人之意见。但是他与其他同时人物比较,确是视界较宽。但其所见也不一定正确(如他预期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崩溃在即),我们可以从他传记中看出,他间常也难免悲观消极。而若从他的整个言论看来,即可以体会他的革命哲学等于一个无神论者的宗教思想。他的宇宙观有一个“目的沦”(teleological)的布局。因为其理想的全民平等,无侵略剥削与奴役,有如天堂获救,标榜着道德力量,使他感觉到只要目的纯正,可不论手段。而且列宁的行动非常实际。俄国农民希望得到土地,少数民族久已不满于帝俄的统治,这两点群众意识之所在,他都尽量掌握。他曾说:“我们是民主的政府,因此纵是所见不同,我们也不能忽视群众的意向。当农民将法律付诸实施的时候,他们会发现真理之所在。生活是它自己最好的导师,它会表彰谁是正确。让农民在那一端解决此问题,我们在这一端解决此问题吧。此问题由我们之志趣而解决或是因社会革命党所订计划之志趣而解决,无关宏旨。农民必须坚决的被保证村庄里不再有地主,这才是重点所在。让农民解决所有问题,让他们策划他们的生活吧。”

俄国在1917年,近于霍布斯所说,国体解散,全民恢复到初民之绝对自由和无政府状态。虽说实际并无“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状态,但群众各行所是,不听约束。在很多情形之下,群众之激进,尚超过布尔什维克之意料。在这种情形之下,环境所需要的不是宽大温和的政治家,而是“巨灵”,一个带全能性且具有经济性格的现代政府。列宁毫不谦逊地公开说这是他和党员的着眼。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早已承认,志在夺取一切权力。不过在这计划实现之前,他先要获得群众之支持。

可是在另一方面,克伦斯基和其他人士,并没有因为事后看来他们的举措不合时宜即预先销声敛迹。他们仍展开了一连串奋斗。1917年3月至11月8个月之间,因为他们之措施,有时尚是无可奈何,引导着列宁和共产党登台。

二月革命成功之后,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即和临时政府意见相左,各党派之间也有无数争执。经过一段纷乱之后,5月间协议成功,由苏维埃的领袖人物加入政府,克伦斯基为军政部长,也是主要的领导人物。

当时即决定在前线准备总攻击。因为不如此则不足以防止军队之继续瓦解,并且不能战者也不能言和,更不能获得盟国同情。所以政府派特别指导员下达各部队,军队里官兵成立的委员会也开始受检束,克伦斯基本人也巡视前线鼓舞士气,炮兵更给予特别的准备。攻击发动于7月,最初进展顺利,第七军及第十一军俘敌18000人。第八军又再突破奥军防线宽20英里,两天之内也获俘万余。就在此时,德国的精锐部队投入战斗,俄国部队撤退,溃不成军。7月底前线再度胶着,但俄国已失去原有阵地,士气更为不振。

7月间彼得格勒亦遭到空前的骚扰,最初各部队抽调兵员参加总攻击,军士不满,组织示威游行,引起海军士兵和工厂里的赤卫队参加。政党政治不能产生有效的领导力量,则显示出临时政府之无力。7月,宪政民主党因为意见不合,退出政府。一般军民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与曲折,看来总是资产阶级的诡诈阴谋。布尔什维克一向标榜“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其实苏维埃也有各政党参与之成分,但是代表工厂里的工人与部队中的士兵,临时政府则继承沙皇统治下杜马之传统),于是游行示威的群众要求“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Vtsik)代替临时政府。也只有“土地、和平与面包”的要求,才能为他们深切了解。可是当暴民暴兵失去控制的时候,连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者亦无法掌握,即苏维埃负责人也感到棘手。“全城为游行示威者所宰割”。当克朗士德特(Kronstadt)水兵示威时,在街头突然遭人袭击。水兵还手时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对着街头群众和若干建筑物开火。7月16、17两日,街头死伤200人。7月18日恢复风平浪静,兵士还营,街头恢复秩序,然而司法部这时公布一份文件,强调列宁是德国间谍,接受德国津贴,有“人证物证”。

事后经过各界的分析,所控诉之事并无确切证据;作证之人,也是来历不明令人怀疑的分子。可是大众都信以为真,于是这一纸文书也就达到预期的功效。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真理报》被查封,列宁恐怕被拘捕,只好潜入地下,躲在芬兰边境。另一位革命人物托洛茨基,昔日为孟什维克,又一度为独立派,最近才从美国回俄,今后也是布尔什维克台柱,亦被监禁。局势平定之后,克伦斯基由军政部长出任内阁总理。他在8月下旬于莫斯科召开一个“全国政协会议”,到会的人有2400多,包括士农工商各业,左至苏维埃,右至银行家和沙皇麾下立功的军人。中有大学教授、市政委员等各色各样人物,看来克伦斯基欲给俄国一个再造的机会,但9月上旬即发生“柯恩尼洛夫事件”。

柯恩尼洛夫(LavrKornilov)将军多年活动于俄属中亚腹地,擅长亚洲语言,可能有蒙古血统,曾任彼得格勒的防守司令,7月总攻击时,曾在前线立功,克伦斯基拔擢他为俄军总司令。此人缺乏政治头脑,倒是有志从一个职业军人之立场,重整军中风纪。他的主张,譬如将铁道交付军事管理,重新准许在后方执行死刑等,不可能在当日气氛内行得通。他的态度逐渐明显,总司令与总理间的摩擦也逐日公开化,于是柯恩尼洛夫成为反革命派的英雄,莫斯科的国是会议给他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9月初他开始调动部队,向首都彼得格勒集结,有肃清苏维埃,强制执行改组临时政府的企图。可是等到他的行动暴露,反叛成为事实的时候,铁路不为他运兵,电报局不为他通信,即士兵也表示无意跟随着他推翻政府。一个星期之内,克伦斯基下令在他的总司令部将他拘捕。此人侥幸事后脱身。以后在内战期间领导白军在俄国南部战死。

9月经过柯恩尼洛夫事件之后,克伦斯基除旧布新,重组内阁,自己由总理兼总司令,正式宣布俄罗斯为民国。9月底,在彼得格勒召开一个“民主会议”,民主会议与全国政协会议不同,会场代表只有政协会议之半,约1200人。资产阶级的分子全部被拒于门外。苏维埃的代表最多。也有各乡镇工会和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的代表。可是讨论如何组织联合政府之时候,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公意所在的方案,以后组织“民国参议会”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即决定退出,托洛茨基业已恢复自由,为当时之发言人,列宁仍在藏匿之中,不断以信件教导他的同志拒绝合作,强调时间业已成熟,可以并且亟须以暴力夺取政权。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未曾出面自我宣扬其为一种组织与运动。有几个国家早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几百年,还没有为人称道。资本主义这名词之出现,最初纯由于反对者的攻击。经过俄国的十月革命,不仅在言辞上反对的声浪达到最高潮,而且行动也到达最剧烈的阶段。可是从以上事迹看来,难道我们真能相信资产阶级的阴谋和资本家的剥削是逼着革命左转的唯一原因,或甚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或次要的原因?我们无从作肯定的答复。

和以上各节所述其他国家比较,20世纪初年的俄国与彼等唯一相似之处乃是内外煎逼,亟须将一个旧式农业体制改换为一个新型的商业体制。此外不仅其背景和制度上的因素不能和其他国家相提并论,并且时间上之汇集尤为特殊。以沙皇之绝对政权,引发一个全民战争,不得不下台,是一切问题的焦点。因此所产生之后果称为十月革命者,其范围必广泛,时间也紧迫。于是暴力必不可免。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思想,与法家所谓“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为桀纣而亡”的宗旨相似。时至今日,我们不敢说同情或赞成,只有反复参照当日图片,看到农村妇女到战场上认尸,肠断魂移,才能在无言之中了解,布尔什维克之成功,不在他们理论之真切正确,而是由于他们在行动中认识整个历史转动大方向之所在,而敢于接受此中的挑战。

以上所述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间之事迹,很少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况且所勾画的也挂一漏万。可是即使将当中细微末节全部缕举,也只能阐明当日俄国之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维新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数目稀少,力量低微,意见分歧。所以,从协商会议到军事行动,始终找不到出路,于是只有如列宁者,自认带有阴谋性的职业革命家之登场,于是也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在技术上讲,俄罗斯需要一个强人与一群法家死士。

我们可以想象布尔什维克在11月7日夺取冬宫(WinterPalace)时并不费事的理由。托洛茨基退出民国参议会时,痛骂临时政府,既责备它在帝国主义资本家指使之下延长无意义的战争,又怪它卖国,有意将彼得格勒送给敌人,还高呼一切权力交付苏维埃,土地则给予人民,已等于一通宣战的文告。事实上自柯恩尼洛夫事变之后,群情有了大幅度的转变,在各种选举时,布尔什维克多占优势,在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的苏维埃中都成为多数党。又有列宁的鼓吹,暴动已是箭在弦上。最后几日,克伦斯基认为责任所在,只得和政府要员在冬宫日夜镇守。而保卫这地方的不过是女兵营、军校学生和少数哥萨克部队,总共不过千余人。布尔什维克部队由水兵及工厂内的赤卫队及芬兰调来的军队组成。水上则由一艘巡洋舰和水雷艇数艘策应。11月6日深夜和7日凌晨,他们占领火车站、邮政局、电话公司和电报局,“一般的情形等于门卫接班”,“克伦斯基可以在这时赤手擒获”,“当日电影院和戏院仍照常营业”,冬宫的墙上有好几千颗机关枪子弹的痕迹,但近距离放射的炮弹没有一颗命中。这一连串的报道,只证明战事并不十分激烈。“有时候尚呈现着喜剧之性质”。莫斯科的巷战反倒继续了一个星期,布尔什维克方面死了500多人,集体葬在红场。陆海军于圣诞节夜里被正式接收,旧的军队已在解体,兵士各自返乡。新组织的红军则在次年出现。所谓十月革命,当日流血不多,大规模的战事还待以后展开。以上事迹证实克劳塞维兹之论战争:有时战局十分剧烈尚可能缺乏真正意义,有时打得并不凶猛,反而关系深远。俄国十月革命近似后者。

克伦斯基在冬宫被攻击之前脱走,企图至前线纠集部队光复首都,可是只有700个哥萨克骑兵听命。其他成千成万部队中立。在彼得格勒郊外,他率领的小部队也被布尔什维克策反。自此克伦斯基亡命海外,由法而美,终身未再履俄境。

列宁在11月7日开始露面。新政府一切都在草创。“财政部”所有的1000万卢布,事实上是由革命者以枪杆劫持银行在金库里取出的,即时放在列宁的衣柜间中,但是11月7日无线电广播时,新政府仍称国体问题有待立宪会议解决,兹后不久宣告立即与交战国讲和。土地问题则如前述,废止土地所有权,地产不得买卖,地主也无价偿,只有种地之人准许持有土地,一概不许雇人耕种。这是社会革命党的宗旨,也是各地农民协会之决策。列宁心中并不同意全民平等,小块的耕种,此时为迁就局势,而予以认可。实际上这也是让厌战的士兵解队回乡,任农民分割地产。至此沙皇体制才算全部解除。过去8个月临时政府之无效,乃因高层人物经常讨论方针与政策,抽象而不实际,下级的希望全未兑现。并且军队已无战斗能力,农民分割土地已是既成事实。列宁此时所能掌握的,也不外官衙公署和若干交通机构,他们如不大刀阔斧将旧账滥账痛快地报销作废,则无法展开新局面。

可是这是俄罗斯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人类的历史无法因为革面洗心即可重来,很多背景因素无法避免。在中国抗战及革命之最高潮时,犹看到农民拖泥带水地耕田,学龄儿童用毛边纸一笔一画地习字。多少英雄人物抛头颅洒鲜血,仍无法革除社会上的习惯与传统。十月革命之前6年,中国之辛亥革命费力少而光复迅速,可是事后看来,推翻专制皇权,只完成了革命序幕的初步而已。俄国既为横跨欧亚,包含亿万生灵之泱泱大国,也绝不能因赤卫队占领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若干建筑物,即算完成了革命,而其所完成的也是序幕中的初步。俄国社会组织原则既已宣告全部作废,在所有人都能与他人作战的条件下,也只有促成一个巨灵型政府之出现。

1918年3月苏维埃政府(Sovnarcom)迁都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改名共产党。列宁的宪法会议于1918年初召开,选出的议员以反对党的为多,可是刚一开会,即由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令解散,理由为宪法会议“掩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实际上俄国此时尚谈不上代议政治,我们有民国初年的立宪与约法的经验,可以想见此中状况。

新政府刻下的工作为与德奥缔和,只是不能战也不能和。德军就趁着这机会以大军压境,一路势如破竹。苏维埃政府原希望不割地不赔款,最后逼得无可奈何,也只好在3月签定“布列斯特(Brest-Litovsk)和约”。俄罗斯退出波罗的海,放弃波兰及白俄罗斯,承认芬兰与乌克兰独立,事实上任之为德国的保护国。又割让了高加索一部分与土耳其。以上地域内有沙皇所辖人口的1/3,帝国所产铁80%、煤90%,丧权辱国之程度为现代史中所未有。事实上这时德将鲁登道夫(Ludendorff)有意摧毁苏维埃政府,柏林则以为任之存在可使俄国力量衰弱,反为德国之福。因之布尔什维克才有喘息的机会。8个月之后,德国亦告垮台,和约无效。

俄国的革命也受到同盟国干涉。他们都以防备援俄军火落入德国手中为由,派兵占领重要港口。英国驻兵于白海及黑海沿岸,日本登陆海参威。美国和法国也步两国后尘,苏维埃政府已有和他们发生冲突的情势,随着内战也因之展开。

白军之组成主要有两个地域:南方在黑海之滨及顿河(Don)流域,原有不少沙皇及克伦斯基治下之高级将领,在乌克兰独立时逃至此间。其部队以哥萨克骑兵为主(哥萨克并非人种的称呼,而是沙皇治下一种特殊制度的产物。他们在国防前线组织屯田狩猎的部落,各自推举首领,以兵员勤王事代替纳税,政府也不问其内部事)。另一个白军区域在西伯利亚。1918年初有捷克战俘约35000人拟由西伯利亚铁路通过远东及海道,参加欧洲西线的战事,这些战俘在途中发难,以后更陆续招引其他反共部队加入。其他两个白军次要地区为白海沿岸,英军占领之处,和西部迄波罗的海之沿岸。以上除了白海区域之外,东南西三方面的白军防线可以连成一线,红军始终采取中央作战的方式。

苏维埃政府虽系一党专政,最初仍承认其他党派的存在。内战期间,后者在白军防线内组织反共政府,自是苏维埃政府除容许极少数他党人士公开只有宣传性质之活动外,实际已封禁其他党派。

红军最初由沙皇统治下的拉脱维亚(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小国家之一)部队为核心组成。当日托洛茨基将各种败将残兵收编并合,使之成为劲旅,也可以说整个红军出于他的苦心孤诣,一手造成。本篇以上说及尼古拉二世迄克伦斯基主政的几个月,人人厌战,布尔什维克更积极从事各种反战宣传,又签订对德和约,可是又能使怯于御侮边疆的军人勇于内战,初看甚为矛盾。这当中有好几个被忽略的因素。

红军的组成及苏维埃政府的军事行动,出于被动,最初由防备德奥军进犯而发起,所以吸引不少沙皇军队里的军官自动加入。他们参加时以为新军只用于对外,可是一旦加入,只能被调遣而无法自主。以后托洛茨基也强迫征调,以家属为人质及派遣政治指导员下部队的各种办法来管束。职业军人又无其他技艺自存,也只好就范。因此红军在指挥系统上保全了帝俄的军事传统。初创的几个月内,即有8000前朝的军官,至1918年年底,增加至22000人,两年内战期间共引用了48000人。同期间内红军也征用沙皇军队里的下士官215000人,内中朱可夫(Geor-giZhukov)即由此出头而在二次大战中因战功而升元帅。至于列兵,当初也纯用募兵。十月革命既已遣散近700万兵员,此时重新招募仅5%或甚至只3%的人数,当然不至过于困难。征兵开始于1918年5月,当中也有无数反抗叛变逃亡及归顺于白军的事情,有人甚至说红军是一只漏水之篮筐。可是1918年初部队刚成立时,只招兵10万人,迄至年底,其总数仍不过50万至70万之间。内战结束前夕,据称总兵力近乎300万。与之相较,白军因所在地区供应困难,行李辎重特多,战斗兵员总数始终未逾25万。

第一次大战期间,沙皇曾供应900万人以上的军需,内战期间工厂矿场大致都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手中,因之供应问题更今非昔比。帝俄时代曾制造及掌握步枪1100万支、机关枪76000挺、野炮17000门。据估计当中5%至10%流入苏维埃政府手中。白军所在区域一般无军需工业,因之只有接受外援,其结局有如今日很多类似场合下的情形。供给者埋怨资财白耗;受者谓言辞上的慷慨多于实际上的恩施。即如在南方战场,英国称曾供给白军步枪198000支、机关枪6200挺、野炮1100余门、战车60辆、飞机168架,又有大量服装。而实际上除了战车飞机由英军驾驶外,其他供应一来太迟,也未及时教导俄人使用。因之外援之于白军,“只有心理功效”。

内战的作战方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骑兵较炮兵重要,双方火力低,部队流动性大,因之逃兵多,较第一次大战之死伤率低。又因是本国作战,引起后方无数非正规行动。一般白军素质较高,曾发动五次大规模攻势。当日之观念,以为苏维埃政府不能承受至大压力,所以加之以兵威,彼方必闻风瓦解。其实列宁之政府占据俄罗斯腹心地带,地广人多,战线暂时后撤,无关大局,只要保障内部不生问题,终可以一再突破难关。反面则白军各路战线相去太远,无法协同动作。同盟军虽干预战事,各方目的不同。英国着眼于与俄罗斯在中亚的竞争,虽援助白军,而无意使俄方成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法国则希望一个强大的俄国出现,足以牵制德国。日本觊觎东亚领土,美国旨在监视日本。是以列强既无共通的作战目的,也难发生干预的实际功效。

布尔什维克之反战宗旨和土地政策只能在初期收拾民心。大约至1918年初之后,其征兵征粮已逐渐引起反感。可是红军方面如是,白军亦无更好的对策。而且社会革命党及立宪民主,除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之外,缺乏鲜明的政治目标,更没有有力的领导人物。苏维埃利用特务政治及恐怖政策,是一个引起注意的话题。专家承认其对防止反叛与内乱确有功效。

1919年秋季,白军之进展达到最高潮。此后红军的攻势开始展开,白军一蹶不振,最高指挥官或束手就擒或遁迹海外。除了俄军在1920年春夏与波兰军在国界一度作拉锯战外,内战已至尾声。1920年年底,扫荡战结束之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额手称庆,全国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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