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中心主义发展战略的沉重代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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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之所以能实施国家中心主义发展战略,与很多因素有关。一是“这个体制可以未


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本文作者的话),二是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


清算,我国的底层劳动者在政治上遭到了惨败。由此暴露出我国这种“东方功夫”的最大


破绽:落后的政治体制下制定出的畸形经济发展战略。在这种发展战略下,可以发展出一


批可以很容易与发达世界接轨的精英群体,发展出一个强大的官僚政府,但付出和牺牲的


是劳动群体的福利和环境资源的沉重代价。


举一个例子便可以看出中国的精英群体是如何消耗着发展成果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旅游外汇收入总计2500多亿美元,但我国富裕群体出国旅游用汇花掉的是1700亿美元,这


仅仅是帐面数字,据业界人士估计,实际数字可能是中国人外出旅游耗费的外汇要远远大


于2500亿美元。所以,不遗余力的赚取外汇有什么用?只是发展了一小部分群体,然而耗


费的是整个社会的宝贵资源。


从经济发展理论上讲,要想使一个国家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必须持续地给这个国家补


充动力,这个动力有三个来源:一是科技发明创造,二是资源和能源消耗(包括人力资源


消耗),三是资本投入。从我国20多年来的表现看,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后两个


因素,资源消耗、人力消耗(低工资、低福利)和外资投入,而大量的外资进入恰恰看中


和利用的是低工资低福利。这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秘密和诀窍。中国的劳动群体成了


全球资本廉价利用的对象,从经济角度讲,这是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从政治角度讲,这


是劳动群体的权利遭到了严重剥夺。这么多年来,我国的工会不发挥作用,劳动群体的各


种权利(结社、谈判、罢工)被束之高阁,工人阶级的地位一落千丈。这种情况竟然发生


在一个号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这到底是中国为了追赶世界


先进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还是在矫正极左路线时执政党的政治倾向出现了问题?现


在已经需要引起执政党认真思考了。


重要观点:


中国成功地避开了舒尔茨陷阱,


中国的发展是一种不提折旧费用式的发展模式


低工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结果,


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


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很难回头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


跨国公司对中国政府的俘获能力要远大于本土企业


东方功夫最大的破绽:落后的政治体制,


低工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结果,


----中国是怎样成功地避开了舒尔茨陷阱?


西方著名学者舒尔茨曾经说过,以发动机来比喻,长时间的经济增长需要不断输入能


量(特别是资本),需要技术发明和技术进步,需要对输入的能量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


进行再分配。在这诸多因素中,技术发明和技术进步是关键。如果没有持续的技术进步,


大量的投资会减弱资本的回报率,抑制储蓄的欲望,并且阻碍资本的积累。


但是中国的增长成功地避开了舒尔茨陷阱,从而寻找到一种在没有长时间技术发明进


步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高速增长的道路。这就是长时间的低工资,低福利,低劳动待遇


!廉价的自然资源(生产要素)价格,由此引来的大量外资。


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是对劳动权利剥夺的结果,


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在中国最明显的事实是:在低工资的同时,


资本收入和高管收入越来越高。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


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


为各地方政府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


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


小、收益最大的——这是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引资之风刮得最


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


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赏


,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


全球化进程中的竞次运动


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


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


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


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


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


年的8万元,再降到03年的6万元。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


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


露得相当彻底。


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


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


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


例为1:1甚至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


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


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


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历史终结的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


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弗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


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


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


端于80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


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


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国正处于一部完


全陌生的历史之中。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


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


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


、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


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


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


向。加入WTO的4年之中,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


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


然而,事实果真那么确定无疑吗?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


“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


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


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


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


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


两种竞争的办法:1,加大科技、教育投入,2,剥夺劳动者工资福利和劳动保障,


中国更多地是选择了后者


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


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


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


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


racetothe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


,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


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


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


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


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


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


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


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


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


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


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


国持平。


日本用30年的时间工资水平追上了美国,


中国劳动工资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


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


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


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


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


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


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


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


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


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


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


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


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


?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


,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


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


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


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


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


。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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