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劲旅--12军 老兵回忆 李德生回忆:文革中的12军

2野劲旅 收藏 2 754
导读:二野劲旅--12军 老兵回忆 李德生回忆:文革中的12军

本文全文阅读地址:http://book.tiexue.net/Book/12854/


1966年初夏,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全面发动了一场动乱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我们12军驻守苏北地区,按照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要求,负责江苏淮阴、盐城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尽管当时我们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严格按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深入群众,宣传教育群众,派出部队保护银行、重要仓库和国家机密档案,经过一系列工作,当地的群众组织没有形成两派严重对立和严重武斗局面。部队内部团结,上下统一,思想稳定,没有陷入到地方派性之中。

1967年夏季,正当我们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到工厂支工、农村支农,组织学生学军,进一步稳定局势的时候,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的紧急通知,周恩来总理要我于7月28日赶到北京,受领“三支两军”的新任务,并告诉我,去北京的专机已经在盐城空军机场等候。我向军里其他领导同志通报后,立即乘车赶赴盐城。由于当时没有具体谈到执行什么样的“三支两军”任务,车子快速地往前奔跑,我的脑子也紧张地转动思考,为什么这样紧急,而且是周总理亲自召见。过去部队执行任务,一般都是逐级下达,这次到中央直接受领任务,我左思右想,感到非同一般。即使“文革”开始后,中央直接向一个军布置任务,也很少听说。到了盐城空军机场,见到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已在那里,他奉命和我同机去北京。这时,我已基本上明确可能要到安徽“三支两军”。飞机上与严光同志交谈中,了解到安徽“文革”以来的一些复杂、严重的情况。这使我联想到对整个“文革”的看法,上面一再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而下面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问题越来越复杂,形势越来越严重,人们的忧虑越来越大,这样下去究竟怎么收场?

我们乘坐的是一架伊尔—14小飞机,经过近3个小时的飞行后,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一到北京使我更为震惊,在我们住的京西宾馆周围,一辆辆满载着造反的大卡车,架着高音喇叭来回地转着,震天动地地叫喊着,“打倒七二O事件的凶首陈再道”(当时陈再道同志在京西宾馆受到保护),“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后来又看到中南海周围搭满了各种各样的帐篷,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揪刘(少奇)指挥部,把中南海团团包围。全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党中央所在地,被红卫兵“兵临城下”,心里感到实在不是滋味。这使我更加感觉到,在这种上上下下一片混乱的严峻形势下,周总理才紧急把我召来北京,赋予新的使命。



当天晚上,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周总理已经在大会堂北大厅等候。总理带着急促而又热情的神态对我说:“李德生同志你赶来了,很好!很好!我们到福建厅坐下谈吧。”当时参加交代任务的,还在李富春副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姚文元也在场。

周总理首先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安徽自“文革”开始后,成立了许多群众组织,在上海夺权影响下,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省委的权,由于许多复杂的情况,其中主要原因是少数群众组织夺的权,没有实行“大联合”,没有实行“三结合”。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夺权派”喊“1·26夺权好得很”的好派;“反夺权派”则说“1·26夺权好个屁”的屁派。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反革命”、“保皇派”,出现了打人、抓人,发“通缉令”,并发生了动刀、动枪的武斗。而且这些组织上下串连,全省各地、市、县都以夺权划分,从上到下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各自经常相互策应,采取统一行动,这就使得问题涉及面广,解决起来更为困难。当时中央对安徽问题虽然制定了“九条”、“五条”两个文件,指出不能随便宣布一派群众组织为反革命,不准乱捕人,通缉令一律取消,抓的人一律释放,不准搞打、砸、抢。为了缓解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管会,后来钱钧同志身体不好,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主持军管会的工作,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等等,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而武斗不断升级,越演越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两派正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这将给安徽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党中央决定12军立即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周总理特别强调,党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12军去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他以非常焦急的心情说:安徽武斗太厉害,已影响到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你回去紧急动员一下,立即带部队去安徽。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当面领受周总理下达的任务,还是第一次。我亲眼看到他对解决安徽问题那种心急如焚的心情,对12军的满腔希望,使我深深感到形势严峻,任务紧迫,责任重大。当时的气氛与战争年代到上级受领紧急作战任务,相差无几。我也来不及考虑更多,只是想到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作出多大的牺牲,都在所不惜。我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坚决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同时,我也向周总理请示:12军是否还继续担负苏北的海防任务,部队都去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了,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总理说:“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苏北的防务问题与南京军区商量一下,可以由别的部队来担任,有的可以交给民兵去管。”


受领任务的当晚,我几乎整夜未眠。感到解决安徽“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要比带领部队打仗复杂得多,12军在江苏淮阴、盐城地区虽然搞了一段“三支两军”,但与安徽相比,无论在地域范围上,还是解决问题的难度上,不知道要艰巨多少倍,这对12军的部队、对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当时所知,前期介入“文化大革命”的部队中,遇到挫折或犯错误的,为数不少。怎么才能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完成安徽的“三支两军”任务?我左思右想,想着想着,在周总理的指示中,使我发现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奇特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要批倒“走资派”,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要支持“左派”。而周总理在交代任务时,一是没有提要揪“走资派”。二是没有提要支哪一派,而是只讲要坚决制止武斗。这使我找到解决安徽问题的一把钥匙,只要避开了前面两个问题,紧紧抓住坚决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这一条,有可能走出一条解决安徽问题的路子来。

把问题倒过来解决

为了尽快了解掌握安徽的情况,我们在动员组织部队向安徽开进的同时,派出了军炮兵副主任王灿章、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参谋去合肥,将所见所闻,随时向我报告。


第二天,他们汇报的第一件事,就很能说明安徽形势的严重程度。在去合肥途中,因路况很差,颠簸厉害,王灿章的头部撞在吉普车前遮阳板上,戳了个大口子,他们就近找卫生院简单消毒,涂药,用纱布满头缠裹,像个从战场上下来的重伤员。刚进入合肥市区,就遇到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他们将车拦住,一看是个负伤的解放军,赶快问是不是被另一派打的。车到省军管会大门口,见到的情况,更让他们大为吃惊。那里正在开追悼会,聚集了好几百人,各式各样的花圈,层层叠叠,从平地一直堆放到省军管会大门的门框上,高音喇叭放着哀乐,播单员控诉“战友被害”经过。两派搞武斗打死了人,却把矛盾推给部队。合肥两派对立的状况可想而知了。

我率军部轻便指挥所提前向合肥开进时,为了减少目标,便于在沿途能够亲自看到真实情况,特意乘坐了一辆旧吉普车。当我们进至合肥南郊时,就遇到了情况,车队在南郊104医院附近,被造反派岗哨拦住,说是前面正要进行武斗,等他们找完了部队才能通过。两派武斗人员为了区分“敌我”,我一派的手腕上系上红布条。造反派都构筑了武斗据点,有的据点还拉上了铁丝网。他们的武器形形色色,有木棍、砍刀、步枪、手枪,有的还把机枪架在楼顶上。双方乒乒乓乓打了一阵,互相没有伤亡。后来弄清,这是因为12军(当时代号为6408部队)奉调入皖的消息,已由北京迅速传到安徽,他们想在部队还没有进城,就给你来一次考验,看你对武斗是什么态度。

我亲自目睹了这一切,组织后续部队,乘坐100多辆卡车,浩浩荡荡开进合肥,要求大家不管遇到大小武斗,要坚决把两派人员隔开,哪怕受到伤亡,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决不开枪。合肥的群众,包括一些参加武斗组织的人员,对那种无休止的打派仗,搞武斗,早已十分厌恶,在一场酝酿已久的大武斗即将爆发的时刻,看到这么多解放军进城,感到有救了。部队一到,合肥市内十几万群众涌向大路两旁,热烈鼓掌欢迎,喊口号,放鞭炮,出自内心的迎接解放军的到来。长江路上热闹地段,鞭炮炸的纸花铺了一地,这种动人的场面,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稿好“三支两军”工作,坚决制止武斗的责任感。



我到达合肥之后,听取了省军区领导的情况介绍,驻各地部队地也取了分区和人武部的情况介绍。他们给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和有利条件。与时同时,我们又组织力量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对安徽造成严重武斗的原因,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因为夺权形成两派,因为分派而形成对立,因为对立而爆发武斗,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恶性演变的一个共同特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倒着来,也就是首先制止武斗,再实现联合,然后组织“三结合”,“把领导权掌握起来”。我认为这是使周总理的指示具体落实,解决好安徽问题的基本思路。

部队到达安徽,按规定的部署展开后,我们立即召开了驻皖各部队有关领导人会议,传达了周总理等对安徽“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全省“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关系,提出了制止武斗、稳定局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要求。首先是制止武斗,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事后,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对12军的部队执行任务坚决,行动迅速,提出的制止武斗的措施有力,表示满意。他并且指出,安徽的驻军很多,海、陆、空都有,搞好各友邻之间,部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只有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才能有力制止武斗,稳定局势。后来我们在抓“三支两军”工作中,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及时向周总理报告,并都得到周总理的指示和支持。

部队进驻安徽后出现的状况是,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表示欢迎毛主席派12军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但他们也有各种的想法。原来得到支持的一派,希望继续得到支持;原来认为是被压制的一派,希望得到公平对待。12军究竟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不得而知,因而双方酝酿已久的一场武斗,并没有停止准备,他们想看一看,新来的12军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8月8日傍晚,我们刚到的第二天,武斗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近终于爆发了。一听到报告,我们立即派调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3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举着《毛主席语录》勇敢地插到两派武斗火线中间,组成人墙,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干部战士冒着遭受殴打和枪弹袭击的危险,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起武器,停止斗殴和开枪。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将差点造成一场流血惨祸的大武斗平息。部队将堵在楼梯上的武斗工事拆除,将被围困在三层楼上,也是参加武斗的年轻学生,一个个全部接下楼来。当时如果不是部队及时赶到,坚决制止武斗,这些年轻娃娃和当地群众会有多大的伤亡就难说了。因为有人早就将几个灌满汽油的大汔油桶推到了楼下,随时准备炸楼,烧楼。


这场武斗制止后,合肥人民争相传颂,赞扬12军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部队,真正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不顾自身安危的人民子弟兵。

部队制止武斗初次成功后,军党委再次要求已进驻安徽各地的部队,采取一切手段,不惜流血牺牲,坚决迅速制止各地武斗!

部队执行命令很坚决,在全省范围内制止武斗的活动迅速展开。

淮南一些武斗组织,不但在当地搞打、砸、抢,还开着火车出去搞武斗,部队劝阻、说服不听,我们命令部队组织成连的人员“卧轨”,终于制止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屯溪一带的武斗组织,开着汽车外出武斗,我们命令部队“卧路”,把这些汽车挡了回去。有的造反派千方百计想激怒部队开枪,制造事端,有人在战士耳边放枪,战士们不动声色,使这些挑衅行为未能得逞。有的冲进部队抢夺武器,我驻肥西一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几乎全都挨打了,但没有一人还手,也没有一支枪被夺走。部队用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制止武斗,很快见到效果,为进一步做群众工作创造了条件。

经过采取这些果断措施,全省各地的武斗逐步被制止,形势有了好转,这就为解决安徽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了巩固这一成果,我们要求部队立即占领各城市的制高点,在交通要道派驻小分队,并派出巡逻队日夜巡逻,严禁武斗活动,维护社会秩序。这样,全省局势初步得到控制。

到了1967年9月5日,毛主席批发了“九·五”命令。强调任何人,任何派别不许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任何部队不准将武器、弹药、装备等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已经抢夺的上述物品,一律封存,限期归还。违反此命令者以违反国法论处。对再有抢枪行为者,部队经劝阻无效时可自卫反击。

群众组织手中掌握着武器,是一大隐患,有了武器随时都可能爆发流血武斗,会使形势恶化,别的一切就都谈不上了。合肥两派,经我们严肃公正地处理了几起事件后,已有罢手武斗的愿望,现在“九·五”命令下达,我们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大造舆论。军管会迅速将“九·五”命令翻印张贴。部队和群众组织都出动宣传车,从早到晚流动广播。部队派出大批收缴武器分队,深入到群众组织各据点,动员他们交出武器。这次效果非常好,两天时间,共收缴各种枪支近3万支、火炮290门,以及大量弹药和凶器。通过这次缴枪行动,两派群众还自行揭发了操纵武斗的坏头头,将他们扭送到军管会看守起来。



12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新华社《国内动态》登载,反映到中央。从毛主席到中央。毛主席看到这份“动态”后,于9月13日,亲自批转全国。

这时安徽两派对立的气氛已大为缓和,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取得明显效果。我们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两派思想情绪的基础上,认为实施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二步,即实现两派联合的条件已成熟。军管会提出两派联合开会,两派不但同意开会,还主动提出倒旗联合、并肩游行。9月19日两派组成了大联合委员会,在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军参谋长林有声的主持下,安徽省军区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周密的组织准备,9月20日,两派组织10万人,共20万人,在合肥市省体育场,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并肩在市内游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这一活动,军队没派一个连、一个人参加,两派群众自己组织得很好,说明消除派性、实现联合的思想基础比较好,条件是成熟的。省军管会通过省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两派联合的大会报道和两派群众的并肩游行的照片。周总理知道后,让我将这天的报纸,加印20万份,派人乘飞机送北京,由中央分发全国,推广安徽做法。

靠大造舆论取胜

省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但全省各地形势发展仍不平衡,由于内部的原因和受外界的影响,少数地、市、县,几经反复,各方仍未达成协议,革委会建立不起来。个别地区,群众组织之间由于武斗时双方都打死了人,积怨太深,对立情绪还很严重。“九·五”命令公布以后,双方仍互存戒心,将武器藏起来不上缴,或只缴一部分,有的即使成立了革委会,仍“危机四伏”,极不稳定。皖南重镇芜湖就是其中之一。


--

“文革”初期,芜湖的群众组织,因夺权引起分歧,发生过一场大武斗,双方伤亡都很大。其中一派被打出芜湖,人员跑到安庆、马鞍山、铜陵、合肥等地,有的把被打死的人抬着游街,到省里告状。后来将两派的代表召集到北京谈判,仍未解决问题。因此,芜湖的派性全国有名。经过多次协商,耐心工作,1968年5月,芜湖专区暨芜湖市同时成立了革委会。但是派性并没有彻底消除,一些没有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及群众组织的头头,怀着不满情绪,活动频繁。我在安徽搞“三支两军”工作近一年来,体会最深的是遇事要沉住气,先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再冷静处理。错误的东西总是站不住脚的,看起来是很吓唬人,实际上是很虚弱的,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所以在工作中的自信心也就不断增强了。因此,我接到芜湖的报告后,首先严令部队,绝不准向群众开枪!只要不开枪,就可以争得主动。

为了摸准情况,我决定亲自到芜湖去,而芜湖两派都要求我去解决问题。当时,芜湖已完全处于失去控制的状态,特另是矛头指向了部队,到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是谁也难以预料的。省里和军里许多同志都不太主张我去。大家关心我的安全是可以理解的,但那里的驻军已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芜湖是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发生的冲突事件,是关系全局的问题,如芜湖的问题不解决,就将变成一个“突破口”,很可能涉及全省,其后果就更加严重了。于是我向省里、军里的同志作了说服工作,带着革委会少数同志,包括进入三结合的两派头头,去了芜湖。一路上,和我同车的秘书谈起工作方案,我告诉他们,一切都要根据调查了解那里实际情况后才能定,才能先有框子。进入芜湖后,所见到的景象和我以前来时已大不相同,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街上的店铺关门,行人稀少。到了35师师部,听了师领导同志的汇报后,感到现在两派互相对立,部队讲话也不听,目前只有分头进行工作。抢枪、冲击部队的事,不急于处理,让省里来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分别去各派做工作;我和35师政委、市革委会主任于永贤,找当地两派头头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交换看法,彻底摸清事件真相,考虑下一步的措施。



43
回复主贴

相关文章

更多 >>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2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 连女白领都喜欢玩的军事游戏,进入试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