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部古典的中医名著看中国医学的早期成就

腾逸风 收藏 4 674



中国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祖国医学文献记载了几千年来所积累的医药科学知识和医疗实践,不仅数量大,种类多,并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医家对于疾病的认识、观察、分析和治疗,主要是通过中医药文献的形式予以保存和传播。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中医药著作达一万多种,其中以临床医学占绝大多数。


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已有蛊(腹内寄生虫病)、龋(至齿)等一些病症的记载,并且有了按照体表部位对于病症初步分类的概念。在1973年长沙马玉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保存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医方和有关针灸、经脉的著作,这是最早形式的医学文献。据考证,从西周到战国八百多年间,开始出巩了专门医药文献。但由于当时中国为大小诸侯分别割据,政令互异,书不同文,书籍的抄录和传播都受到一定的限制。现存的中医药文献,主要是从战国时期开始,两汉、三国以后,越来越多。其中,《内经》(一名《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是十分重要的两种,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早期成就。


《内经》


《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内容比较完整的一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古典医学著作。成书约在战国时期公元前三世纪前后。这部著作并非出自一时一人的手笔,而是在长时期内由许多人参与编写而成。原书十八卷,包括《素问》和《针经》(唐代以后的传本把《针经》改称《灵枢经》)备九卷,后人补辑编次为《素问》二十四卷八十一篇,《灵枢经》十二卷八十一篇。《内经》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以论述中医基础理论为重点,兼述卫生保健、临床病症、方药、针灸等多方面内容,为祖国医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阴阳学说,作为我国古代自发的唯物观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内经》中贯串于学术体系的各个方面,用以说明人体组织结构、生理、病理、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阴阳学说从事物正反两个方面的矛盾对立、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来认识和观察事物的变化发展,认为人体阴阳的相对平衡和协调(所谓“阴平阳秘”)是维持正常生理活动必备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失掉人体阴阳这种相对的平衡和协调,就会产生疾病。拿发热这个症状来说,阳盛可以引起,阴虚也可以引起,病因、病理备不相同。如何区别?又须结合患者发热的特点和其他临床表现进行整体分析。这种整体观念在后肚医学又有所丰富和发展,是中医诊疗和分析病症的主要思想方法之一。


脏腑、经络学说,是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中用以说明生理、病理的重要理论。《内经》关于脏腑、经络的论述,已经比较系统和全面。《内经》介绍脏腑功能,有一段不平凡的记载。《素问。经脉别论》提到饮食经过胃和消化系的吸收,其中水谷精微之气,散之于肝:精气的浓浊部分,上至于心,由心脏输送精气滋养血脉,血脉中的水谷精气,汇流于肺,所谓“肺朝百脉”;由肺(通过心)再把精气转输到全身,包括体表皮毛和体内脏腑等组织。这是对人体体循环和肺循环概况的大致正确的论述。《素问》还提出“心主身之血脉”(《瘘论》)和“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举痛论》)的理论,表达了心脏和血脉的关系和血液循环概念。


解剖方面,《灵枢经•经水篇》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这说明在《内经》时代已经有病理解剖的萌芽;并且可从中看出,当时已经比较重视解剖中的客观数据。在《灵枢•肠胃篇》中,采取分段累计的方法,度量了从咽以下到直肠的整个消化道的长度,数据和近代解剖学统计基本一致。


诊断方面,早在战国初期公元前五世纪,扁鹊(名秦越人)已开始运用切脉结合望诊诊断疾病。到了《内经》时代,又予以归纳总结,并有所补充和发展。《内经》谈切脉,除目前仍然沿用的两手腕部的挠动脉外,还记载了头面部的颞颥动脉和下肢的腔前动脉,作为人体体表三个切脉的部位。至于望诊,经验更加丰富,内容逐步趋于完善。书中特别强调在诊病中切脉和望诊的互相结合运用,以防止诊断中的片面性。


关于临床病症,《内经》叙述了四十四类共三百十一种病候,包括各科多种常见病症,如:伤寒,温病,暑病,疟疾,咳嗽,气喘,泄泻,痢疾,霍乱,寄主虫病,肾炎,黄疽型肝炎,肝硬化腹水,糖尿病,流行性腮腺炎,多种胃肠病症,衄血、呕血、便血、尿血等出血性病症,贫血,心绞痛,脑血管意外,风湿性关节炎,神经衰弱,精神病,癫痫,麻风,疗毒,痔疮,血栓问塞性脉管炎,颈淋巴结核,食管肿瘤,颓气,以及一些妇科、五官科、口齿病症等。书中对一些病症阶病因、症候、治法等有不少生动的描述和卓越的见解。如噎膈(包括食管肿瘤),有“饮食不下”、“食饮人而还出”这样抓住主要症候特征的描述。关于疟疾,除有典型的症候描述外,还能明确区分单日疟、间日疟、三日疟等不同类型。脑血管意外在半身不遂的情况下,书中提出如急者“言不变,志不乱”,那就预后比较好;神志昏乱严重,不能说话的,预后不良。观察黄疽除皮肤、结膜和小便外,还特别注意到齿垢和指甲发黄(见《灵枢经•论疾诊尺》)。诊察水肿病也十分细致,指出轻微的浮肿先见于下眼胞(见《素间•评热病论》:“微肿先见于目下”),加重则上限胞可肿如卧蚕,并可以手指压迫肿处,观察能否回复以决定水肿的性质。当时并对多种原因所致的气喘,在怎样辨别属虚症和实症方面,已能抓住主要的病理和临床特征。对颈淋巴结核(书中称作“瘰疠”、“鼠瘘”),认为“鼠瘘之本,皆在于脏,其未上出于颈腋之间”(《灵枢经•寒热篇》),正确地衔出了它和内脏结核的关系。《内经》对于病症的论析,为后世深入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临床参考资料。


治疗方面,《内经》强调“治未病”,就是以防病为主的医疗思想。所谓“治未病”,一是指未病前先采取预防措施。《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用带有启发性的比喻阐明了这个问题,指出如果一个人的病乱已成,再吃药治疗,就好像是口渴了才想起打口井。那不是晚了吗?(“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后药之,……譬犹渴而穿井,……不亦晚乎?”)一是指得病后防止疾病的传变,认为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应该在疾病的早期就给予有效的洽疗;所谓“上工救其萌芽”(《素问•八正神明论》),就是这个意思。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内经》在治疗学上明确表现了反对迷信的思想:所谓“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五脏别论》),就是说凡是笃信鬼神的人,医药治病的道理,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不用跟他们去打交道。至于怎样治病?书中精辟地分析了“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别论》)的道理,以及临床上怎样掌握治本、洽标的问题。关于具体治疗,《内经》运用了内服(包括药物和饮食治疗)、外治、针灸、按摩、导引等多种治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已有腹腔穿刺术治疗腹水病症的详细记录。方法是用钦针刺人脐下三寸的关元穴部位,再用筒针套人引水外流。腹水流到一定程度,把针拔出,紧束腹部以避免手术后因腹腔压力骤变引起心腹烦“闷等症状。这种手术操作方法和术后处理,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家的聪明才智和医学水平。此外,《灵枢•痈疽篇》记载,当脱痈(相当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病情不能控制时,采用手术截除的应急手术,以防止它向肢体上端蔓延发展。由此可见,《内经》一书不仅具备辩证的、科学的防治观点,并且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际治疗经验,促进了后世医学的发展。


《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东汉张仲景(150—219)编写的,书成于战国后期公元三世纪初。后人把本书分别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二书。《伤寒杂病论》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对伤寒(急性热病)和杂病(以内科病症为主,也有一些其他科的病症)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丰富经验。作者张仲景在他的整个医疗活动中,提倡“精究方术”,反对用巫术治病。他主张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创用的验方),也就是他“白序”中所申明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正因为作者有严谨的治学态度,重视继承前人的医学成就,比较全面地总结人民群众的防洽经验,并且通过他自己反覆实践验证,予以归纳和总结,奠定了各科临床的基础,使本书成为在临床医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


《伤寒杂病论》在医学上的贡献,主要是诊断中的辨证方法,以及切合病情的多种治法和方药。


在诊断辨证方面,《伤寒杂病论》中运用四诊(指望诊、闻诊、问诊、切诊)分析病情。对于伤寒,把各种类型和不同的病程阶段,区分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六大症候群,每一症候群用一组突出的临床症状作为辨证依据。并且从具体病症的传变过程中,辨识病理变化,掌握病候的实质,这就是“六经辨证”。除此之外,并已具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辨证的雏形,这种辨证的思想原则和方法,有助于进一步分析病症的属性,病位的深浅,病情的不同表现,以及人体的抗病能力,使诊治者由此对疾病获得纲领性的认识。


这部书从临床实际出发,结合古今医学的成就,把《内经》以来的病因、脏腑经络学说,同四诊、八纲等辩证方法,加以有机地联系,并从伤寒和杂病各类病症中,总结出多种治疗大法。后人把它归纳为“八法”,就是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它的治疗原则是:邪在肌表用汗法,邪壅于上用吐法,邪实于里用下法,邪在半表半里用和法,寒症用温法,热症用清法,虚症用补法,属于积滞、肿块一类病症用消法,这些治疗法则,概括性强、实用价值高,可以根据不同的病情,或单独使用,或相互配合应用。诊疗疾病或分析病症,讲究理、法、方、药(就是有关辨证的理论、治疗法则、处方和用药)相契合。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和有关病症的论述,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规范。


《伤寒杂病论》共收选方三百多个,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有的医家尊称《伤寒杂病论》方是“众方之祖”,或称它是“经方”。实践证明,其中大部分方剂确有比较高的临床疗效,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承气汤、理中汤、四逆汤、肾气丸、茵陈蒿汤、白头翁汤、大黄牡丹皮汤等等。这些著名验方,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考验,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变化和发展的依据。《伤寒杂病论》除大量内服方药外,还介绍了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例如用人工呼吸为主抢枚自缢,书中记载要先把人抱下来,解去绳子,盖被铺垫保暖,一人用脚踏自缢者两肩,用手挽住他的头发,不要放松,“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持臂烃屈伸之,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金匾要略•杂疗方》)配合肉桂煎汤或粥汤喂含润喉,观察他能否含咽,如能就可停止喂含,再向自缢者两耳内吹气。这种综合的抢救措施的描述,具体、生动,方法又符合科学性。全书论述治法简要,并有实效。


综上所述,充分运用各种诊断方法,对病人复杂的症候进行综合分析,并根据中医的治疗原则,确定治疗方法(这就是“辨证论治”),是从《伤寒杂病论》一书开始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的。后世把它作为诊疗中必须遵循的一种辨证的思想方法,体现了祖国医学独特的和比较完整的医疗体系。


由于受到时代和认识上的限制,《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封建、唯心或牵强附会的论述,须予分析批判地时待。


我国医药学文献,浩如烟海。在《内经》以后、东汉三国以前,还有一些古典医籍,其中的《神农本草经》(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药物学专著)和《难经》(以论述中医基础理论为主,也分析了一些病症和针法、穴位等)是现存的另外两种名著。这四部作品,都是年代久远、有广泛影响的古典医籍。晋、唐以后,更涌现了大批医药文献,包括医学理论专著,有关生理、病理的著作,诊断学,本草学,针灸学,方书,各科临床(其中还有某些特殊病种,如麻凤、结核等)的专著,综合性医书,养生,护理,按摩,外治法,法医,兽医专著等,这些著作的刊行,为人类保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①认真钻研有关文献,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整理祖国医学遗产,对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一定能发挥积极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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