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权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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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权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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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在湖南卫视播出的香港电视连续剧《金枝欲孽》,作为“开春大戏”,与央视《乔家大院》同期播放,显示了湖南卫视以“权谋大戏”制胜的不凡底气。

长篇剧《金枝欲孽》,曾在香港电视界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不但收视率创下新高,而且获得“罕见智商”美誉。《金枝欲孽》中,虽服饰格外考究,但宫廷服饰与膳食文化却非剧中重点,难敌《大长今》的医文化魅力。《金枝欲孽》最大的亮点就是——“权谋文化”,后宫诸多红粉佳人,虽不似帝王将相以黎民苍生为借口那样玩弄权术,可她们为出人头地、为复仇、为自保、为报恩,却将“争权夺利”做出了百样文章。《金枝欲孽》是《雍正王朝》等一系列权谋古装正剧之后,权谋文化又一次以“秘史”形式在传播领域获取大胜。

这一部以“后宫女人”为中心的邪典野史,剧中后宫妃嫔们个个粉装玉琢,表面上口口声声礼义廉耻,背地里事事情情勾心斗角,剧中无一个好人,没一个笨人,个个为讨得皇帝欢心,可谓费尽心思、出尽阴招。最霸道、最狡诈的角色是如妃,经邓萃雯演来杀气腾腾,却反而最受观众欢迎。如妃一句“自白”说得明白:“我十几岁进宫,到现在已经十多年,我唯一会的就是猜人心思,勾心斗角。”


“权谋”风行风不止


从前些年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万人空巷,到近两年《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的跟风热播,反映清代宫廷权谋斗争的电视剧,一热再热。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康熙大帝》等“很权谋”的历史小说,也热销不止。

倾轧、斗争、篡夺、猜忌、弹劾、笼络等种种权谋手段,无一遗漏地展现。诸多影视、小说揭示的清代“宫廷权谋”文化,变化无穷,一个圈套连接着一个圈套,一招计谋通向另一招计谋。王蒙和魏明伦在政协会议上,对近年荧屏上热播的帝王电视剧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认为:《汉武大帝》、《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刻意吹捧专制帝王的所谓“正剧”,其实比以前港台所谓的“戏说帝王”遗毒更甚,危害更大。作家梁晓声也对此提出质疑,一个国家的文艺作品,过多传授权谋、权术之道,以此制造“看点”吸引观众,并不是什么好现象。

除正剧以外,《日落紫禁城》、《孝庄秘史》、《至尊红颜》为代表的一大批宫廷“秘史”电视剧也纷纷出笼,这些剧目以皇帝治吏、后妃争宠、大臣谋变等争权夺利为主线,情节曲折,扣人心弦。如上电视剧,几乎无一不在宣扬着政治权谋,那些被当作正面人物来描写的“明君”、“贤臣”、“宠妃”,几乎个个都是工于心计、娴于权谋的高手,天下大势任凭其纵横捭阖,政局变幻更由其翻云覆雨。

值得注意的现象还有,对于王跃文的官场权谋小说,许多读者不仅有热读之味,更有研析之功。在跑官要官之风盛行的地方,《官经》和官场小说,是不少官员的桌上必读书。甚至,曾有人向饰演大贪官和珅的演员王刚敬酒,理由就是:您把和珅演绝了,从和珅的身上,我真正弄明白了怎样才能当上官,怎样才能当更大的官,怎样在官场中为人处事。在不少人眼里,权谋文化的实用价值,远远超过其欣赏价值。

或许,这就是那些全面反映、解析“权谋文化”的长篇小说、图书著述、电视连续剧、网络论坛等文化产品——风靡市场的原因所在。《官经》、《官箴》、《厚黑学》、《谋略学》、《帝王学》、《权谋大全》、《曾国藩谋略》、《中华智谋》等政治谋略的图书,读者消费基础深厚;网络论坛宣扬官场权术的《官场三十六计》等阴谋诡计帖子,点击率一路攀升,其间无一不渗透着对权谋术的褒扬、推介和赞许;有些人甚至把《雍正王朝》等清宫戏中的权谋手段,作为人生教材,行事做人处处学以致用。还有,不少写当代反腐题材的电视剧、小说作品,也大量渗透了“权谋文化”观念,整个故事情节、人物思想,看上去就像宫廷权谋戏的现代版,为官权谋、兴风作浪与阴险狡诈,无一遗漏。


“权谋”反动反在哪里


权谋文化,折射出社会浮躁、投机之风。不少人以“不付辛苦得来富贵”,甚至“一夜暴富、一举成名”的心态,“权谋”并设计自己的辉煌人生,钻空子、谋位子,投机取巧走捷径。有不少相对滞后的人,不由一声叹息:在领导眼皮底下混,没有权谋、没有混术哪成?可权谋、混术哪里来?都需要从权谋文化中矢志不渝地“提炼”、“淘金”。

站在商业立场上,对诸多电视剧、小说的编导和创作者有所谴责与苛求,是愚蠢的。但站在文化意识思考的层面上,我们不得不警惕权谋文化横行——对于当代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当然,对于紧张激烈的权谋斗争很钟情的观众、读者,看了“很权谋”的影视、文学作品,未必就会变成“很权谋”的人。但不可讳言,“权谋文化”在中国人群的大面积受宠,说明有人需要、有人观赏、有人深思、有人效仿,现实生活中的确还有“权谋文化”生长、发育的土壤。

权谋文化,产生于封闭守旧的封建王朝,它与当代市场经济的大潮、民主法治的观念格格不入,与现代文明极不相称。权谋文化,在今日或多或少地残留在人们的生活中,渗透在单位权力纠葛中,勾心斗角,以邻为壑;争权夺利,暗中使绊;拉帮结派,党同伐异,造就了今日官场之腐败、社交之心口不一、商场之无序竞争,与中央所提倡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背道而驰。

张扬权谋智术,布设圈套和陷阱,制造谎言和骗局,纠结阴谋和暗算,最容易产生阴谋诡计,致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愈演愈烈,社会诚信严重缺失,一些投机取巧之人靠权势、凭谋略——升官、发财、捞名利。处在权谋术之中的人如履薄冰,更是如临深渊,处处设防,人人自危。于是,规则之外的高低手段,迭出丛生,对法制的不屑,对诚信的亵渎,对同事的戒备,使人际关系失去了和谐,使工作关系失去向心力。

于是,在某些官场、商场上,权谋文化大行其道,社会的基层职员、职业经理人以及中小官员等各个阶层,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权谋行为。在他们或唯唯诺诺或狐假虎威的表演中,渗透着机巧的权谋心理、权谋技巧和权谋手段。 个别干部不是依靠组织的信任,而是依靠小圈子的权势,热衷于小圈子内的交往活动,以巩固既得利益,寻求新的功名利禄。在权谋文化熏陶之下,官场腐败衍生不绝,“人治”架空“法治”、“圣意”覆盖“原则”、“机巧”取代“规则”、“人言”胜过“公理”、“面子”替代“尊严”、“潜规则”压倒“显规则”、“脾气”代表“权威”,这是危险的。

不少企业家,根本就没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操作理念,而是崇拜权谋文化与权谋商业上的纵横捭阖与鸡鸣狗盗的操作技术。比如《如何偷税》一书刚一上市,就销售一空。还有,《水煮三国》畅销不止,不过是以三国故事为底料,欲将三国的政治权谋之术融入现代企业管理之中。这看似技艺高超的融合,却在企业管理中注入了最不适合市场经济的内核——权谋之术。切不可把企业管理中的调料秘术,当成了根基之法,那将是误导企业而贻害无穷。如果国内的工商业不走出威权、压势、诈取的阴影,将大大延缓各型企业对于外部优秀思想融合的步伐。

回顾历史,中国文化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对接时,在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下,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族企业家,如张謇、荣氏(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周学熙、虞洽卿、周传民等,促成了民国时期两次高速经济增长,但第一次增长被军阀混战所打断,第二次增长被日本侵华战争所终结。建国后,从1984年正式开始的市场导向性改革,是现代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的第二次对接,延续了20多年,现在是需要破除——传统权谋文化影响国内商业联合的时候。当代中国到了一个真正需要商业科学的时期,学习现代先进的思想理念、管理方略和科学发展观,才能与时俱进。

权谋文化,谋来谋去谋什么


不得不正视,过度宣扬尔虞我诈的权谋文化,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法制精神、诚信观念和道德原则,助长了不择手段的厚黑风气,助长了专权弄权贪权的私人欲望。

“权谋政治”,这是一种以儒家为表,以道家和法家为手段的政治处世术。信奉权谋文化的各级官员,更在乎低一级的官员是否“犯上”,而不在意他是否公正廉明,所谓“不怕官贪,就怕官反”。这样,从上到下的个人和利益集团,陷于一种互相制约、内耗、低水平的“权谋陷阱”之中。

权谋文化,作为人治、专制与奴化意识的“潜规则”,国人大多潜移默化地受其熏陶。通权达变,是中国历代政治权谋的核心内容,充满权谋与思辨。于是,为政要看《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李宗吾《厚黑学》等权谋书,一印再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将历史上玩权谋的成功和失败的事例——汇于一书,成为权谋文化的集大成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权谋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视为中国人的社会生存技能,成为社会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能否成功的评价标准。

“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权谋文化,实质上是圈子内的伎俩与谋略,到头来只会划割良好的人际关系。翻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无论是官方编写的《诸子百家集释》、《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还是民间撰写的《三国演义》,都围绕权力争夺而谋略、谋划,具有强烈的非道德色彩——或弑父或杀兄或废子或屠臣,或出卖或诈变或欺骗或背叛。虽然“权谋文化”并不全是糟粕;但当今社会,如果以“人治”代替“法治”,背弃诚信,必不存和谐与发展。人与人之间,不能有效沟通、交流,谈何坦诚共事,达到团队效应和企业合作精神?

不应回避,人生、为官、经商,离不开机谋,也需一定谋划。但这种谋划,不是生活的全部、不是立世的根柱,只是个技巧、是个辅助。不能夸大它的作用,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譬如,那些以为外企内部十分透明的想法,也是非常幼稚的。默多克集团继承权的斗争、苹果乔布斯当年出走迪斯尼,就显示了企业内部谋划、预警能力不足的问题。但足够的谋划、预警能力,必须建立在自身发展能力之上;不求自身能力的权谋,再用权谋也不可能长久。

在今日官场交际上,学会领导艺术与官场交际,并不等同于专事权谋。最要紧的是,摒弃庸俗奸诈的政客作风,代之以清廉、勤奋的公仆作风,少搞权谋,多办正事,把心思用在学习和工作上,为老百姓谋利益,才是官学正途。

企业中的企业家和经理人,在商业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在必要之时,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和权谋,也无可厚非。但永远要分清“道”与“术”的关系和区别。企业文化也好,权谋文化也罢,都是雕虫之技,而不是企业的立身之本。

从现实来看,不在少数的中国人还是那么痴迷权谋之术,其热衷之程度,令人匪夷所思。当然,这与中国的漫长封建史有关,但这种说法并非具有相当充分的理由。为什么中国的权谋文化,在当代中国——还总是陷入阴暗、肮脏、暴力、血腥、权谋的恶性玩味之中?中国的知识界、思想领域,似乎缺乏索尔仁尼琴和凯尔泰斯&S226;伊姆蕾的抗议,缺乏罗曼&S226;罗兰对生之坚强,缺乏莎士比亚和但丁对人之灵魂的纠缠;没有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焦虑和担忧,没有里尔克的救赎意识,没有托尔斯泰式的悲悯和拯救;更缺失了川端康成式的对美的沉迷,缺失米兰&S226;昆德拉式的严酷拷问,缺失村上春树对生之迷悯。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五四运动对旧文化沉淀的冲击,曾有鲁迅式的尖锐解剖与抨击,但毕竟时间短、不深入,甚至有些时过境迁的感觉,那些世俗化、致用化、精明化、利益化的东西,始终代表着不少中国人对权谋文化的偏爱与认同。以至今日,影视、图书的创作者从利益角度——为权谋文化大做盛宴、大奏颂歌,出现了权谋文化泛滥成灾的状况。政府有关部门反对、不认同权谋文化,是重要的一方面;除此之外,文艺工作者必须摈弃宣扬权谋文化、奴性思想的定势,自觉运用手中的创作权,创作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艺作品。这也许就是,鲁迅当年为什么不主张青年读中国书——尤其是中国古书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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