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史 第二章 浴火重生 第五十四节 外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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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李可夫和契切林带领着刘思扬一行四人开始参观游览莫斯科城。他们从建于14—17世纪的克里姆林宫建筑群开始参观,圣母升天大教堂、报喜教堂、墓地天使大教堂、伊凡雷帝钟楼,一个个气势宏伟的标志性建筑仔细地看下去,时间就已经临近中午了。今天的午饭在刘思扬的坚持下没有喝酒,他的理由很充分——下午参观的时候总不能让人扶着吧?李可夫和契切林也无话可说。


吃过午饭,刘思扬他们来到了位于红场附近的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的校园。这所大学建于1755年,以它的奠基人,俄罗斯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名字命名,这里也是目前俄罗斯最大的教学,科研和文化中心。而刘思扬还知道:这所大学在俄罗斯联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未来俄罗斯的工业、科技以及军事实力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都与这所大学有着直接的关系:这里将产生8位或者是比这个数字更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俄罗斯政界和科学界的许多要人都毕业于这所学校。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以雄厚的师资、完善的设备、高质量的教学和高水准的学术研究享誉全世界,它当之无愧地属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莫大”的毕业文凭,世界各国都予以承认!


一边徜徉在花园般的校园里,刘思扬若有所思地问道:“李可夫同志,可以谈谈苏联政府管理这所学校的政策和办法吗?”李可夫回答道:“人民委员会会议已经决定:让罗蒙诺索夫大学拥有独立自治权,学校的《章程》由莫斯科大学的理事会研究制定。也就是说,这所学校基本上是独立的,它的科研、教学和管理不会受政府的影响。这是我国教育体制的一贯传统——政府不干预科学研究,新的苏联政府将把这个好传统延续下去。”


刘思扬又被触动了心事,他冷静地思考着:的确,科学研究本身与政治并无关系,不论到什么时候,人才都是支撑一个国家和民族强盛与繁荣的最关键因素!他觉得,这也许就是苏联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之一:即使是后来斯大林残酷的肃反运动,苏联的几乎所有学校和科研机构也没有受到波及。与之相反,未来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都首当其冲:反右、“五七”干校、让科学家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许多科学家被迫中断了自己的研究,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于是,中国出现了10几年的人才断层。即使后来政府多次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却还是有大批的人才流失国外。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都被一个强国梦所缠绕着。这个梦虽几经破碎,却从未因领袖的变换、政权的更替、政党的兴衰和社会的巨变而破灭。为了这个梦,中华民族不惜变法、造反、革命、内战,尝试了几乎一切可以尝试的手段;为了这个梦,一代代人甘愿毁家、赴难、流血、捐躯,付出了一切可以付出的代价。在这种种的努力中,就包括着一代代留学生的派遣。


对中国而言,派遣留学生从来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一个民族的忍辱负重、发愤图强——这是今天的留学生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种想法很有一点儿“殉道”的味道,听起来好像留学生不但要肩负着历史的重托,而且还必须充满自我牺牲精神。不过,回顾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也正是这种中国式的爱国信念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使百年来因贫弱而饱受欺凌的中国终于在20世纪末叶看到了下一个世纪的曙光。


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是:在当年的120名留美幼童中,几乎没有人参加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们大部分成为专业人才,其中在铁路、电信、矿业任工程师的有39人,在海军中服役的有18人,外交部和其它政府部门任职的有15人,在教育、卫生界服务的有10人,在新闻界的有2人,在海关工作的有2人,另有7人经商。日后,在人数最多的留美学生中,也少有人投身到后来一系列的政治革命中。他们大都成为科学家、工程师、学者、教授。这些留学生作出的贡献可以说为以后中国的进步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在刘思扬的电脑资料里,有这样一些数字:自1978年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以来,学成归国的海外留学生有70000多人,约占海外中国留学生总数200000人的三分之一。不过,留美学生的回归率显然要大大低于这个比率,根据美国专家的估算,留美的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率大概只有5%到10%。留在海外,可以说是这一代中国留学生中大部分人的选择。据美国移民归化局统计,在1982年至1987年间,已有6238名中国留学人员由学生签证转换成移民身份。只是由于当时美国移民法对J-1(指公费留学生)签证持有者必须回国两年才能申请其它签证的严格规定,公费留学生在其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小,一共只有265人。


海外中国留学生作出这样的选择,也许有他们的道理。但在人才方面,中国也有中国的悲哀:大批中国留学生最终留在了海外,这也许是当年中国政府恢复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之初所末曾预料到的结局。至于真实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中国当时的贫穷并不是这些留学生们选择国外的唯一理由。或许,他们自己所说的话能够找到部分答案:


一位留学法国的物理学博士说:“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革命,大概没有什么事情能像出国这样迅速地改变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了。”可见当时中国的知识份子在社会中并不拥有与其实力相适合的或应该给予的社会地位。


一个密歇根州立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40岁博士总结性地说:“中国政府越管不着你的时候,对你就越好。”他毕业了两年,还没能找到工作,一直靠给一些小电脑公司搞些临时性的程序设计来维持生活,但从没想到要回国。他上面的理论显然是来自个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当年,他在办好一切自费留学手续后,多次求单位领导“恩准”,但领导死活就是不同意,反而为此发出通报批评,并将他除名。如今,他博士毕业,又拿到了“绿卡”,单位领导对他似乎也就前嫌尽释了。来美国访问期间,他们居然还带些小礼品来看他!


另一个令归国留学生在精神上感到更难以适应的东西,是中国知识界的许多特别的“教规”。“教规”,是学术界传统派生出来的东西。它属于传统,却是传统中潜在的部分,常常让人感觉得到,却说不出来。“教规”,不仅仅指政治上的“禁忌”,有时候会比那政治上的“禁忌”更触犯不得:一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37岁的社会学博士说,他刚回国工作的那两年里,总有一种动辄得咎的感觉。他说:“常常是地雷都炸了,还不知道是在哪儿踩响的呢!”回国后,他不愿再走中国学术界流行的那种“纯理论研究”的老路,而是在研究中采用了一些模式建立、数据分析等新方法,并选取了一些现实性课题。这在单位里很快就招来了非议,说他“不务正业”;等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注意后,评定职称时,又有人说他的东西“不是学问”!


这位留学生认为,在种种“教规”背后,实质上有一个“代沟”问题。因为学术界“教规”的主要作用就在于维护学术界公认的权威和既定的秩序。他说,出国几年,回来后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这些年,老先生们老得特别快,年轻一代又成长得特别快;而中年一代,由于50年代教育的偏颇和长期政治运动的锻炼,“批判意识”极强……他感到,将来几代人在学术观念上的激烈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种种“教规”限制下,多少归国留学生能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却说不好。虽说“教规”本是颇为平常的现象,每个国家的学术界都会有类似的东西。但在中国当时的体制中,“教规”的触犯者很可能被弄得一事无成!


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坦率地说就是政策上和意识上的问题:即使是到了下个世纪初,行政领导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刘思扬想:苏联人看似平常的一个教育政策,却在客观上为苏联培养了大批的科学人才,苏联科学的发达、工业的强盛几乎都源于这个政策!这正是中国人应该向人家学习的东西:中国的人才大量外流,而苏联却很少发生这种情况。这就说明了中国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并不适合人才的生存和发展,政府在人才方面,做的是非常糟糕的。而中国的落后,却与之有着绝对的关系——留不住人才,你就什么也不会有!


正在刘思扬沉思的时候,契切林对他说道:“部长同志,我们两国是可以在教育、学术和科学研究上进行合作的,您怎么认为呢?”刘思扬从思考中回过神来,回答说:“关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至于科技的合作,需要经过我国议会的批准,我自己做不了主啊。我一定将苏联同志的意思如实向张总理和议会汇报。”


教育是中国的弱项,与这些教育发达、管理先进的国家合作自己没有亏吃;而关于科技合作的问题,刘思扬本人是持反对意见的:自己和同伴们拥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技术,与苏联和其它国家的技术合作将不可避免地提高这些未来对手的科技水平。更为可怕的是:列强们将凭借着他们完备的教育基础、众多的科技人才储备和强大的科研能力,很快就会超过自己。只有傻子才会同意这种损己利人的合作!苏联是第一个提出与菲律宾进行教育和技术合作的国家,看来以后要与同伴们制订一个相应的政策或处理原则了。而现在,他只好使用“太极推手”的工夫——能拖就拖、能推就推吧!


契切林和李可夫可不知道刘思扬心里的这些“花花肠子”,听他基本答应了这个要求都很高兴。李可夫继续说道:“部长同志,您是否愿意在这所苏联的最高学府发表演讲呢?如果您同意的话,现在就可以安排。您将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在罗蒙诺索夫大学发表演讲的外国政要而载入史册!”


刘思扬对这个邀请却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作为一个年轻人,有争强好胜的念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能够载入历史的诱惑就更大了,想“青史留名”也是人类的普遍心理。看着吕禹祥等三人热切和期待的目光,他那有些发热的脑袋却突然冷静了下来:自己说什么呢?给他们讲国际形势、讲共产主义、还是讲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万一把某些超时代的东西说出来,自己可就惹了大祸了!即使不讲这些,自己这么做也需要慎重啊,毕竟自己代表着菲律宾政府,在这个敏感的时期,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对菲律宾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产生影响。


想到这里,刘思扬开始警惕起来了:没吃过猪肉,总还见过猪跑吧?在国际外交界,这些安排通常应该是双方事先商谈好的,连演讲的内容也应该事先通报对方知道。因为这些内容上的安排会分出国家之间的远近关系,也必然会影响到菲律宾与其它列强的关系!自己在英国、法国甚至连美国也没有发表过演说或在大学里发表演讲,这两个苏联人不会不知道这些,他们是故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拉近与菲律宾的关系、让菲律宾与列强之间出现裂痕!只要他刘思扬这个菲律宾的外交部长这么做了,苏联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讲什么,反而不是重要的东西,关键是他这个菲律宾外交部长的姿态问题!这些老毛子可真鬼呀,差一点儿自己就上当了!


刘思扬说:“我只是个年轻人,也没有什么真实的学问。借用一句中国的成语,我这是在这所苏联的最高学府里面‘班门弄斧’啊。这里是真正的人才荟粹之地,两位前辈这不是成心看我的笑话吗?”


契切林真诚地说道:“就连列宁同志都说你是少年英才呀,你就不要谦虚了!何况......我已经通知了校方,现在就已经有许多同学在报告厅里期待着您的光临呢!”


刘思扬想了想,说道:“契切林同志,您这是对我搞‘突然袭击’呀!演讲是肯定不行的,一是我们事先没有这个安排,二是这会影响到菲律宾与其它国家的关系。我相信苏联同志的邀请是出于诚意的,可能是您考虑不周吧!”苏联人竟然如此急于求成、如此不尊重自己,是刘思扬没有想到的。但是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就指责苏联,也没有必要这么做,不能因此而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他只好直接指出来,否则对方肯定还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看来,那些文物也不是这么好拿的!


刘思扬抬手制止了契切林说话的动作,继续说道:“可是如果我不去,让同学们失望了也不礼貌。我看这样吧:我们四个都是年轻人,就举办个茶话会好了。我们与同学们之间的年龄相差不多,就在一起随便聊聊吧。但是,我要郑重提出一点要求:我不希望有记者出现在那里,这个消息也不准见报!否则,我就只有‘临阵脱逃’了。”


两个人脸上失望的神色一闪而过: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竟然如此老练而灵活。李可夫马上说道:“好吧,我同意这个办法,也许这样做比演讲的效果更好。还是年轻人的头脑灵活呀!”


看到刘思扬脸上露出了微笑,契切林不甘心地追问道:“既然不能在报纸上出现,那是否可以在学校的学报上发表部长同志的某些学术观点呢?校方一定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我该怎么回答他们呢?”


刘思扬知道:任何学术上的新成绩、新观点都可以发表在学校的学报上——只要不是政治上的,这是西方国家大学里的一贯传统。自己的那个时代,中国大学里的学报却经常在头版刊登政治的东西。而苏联大学里的学报自己没有看过,他的确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


刘思扬只好回答道:“只要校方觉得有必要,我同意他们在罗蒙诺索夫大学的学报上发表我的观点。但是,准备发表的内容必须经过我的审核和同意。”


两个人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他。这次刘思扬可真是多心了:苏联大学的学报与西方国家的大学是一样的,都属于纯学术性质,在这里看不到任何政治上的影响:如果你的观点不具备在学报上发表的条件,即使是政府有意安排也极少有在著名大学的学报上成功发表的例子。


契切林和李可夫很快就找校方安排好了新地点,他们一起来到了会议厅——已经有许多学生等候在这里了。看到这么多年轻人用期待、敬佩甚至是嫉妒的目光注视着自己,吕禹祥等三人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刘思扬一边鼓励着他们三个,一边非常自然地与迎接出来的几位年纪显然是教授的学者握手——他非常不习惯苏联人的拥抱礼节,总是条件反射般地先把手伸过去。然后,他终于避免了“同性恋式的尴尬”,急忙在同学们的注视下坐到了他们中间,另外三个则分散坐在其它的地方。


在这里的三个小时,刘思扬他们四个年轻人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度过的。除了因为语言问题造成的些许不便以外,场面一直非常热烈:毕竟这些大学生们第一次见到28岁的外交部长,好奇加上榜样的力量,大家仿佛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光明前途。


刘思扬在随意之中,有意识地回避了许多敏感的问题,只把话题限制在纯学术讨论的范围。他从人类的历史讲到天上的恒星与行星,从中国古代诗词讲到荷马史诗,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讲到当代物理、化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从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和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讲到俄国人对世界的贡献......他的博学让这里的俄国人都非常吃惊和钦佩,也把翻译们累得够戗——许多专业方面的名词和中国的古汉语让他们遭遇了尴尬。


在刘思扬主讲的时候,吕禹祥那三个人却被一群热情的俄罗斯女学生围住,几个学习中文的学生用生疏的汉语在旁边为他们做着义务的翻译。语言的障碍并没有影响这些年轻人的交流,当刘思扬他们离开的时候,已经有几个象洋娃娃般漂亮的苏联姑娘对吕禹祥那三个人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了。刘思扬由于有契切林、李可夫和几个教授陪在身边,反而躲过了这次的“桃花劫”。


傍晚,契切林和李可夫带着他们来到了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别墅周围是大片美丽的草场和森林。这片别墅区据说原来都是俄国富商的住宅,十月革命后成了国家的财产。现在是5月,这里的气候已经变暖,正是大地回春的季节,别墅周围的草场已经吐出了嫩绿的新芽,正从枯黄的草丛里俏皮地钻出来,在夕阳的照射下远远看去,就象是一张黄绿交错的大地毯。


晚上是野餐加烧酒,刘思扬已经在心里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次没有理由不喝酒了,大不了明天休息:能混过一天算一天吧,也省得这些老奸巨滑的老毛子总是算计自己!


可是,当他来到别墅外面的草场上的时候,那里却多了许多俄罗斯的青年男女,他远远地认出了其中的一个洋娃娃姑娘正是罗蒙诺索夫大学的学生!这时候,陪同着他的契切林解释说:“部长同志,这些学生是自己要求来参加今晚的露天舞会的。你们都是年轻人,总是我们几个老头子陪着你们,连我们自己也别扭啊,这几天我可是感觉老多喽!哈哈,还是你们年轻人在一起玩儿快乐呀!所以我们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刘思扬点了点头:这几个老家伙也的确讨厌,原来他们自己也知道啊。他开始露出了愉快的笑容。契切林又理解歪了:毕竟还是年轻人,喜欢和年轻姑娘玩乐是天性啊!他不怀好意地坏笑起来。


俄罗斯人热情奔放的性格、能歌善舞的天赋都在这个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还有野味和烈酒!当刘思扬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他只隐约记得昨晚那些不停地晃动着的无数大腿和脚丫子,然后就是烧酒。好象那几个洋娃娃姑娘都非常漂亮,但是他却想到了她们40岁以后的臃肿体态,所以对这些尤物就“敬而远之”了:在刘思扬的感觉里,最漂亮、最有魅力的女人应该是东方人,尤其是中国的女人,他对“洋马”不感兴趣。至于自己后来是怎么回到床上的,他就没有记忆了。


当刘思扬洗漱完毕、走出别墅大门的时候,他发现吕禹祥正乖乖地站在那里,就象是一个惹了祸的小学生!看到刘思扬走出来,吕禹祥满脸紧张地对他说到:“部长,我......犯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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