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总理不让邓大姐“当官”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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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从周总理不让邓大姐“当官”说起

邓颖超既是周恩来相濡以沫的伴侣,又是共同奋斗的战友。她从青年时代就投入到革命活动之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周恩来曾说过:“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被周恩来压下来。直到他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


“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周总理为什么对邓大姐如此“无情”,是因为周总理深知这样一个道理:“我是人民政府的总理,共产党的总理,是干革命的,不能有私心,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绍亲朋好友到各部门任职,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风气,危害极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周恩来还提出了自己教育亲属的方法,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


“谁影响谁”古今中外都是一道考题。官场中的人身依附、裙带关系,都是一个免不了的现象。雨果在他的作品中曾这样讽刺人身依附关系:每个权势者都“带着卫星前进,那是在行进中的整个太阳系!”在咱们中国,则更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民谚。宋代大诗人元好问在诗里说:“能吏寻常见,公谦第一难。”顺他的意思说下去,应该是“当官要公廉,亲情第一难。”为什么这“第一难”在周总理身上就不难呢?是因为周总理很好的解决了“谁影响谁”的问题,把“干革命不能有私心,不能徇私情”作为行政的标准,真诚的把自己当作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赢得了人们深深地爱戴。相比之下,今天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的领导干部却不是这样。一旦当了官,掌了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们有了地位,必然要使家人、朋友、亲戚共同得到好处。所以才会有腐败案中的“窝案”现象,一端一家,一扯一群,都是七大姑子八大姨。其实,看一个官员公不公,廉不廉,有什么便捷的办法吗?有的。这就是要看他的亲情关系中,在他升迁前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就明白了。这些年来,一些落马贪官,出事在为子女为老婆谋私利上的例子还少吗?


周总理在治国与治家的关系上,为我们今天的党员和领导干部立了一面镜子。从他们身上,我们能深刻地体悟到治家的重要性。周总理是党风的楷模、治国的典范,同样也是治家的榜样。他对亲属的要求与教诲的点点滴滴,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精神境界。中国古代将治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里,家国同构,治家就是治国。对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而言,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依然是互相影响而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个人对伴侣、对子女、对亲属的态度能够塑造出他的政治品格;而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也足以反映出他在处理家庭关系时的对与错。同时,家庭关系又每每与政事公务关联牵扯,一个人若不能处理好家事,又如何能处理好政事、国事呢?


周恩来不能容忍亲属搞特殊化,同时也要求领导干部要过“亲属关”。是一面镜子,更像一把尺子,衡量出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党和国家创始者、领导者的襟怀节操,光昭日月。


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需要进一步弘扬周总理的:“一人当官,全家从严”的“治家”理念,真真正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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