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史 第二章 浴火重生 第四十五节 谈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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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休思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神情沮丧地从日本驻菲律宾代办处走了出来: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日本谈判代表团坚决反对把日本在中国的财产和权益转让给菲律宾——他们宁可增加赔款,也绝不放弃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看来,自己这次调停的任务不轻松啊!


日本是资源匮乏的国家,中国东北丰富的资源是日本重新崛起的物质基础。现在,朝鲜已经被日本吞并,日本的势力范围已经把朝鲜半岛与中国的东北连成了一片。赔款毕竟是死的,他们可以通过加紧剥削,把这些转嫁到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头上。如果失去了这里,日本将不会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取舍之间,西园寺公望的心里非常清楚。



段雨生的住所位于离菲律宾政府大楼只有200米远的新建生活区。在政府工作的段雨生、刘思扬、张自强、李清等人都住在这个生活区里。他们都是单身汉,为了减少孤独,这几个从二十一世纪来的人选择了住在一个大院落里,二层小楼的中间用热带常绿灌木“桃金娘”分隔开来,中间设有人行通道。


桃金娘是一种常绿灌木,分枝繁密,高大的可以达到六尺。叶对生,椭圆形或倒卵形,表面光滑,背面生灰白色的毛茸,有三条显著的直脉,脉上密布褐色绒毛,夏季开花,花瓣有五片,有点儿象茶花,花色绯红,又似桃花,色泽鲜丽。地处热带的菲律宾四季常青,森林茂密,鲜花盛开,热带植物近万种,仅兰花就有900余种,因而又有“花园岛国”之称。岛上除了弛名世界的菲律宾木和椰树、蕉林外,还遍布着郁郁葱葱的竹林。菲律宾人很会利用竹资源,他们用竹筒汲水、盛水,用竹材建造竹楼,用竹子制作床、柜、箱等多种多样物美价廉的家具。这些来自现代的人是非常会享受的:院子里有花圃、竹林和顶部爬满了长青藤的凉亭,用红砖建成的小楼里是用竹子制作的精美的竹床、竹椅和竹制茶几,他们喜欢这些天然的东西。


绿树掩映的院落里灯火通明,段雨生、刘思扬、张自强和李清四个人象往常一样,在一起吃过晚饭,来到段雨生的小凉亭里“侃大山”。


段雨生的个人生活很坎坷,他父母长期感情不合,加上自己在感情和婚姻上经历的挫折,让他的性格变得有些内向。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他也随着大家变得开朗起来。但是除了在工作中,他仍然沉默寡言,也很少发表自己意见。


刘思扬性格开朗、思维敏捷、口齿伶俐,性格正好与段雨生相反。他的嘴里嚼着槟榔果,不时向旁边的竹林里吐着黄绿色的槟榔汁,用李清的话说,“就象是‘异形’电影里的怪兽”。这是他的一大爱好,只要离开正式的场合,他马上就从兜里拿出随身携带的槟榔果扔进嘴里,完全不顾及张自强他们那吃人的目光。


李清喝了一口椰子汁,对张自强说道:“三哥,你说小日本儿为什么不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呢?这样他们能少赔不少钱呢!看来,这个‘玩具’还很有性格的嘛。”


张自强依然保持着多年来在官场里练出来的平静神态,淡淡地说道:“老四,你说日本人是选择留着东北这个‘金鸡’继续为自己生蛋合算呢,还是把这只‘鸡’换成钱还债合算呢?”


这时候,刘思扬吐出嘴里嚼着的槟榔果,接道:“当然选择留鸡了!老领导就是高瞻远瞩,我对你的崇敬犹如滔滔长江之......”


“行了行了,小马屁精!”李清打断了刘思扬的谄媚之词:“三哥说得有道理,看来咱们是有点儿太着急了。”


刘思扬的脸没有因为李清的挖苦发生丝毫改变——已经练出来了:“老领导,咱们可以坚持呀!那个休思已经跟我表示过,他会再去做西园老头儿的工作地!要不,就再让陈雨那小子炮轰一次东京,那老头就该坚持不住了!”


这时候,段雨生放下手里的茶杯说话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看现在把东北和青岛要回来,对我们不见得是好事。”


刘思扬说道:“今天这铁树可开花了啊,还是一大个的!沉默是金,老段的话那一定就是真理!”段雨生轻易不发表意见,但是他的意见却往往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张自强说:“雨生,那你说说看,现在把东北和青岛要回来,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吗?”


段雨生从旁边拿过一张纸,说道:“我给大家念一段我从电脑资料里抄来的文章。”


对于五四运动,胡适多次强调它的意义,认为“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总结道:“首先,它是一场自觉的,提倡用民众使用的活的语言创作的新文学取代用旧语言创作的古文学的运动。其次,它是一场自觉地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一场理性对传统,自由对权威,张扬生命和人的价值对压制生命和人的价值的运动。最后,很奇怪,这场运动是由既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又力图用新的批判与探索的现代历史方法论去研究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人领导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运动。在所有这些方面,这场肇始于1915年,有时亦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新思想运动’、‘新潮’的新运动,都引起了中国青年一代的共鸣,被看成是预示着并表明了一个古老民族和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生的运动。”


五四的最大成就,就是造就了大批新人:现代知识分子。在一个处于生死转换途中的大时代里,每一个为之奋斗的人都是英雄。这批向二十世纪走来的使徒,内心无不充满一种道义感,一种近于神授的不满情绪,理性而激情,怀疑又自信:它们谴责所有的教义,亵渎所有的神圣之物,反对宿命论。置身于社会的潮流之中,感受到世俗的一切苦痛,却不甘沉沦;它们相信进化,为进化所推动,又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勇于进取、敢于牺牲、大胆幻想、富于远见,既属于时代又超越时代,是那种面对一片荒野却看到了一座乐园的人。它们是持不同政见者、社会的反对派、叛逆者和偶像破坏者。他们走在社会变革的前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却以思想激进和天生好斗的个性,而常常被人们当作无事生非的肇事者、冒险家、谵妄者、精神失常的人。正是这样一批以"新青年"自命的人,具有自由天性的人,彻底抛弃了奴性的人,如此完美地体现了一种沉埋已久的民族精神气质。春秋的百家争鸣,盛大的汉唐气象,都曾经为这种精神气质所涵养。“五四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解放的精神、创造的精神。


段雨生说道:“我这几天经常翻看思扬的历史资料,也思考着一个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富裕、自由、文明、发展的社会制度,而这里就有一个文化的问题。历史上,‘五四运动’发生在明年,其直接起因就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努力的失败,列强把青岛和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又交给了日本。‘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在中国提出了‘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口号,提出反对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沉重打击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它对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因为我们收回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权而影响了它的发生,我们势必会在以后的文化领域里补课,效果就差多了。既然我们决定把日本做为‘靶子’来玩儿,也应该多考虑考虑‘物尽其用’的问题呀。中国需要“五四精神”,需要这种自由的精神、解放的精神、创造的精神!”



大家纷纷点头。张自强说:“雨生提醒的及时啊。看来,我们考虑问题还不全面那。可是,日本的实力已经被我们严重削弱了,即使我们放弃收回日本在中国的特权,它还会在‘巴黎和会’上得到青岛和山东吗?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


刘思扬说道:“我认为只要我们想要这种结果,它就不会改变。日本已经在世界上苦心经营了多年,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的陆军和工业基础还在。英国虽然有放弃‘英、日同盟’的打算,但是如果我们保留住了日本,让英国轻易转向也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办到的。何况,这些家伙没有一个希望我们强大起来,美国、英国和法国会提防我们这些中国人的,他们谁也不愿意放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所以,只要我们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就不会把山东和青岛的权益交给我们,而且还会尽力阻止我们进入中国。只要我们不出席‘巴黎和会’,日本就会得到山东。”


李清说道:“如果我们不加入协约国、不参加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巴黎和会’,我们失去的利益就太多了。我们需要仔细权衡一下。”


段雨生说:“其实,我们发展的时间还太短,基础还不够扎实,经济实力也远远不足,现在根本就不具备与列强争雄的实力。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我们不能太着急了,否则是要吃大亏的。另外,现在失去的东西,我们可以在3年以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拿回来。这是个限制各国海军的会议,我们不参加,列强们是不会答应的。如果我们在3年以后,由孙中山先生出面,在‘华盛顿会议’上要回日本在山东甚至是东北的特权,就会大大提高孙先生和我们在国内的威望,要比现在得到这些对中国有利的多。为了让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光辉驱散中国顽固、落后的封建思想,牺牲这些暂时的利益是值得的,中国人民需要‘五四精神’的思想洗礼。”大家都纷纷表示赞成。


刘思扬说道:“雨生有变成战略家和思想家的苗头啊!可喜可贺。”大家都笑了。


张自强说:“看来,我们要仔细考虑今后的整体计划了。我们与英国、法国甚至德国的关系问题,都需要在我们现实实力的基础之上来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确不具备与苏联发动战争的实力,那么,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和收回西伯利亚地区的问题上,就应该尽量采取温和的方式。”


刘思扬说道:“我赞成老领导的意见。现在的苏联四面受敌、物资严重匮乏,只要列宁答应归还我们的土地,我们就可以在道义和物资上帮助他们,还可以答应尽力帮助苏联阻止美国和日本对他们的军事干涉。但是,我们应该放弃武力进攻西伯利亚的计划。我们陆军的许多先进武器还没有制造出来,新增加的人员还需要训练,军官的培养也刚走上轨道,不具备长期作战的实力。其实不单是陆军,海军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教育问题、人才问题、经济建设问题等等,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发展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否则,我们就没有后劲了。列宁这个人还是讲信用的,他也一向反对殖民主义和强取豪夺,对于那些从中国掠夺去的土地,他应该是准备归还的。”


段雨生说:“国家之间,没有口头信用这回事。我们应该把《中俄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原始文本和地图要回来,再与苏联签署一份归还领土的协定,然后再从实质上帮助他们。还有,说起五四运动,中国以后发生的许多轰轰烈烈的革命都与它有直接的关系。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各种思想激烈冲撞的时期,我们应该借助这次运动,在国内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思想体系。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历史的走向,不应该再让祖国经受独裁之苦了。”


张自强点头说道:“雨生说得非常有道理。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与李清谈过了。可是,我们应该倡导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体系呢?我也希望大家都发表自己的意见。独裁肯定是不行,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弊端也不小,把这个社会变成纯粹的金钱政治,不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我们的民族精髓强调重大义、忘小利,强调为‘义’而献身。我个人认为,只要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为献身的‘义’,对于重新塑造中华先进的文化是有利的。可是,国家经济的发展又强调有序竞争,向‘钱’看也是正确的。怎么把两者统一起来,是个难题呀!”


段雨生说:“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结果,我们这里没有理论家呀。后来,我在巴布延岛的银河号上,发现了不少理论书籍。那些书应该是原来的船长装学问用的,却帮了我们的大忙。有许多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的著作,还有《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书。我看,实在不行咱们就抄吧。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在经济方面的论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发展经济就是必须的过程。我们只要不过早地强调共产主义和社会制度等其它方面的理论,就应该不会重复历史上出现过的错误。为了不象苏联那样引起列强的反对,可以把这些理论包装一下,不见得非叫马克思主义嘛。内容是这些,但是需要换个名字,也没有必要提阶级斗争、消灭剥削等理论。在我们那个世界里,剥削也依然存在。既然在短时间内不能消灭它,就不要提这些了。否则,历史就会重现,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甚至有停滞的可能,这些我们是有过惨痛教训的。只有当社会财富和人民素质到达了那个阶段的时候,那些理论才有可能是对的。”


对于这一点,大家是赞成的:在物质极度匮乏、民众素质极度低下的社会搞阶级斗争和消灭剥削,会让整个社会丧失竞争意识。那样的话,整个经济领域就会失去活力和创造力,这些已经被历史教训证明了。


于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邓小平经济建设理论和借鉴二十一世纪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社会保障制度、公民权利保障制度等综合起来的“新理论”在爬满了长青藤的凉亭里诞生了。


美国国务卿休思从政府大楼里出来,脸上掩饰不住兴奋的神色:在吉米3天的积极斡旋下,刘思扬终于在把日本在中国的财产和权益转让给菲律宾的问题上作出了巨大让步。但是,赔款数额却涨到了30亿美圆,第一次必须交纳20亿美圆,余款宽限1年——这是最后的条件。


对于钱,休思是不担心的:最好让他们一次交清!他们没有美国有啊,他巴不得日本人多借点儿才好呢,那样美国就更能控制住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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