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国寡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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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小国寡民。

通说认为,这里的“小”和“寡”都用作动词,即“使国小”、“使民寡”之义,并据此把“小国寡民”的大帽子结结实实地戴在老子头上,还批判他思想复古倒退,违背历史发展潮流云云。每每遇到类似文字,总免不了摇头哂笑,所谓燕雀不知鸿鹄之志,诚非虚言也,呵呵。如果“小国寡民”的确为“使国变小、使人稀少”之义,那么“小”和“寡”的标准是什么?国家要小到何种程度,人民要少到多少户口,才符合理想社会的要求呢?如果一个国家本就疆域广阔人口众多,有人却要硬生生地小之寡之,岂非与自然之道南辕北辙?再说即便国家可以拆分,天下又将何以“小”?何以“寡”?所以此处的“小国寡民”并非“使国小”、“使民寡”的意思,“小”和“寡”都是形容词,“小国寡民”就是指那些疆域不大人口不多的小国,应该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礼记·王制》中记载: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朌,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


也就是说在九州之内,曾经存在过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封国。如果说这样的记载有些难以令人置信的话,那么另外一段文字的则要可靠得多。《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仅仅有案可稽的亡国事件就有五十二起,加上没有灭亡记录和当时仍然存续的国家,即便没有上千,以“百”来计算应该不会太离谱吧?这些国家由于国君的爵位不同(公、侯、伯、子、男),所以疆域的大小、人口的多少自然也有所不相同,疆域大人口多的就是大国,地盘小人口少的就是小国。当今的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既有面积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平方公里、人口以亿计的大国,如俄罗斯、中国、美国、印度;也有面积只有几平方公里甚至不足一平方公里、人口只有数千或者几万的小国,如(面积0.44平方公里人口1400)、摩纳哥(面积1.95平方公里人口3.5万)等等。由此可见,所谓“小国寡民”无疑是指疆域不大人口不多的小国。老子之所以以“小国寡民”为题,显然是在探讨小国的生存和延续问题。


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那么小国如何才能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中生存和延续呢?这就是“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何谓“什佰之器”?一种观点认为“什佰之器”泛指武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是指各种各样的器具,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什佰之器”是指才智超过十人乃至百人异能之士。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不过似乎仍然不够准确。就拿第二种观点来说,如果“什佰之器”是指各种各样的器具,那么老子为什么要鼓吹“有之而不用”呢?某件器具制造出来就是为了用的么,如果不用何必要“有”?因此将“什佰之器”理解为各种器具的观点是不妥当的,之所以如此,大约是受到下文“舟舆”、“甲兵”、“结绳”的影响吧。那么此处的“什佰之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问题的关键在于“器”。窃以为此处的“器”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各种有形的物质实体,比如桌椅板凳,而是具体的社会规范、法令制度等。《老子》第二十八章云:“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因此这里的“什佰之器”应当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比如国家机构的组成、各种法令制度乃至社会道德规范等。那些有形的物质实体为“物”,在 “器”之下。“什佰”即众多之义。上层建筑的内容比较广泛,包含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称之为“什佰之器”。


那么“什佰之器”为什么要“有”而“不用”呢?

有,是人们效法自然之道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深谙自然之理的圣人参照“道”和天地万物的关系,构建了国家颁行了法令制度确立了道德规范,以理万民。换句话说,“器”是立国的必要条件,无器将不成为国,就象造房子总要立柱、筑墙、覆顶一样。


不用,则是让“器”发挥其基本功能的正确方法。人们造房子,目的在于得到房子里面的居住空间。如果墙筑得太厚,里面预留的空间太小,房子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了。国家也是一样,“器”的基本作用就在于把国家这个房子搭建起来,达到这个目的就足够了。如果“器”的功能无限扩张,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便会被打乱,严重的话则是让他们失去赖以生存的空间。孔子曾经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然而这个被孔圣人推崇有嘉的礼制是不是完美无缺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孔夫子还有一句话:“礼之失,烦。”礼仪、规矩多了会让人不胜其烦,如果大家整天把大量的时间、精力都花在“彬彬”上,那其他的事情也就不用干了。再比如刑罚,刑罚本来只是一种威慑手段,目的是对付极少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如果法网变得异常严密,老百姓动辄得咎,则说明法令的作用已经非常过分了。所以无论是礼仪的烦琐还是刑罚的严苛显然都属于“器”功能扩张的表现,此“器”如是,彼“器”亦如是。如果把“什佰之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应该不言而喻。所以对高明的统治者而言,“不用”是让“器”发挥正常功能避免负面影响的最佳方法,老子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其中道理也许正在于此吧。


何谓“重死”?

《老子》第七十五章说“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也就是说老百姓受到的盘剥太重了,无以为生,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是“轻死”。“重死”与之相对,百姓负担很轻,安居乐业,谁又愿意赴死呢?是谓“重死”。“不远徙”的道理和“重死”相同,《礼记·檀弓》记载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可以为之注。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问:“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不去”就是“不远徙”,即不逃亡。那位三个亲人皆死于猛兽的妇人之所以不去,是因为当地没有苛政。可见让百姓流离失所背乡离井的最大原因就是苛政,天灾固然可怕,而人祸的危害则更甚之。“民重死而不远徙”和“有什佰之器而不用”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因为统治者有器而不用,国家给人民提供了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所以大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均不会遭受干扰和破坏,能够过上幸福生活,自然不会造反或者逃亡了。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虽,即使。舟舆,船和车,泛指交通工具。甲兵,铠甲和兵器,泛指武装力量。陈,阵也,即武力的使用。


这句话是对“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的进一步解说。舟舆是古代社会的主要交通工具,既可载人亦可运货。不过老子这句话中用的是一个“乘”字,显然是指明了舟舆栽人的用途,而不是载物。而人们一旦选择乘坐舟舆这样的交通工具出门,则意味着他们的行程较远,不是三五里路的串亲戚。在古代社会,作一次长途旅行是非常不容易的,起码要解决吃饭问题,为此旅行者可能要准备数十天的口粮,如果再加上其他开销,费用应该相当可观。因此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人们是不会乘坐舟舆出远门的。假如某个地区的百姓纷纷扶老携幼乘坐包括舟舆在内的交通工具离开自己的家园,我想那或许只有一个解释:故乡实在待不下去了,或是由于战乱或是由于灾荒或是由于苛政。曾经看过一些抗战记录片,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某某大捷,也不是会战的歼敌数字,而是那些逃离家园的难民。他们或艰难跋涉或倒毙于路边。无论手推车、马车、驴车这些原始交通工具,还是汽车、火车、轮船这些现代化的交通手段,凡是能够利用的全都装满了人,逃难者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赶快远离战火。由此可见“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其实就是对“民重死而不远徙”的具体说明。老子说“无所乘之”,其真实意图并不在于否定“舟舆”的基本功能,而是通过“舟舆”的个别用途来揭示一定的社会现象,就如同“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一样。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道理亦是如此。武装力量作为一种防卫工具,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因此老子并没有否定拥有武装力量的必要性,而是主张“有甲兵”,这也是其前面“使有什佰之器”思想的具体体现。然而“有甲兵”却不一定要用,原因何在?大家知道,武装力量作为一种暴力工具,其主要功能可分为对内镇压和对外防御/进攻这两大类。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让自己的“甲兵”都“无所陈之”,显然说明了其既无内忧也无外患。而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内政清明,人民安居乐业,不轻死、不远徙;外交和睦,不穷兵黩武,与诸侯交好。在这种情况下,甲兵自然无所陈之了。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表示一种过去曾经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理想社会,和老子时代那种充斥着尔谀我诈和欺凌压迫的社会状况截然不同,因此它才会成为追求的目标。所以此处的“结绳而用”并不是说要让大家销毁工具,回到原始社会,那是庄子的观点,不是老子的想法。换句话说,“结绳而用”只是理想社会曾经存在的一个标志而已,老子在此处提到它并不在于这个标志,而是这个标志曾经代表的理想状态。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共产主义的灵感源自哪里?原始社会嘛,然而你却不能因此就把共产主义和原始社会划上等号。先秦思想家所处的时代没有今天这样完备的理论体系,他们无法借助那些为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专业名词、概念和术语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只能通过朴素的原始的有限的手段传递信息。如果不能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先辈们的内心世界。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描绘的是衣食无忧生活安逸秩序井然,可不是原始社会那种茹毛饮血与鸟兽为伍景象,这也证明“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并不是指生产力的倒退,而是一种曾经存在的理想社会的回归。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句话很直白,就不多讲了,只强调一点:“往来”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来往,而是“不远徙”的另一种说法。“民至老死”则表明了该种社会形态的时间性,换句话说,人们从出生到老死这一辈子都不必遭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颠沛流亡的痛苦。这样的社会怎能不令人向往?


本章内容是《老子》遭人诟病的焦点之一,其实它的思想性并非象后世之人诋毁的那样不堪。怪之怪人们总是习惯于人云亦云,却不肯独立思考。只要前面有一个人断章取义浅尝辄止,后来者往往不加分辨胡乱引用,于是便谬种流传遗害千年了。“小国寡民”诚然是老子之言,“治大国若烹小鲜”何尝不是圣人的教诲?奈何对后者视而不见,却对前者大肆曲解?人真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啊!其实无论对于小国,还是对于大国,乃至对于整个天下,“道”都是相同的,老子之所以给出了不同的阐述,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无非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罢了。战国以前,诸侯林立,一个地域不大人口不多的小国怎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显然是当时的小国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则是统治政策这个内部因素,中心思想就是对以国家机器为代表的上层建筑进行控制,不要让它干扰和破坏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一旦上层建筑的功能不受限制地扩张,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矛盾激化,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或者大量流亡,这对于一个小国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和难以承受的。如果外面的诸侯再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焉能安社稷保宗庙?其实这样的道理不仅适用于古代的小国,对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仍然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一句话,“道”虽非“常道”,然终究“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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