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史 第二章 浴火重生 第十四节 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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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各界都对《美、菲华盛顿协定》表示满意:1万多战俘问题解决了,家属满意;对方又增加了1000万美圆的贸易额,资本家满意;知识产权协定的签署让科学界、文学界等知识阶层满意。虽然失去了菲律宾,但那是自己战败了,而且那里本来就不是美国的领土,并没有引起美国舆论太强烈的反应。


对方不管是在文字上还是在实质上,都给美国留足了面子:菲律宾革命军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名称改做“菲律宾自治政府”,让美国的政客们感激涕零。就连威尔逊总统这个老狐狸也在后来在白宫举行的酒会上,主动找到刘思扬,压低声音说:“我非常感谢您,刘先生。我将会把您当作美国真正的朋友!”


美国国会很快就通过了协定。但美国政府没有想到:刘思扬主动提出“自治政府”的名称,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在以后把菲律宾并入中国时没有任何障碍!


张自强他们战胜了世界海军强国之一的美国以后,这一爆炸性新闻几乎在同时上了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头条,世界开始关注菲律宾中华革命军。各国几乎都在双方签署的《美、菲华盛顿协定》发表后的两周之内就承认了菲律宾自治政府的合法性:连美国都承认了,别人何苦去招惹强敌?就连还处在战争中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也给他们发来了要求建交的电报。


毕竟通过战争所表现出来的实力才是让别人尊重的最根本的理由。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权世界:只有当你表现出让人畏惧的实力时,别人才会真心尊重你!


只有日本,是一个月以后才开始承认革命军政府的。


1917年的日本天皇是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裕仁的父亲——大正。


关于日本,刘思扬给他的同伴们做出了这样一段十分精辟的分析和评价:


在历史上,当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传到日本列岛时,日本连文化的载体——文字都没有,更未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因而无法形成系统的文化筛选机制。这样,“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便成为日本摄取文化的标准,“有用与否”就成了日本对外来事物接受与否的衡量尺度。


日本普遍信仰的神道传统缺乏统一的教义,导致人们对事物的判断缺乏统一的价值标准,由此滋生了一种功利主义的处世哲学。这种急功近利的处世方式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日本人性格鲜明的一部分。其特点就是从“简便易行、对我有用”的原则出发,缺乏稳定的标准和原则。判断事物往往只根据目前的状况出发,而很少考虑未来,表现出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从而导致缺乏长远的战略目光,造成战略短视。历史证明,这种以相对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缺乏远见的战略决策注定要失败。


资源匮乏的区区岛国日本,它的野心却极度膨胀,制定出“征服中国”、“征服亚洲”乃至“征服世界”的战略目标,最终美梦成泡影。“人心不足蛇吞象”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特点,已经被日本在历史上的种种卑劣表现所证明:对于日本来说,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昨日的盟友可能变为今天的对手,昔日的对手也可能成为今天的盟友。如此奉行见风驶舵、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信条的国家,实属罕见。难怪西德前总理斯密特会感叹说“日本没有朋友”,这也正是日本难以取信于世界的原因所在。




当《美、菲华盛顿协定》签署的消息传到日本的时候,在日本朝野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东乡平八郎、山本权兵卫和已经垂死的桦山资纪这几个在日俄海战中大出风头的日本海军元老开始蠢蠢欲动,年轻一代更是跃跃欲试:原来美国的海军如此不堪一击啊!连懦弱的中国人都能把他们打败,我们还不如早对菲律宾下手呢!


这些战争贩子们开始活动起来,把他们在海军的部下召集在一起,讨论该如何在这件事上让日本得到好处。这些人在日本朝野中的势力是非常大的,山本权兵卫还曾经在1913年组阁(历史上,在1923年他曾经再次组阁),虽然内阁大臣寺内正毅最后没有同意他们出兵菲律宾的提议,但是菲律宾事件却催生了以山本权兵卫和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中将(就是后来臭名朝著的“田中奏折”的撰写者)为首的军队强硬派的军国主义思潮:这颗毒瘤开始提前萌芽了!


日本严重缺乏资源,他们早就对东南亚地区丰富的资源垂涎三尺了。革命军如此“轻易”的成功极大地刺激着日本人那贪婪的神经,他们开始派人与美国政府联系,承诺可以“帮助”美国共同围剿菲律宾革命军政府。他们渴望着能够名正言顺地“进入”东南亚,美国的应允就是他们最好的遮羞布。


可惜的是,美国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对日本,美国人可是在“时刻戒备着”。1万多美国兵和贸易协定、知识产权协定的诱惑,让美国人明智地选择了革命军。另一方面,张自强他们已经从截获的电报里知道了日本人的阴谋,是美国人救了那些人渣:张自强他们已经准备对“是否让日本从地球上消失”的问题举行155人的全体表决了,按日本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一贯表现,他们生存的机会是很渺茫的。


当日本人经过半个月的情报搜集,知道了美国海军纽约号战列舰沉没的原因以后,他们马上暂时收起了野心:在还没有弄清对方实力的时候,他们开始对革命军“热情”起来。当然,大批的间谍也随后进入了菲律宾,南宫平的“生意”也开始红火起来了。


与世界上各强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反映却相当地冷淡。


军阀们都在忙着争权利、抢地盘、拉军队:


在英、美的支持下,直系冯国璋、曹锟控制着江苏、江西、湖北,滇系唐继尧,控制云南、贵州,桂系陆荣廷控制广东、广西;在日本的支持下,皖系段祺瑞控制安徽、浙江、山东、福建,奉系张作霖控制黑龙江、吉林、辽宁。


直系、滇系、桂系、皖系、奉系控制着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也控制着中国的几乎全部工业。他们既是英、美、日在中国的代理人,又与列强有着冲突和矛盾。他们需要列强的贷款、援助和武器,但是却对自己的权利绝不放手,不愿意甘心受列强的摆布。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他们是爱国者;但是他们却离不开列强的支持,没有了这种支持,他们维系的统治将会很快瓦解。他们也只能靠满足列强的部分损害国家利益的要求来换取列强的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他们是卖国者。


中国在1917年还没有外敌的入侵,列强通过支持这些军阀来达到他们控制中国、分裂中国的目的。所以“半殖民地”是此时对中国最准确的定义。可以说,99%的中国人渴望和平、富裕和国家的统一,另外1%的中国人中的大多数也是“爱国”的,只不过他们爱的是自己做皇帝的中国。如果是别人做皇帝,他们就宁可把中国出卖给外国人也绝不会答应。剩下的极少数,就是连自己祖宗都忘记了的“汉奸”了。


1917年的中国政坛正应了“你方唱罢我登场”那句话:民国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分别在英、美和日本的支持下,就中国是否参战的问题开始明争暗斗: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7年春已进入最后阶段。其间,日本借西方列强大战之际,加强侵略中国,迄未参战的美国力图与日本在侵华中展开竞争,英、法、俄等协约国曾诱使中国参战,因日本反对而作罢。现在美国企图抢先一步拉中国步其后尘,对德绝交,以便使中国摆脱日本的控制。2月4日,美国照会中国政府,拉拢黎元洪,“希望与美国采取一致立场”,表示愿意借款给中国作参战经费。段祺瑞也力主对德宣战,他想利用对德宣战之机,勾结日本,借款练军,扩充实力。段向日本政府表示均以“诚意”相接,日本政府对段深表满意。


黎元洪对美国素有好感,希望在外交上得到美国的支持,跟以日本为靠山的段祺瑞抗衡。黎、段是反映美、日帝国主义不同利益的代理人。美国转而指使黎元洪抵制中国参战。段祺瑞率领阁员谒黎元洪,说明对德外交方针,由绝交而宣战,再行加入协约国。黎元洪认为绝交、宣战尚非其时。于是,美、日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就在段与黎之间表现出来,他们展开了一场“府、院相争”的闹剧。


黎元洪在美国的授意下,向国会提出了“承认菲政府、仿照签署与之相同的中美贸易协定和知识产权协定”的提案,以同意对德断交案来换取段祺瑞对这个提案的支持,却遭到段祺瑞及其日本主子的强烈反对而做罢,仅发了一封“承认贵政府”的简单的电报了事,然后双方就又投入到了相互争斗之中。


国会以多数票通过与德国绝交案后,段祺瑞又开始积极推行对德宣战政策,但不久便遭到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通电反对。孙中山等电告参众两院,反对加入协约国;国会议员马君武等3人通电各省,反对对德绝交、宣战;社会名流康有为等也通电反对。


协约国开始时承认中国参战的权利,但中国加入协约国后不久,中国提出的要求全成画饼:各国除同意中国停付对德、奥的庚子赔款外,其它要求均遭到否决,国会对段内阁逐渐失去信任,对德宣战案难以在国会通过。段祺瑞一意孤行,他把各省督军召到北京来开会,会议议定,同意对德宣战。此次会议被称为“督军团”。段决定用督军团来压迫反对对德宣战者。


1917年5月1日,段用督军团冲击国务会议。


5月10日,众议院开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时,数千名自称“公民团”的由陆军部次长傅良佐根据段祺瑞的意见花钱雇来的流氓、乞丐和无业游民组成的光怪陆离的队伍将众议院层层包围,他们要求当日通过参战案,否则不许议员出院。有的议员因不肯接受他们的“传单”,当场被打,田桐、邹鲁等十余人被打伤。议长打电话给总统府和国务院求救,黎元洪听了,气愤地说:“应该由内阁负责。”


段祺瑞不得不于晚7时半乘汽车来到议场,“公民”立即闪开通道,并向段摇旗欢呼,掌声雷动。议员们纷纷愤怒质问段祺瑞,并把段留在院内,以为自卫之计。于是形成“公民”围困议员于院内,而议员则围困总理于休息室的政坛奇观。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章太炎均致电黎元洪,要求严惩暴徒。阁员伍廷芳、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等在阁议席上提议内阁全体辞职,段祺瑞置若罔闻。于是,阁员自行辞职。冯国璋对“公民团”包围国会事件不满,斥其为法律外之的行动,这是北洋派内冯氏直系军阀第一次与段氏皖系军阀不合作的表现。冯国璋和西南各省把督军团内的代表撤回。5月21日,黎元洪通电各省罢免段祺瑞,中国府院之争也越演越烈。


接着,张勋的辫子军在6月中旬进京,和康有为又演出了一场复辟闹剧。段祺瑞因驱逐张勋有功,以“再造共和”的功臣姿态回到了北京,黎元洪下野,冯国璋带领1师兵力任代理大总统,直皖军阀为争夺权力又开始斗法。


段祺瑞在财政总长梁启超的协助下,国务院顺利地通过了对德宣战。所谓对德宣战,并不是要真的出兵参战,而是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借款。用大借外债充作军饷,扩充实力,实行武装统一。段祺瑞采取不以民主选举而由地方当局指定临时参议院议员的手段取消了国会,造成一个由他个人控制的临时立法机关。


《美、菲华盛顿协定》签署的消息也传到了在上海的孙中山那里,他对张自强的菲律宾中华革命军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尤其疑惑的是:对方也称“中华革命军”,却与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很想弄清菲律宾中华革命军的底细,孙中山1898年在日本结识了菲律宾的革命宣传家彭西,可惜现在却没有了联系。


孙中山直觉地认为他们应该是菲律宾的华侨。但是他询问了在自己部下的菲律宾籍华侨之后,却又失望了:没有人知道张自强这个人!因此他与宋庆龄商量后,决定要去菲律宾看看,也去认识一下这个打败美国海军的中国人。但是,国内剧烈动荡的政局却让他们没有成行。


孙中山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北京“府院之争”的演变和督军团祸乱以及张勋复辟的表演。经过深思熟虑,他意识到了建立护法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随着国会第二次被解散,中华民国已经名存实亡。奸贼当权,国家遭殃。他在上海偕同唐绍仪、岑春煊、海军总长程璧光等召开重要会议,决定率领海军南下广州,建立护法政府,开始了护法运动。


中华革命党讨袁军事斗争结束后,已停止在华侨中筹款,孙中山决定南下护法时在经济上已经极为困难。为了进行护法斗争,孙中山于1917年6月19日以总理名义通告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分部,就地恢复筹助军饷等工作。孙中山以个人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及上海德国犹太人、富商哈同借款140万元,解决南下广州护法的燃眉之急。


7月6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率海琛、应瑞舰离沪赴粤,章太炎、朱执信、陈炯明等同行。他们于10日抵汕头,13日,孙中山派章太炎先到广州接洽。17日,孙中山等到达虎门,改乘江固舰抵黄埔,广东督军陈炳筼、省长朱庆澜等前往江边迎接,随同迎接他的,还有一位长得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南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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