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天覆地 第一集 事业初创 第三章 时代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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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时代怀想

大年初一,在这个喜气洋洋的日子里,罗旭明与罗振华父子俩没有出过门,他们整整交谈了一天,罗振华把自己对后世市场经济的认识和自己对政治制度、国际形势、管理理念、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的看法统统告诉了父亲,让罗旭明感到又惊又喜,惊的当然是自己儿子对天下大势的真知灼见和雄心壮志,以及许多当时看来大逆不道的想法,喜的自然是儿子的聪明才智、博学能干提出的股份制银行的建设和发展战略,让他获益颇丰。其实罗振华对政治时局的看法和设想中的工农兵学商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大力发展工商业、金融业的新型社会已经深深打动了罗旭明的心,但以他的认识只能认为这是17岁的儿子的幻想而已,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等到半年以后他得知引起中国天翻地覆变化的居然就是自己的宝贝儿子时,吃惊的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在叮嘱儿子千万小心不要在外面乱讲话以后,着重给长大的儿子谈家史,特别是荣泰升票号的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以及包括自己在内的五代家主的经商和经营票号的成功经验和应该吸取的教训,希望罗振华能够早日成才,为荣泰升票号的发展壮大贡献更大的力量。

荣泰升票号从小到大走过了一百多年风雨历程,发展壮大成为全国第三位的票号,目前的自有资金超过了600万两白银,总资产达上千万两白银,在山西、直隶、内蒙、陕西、河南、甘肃、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拥有257家分号。荣泰升票号的发展历程正是整个山西乃至中国经济、金融和贸易不断发展壮大的缩影。本来罗振华对自家的经济实力并不是很清楚,这些天与父亲的多次交谈才逐步得知。再对照后世的记忆,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和晋商兴衰历程的回顾,他对目前中国、山西的经济、政治状况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事实上明清年间的国民经济在世界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发展速度也很快,这与许多人心目中的印象不符,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明清时期晋商在全国金融、商贸界却是执掌牛耳、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全国的金融业,几乎被晋商全部控制,遍布全国都有晋商的商号,到处都可见到晋商呼风唤雨的身影,这些事实在后世的二十世纪末期都被中外学者所严格论证。

据20世纪90年代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中国从汉代以来的GDP作了计算,得出以下结论:,公元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此后,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中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增长幅度上,都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美国有一位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就作过一个估计,乾隆十五年(1750)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是英国的17.3倍。在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仅为中国的40%。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更直接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从他们这些看法来说,清代绝对不是一个停滞的时代,而且,清代经济的增长不是依靠外力,而是自己内部因素成长起来的。

17-18世纪时,中国在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方面,都仍然走在世界前列。农业:不论是人口数量,耕地面积,还是产量,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据统计,鸦片战争前全国人口总数增长到4亿多,当然人口的高速带来的问题也非常大。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则猛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中国为15:1,而英国为10:1。当时中国农作物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手工业:1)手工业规模有了更大的扩展,如广东的冶炼业、京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2)手工作业的分工也愈益精细,如江苏松江棉布染色业作坊,按产品种类。景德镇的制瓷业分工也很细密。分工细密,使手工业的成果愈来愈精美绝伦。商业贸易:1)品种的多样化,当时的粮食、棉花、棉布、蚕丝、绸缎、铁器、瓷器、食盐、烟、茶、糖等都是行销全国的重要商品。3)商业水上运输的发达。北起通州南达杭州的大运河;长江是横贯东西的交通干线,南起广州经灵渠入湘江而达于长江的航线则是岭南与内地联系的纽带。乾隆时修的金沙江水道,商船往来,络绎不绝。北方的陆路商运也不逊色。4)商业团体的活跃。"北京帮"、"山西帮"远赴蒙古、新疆进行贸易。5)商业对外贸易的增长。清政府的对外贸易也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为丝、茶和土布。据统计,18世纪中,英国购买中国产品输出的白银,达20890万两;仅广州流入的白银,平均每年均在100万到400万两之间。相反,外国的商品在中国难以找到销路。6)都市经济的繁荣。中国的城市也有了很大发展。到19世纪初,世界有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个,中国就有6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墟市、镇数量大大增加。

不过,清政府在18世纪乾隆年间已隐伏着衰相。首先,表现在政治上:1)清政府统治阶级已日趋腐朽。随着清政府经济的繁荣兴旺,统治阶级的侈糜之风也日渐增长。各级官吏为讨好圣颜,一掷千金,耗费惊人。每逢节庆,王公贵族、各级官吏更是以搜刮所得竞相贡呈。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2)吏治败坏、贿赂公行。官场贪污之风普遍,许多贵族官僚都贪财纳贿。和珅的财物数量惊人,民间因而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许多士子都把科举看作升官发财的阶梯,一旦科举高中,则极尽聚敛之能而不务政事。河、漕、盐三大要政,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都成为官吏从中渔利的渠道。乾隆时的贪污案件不可胜数,较大的如两淮盐案、山东库银案、浙巡贪污案等,每案银额数量惊人,牵连之广,令人难以想象。3)军队战斗力的丧失及其败落。八旗、绿营受腐败之风侵袭。八旗、绿营是清政府的正规军,入关之初曾是强悍善战的军队,到康熙平三藩时,八旗兵已军纪废弛,难以为战。“都统、副都统于会议之时,多不到班。其到班者,往往不以正务为意,或彼此相谑,言笑无忌。”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玩忽职守,把公务置之脑后。普通士兵平时缺乏军事训练,每日或架鸟提笼,或聚众赌戏,游手好闲,全无营伍之严肃。三藩之乱还是依靠绿营兵将才得以平定。绿营也不能逃脱腐败之风的浸染。各地军营中克扣军饷已成普遍现象,甚至出现有册无兵或雇人服役之事,还有的士兵干脆把兵械典卖糊口,以至兵匪不分,兵丐难辨。4)制度与政策的问题。清中叶吏治败坏,军纪废弛,大大削弱了清政权的统治基础,封建统治的衰败已势无可挽。其次,表现在经济上:1)农业生产发展的缓慢。清代农业有所发展,但成效并不突出。在农业工具的使用改进方面甚至出现停滞。清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没有胜过前朝,呈现每况愈下的趋势。土地耕作方式基本上是粗放型的经营,只有江南极少数地区有了集约耕作,农业产量仍呈下降趋势。落后的农业生产管理。2)手工业的不发展。农民对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物品的需求基本上可以通过家庭副业生产的方式来解决,缺乏对市场交换的更高需求。3)(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市场的不确立。再次,表现在文化上:文化专制主义的日趋严密。清政府统治者以严酷的文化专制来消弭人民的反抗意识。大兴文字狱。清代的文字狱数量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酷则超过了任何朝代。康熙至乾隆年间,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就达七八十起之多。康熙时,有《明史》案和《南山集》案。这些文字狱,是要在知识分子中显示其专制之淫威。多次颁布禁书令。对那些不利于清政府统治的书籍,一律予以删禁或销毁,私藏禁书者重罚。文化专制的结果,使知识分子一味埋头于故纸堆中而不问世事,造成了整个社会思想僵化而脱离实际。再次,国内的阶级冲突: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频频发生。会党起义。较大的秘密结社有白莲教、天地会和哥老会。到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席卷鄂、川、陕、甘、豫五省,抗击清政府达9年之久。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成为清政府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天地会、哥老会的反清活动也从来未停止过。2)农民的抗租。3)业者的罢工。在城市,手工业工人为增加工钱、改善待遇,掀起了一次次反抗斗争。手工工匠在斗争中,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会馆"、"社坛"、"帮行"等,他们讲团结、能互助,增强了工匠的战斗性,反映了工匠斗争力量在壮大和发展。广大中小商人和市民也反对富商囤积居奇,或是起而抢米,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衰世的种种迹象在盛世中生成。18世纪的清政府已开始走向衰落。

1792年,英国以补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派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来华。次年9月在热河觐见皇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及天津为通商口岸;在北京设立商馆;将舟山群岛之一海岛划给英国,作为英国的商业基地;将广州附近一块地方拨给英国,供英人居住,并允许英人在广州自由出入;减免英国货物在广州和澳门之间的税额等要求。乾隆逐条驳斥,并申明"此事尤不便准行。"马戛尔尼失败而去,但他也带回去一个信息和预言:中国衰弱已极。中英如发生战事,中国必将土崩瓦解。资本主义扩张的欲望因此而更加张扬。1816年,英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谋求驻使北京、开放口岸、让英人自由出入广州。旋因阿美士德等人坚持拒绝行跪叩之礼而被清政府逐走。1832年,英东印度公司派遣礼士,带领化名胡夏米的广东商馆职员及传教士郭士立等70多人,乘武装商船阿美士德号,由澳门出发北航,经厦门、宁波、福州、上海、山东文登县刘公岛及朝鲜、琉球等地,6个多月后返澳门。一路上,他们调查沿海驻军人数、装备,测量河道港湾,绘制航海图,散发宣传品。胡夏米等根据这次侦察的情况,极力煽动英国对中国发动战争。1834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预示任何英商都可以到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这成为英国开拓中国市场的一项重要举措。开始了英国政府派驻华商务监督代表政府及其资本家同清政府直接打交道。1834年7月,英国首任驻华监督律劳卑带着英国政府"推广英国贸易"、"与北京朝廷发生直接关系"的训令,乘军舰来到中国。律劳卑到达广州和澳门后,拒绝与公行的行商接洽,而直接在广州投递书信,要求面见两广总督,改变中国原有贸易章程。两广总督卢坤认为外国人直接投递书信不合定规,拒绝接受,并先后多次派行商面见律劳卑,向他解释广州的贸易章程,告知他外国文书向例由行商代递,并询问其来华意图。律劳卑态度蛮横,既不准行商代递,又不接受行商询问,还乘军舰在中国领海耀武扬威,张贴散发中文通告,谩骂清政府官员"固执不明",并扬言"大英国商人,特愿……在大清各地方交易,实为两国之要事,英国商等,定必勉求得之"。意思很明白,英国要把它的经济势力扩张到中国各地,并要强行达到这一目标,显示了英国侵略者的张狂与急不可耐。9月初,卢坤下令中止中英贸易。英国的两只军舰便闯人海口,一路轰击虎门、镇远、沙角、横档、大虎各炮台,并闯进中国内河黄埔。同时,英国水兵也携带枪炮,开进广州商馆。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包围了英国商馆。英国不甘心就此罢休。1834年12月,在广州的英国商人联名上书英王,要求在中国开辟更多的通商口岸,请求派来一支"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直接北上与中国政府交涉"。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等地的资本家也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华军事行动,打开中国市场。

面对西方一次次叩关的热望,开国不久的清政府拒之以闭关坚守的冷脸。清政府规定,对外贸易由洋货行即洋行负责办理,洋人不得在中国自由贸易,中国人也不能自由出海贸易。康熙初年虽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仍不准外国人来华自由贸易,只允许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进行贸易,期限一到,外国人必须停止贸易回国。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废除了海禁,设粤、闽、浙、江四关,允许西方各国与中国定期贸易。1756年乾隆皇帝对英国商船北上宁波,产生疑虑与不满,随后下令取缔闽、浙、江三关,只留广州一处与西方贸易。直至1840年,广州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惟一对外接触的口岸。清政府对中外交流的内容也做了严格限制:严禁军器、火药、硝碳、铜铁出口;米麦杂粮和马匹因内地缺少,也在禁止之列;书籍可能泄露中国情况,也不许运往国外;丝、茶、大黄的出口量有一定的限制;清政府还严格限制中国人制造海船;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即使3世居于国外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族。清政府的这种闭关政策的实行,贻误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与西方文明的距离越拉越大。

西方资本主义初到中国,烧杀淫掠,强占土地,无恶不作;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在华权益而发生纠纷、火并,扰乱了中国沿海的正常秩序。迫使清政府不能不进行防卫,而闭关政策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中国人的自我优越意识和盲目虚骄心理,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产生闭关政策的心理基础。清政府以少数满族贵族统治多数汉族人民,除了阶级压迫外,还平添了一重压迫,即民族压迫。对外国人的种种防范办法中,也处处体现出隔绝他们与中国居民接触的意图,反映出清政府对人民很深的猜忌心理。清政府死死卡住对外贸易的通道,对出海贸易横设障碍,多方限制,对华侨予以打击迫害,极大地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扩展,最终使外国商人得利,使本国商民受害,使资本主义幼芽的成长缺乏应有的呵护。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对西方一无所知,既不辨其地理位置,也不知其政风民情,更不用说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政治思想和制度。社会经济一蹶不振:农业:1840年,中国千年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改变,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台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工业:中国只有手工作坊,根本没有近代意义的机器生产的工厂。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中国纺纱女日纺纱5至6两,至多10两。(在欧美,蒸汽动力已普遍应用。如英国,1815年有15000台共375000马力,到1840年,英国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中国年产铁只是法国的1/10、英国的1/40。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日产1000绞棉纱。)铁路运输:1840年世界铁路总里程为9000公里,而中国根本不知铁路为何物。即使开关之后,不少中国人也视铁路为"不祥之物"而力谋禁绝。科技:明朝之前,世界上的重要发明制造和科学成就大约300项,中国就占175项,占57%以上。经过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大大落后于西方。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落后了几近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科学知识才艰难而缓慢地被介绍到中国,为部分中国人所了解。总之,闭关政策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使中国在世界大变革的潮流中闭目塞听,不求进取,导致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方面远远地被甩在世界文明的后面,终是遭人掳掠,受人欺凌。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主要与英国进行相互贸易。英国资本家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与梦想,但实际的贸易状况令英国很失望。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前,机器工业产品很难找到市场;清政府对中外贸易限制严格,使英国资本家在中国市场屡屡亏损。中国的茶叶、生丝、瓷器等商品却在英国市场上大受欢迎。以茶叶为例,从18世纪后半期,英国市场茶叶需求逐年上升,茶税也成为英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使得中国在对英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地位。英国资本家为打开中国市场,费尽心机,终于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鸦片,学名罂粟,别名阿芙蓉,俗称大烟。具有强烈的兴奋麻醉功能,吸食成瘾,会使人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1773年,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以鸦片专卖权,正式确立了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侵略政策,开始“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从此,英国鸦片贩子无视清政府的禁令,不择手段,大肆从事鸦片(武装)走私贸易。19世纪初开始,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也日渐扩大。1800-1820年,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000余箱;1839-1840年,达3.5万箱。鸦片贸易给英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中英贸易也因此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而清政府则由出超变为入超。继英国之后,美国从土耳其、波斯等地向中国输入鸦片,沙俄从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前40年间,外国侵略者运到中国的鸦片不下42.7万箱,总价值在3亿元以上。鸦片泛滥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恶果:首先,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致使国库空虚;银贵钱贱,人民所受剥削大大加重。1821-184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在1亿元以上,相当于银币流通量的1/5。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年白银外流量,达1000万两,接近清政府年收入的四分之一。白银外流的增加,必然使国内白银与铜钱的比价增大,即银贵钱贱。如1794年,白银1两兑换铜钱1000文,1838年是1两兑换1600文至1700文。其次,造成中国工商业的萧条和衰落。当时中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广州和江南更是深受其害。在广州,最富的商人是行商。然而,鸦片战争以前,他们已经叫苦不迭:"近来粤东银两日少,百行生意,转动愈难"。"各货滞销,损多益少。……如遇一货而稍获微利,实近来罕见罕闻之事也。"行商生意困难,累赔不堪,就大量拖欠外国商人的债务,终至破产倒闭。在江南,林则徐在调查了苏州、汉口等地的商业后上奏称:"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阛闠聚集之地……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林则徐的调查所反映的,正是江南地区正当贸易因鸦片泛滥而阻滞的情况。

各级官吏吸食鸦片,使封建政权更加腐朽贪婪。地主、商人吸食鸦片,必然加紧向劳动人民巧取豪夺。据有人估计,鸦片战争前夕,在京城宫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吏胥,更不可以数计。”林则徐认为更为严重。他说,整个社会上,“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天津竟烟馆林立,明目张胆,这正是各级官吏包庇的结果。京、津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加无法无天了。本已腐朽的清政府,经此毒雾的腐蚀,贪风更盛,吏治更坏。他们必然把由鸦片造成的一切耗费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使本已沉重的封建剥削更加沉重,人民平添几分辛酸和血泪。烟毒自上而下弥漫,使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摧残。"凡吸烟之人,不耐劳苦,筋力减也;不能振作,精神颓也;不思久远,心术坏也。图片刻之安,不问来日;贪一身之适,不顾全家。";由于吸食鸦片,"昔之上农夫,浸假变而为惰农矣;又浸假变而为乞丐,为盗贼矣"。有外国人统计,自鸦片输入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由原来的3%下降为1%,许多地方志也有鸦片使人口下降的记载。连英国人也承认,鸦片贸易比奴隶贸易更为残酷,因为奴隶贸易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奴隶的生命,且没有败坏奴隶的品格,没有腐蚀奴隶的灵魂,而“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总之,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充分暴露出侵略者的凶残本质。面对鸦片泛滥造成的严重恶果,清政府统治者在经过于一番痛苦的思索和激烈的争论后决定严禁鸦片,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壮举把这场禁烟运动推向了高潮。

英国侵略者以销烟为契机,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鸦片战争开始,到1842年8月结束,历时两年又两个月。英国以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条约规定:中国开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并赔偿英国2700万两银元(包括《广州和约》向英军交纳赎城费600万银元)。此后不久的《虎门条约》,英国又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居住及租地权。英国所取得的权益,极大地鼓舞了美、法等国侵略者,他们趁火打劫,纷纷效尤,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浦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实现了他们打开中国市场的梦想。第一次鸦片战争把中国从独立的封建社会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第一批不平等条约,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贪欲的膨胀,原来武力比通商贸易更能迅速地获取好处!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12年后条款稍可变动的规定,联合美、法提出全面修约要求。英国本拟立即挑起战争,但因英国正和俄国交战,无暇东顾。1856年,英俄战争结束,英国、美国、法国在重提修约遭到拒绝后,悍然对中国发起了侵略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战争中,英、法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广州,英军抢掠布政使衙门库银22万7千两,并对广州实行殖民统治。天津,“数百村镇,无小无大,尽遭掳掠,杨村、蔡村、安平、河西务最为富庶,皆荡然矣。马头一庄,千数百家,毁为平地。”北京,侵略者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洗劫后纵火焚烧。圆明园被焚毁后,英法侵略者提出了他们的侵略要求,并扬言,清政府如不接受,他们将以对付圆明园的方式焚毁北京城内的宫殿。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北京条约》不仅使中国开放了更多的口岸,而且割九龙司给英国,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侵略者还取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特权,教会侵略势力从此在中国横行无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扩展到内地,中国的领海、内河、海关、贸易、司法等主权进一步丧失,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从此更加沉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沙俄趁火打劫,侵占了中国北方大片领土。1858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进犯京津之际,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60年11月,俄国继英法之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沙俄由此又获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40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1864年,沙俄又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把中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总计霸占中国领土144万多平方公里。19世纪后期,外国侵略者又制造了一系列边疆危机,以掠夺新的侵略特权。沙俄又霸占了中国西北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使西南门户洞开;法国通过中法战争不胜而胜,霸占了中国的藩属越南,把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西南,还攫取了通商和筑路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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