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新史 第二章 纵横捭阖 第二十九节 风暴

秦时竹 收藏 10 27
导读:二十世纪新史 第二章 纵横捭阖 第二十九节 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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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11年的中国政治,笼罩在风雨欲来的惶恐中。各省谘议局为预算案,与督抚争得不可开交,影响力最大的江苏谘议局竟至议长、副议长以下全体议员宣告辞职,弄得总督张人骏、军机首辅奕劻都感到手足无措。朝廷宣布国会缩改于宣统五年召集,比原规定提前三年,此举虽然平息了保守立宪派们的不满,但无法平息百姓的怨声和列强的贪婪,更无法平息由之而生的革命的怒潮。大部分立宪派和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仍不满意,奉天、直隶等省曾组织更为激进的第四次请愿运动。清政府报以赤裸裸的镇压措施,竟将在天津组织请愿活动的一个女学堂的校长温世霖谴戌新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愤怒。梁启超曾断言,将来历史上决不会有“宣统五年”这一名词。许多人也都认为,要开国会,就在这一两年内,过此一两年,恐再无开国会的机会了,足见当时人们忧愤迫切的心情。

革命党则直接以武装起义为回应,从七女湖到镇南关,从云南河口到黄花岗,到处是革命者点燃的烽火。4月8日发生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4月27日,更发生震动中外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八十多位英年有为的青年志士壮烈牺牲。这一系列悲壮事件,既表现了革命党人矢志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决心,也预示了腐朽的清政府即将被埋葬的历史命运。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已是千疮百孔,连许多立宪派也感到了革命的不可阻挡,转而与革命者互通来往,并进而改变立场。余下的立宪派,以张謇、梁启超为首,准备为实现立宪防止革命做最后一搏。

3月间,福建谘议局提议,要求根据形势的需要,提前召集第二次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上届联合会委托担任通信联络的湖北谘议局将其提议通报各省谘议局,得到热烈响应,遂决定于5月初,邀集各省谘议局所推代表齐集北京,至5月8日,如多数谘议局代表到京即行开会。结果各省谘议局代表除谘议局尚未成立的新疆之外,只有广东、甘肃代表未到,其余19省代表皆陆续抵京报到,第二届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遂于5月12日正式开会,比章程所规定的时间提早了两个月。

大多数议长、副议长出发赴京时,省会城市都曾有隆重欢迎仪式。欢送会上,人们表达了异常悲壮的情绪,切望此次会议能拿出救亡的办法,各议长、副议长、议员代表们不能不感到付托之重。以父老嘱托之重,而未能有实际的效果表示出来,他们自然会有沉痛悲凉之感。但这些议员颇不乏有政治头脑、政治经验者,他们并非以为几十个议员,几十天的会能解决什么问题,能制造出何种奇迹。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抱万一之希望,向清廷呼吁,力求对他们有所惊醒。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为改造现政府,推翻现政府做舆论的功夫。为此,在召集联合会的同时,即向各省谘议局、各地商团、各自治团体做联络,动员他们尽力活动,尽力向中央施压。

就在各省谘议局代表陆续抵京,行将开会之际,毫无悔祸之心的清朝廷竟于5月8日、9日两天连续抛出了两项极不得人心,极令各省谘议局议员和全国绅民愤慨的决策:一是成立以贪鄙弄权,臭名昭著的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一是宣布将原准绅民集股筹办的干线铁路收归国有。前者令立宪派根本怀疑清廷将立宪的承诺,因而准备要为争取立宪做最后一搏。后者则关系到千百万绅民身家利害,因而惹起众心反侧。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势必表现出强烈的与朝廷对抗的色彩。


1911年6月4日(也是六四),在京的立宪派成立了宪友会,并将政纲宣布于外。标定“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具体政纲:“(一)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二)整饬地方政务;(三)讲求社会经济;(四)研究国民外交;(五)督促职责内阁;(六)提倡尚武教育。”

显然,宪友会的政纲,表面是相当平和的。但《时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却对此作了耐人寻味的解释。它说:“反复推寻,然后知该党发表之政纲不过表面上之揭橥,至其中所难言者,则留俟明眼人善为体会之而已。夫国家自身不能自卫人民,而至人民之自卫,则人民亦何乐有此国家?”《国风报》在报道宪友会成立消息时亦说,他们“对于时势有一种紧迫自卫之意,盖起草者别有苦心也”。

同时出笼的还有一份报告书,称政府之借债政策、改定币制政策、兴业政策、铁路国有政策,其实皆是亡国政策。因为决策者们“国法不问,国权不问,国民不问”,“引外人以抵制百姓”,“以遂其私”。特别指明,其铁路国有政策“不外借债亡国政策,实一铁路外有政策”。报告书还指出,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外延宕与退让两途”,实是“媚外政策”。报告书总括言之,谓“人民希望宪政之心日益高,政府所持之政策乃日见其不可恃”,“吾人民之希望绝矣”。

立宪派的主流从过去立足于朝廷俯顺舆情,实行立宪,表现了对清廷的依赖和眷恋;而现在已经是立足于扩大自己的实力,对清廷已经没有了多少感情。其中有些人甚至已准备有机会就要叛变清廷。这固然说明了立宪派的投机性,但却是他们内心思想的真实转变。

不论你信不信,东三省“人民之友”的代理主席秦时竹病了,病得还很重,重到连新任总督大人来都没去迎接。外面都说他是感染了风寒,而实际上他暴走于各种力量之间。首先是洮南的新募集部队,欠发军饷的事曾经引起不小的波澜,他要挟锡良成功后,部队对他的信赖和忠诚更加深了一分,孙烈臣就公开表示,“朝廷?朝廷算个什么东西,要不是秦大人,咱们早饿死了!”有时候,不识字也有不识字的好处,大多数新募集的兵员都是文盲,由于备战的需要,这些士兵没有象以前那样接受文化教育,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一个原则――谁对他们好,谁关心他们,他们就跟谁走!中国的农民是最质朴的,只要你把他当人,他绝对愿意给你当几回狗。

秦时竹去各个部队串联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停止复员同时招募新兵,话不能说得太赤裸裸,只能说现在用人之际,老兵等把新兵训练完了再解甲归田。老兵自然喜上眉梢,每月包食宿再外加7个大洋可不是哪里都有得赚的。各营的管带全部是秦时竹多年的亲信和部下,大多心领神会,谁也没有不同意见。一句要把部队带好的话就造成了子弹消耗量翻番的结果。

秦时竹当然没有忘记报馆,这两天报纸可热闹了,因为一点都不愁新闻――5月14日,长沙举行万人大会,决议拒外债、保路权。两日后,长沙筑路工人万余人游行示威,抗议铁路国有政策,提出罢市、罢课、全省抗缴租税的号召;20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遭国人痛骂;6月6日,广东千余人开会,决议保路,通电湘、鄂、川,呼吁相互支持;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成立“保路同志会”。柳亚子、邵飘萍和马叙伦唯恐天下不乱,天天放炮,《奉天日报》销路日涨。秦时竹的到来他们又是高兴又是发愁,高兴的是领导来视察工作了(他们都是“人民之友”的理事),发愁的是可能又要来阻止他们写“过激”文章。谁知秦时竹只是勉励了一通,让他们顺应时代潮流,多介绍外省情况,并且暗示可以攻击“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政策”,同时要他们多宣传一下“人民之友”在这次抗击鼠疫过程中的情况。“好好好,就按主席说的方针办!”马叙伦觉察出了指导思想的改变。

重点还是放在了辽阳公司,首先考察飞机制造。冯如介绍来了两个新人:厉汝燕,1909毕业于英国伦敦纳生布敦工业学校,立志从事航空事业,后来入英国布里斯托尔飞机制造厂学习相关的制造和驾驶技术,经皇家航空俱乐部考核合格,获148号飞行师证书;潘世忠,1904年去法国留学,先后就读于里尔机械专门学校和兰斯迪伯特飞行学校,获得国际航联飞行证书,既懂技术又会飞行。现在从人员上来说,算是美国系、日本系、欧洲系三足鼎立了。以冯如为首的美国系设计了一款新型飞机:马力100匹,实用升限1800米,最大航速130公里每小时,续航时间100分钟,可以携带四枚20公斤的炸弹;刘佐成为代表的日本系搞了一架侦察机:马力120匹,实用升限2100米,最大航速168公里每小时,续航时间两小时,不能携带炸弹;新来的欧洲系还没有造成飞机,不过目前正在尝试安装机载武器。秦时竹和陆尚荣连声说好,应冯如的请求,将两机分别命名为“雀”式和“鸽”式。他们心里很清楚,虽然有何峰的图纸帮忙,但没有懂技术的人去做,图纸永远只是图纸。

考察的第二站是军火制造,辽阳公司的炮钢、枪管钢完全可以和德国的克虏伯公司相媲美,奉天制造局所有的材料都是这里提供的。在这里,主要生产60MM和82MM口径迫击炮,陆尚荣悄悄地说:已经各造了120门和40门,预计到十月份可以达到200门和100门,在太平镇上生产弹药,准备储存20个基数的弹药;除了迫击炮外,这里还制造炮栓和枪栓,到时候只要和制造局的其他部件一搭配就能使用。秦时竹很满意,只是提醒他注意保密。

第三站是机车厂,自从连通了到南满铁路的支线和建成了新民到阜新的铁路。辽阳公司也插手机车制造和修理,秦时竹看见的便是仿制美国在1913~1924年才能制造的MA7型机车,全长20666毫米,构造速度每小时80公里,模数牵引力188千牛,轴式1—4—1,中国的技术人员管它叫“游龙”,这是个重几十吨的大家伙,却可以在铁路线上运行自如,阜新的煤就是靠着这个大家伙才源源不断地拉出来的。旁边的有几节车皮,大部分都是新的,小部分旧的是进厂来维修的,他们将承担今后主要的运输任务。

第四站是拖拉机厂,周氏兄弟在现场有条不紊地指挥、协调。陆尚荣嘿嘿一笑,“大哥,我让你看个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秦时竹记得好像没特意吩咐过什么。

周文贵陪同他们到了一间仓库,陆尚荣掀起油布的一角,露出了个黑黝黝的大家伙。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原来是个铁柜子。”秦时竹没好气地说。

“铁柜子?大哥你再看。”周文贵已经一溜烟不见了。正纳闷的时候,轰隆隆的声音,那大家伙居然动了起来,径直开到了外面。

“不会吧?装甲车?”秦时竹失声叫了起来。方方的铁柜下面还有八个轮子,四周也有一圈铁板围着,铁柜被封得严严实实地,但前面有一段是镂空的,旁边还有几个小孔。

“秦统领,这是咱们厂生产出来的,全部用锰钢板做成,前面和上面的厚一寸,其余的都是半寸厚,里面能坐三个人,还可以放一挺重机枪。这个应该是刀枪不入了吧,陆统领做过试验,在一百步外,任何子弹都打不穿。”

这是自然,秦时竹心里暗想,这正面装甲有33MM,都超过了轻型坦克的厚度了,一般的子弹当然对他只能是挠痒痒,只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这个笨重的东西和装甲车联系起来。

“大黑,这似乎也太难看了点吧!再怎么样前面也不能搞成四方四正的,有点斜度才好……”他差点想说我们见过的装甲车哪有长成这样的,想到周文贵在旁边,他硬生生地将后半句咽了下去。

“没事。万事开头难嘛。”陆尚荣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又说:“已经让他们按新的图纸改进了。”

“对对,大伙正在改呢。”周文贵赶紧说,“刚造出来,我也不满意,后来转念一想,哪有一开始就很出色的呢?以后慢慢会好的,请两位统领放心!”……


最后自然是去看望飞艇突击队,两人边走边谈,“大黑,你的油料可要多准备一些,到时候进口恐怕不够。”

“放心吧,我把油库建成了,能存放1000吨呢,我搞了两座,一个是柴油,另一个汽油,真要打仗的话应该够了。”

“还是多准备一点的为好,反正以后也要用的,相应不能自造的配件和润滑油也要多弄一些。”


在北大营的制造局里,何峰正向他介绍情况:“克虏伯75MM的山炮和野炮都已经开发成功了,现在正在批量生产。这大口径火炮生产果然有些难度,要经过汽铸自由锻,再经车、钻、膛、拉线,才能成品,稍有不慎就报废,一门炮少则400公斤,多则半吨,一报废就只能回炉。再成型时又要检验钢材的牵力、挤力、折力,否则要炸膛的,所以产量不高,一切顺利也要三天才能成一门。”

“那枪呢?”

“毛瑟1898式的生产比较顺利,开足马力的话,可以日产40杆,现在还生产部分1888式,我打算逐步缩小这部分产量,等九月全面转产。”

“还有什么情况没?”

“杨宇霆、韩麟春和杨文铠这几个日本士官学校生今年九月毕业回国,赵尔巽安排他们做我的助手。”

“哦?!”秦时竹有些惊讶,“杨宇霆我自然知道,这另外两个有什么作为?”

“韩麟春是后世大名鼎鼎的‘韩氏步枪’的研制者,杨文铠好像研究机枪也挺出名。要不是制造局现在是三大兵工厂之一,他们几个还不会到这里来,咱们在无形中已经改变了历史。”

“这几个人,尤其是杨宇霆来了后一定要小心……”


一圈走马观花后,秦时竹才去拜见赵尔巽,总督大人一看他来了,高兴地放下手里的工作来谈话:

“真是对不住大人,本来大人上任时应该远郊迎接的,只是我这身体……”秦时竹首先是请求恕罪。

“不碍事,不碍事!你的心意我领了,咱们又不是初次相识,不必生分。”赵尔巽很客气,“听说现在你老泰山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了?”

“那全靠大人的关照啊。”秦时竹对赵尔巽是有感情的,说的也很诚恳。

赵尔巽笑眯眯地摸了下胡子,“复生过谦啦,听熊希龄说,前段时间闹得很不愉快,可有此事?”

“不瞒大人说,锡良总督处处给卑职难堪,时时掣肘,军饷百般拖欠,军械分毫不给,一有利益全是他的心腹陈宦独享,一有差遣就是下官的职责,他督东省两年,卑职是年年忍气吞声。那比得大人当年这等器重、赏用,就是徐世昌大人也不曾另眼相看过……”提起这,秦时竹吐出了一肚子苦水。

“过去的就算啦,现在我不是又回来了嘛!你尽可以大展身手。”赵尔巽安慰他。

“唉,一言难尽啊,当年卑职发誓,要保大人做东洋大臣,入军机拜相,谁知岁月蹉跎,一晃五年,还是没有让大人遂愿啊,想来心里十分有愧。”秦时竹赶紧表示对赵尔巽的忠心。

赵尔巽很得意,这个部下还是很忠心的,无论自己在何地为官,逢年过节必定会派人来送礼,五年不曾间断,远不是别人那种人一走、茶就凉的态度(他当然不知道秦时竹早知道他还有回奉天的那一天)。

“你来得正好,眼下有个棘手的事需要你出面协调一下。”

“不知大人有何吩咐?”

“听说新洮铁路公司成立了保路同志会,眼下闹得很凶,我知道你家也有股份,是不是可以出面去说服劝解,让他们散了如何?”

“哎呀,这个可难办了。”秦时竹面露难色。心想,这就是我暗地授意让他们组织起来,怎么会听你一说就让他们解散呢?“不过,我可以出面让他们节制一下影响,不要太过火了。”

“那先就这样吧。”赵尔巽也是叹了口气,“朝廷王法,朝令夕改,“干路国有”着实难以服众,从情理来说也实在怨不得这些绅商。”他是个明事理的人,不会看不出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大人英明,高堂之上,俱是尸位素餐之人,要是大人掌得中枢,哪会如此不可收拾……”秦时竹趁机灌迷魂汤。


与赵尔巽怀柔的手段不同,他那当四川总督的弟弟赵尔丰可没有这么好脾气,他曾任川滇边务大臣,以滥杀著称,人称“赵屠夫”,赵尔巽空了四川总督的位置后,他便被推荐成为署理总督。但由于种种事故,7月下旬才出发,到了雅州,又遇到河水泛滥,耽搁了几天,等他赶到成都的时候,已经是8月2日了。四川的保路运动早已轰轰烈烈的闹了起来,8月5日,召开了特别股东会,提出了《遵先朝谕旨,四川川汉路仍归商办意见书》,要求1、质问邮传部(特别是质问盛宣怀的卖国行为);2、吁恳代奏;3、提回存款。赵尔丰本人新来不久,提不出道道来,大发雷霆过后,事情就僵持在那里,和他唱对台戏的是谘议局的正副议长蒲殿俊和罗纶。

在北京的盛宣怀和端方没有感受到压力,反而密谋策划强收川汉路权,他们商议的结果自然就是一是收买,二是惩办。8月19日,清廷下旨:钦派李稷勋(原邮传部左参议)总宜工,并饬川督将所有川款查明,实力奉行(意思就是说我要动手啦!)。接到这个上谕,连赵尔丰如此精明强悍也不敢公开发布,只敢跟几个立宪派首脑商议,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发表,否则众必大怒”。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宜昌方面得到了消息,8月24日,成都也得到了消息。特别股东会放弃了原有的休息日,召开紧急会议,会场上一片哭、喊、叫、骂、捶胸、顿足之声,秩序大乱。街头出现传单“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不缴纳”。更妙的是,立宪派想了个绝招,为了动员更多群众,在主要街道中心扎了“皇位台”,供起了光绪皇帝的牌位,上写“庶政公诸舆论,川路仍归商办”,要求在灵位面前“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这么一来,赵尔丰连镇压的借口都找不到,只能连连告急,同时封锁消息。

北京城里的内阁是有矛盾的,度支部载泽、邮传部盛宣怀以及端方等是力主强硬镇压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认为载泽有觊觎自己总理地位的野心,唱起了反调,站在两派中间的摄政王载沣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这家伙除了拿袁世凯开刀时还有一点果断外,从来没干过爽爽快快的事)。成都的赵尔丰面对全省罢市怒潮,焦躁不安又束手无策。更要命的是,中央的分歧也反映在地方上,成都将军玉崑是奕劻亲信,自然也跟着反对载泽、盛宣怀,牵制着赵尔丰(说明咱们老祖宗的山头主义确实学得很溜)。

从8月30日到9月5日这几天中,以盛宣怀、端方为代表的极端反动势力和为破约保路的四川人民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接近短兵相接的阶段。赵尔丰夹在两者之间,两头受气,内阁斥责他“庸懦无能”不能“严行镇压”,准备派重臣入川查办他,并“治赵尔丰应得处分”,而股东会表态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买卖田房、不认外债分厘,除由谘议局向资政院呈送外通电全国,也让他狼狈不堪。其实四川民众对于赵尔丰倒无多少恶感,并且计划在取得某种条件后,相机取消罢市。然而,赵尔丰已经接连受到申饬,感到了自己地位的危险,不想再“为民请命”了,而准备镇压,特别是得到清廷派端方带兵查办的消息后,走出了最后的错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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