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智的决定杀马謖

倾尽蜀国全力,声势浩荡,进兵顺利的第一次北伐,以街亭咽喉小径的失守而告吹。不但2万5千精兵主力尽丧,就连当时的大好形势也已去不復还。归根究底,还是错在了马謖的自大狂妄、纸上谈兵之上。


第一次北伐出於魏军準备不足,主将能力有限原因,蜀军的前进是相当顺利的。直到司马懿领兵增援之前,蜀军在蜀魏边境之上的优势还是相当明显。就算相持,当时的蜀军也有了三郡根本可持。虽然强敌司马懿领兵增援,友方孟达一军也被迅速剿灭,可是如果按法推进,以当时蜀军的气势以及当时的情形,继续相持甚至再深入也是绝对有可能的。而最终导致了蜀军伤亡惨重、北伐完全流產的罪魁祸首,便是马謖所把守的街亭失守。街亭者,如诸葛所说,是当时蜀魏两军必争的要道。而对於马謖的请战,演义有了以下记载:


孔明大惊曰:“孟达作事不密,死固当然。今司马懿出关,必取街亭,断吾咽喉之路。”便问:“谁敢引兵去守街亭?”言未毕,参军马谡曰:“某愿往。”孔明曰:“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汝虽深通谋略,此地奈无城郭,又无险阻,守之极难。”谡曰:“某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岂一街亭不能守耶?”孔明曰:“司马懿非等闲之辈;更有先锋张合,乃魏之名将:恐汝不能敌之。”谡曰:“休道司马懿、张合,便是曹睿亲来,有何惧哉!若有差失,乞斩全家。”孔明曰:“军中无戏言。”谡曰:“愿立军令状。”孔明从之。谡遂写了军令状呈上。孔明曰:“吾与汝二万五千精兵,再拨一员上将,相助你去。”即唤王平分付曰:“吾素知汝平生谨慎,故特以此重任相托。汝可小心谨守此地:下寨必当要道之处,使贼兵急切不能偷过。安营既毕,便画四至八道地理形状图本来我看。凡事商议停当而行,不可轻易。如所守无危,则是取长安第一功也。戒之!戒之!”二人拜辞引兵而去。


只要能守住街亭,便是取长安的第一功,可见诸葛亮对於街亭的看重。而马謖是他所倚重信任的参谋,虽然没有行军经验,可是诸葛亮也希望马謖可以在战火中成长。為保万无一失,诸葛亮还是一再吩咐,所派的副将乃稳重的王平,又吩咐了下寨的秘诀。按理说,只要马謖按照诸葛亮的吩咐,是必定无碍的,更何况演义随后的记载,也説明诸葛亮对於派马謖,有了多重的保险措施:


孔明寻思,恐二人有失,又唤高翔曰:“街亭东北上有一城,名列柳城,乃山僻小路,此可以屯兵扎寨。与汝一万兵,去此城屯扎。但街亭危,可引兵救之。”高翔引兵而去。孔明又思:高翔非张合对手,必得一员大将,屯兵于街亭之右,方可防之,遂唤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后屯扎。延曰:“某为前部,理合当先破敌,何故置某于安闲之地?”孔明曰:“前锋破敌,乃偏裨之事耳。今令汝接应街亭,当阳平关冲要道路,总守汉中咽喉:此乃大任也,何为安闲乎?汝勿以等闲视之,失吾大事。切宜小心在意!”魏延大喜,引兵而去。


由此可见诸葛亮对於街亭的看重,对於派马謖把守,谨慎的诸葛亮还是有了很多的保护措施。而马謖的工作,更多的是手板眼见的工夫,只要遵从诸葛亮的指令行事,是绝对可以达到守住街亭,不让魏军飞渡的战略目的的。可惜马謖没有,最终酿成大祸,导致了第一次北伐的流產。虽然说对手是闻名的宿将司马懿,可是只要战略得宜,安排合适等等元素的配备,身為主将的只要严格按照战略部署而防守,是还可以抵挡的。更何况当时马謖要战略的话已经有诸葛亮为之谋划,要兵将的话有王平等25000精兵,更兼魏、高两支援军,要补给装备相信也是相当充足的。可以説是万事俱备,诸葛亮要的只是一个将领在这裡坐镇而已。既然防守可以得宜,身為主将的马謖却自作主张作出违背原来计划的决定,岂不该斩该杀?

演义关於斩马謖的记载如下:


忽报马谡、王平、魏延、高翔至。孔明先唤王平入帐,责之曰:“吾令汝同马谡守街亭,汝何不谏之,致使失事?”平曰:“某再三相劝,要在当道筑土城,安营把守。参军大怒不从,某因此自引五千军离山十里下寨。魏兵骤至,把山四面围合,某引兵冲杀十余次,皆不能入。次日土崩瓦解,降者无数。某孤军难立,故投魏文长求救。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某奋死杀出。比及归寨,早被魏兵占了。及投列柳城时,路逢高翔,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指望克复街亭。因见街亭并无伏路军,以此心疑。登高望之,只见魏延、高翔被魏兵围住,某即杀入重围,救出二将,就同参军并在一处。某恐失却阳平关,因此急来回守。——非某之不谏也。丞相不信,可问各部将校。”孔明喝退,又唤马谡入帐。谡自缚跪于帐前。孔明变色曰:“汝自幼饱读兵书,熟谙战法。吾累次丁宁告戒: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

之命,领此重任。汝若早听王平之言,岂有此祸?今败军折将,失地陷城,皆汝之过也!若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汝今犯法,休得怨吾。汝死之后,汝之家小,吾按月给与禄粮,汝不必挂心。”叱左右推出斩之。谡泣曰:“丞相视某如子,某以丞相为父。某之死罪,实以难逃;愿丞相思舜帝殛鳐用禹之义,某虽死亦无恨于九泉!”言讫大哭。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左右推出马谡于辕门之外,将斩。参军蒋琬自成都至,见武士欲斩马谡,大惊,高叫:“留人!”入见孔明曰:“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曰:“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须臾,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孔明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

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大小将士,无不流涕。马谡亡年三十九岁,时建兴六年夏五月也。


街亭的失守,很多人也会归咎於诸葛用人不明。当然,我也不否认,用马謖,是诸葛亮用人史里面的一个污点,可是细读诸葛任命马謖的相关描述,诸葛亮不单单是委派战略任务,更是手把手地将防守的秘诀、要点等一一指明。事实上按照诸葛亮的安排,无论谁去守也可以确保战略目标的达成。让马謖守街亭,其实诸葛不过是希望锻炼磨练马謖,也希望能有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来完成这个任务而已。加上后面增援的高翔、魏延,把守街亭,无疑是肥缺一般。马謖的失败固然有诸葛亮选材不明的成份存在,可是如果马謖能够坚决地完成诸葛的战术安排,后来又怎么会有诸葛用人不明的言语冒出呢?马謖自作主张,无疑是负担这次责任的人。例如一个机器,在所有零件都安全地运作的情况下,其中一个齿轮却突然脱节,导致了运作出现了失误。这并不是其餘零件的错,也不是员工本身操作,更不是机器本身设计的错误。只能是这个齿轮的失误,而要更换要淘汰的也只有这个出事的齿轮而已。又例如一个项目,作为主管的安排了一个任务,而这个安排佈置并没有错误。而作为下属的却因为私人的原因做错了,导致整个计划的流產。作为下属的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更加违背了上意,本来就形同违反军法,当斩!当然,作为策划者的,也应该负上用人不明的责任。而事实上,诸葛亮自己也自贬了三级,这是后来的北伐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説明了这次失利的严重性。

首先这次北伐是蜀国倾尽所有发动的第一次进攻。也是魏国最没有準备的一次,更是蜀国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因为马謖的错误丧失了唯一的一次大好机会,这个责任是巨大的,更是不可挽回的。

其次就是蜀军损伤惨重,不但马謖25000精装大军覆灭,其餘各军除了赵云部队之外都受到了损伤,可以説是一次大溃败。这样的大溃败在诸葛北伐史上,也是仅有的一次。蜀汉向来都是小国,以举国之资对抗强大的魏国,必须通过各种途径避免本身实力的损伤,保存实力以便继续战斗,这样的溃败无疑是损伤了蜀国的根本,这个责任,也是无比巨大的。

导致了这么巨大的损失,这样巨大的责任,必定在整个蜀国引起轩然大波,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国内的不稳定不但会引来外敌的入侵,战争的失败也损伤了蜀汉的根本,拉远了蜀魏的距离。这样一个巨大的责任,无论压在谁身上都必定能把人压死。这个时候的蜀国,必须有一个相关的人来肩负起这个责任,以便立刻将混乱、不安、舆论止住。而无论从承担责任的角度上来看,还是单单政治上来看,马謖的死,都是必然的事情。


其实在当时这个状况下,与这个责任有直接联係的,也就是马謖以及诸葛亮。要分析杀马謖是明智与否,就要分析这个决定,能否维护利益甚至争取更大的利益。倾尽全国之资的北伐最终流產,无论是谁错,出现了这么大问题,都需要找到一个人出来承担起责任。一场这样的败绩,不是随随便便一两句就可以带过的事情。几万将士的生命还是需要有人承担。而直接关联的马謖和诸葛亮,便是肩负这个责任的两个候选人。一个是错在了用人之上,一个是错在了执行之上。如果你是当时蜀汉后宫里坐著的阿斗,你会选择杀谁呢?

失去了马謖这个参谋人才固然是有一定的损失,可是为了救马謖而失去了蜀汉的精神领袖诸葛亮,这个交易似乎是不划算的。从政治层面看来,就算诸葛亮、马謖双方的责任相当,甚至诸葛亮要肩负的责任更加巨大,杀马謖而谢天下,都是必然的选择。更何况,当时的情况是马謖违反了军法,导致了整支蜀军的惨败?

杀马謖,是明确军法,杀了第一次北伐的罪人,明确告诉全国,北伐一定会坚决进行,任何犯罪者一定会得到严厉惩罚。而其后準备奖赏赵云,也充分告诉国人,有功者将会得到奖励。如此一来,一个实例换来了整个国家的肃然,国法的宣扬也让以后的事务进展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潜在威胁的解决也让蜀汉的繁荣安定不至於动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对比一下两个的利弊,我们可以决定,谁更明智:


杀的利:

1,诸葛的领袖地位不变。

2,蜀汉国内稳定下来。

3,明法度,有利於其后的北伐。


杀的弊:

1,失去了一个参谋人才——马謖。


不杀的利:

1,保护了一个参谋人才——马謖。


不杀的弊:

1,蜀汉国内不稳定,引起一定异见。

2,战败没有责任承担者,影响统治威信。诸葛受到严惩,蜀汉失却一个领军人物。

3,法度不明,蜀汉以法立国,赏罚必信的根本丧失。



不论是出於责任大小的考虑,还是出於政治上的考虑,马謖的死都是必然的结局。无论说他是罪有应得也好,代罪羔羊也罢。在当时蜀汉的这个环境底下,杀马謖,是不得已之间,最妥当、明智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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